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但如此，《勸學篇》還在中西學原本相通的大題目下，一一將儒家經典，《詩》《書》《禮》《易》《論語》《孟子》等等摘出片言要義，說它們分別與西學、西政、西藝息息相通，也就是說，西方的格致、化學、機器、教育、報館乃至紅十字會都可以在中國傳統典籍中尋出根據。也許會令我們某些教科書的編纂者吃驚的是，張之洞在此竟然特意關照了西方的議會制：「周禮，外朝詢眾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論語，眾好必察，眾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義也。」我們不要急於怪張老先生牽強附會，而是要體察此老一片良苦用心，既然議會制都能從《周禮》《尚書》《論語》里找到根據，那麼誰反對它豈不等於非聖蔑教？這種拉大旗，作虎皮的理論實際上我們早在康有為梁啟超那裡領教過了。看起來，這幾年湖北官家的銀子沒有白花，《時務報》和《湘學報》還是讓此老真開了眼，也讓我們在這位洋務派巨子這裏看到了許多似曾相識的東西。後來徐桐指責《勸學篇》「盡康說」，不為無因也。

當然，中國傳統政治的操作者並非沒有聲音的啞人，他們也要在官場上說話（以公文邸報和其他形式，雖然不是演說和答記者問），但是他們的聲音並非（至少不完全是）是他們的心裡話，他們的聲音永遠是策略的奴隸。一個中國傳統的政治家心裏想的事情，甚至於他的理想，不到環境、時機允許的時候他是絕不會吐露半句的，他所說的往往是違心之言，或者說，是合乎當前政治需要的話。

的確，《時務報》館的汪梁之爭，實際上是康梁為首的維新派與張之洞和一部分接近張的開明士人之間的爭論。但是這種爭論，確實談不上什麼路線之爭。民權問題是爭論的焦點。但張之洞對民權問題的態度並非我們想象的那樣深惡痛絕。張之洞對《時務報》的干預主要通過梁鼎芬，而梁鼎芬給汪康年的信中，涉及「民權」的只有兩封（這兩封信頻繁地被論者片斷地徵引），一封是梁鼎芬轉述別人（錢念劬、錢恂）的話，說汪康年本人所作的有關民權文字不怎麼樣，因此勸他「千萬不可動筆，實做經理二字」。第二封提到「周少璞御史要打民權一萬板，民權屁股危矣哉！痛矣哉」！但在此言之前，梁鼎芬信中尚有「以文字真要小心。仆前救康長素，今救簡竹居，他日幸勿有救兩君之事也」這樣的話。毫無疑問，梁鼎芬和他背後的張之洞對《時務報》大談民權是有些不以為然。但是他們反對的態度還是相當委婉的，甚至委婉到了以保護、關心的姿態出之的地步。這並不是文人之間的客氣與虛套，因為梁鼎芬給汪康年的信中也有直截了當的指責，比如當《時務報》刊出徐勤的《中國除害論》時，梁就徑直指責汪：「徐文太悍直，詆南皮（即張之洞）何以聽之？弟不能無咎也。弟自雲不附康，何以至是！」所以，這種語氣、說話方式（借他人之口等）上的委婉，說明了他們對民權說的態度也是委婉的。至少，他們不像那些彈章交遞的御史一樣將之視為大逆不道。其實，就張之洞、梁鼎芬對西方的了解和擁有的西學知識而言，他們不會不清楚民權說在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中的位置，也十分明白這是西方之所以強大，西方制度之所以優越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從他們豐富的政治經驗出發，他們認為民權在現時的中國不宜提倡，更不能落實，也無法落實。他們委婉地勸汪康年與梁啟超少談民權，主要是將之視為政治操作者，從這個角色期待來看，他們的婉勸也是有道理的，宣傳啟蒙家可以宣揚「過高之理」，而實行家卻不行。在彈章交遞的情況下，在政壇立足都成難事，何談變法？梁鼎芬之婉勸，不能說沒有保護保全之意，就在梁鼎芬調侃民權之屁股之後，梁鼎芬又發信向汪康年與梁啟超通報，說有人蔘劾《時務報》，此人姓甚名誰，何方人氏，並恨恨連聲地說：「此事可惜，此人可恨！」並細心地告訴他們二人不要驚慌，而且要保密，免得於報紙的發行與捐款有所妨礙。這種婆婆媽媽的苦心孤詣，如果說是陰謀的話，也陰謀得太婆娘氣，好像不太符合張之洞這些人的身份。再說，如果他們真的要想擠掉梁啟超，何不趁有人彈劾之際順水推舟，然後以張之洞為靠山自起爐灶。這樣豈不幹凈利落不留後遺？

