總而言之，在甲午剛過後的一段時間里，好像一陣驚雷閃過，不知所措的鳴蟬一齊失了聲，頑固派的聲音頓時稀少了。不是沒有頑固派存在，也不是這些人不想發表他們的政見，而是他們一時不知說什麼或者怎麼說才好。正式的變法還沒有開始，是不是觸犯了他們的既得利益還得等等看看。更何況從掌握實權的「鐵娘子」西王母（維新派這樣稱呼慈禧），到名震一時的地方大員都表示過中國需要改變，那麼，即使心裏再茫然失措，再不情願和看不慣，也只好迫於情勢而知趣地三緘其口了。

在《馬關條約》換約當天，光緒首先在張之洞要求再戰的奏摺上發出了希望革故鼎新的信號，他沉痛地批道：「嗣後我君臣上下，唯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于練兵籌餉兩大端實力研求、亟籌興革。毋生懈志，毋騖虛名，毋忽遠圖，毋沿積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于內外諸臣有厚望焉。」接著，又部分地採納胡燏棻、康有為等人的意見，發布施行修鐵路、鑄鈔幣、開礦產、立學堂等十四項新政的上諭，要求各省「悉心籌劃，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之內，分晰復奏」。

再看看滿朝文武和地方督撫。這段時間，大臣們上書表達對時局看法的很多，程度不同地要求朝廷革弊更新。有像張之洞、胡燏棻九_九_藏_書、陳熾這樣直接要求變法自強的，雖然內容上只是洋務運動的擴展。還有些只表示要某幾個方面革新更張的，像榮祿之於兵備和武學考試，嚴修要求開經濟特科，信恪請開礦務等等。連公認的頑固派徐桐，也有一折要求「興利裁費」。對光緒那十四項新政的上諭，各省督撫的復奏雖然根據各省情況沒有人同意全部鋪開，但執根本反對意見人卻也一個沒有。其他的京官，像張元濟、汪大燮、夏曾佑等人議政于陶然亭者有之，平居扼腕嘆惜者亦有之。當康有為也變成京官之後，空氣更為高漲，羅振玉回憶說，自康有為入都之後，「遂如春雷之啟蟄，海上志士，歡聲雷動，雖謹厚者亦如飲狂葯」。

皇帝的變化是最顯眼的，在損師喪地，國運大衰的政治前景下，帝室神秘的面紗再也罩不住那高高在上而又焦慮無助的心靈。熟讀書史的年輕皇帝，眼睜睜看著前代一個個亡國之君的下場似乎就要重演，一直生活在超級「女強人」陰影之下的懦弱皇帝，突然之間，愛新覺羅家族不甘無所作為的基因開始起作用，「乖孩子」有點不聽話了，他要自己做點事情，以改變清朝，改變中國，也改變他自己。在光緒幾次向西太後傳遞了不願做亡國之君的信息后，也在看馮桂芬《校芬廬抗議read.99csw.com》的西太后終於答應放權。得到口頭授權的光緒帝一面如饑似渴地纏著懂西學的大臣問東問西，拚命地要求總理衙門將他所知道的可憐的西學、「東學」的書籍送進宮來。一面向臣下放出銳意變法的空氣。「自日一戰而後，中國割地賠款，蒙莫大之恥厚。光緒帝方如夢之初覺，慨然以發憤自強為己任。故中日戰前與戰後之光緒帝不啻判若二人也。」多次出過洋的張蔭桓，屢受召見，張向有「曉然歐美富強之機」的名聲，「每為皇上講述，上喜聞之」。時任總理衙章京的張元濟回憶說：「光緒喜歡看新書，常常寫條子到總理衙門要書，這件事都由我經手辦理。那時候黃遵憲做了一部日本國志，光緒指名要這部書看，也是由我取來送進去的。」

梁啟超曾對當時全國的保守派官僚作了這樣的分析，他說這些人可以分為數種類：「其一懵然不知有所謂五洲者，告以外國國名，猶不相信，語以外患之危急，則曰此漢奸之危言聳聽耳，此一種也。其二則亦知外患之可憂矣，然自顧已七八十之老翁矣，風燭殘年，但求此一二年之無事，以後雖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見矣，此又一種也。其三以為即使吾及身而遇亡國之事，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則吾之富貴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論一倡，九-九-藏-書則吾目前已失舞弊之憑藉，且自顧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見退黜，故出死力以爭之，終不以他年之大害，易目前之小利，此又一種也。」這種分析除了有點刻薄和誇張外，應該說還是有道理的，反對維新的頑固派，已少有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立場全由利益走向而定（儒家理想主義精神，已轉由倡新學者來繼承），所以，頑固派雖多，但底氣非常不足，因為連他們自己也清楚，他們的所作所為無非是在牟一己之私。如果不是因特殊的政治情勢而導致了西太后倒向頑固派，反對新政的人實際上連個像樣的領軍人物也推不出來。