客觀地講，無論是康有為還是梁啟超，都不是高明的政治家，戊戌變法的事情姑且不論，從這兩人以後的政治實踐看，二人所作所為的確沒有多少值得稱道之處，康有為居然沒有看清張勳復辟的鬧劇面目，一腳踏進，當了「復辟禍首」。梁啟超民初熱火朝天地搞政黨政治，連當了袁世凱的工具都不知道，等到他們為袁世凱火中取栗趕走了國民黨，才發現原來他們的舞台國會也連帶被自家一手完結了。後來加入人才內閣，本想一展身手，卻落得個罵名。最後還是乖乖回到他本來就應該去的教育家位置。梁啟超曾說他的老師康有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家。」其實，這也是他自己的寫照。

剛剛從長期的文化優越地位上跌落的中國人，特別容易產生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緒，他們急於扳回失去的分數，比分愈是懸殊，情緒就愈發不耐。中國人什麼都想「畢其功於一役」，康梁想畢啟蒙與改良於一役，孫黃想畢產業革命與社會革命於一役。然而，在近代化過程中，最艱難和最漫長而枯燥的事業就是啟蒙。

中國人在前近代時代的教育狀況據說並不像我們一般想象的那樣慘。據戴維·約翰遜等人的研究，明清時代中國農村https://read.99csw.com成年男子的識字率相當高，「就學者要佔適齡男性兒童的1/3～1/2」。中國農村識文斷字的人很多，因此印刷業也很發達，農村擁有相當多的書籍：善書和曆法書（皇曆）。相反，「在歐洲許多農村地區，直到鐵路出現之前，一直沒有見過印刷的東西。結論是，只有相當少的歐洲人的生活受到早期印刷業的影響，而鄉村的廣大農民以及固執地區方言的人口則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回事」。美國學者伊夫材·S·羅斯基的專門研究告訴我們，晚清中國農村的成年男子的識字率為30%～45%，婦女為2%～10%。又據中國著名社會學家李景漢先生1928年著名的定縣調查，40～44歲年齡組的識字率為22.2%，45～49歲年齡組為20.33%（這兩個年齡組受教育的時間為晚清）。顯然，外國學者的估計要偏高，他們所謂的識字率中的識字者，實際上包含許多半文盲。不過至少說明在清代，由於傳統教育費用偏低和受教育機會相當多，即使貧苦之家的農民也會儘可能讓家中的男孩去識兩年的字。

啟蒙，也可以說是近代教育，它有很多渠道和層次，人們可以通過學校、報刊、小說戲曲等等中介完成啟蒙過程。近代性是它的最突出的特點，失去了這點，就不稱其為啟蒙。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文化（識字）教育，但又與之有關係，也不是通常的社會化過程，也與之有關係。

康梁與洋務派張之洞集團關於《時務報》之爭，以往的論者總將之視為維新變法時期兩種路線的鬥爭，是洋務派欲將變法納入他們軌道的陰謀。甚至把梁（啟超）汪（康年）之爭說成是張之洞趕走梁啟超控制《時務報》的一著棋。現在看來，這樣說顯然是有些過分，「紂之惡，不至若是之甚焉」，因為張之洞是名聲不太好的洋務派，還鎮壓了自立軍起義，就將戊戌政變前的張之洞與維新派的關係說得那麼黑暗以致險惡，其實並不符合歷史實情。

嚴格地說，中國傳統政治是黑幕政治，一般老百姓除法令文告之外聽到的就是聖諭廣訓。進入近代以後，雖說外國人摻和了進來，但是中國政治的運作形式基本上還是老樣子，只有極少數人，如奕訢、李鴻章才在極少的場合與外國記者談過話，而且這種談話也是發表在外文報紙上，中國人絕大多數都不可能知曉。政治依舊是黑幕重重，人們所能看到的，還只是邸報和京報上的官樣文章。

這樣一來，就造成了一種很尷尬的結果，不擅長的事熱心去做，而擅長的事卻又投入精力不多，事實上是兩誤。

先說《時務報》的汪梁之爭。據梁啟超當時的說法，他與汪康年的矛盾有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因為汪經營不善，「銷報至萬份，而猶不免虧空」。二是汪氏仲昆把持報館，重大事務不相通報，「因為經理之人，同居董事之列，而去年一年，報館新來之人六七，未嘗一告，乃至曾敬貽定兩年合同，必不許弟略知消息，且以此市恩于重伯，是弟在報館為僱工人久矣」。三是汪康年對康有為頗有反感，「日日以排擠、侮弄、謠諑、控酷（苦）南海先生為事」。而「啟超之學，實無一字不出於南海」。顯然，第二和第三項的不滿，才是雙方衝突的主要原因。這裏頭既包含了辦報主旨之爭，又包含了汪康年等人對康有為個人為人作風的不滿（有這種不滿的人絕不止汪氏兄弟，當時章太炎也是一個），還有士人中原易產生的地域衝突。羅振玉回憶說，《時務報》主撰述中有人「以私意忿爭，致揮拳相向，杭人某傷粵人某，於是杭粵遂分黨派，漸成水火」。後來，梁啟超回憶這段齟齬時，又把賬直接算到了張之洞身上。他說，當時「文襄（即張之洞。筆者注）以報中多言民權，干涉甚烈，其時鄙人之與文襄，殆如僱用者與資本家之關係，年少氣盛，衝突愈積愈甚」。看來，由張之洞插手的辦報方針上的不一致才是汪梁衝突的最主要原因。汪梁二人的私交並未因此而斷掉，可以證明，二人不和主要是為了「公事」。梁在寫信與汪吵架時也強調此點。「至我兩人十年交情，天下共知。兩人辦事與交情截然分為二事。他日海上相見，杯酒言歡，毫無芥蒂，毫無嫌疑，想我兄亦必許之也」。

應該說，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對於「開民智」即啟蒙是相當重視的，他們也確實為啟蒙做了大量的工作，辦報與興學。變法失敗以後，他們所有的政治運籌都灰飛煙滅，但啟蒙的成果卻對後來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後中國的幾代風雲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過康梁以及其他維新志士思想啟蒙之惠。但是，問題是在當時，變法的政治操作者和變法的思想文化啟蒙者都是同一群人，這樣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兩個難題：一是變法的政治操作與變法的思想文化啟蒙哪個優先？二是啟蒙宣傳的口徑與變法的政治策略會不會相衝突？

《勸學篇》的出台，是張之洞的成功，因為他成功地摘清了他與他曾經熱切讚美過的維新派之《時務報》《湘學報》的干係，他用一堆堆冠冕堂皇的「聖教」「綱紀」「我朝深仁厚澤」的廢話把自己與那些啟蒙的「過激」言論劃清了界限，又恰當地「剽竊」康梁的觀點堅持他的變法本意（《清史稿》說政變后張之洞因《勸學篇》得免追究非事實，沒有《勸學篇》西太后也未必會株連至這位有勢力的疆臣頭上）。而維新派就沒有如此幸運，在變法的政治進程與啟蒙的政治宣傳齊頭並進之時，維新派愈發陷在角色衝突的旋渦之中無法自拔，在越是需要盟友的時候，反倒有越多的有影響的士人被他們的宣傳所嚇走，他們接受不了世界馬上就變成「西化」天地的事實，因此遠遠地避開了去，或者像王先謙、梁鼎芬那樣，從贊同走向反對https://read.99csw.com維新派的行列中去。