戊戌維新期間，嚴復在給光緒的上書中說：「近歲以來，薄海嗷嗷，扼腕叩胸，知與不知，莫不爭言變法，甚且謂中國若長此終古，不復改圖，將土地有分裂之憂，臣民有奴虜之患，民情如是，天意可知矣。」此話多少有點為動「聖聽」的渲染和誇張，但確實也道出了甲午之後中國政壇上的某種政治情景。說「知與不知，莫不爭言變法」可能不太準確，但至少言變的聲音要大大多於說不變的語論。無論立場的進步與落後，開明與保守，有甲午慘敗的事實在眼前，不管怎樣，誰也說不出現狀不錯的自我安慰。只要有心干政，就總會覺得中國是需改變點什麼了。那些冬烘、頑愚的人ｒｅａd.９９csw.com們雖不樂意改變現狀，但迫於亡國的壓力，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求變呼聲面前，也不便於直截了當地出面唱反調，所以，在這段時間里，各式各樣的求變呼聲才是社會輿論（至少是士人輿論）的主基調。

從另一個角度說，到了這個時候，中國執保守態度的士大夫雖然還相當多，但他們中的頑固派再也不能像當年倭仁輩一樣，理直氣壯地提出一大套反對變革的意見。他們既缺乏理論，更缺乏自信。他們的領軍人物或者像剛毅那樣，信口胡言，說出的話除他自己誰也不信；或者像徐桐那樣取阿Q主義，避諱不見，避諱不談。所以，他們也確實說不出什麼來，反對革新，只好從權術與陰謀上措手。

光緒的變化顯然非同小可，自道光以來，幾代君主面對外部世界強大的壓力，雖然沒有一位自甘沉淪，但也沒有一位能像光緒那樣悉力鑽究西學，講求新法，光緒皇帝堪稱是滿清歷代帝王中最懂西學的，而且還是自覺自愿地接受近代原則並按此原則生活的皇帝。張元濟的回憶曾提到這樣的一件事：「甲午戰爭后，中國承認朝鮮獨立，我們放一個公使到朝鮮去，國書由總理衙起草。國書的稿子將大清國大皇帝高一格寫，朝鮮國王低一格寫，光緒用硃筆批在旁邊，說我們已承認朝鮮獨立，不應當低一格寫，斥責總理衙門大臣思read.99csw.com想腐敗。」一次當翁同龢與光緒談及外國人入覲禮儀時，光緒認為可以不按中國傳統，其車馬可允其入禁門。結果翁倒是有點躊躇，說是「不侍請而先予，恐非禮也」。梁啟超、譚嗣同，還包括康有為都不是皇權主義者，譚嗣同甚至對皇權十分反感。但都被光緒的人格，嚴格說來是被光緒由舊轉新的轉變所感動，結果成為光緒堅定的擁戴者。

再看在野士紳。湖南的名紳王先謙、葉德輝等人，幾乎是人人公認的頑固派，但此時對於在湖南興辦洋務，都是支持的，對於興辦輪船公司，還投股參加。王先謙稱《時務報》「為目前不可不看之報」，特意購之發給嶽麓書院諸生看。湖南辦時務學堂並聘梁啟超當總教司，長沙士紳大多舉手贊成，王先謙尤其熱情，「亦稱美焉」。梁啟超初至之時，學堂公宴，王先謙「並謂須特加熱鬧，議于曾忠襄祠，張宴唱戲，並請各紳以陪之」。浙江著名學者孫治讓以公車上書「浙人無與者，竊以為吾鄉之大厚」。並願與「中土志士力持保種保教之念，即無所建樹，亦冀以精神願力鼓動以脫浪，以力挽氣運」。關中大儒劉光，「以講學之儒而治洋務」，改圖求新，孜孜不倦。而像前面提到的張宗祥、蔣方震這樣的千方百計求新知的下層士人，一時間不知凡幾，變化比較快，態度也比較積極的大多為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