無可諱言，《勸學篇》對民權說花了相當多篇幅進行批駁。打了也許不止「一萬板」。這裡有不少是很背時且乏力的議論，如強調「三綱」為「聖道」，因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然而，話頭一轉，他又說道：「嘗考西國之制，上下議院各有議事之權，而國君總統亦有散議院之權。若國君總統不以議院為然，則罷散之，更舉議員再議。君主民主之國略同。西國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隱隱然，對議會制的讚美之意泄于意表之外。雖然給中國留了點面子，說中國君主其尊嚴（也就是威風不小）過於西國，但馬上又說人家「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明擺著暗示中國的九五之尊不過是擺樣子嚇唬人，到動真章時，威不立，令不行嘛！看來，張之洞對民權說的抨擊還是留了一手，不然，怎麼會對與民權相聯繫的議會這樣有好感呢？

張之洞《勸學篇》站的位置是中間，取的姿勢為騎牆，所謂：「……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菲薄名教之心。」各打五十板子，不偏不倚。但是，我們再看下去，似乎天平就傾斜了，騎牆的張之洞就從牆上下來了，一腳踏在了變法者的一邊。就在《勸學篇》序言的結尾，他赫然寫道：「《勸學篇》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為印度，懼為越南、緬甸、朝鮮，懼為埃及，懼為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改用為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這「五知」有四知都是立足於「新者」一邊發出的呼籲，而最後一知，至少從字面看也沒什麼不好的。面對這「五知」四對一的比例，你怎麼能說他是不偏不倚，甚至說他把攻擊的重點放到維新派身上呢？

既然政治啟蒙與實地操作之間的角色衝突會有這麼大的麻煩，那麼有沒有可能設法避免這種尷尬呢？從理論上講當然亦無不可，但在實際上卻非常之難。雖然，還在萬木草堂時期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就有改變中國之志，但變法的契機卻是甲午慘敗而突然提供的，說它「突然」，是指對一般士人和老百姓而言的，也是對整個中國而言的，中國沒有準備，只好容忍當時來說「還算有備而來的康門弟子粗糙的啟蒙和同樣粗糙的變法操作」。事實上，其他的選擇即使有，可能性也非常之小。

也許令某些人感到不解的是，我們在張之洞《勸學篇》對傳統「儒教」的論述中，竟能找到康有為、梁啟超甚至譚嗣同某些觀點的影子。雖然，他也說些「三綱為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這一類的門面話，但筆鋒一轉，他又發出了這樣的議論：「近日英國洋文報譏中國不肯變法自強，以為專信孔教之弊，此大誤也。彼所澤之四書五經，皆俗儒村師解釋之理，固不知孔教為何事，無責焉耳。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禪寂之性理，雜博之考據，浮誕之辭章，非孔門之學也。薄書文法，以吏為師，此韓非、李斯之學，暴秦之政，所從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為老成，以偷惰為息民，以不除弊為養元氣，此老氏之學，歷代末造之政所從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門之政也」。在這裏，張之洞非但一筆掃倒了科舉八股，而且連漢學（雜博之考據）、宋學（禪寂之性理）乃至桐城古文都一筆抹倒。而且，認為儒學受到韓非、李斯之學（苟學也）和老莊之學侵蝕改篡的觀點，我們不難在康梁譚等人那裡找到似曾相識的議論。

當然，我們還是能找到《勸學篇》對民權說出乎「誠意」的批駁，但是就是在這批駁中我們還是從中找到了與康梁諸人相似的議論。張之洞說：「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將立議院歟？中國土民至今安於固陋者尚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制器之要不聞，即膠膠擾擾之人於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談囈語，將焉用之？」這段話的意思無非說，由於民智不開，所以不能立議院，興民權。這與梁啟超之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的說法何其相似！而且，這樣的說法就等於說議院現在不能開，而將來是有可能開的。所以張之洞在答「或日」之設問時又說：「此時縱慾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正因為現在不是時候，所以「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這種說法，我們在早些時候的康有為的筆下也能找到：「學校未成，智識未開，遽興議會者，取亂之道也。」康有為的弟子陳繼儼還曾撰文專門論述過中國不能現在開議會的道理。他說原因有四條，其一是今日中國民心不齊，若開議院，「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取亂之道也」。其二是「民智未開，不可以議會」。其三「今中國之民，一無知之民也」，選出來的議員素質也強不到哪兒去，「小則便其私圖，大則憤其公事，集事則不足，壞事則有餘」。其四「以守舊之黨，而謀開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飯」。

然而，啟蒙的最大困境還在於它總是扮演一個工具的角色，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突擊運行，急功近利的功利色彩是蒙在read.99csw.com它身上難以去掉的標記。在每次歷史重大變革之前，總會伴隨一段快速的啟蒙運作，然而時過境遷，大家也就忙於其他「要務」了。中國的確也有一些抱定教育救國宗旨的教育家，像維新時代的張元濟，新政時代的嚴修以及後來的蔡元培、晏陽初、陶行知等等，但卻真的缺乏啟蒙思想家，也許能有資格擔當此任的人都擁有了其他更偉大的頭銜。

康梁登上政治舞台後，情形大變。他們以改革者的銳氣打破了傳統政治習慣，一群人（尤其是梁啟超）連篇累牘地在報上發表文章，以宣傳家和啟蒙者的姿態向國人公布他們的政治主張、政治設想，宣傳從西方竊來的思想和觀念。梁啟超聲名鵲起，「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

戊戌維新是學習西方的變革運動。眾所周知，由於東西方兩大文明體系的隔膜，也由於西方近代工業文明的巨大優勢和中國人在接觸和吸收西方文明過程中伴生的種種痛苦的遭際，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的過程是充滿荊棘和充滿矛盾的一連串掙扎。他們的心境是矛盾的，既有好奇，又有疑懼。中國士兵對於洋槍洋炮，開始非常不習慣，甚至開槍時常常不瞄準被射物，而是轉過臉去，所以在整個19世紀，中國士兵以射擊不準確著稱。中國農民乍一見到大工廠時，竟有人害怕被大煙囪吞掉，沒人敢去工廠做工。士人也是一樣，我前面已經講過，第一批幼童出國時所遭的全國土人的冷遇。

誠然，在維新變法時期對農民的啟蒙還提不上議程，農民對變法的進程暫時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要在中國搞近代化，普通老百姓的啟蒙則是必須的要務。整個民族的近代教育水平決定了這個民族的近代化程度。維新變法期間，一位居住在鄉間頗為開明的且傾向於維新派的士大夫在日記中談到了對農民啟蒙的問題，他說：「現在以下鄉開化為宜，論憫其愚，不忍不教，欲資其力，不得不教。且官場之因循，世家之驕奢，市儈之游滑，名士之貴重，無可與成事者。不用鄉人，而誰用乎？欲用之，必教之。無事至鄉，擇鄉民之秀者，與之約日：『每日田事畢來聽講。』視為常理，日漸月摩，聽者愈多，則服從者自眾。復與之約日：『汝有爭論來，必為平之；不待勸解輒控官，有罰。』平心氣以調和之，勵節行以諷喻之，演論說以浚發之。如是，則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氣象可觀矣！然後思所以用之法。譬如，與以指南針、尺，授以測向簿記之法，令出村三十里試之。歸視其簿記，授以錢數日文，而彼躍然矣！」顯然，「下鄉開化」並不這麼容易，十年、二十年，也許三十年才能見成效。然而，對於這一點，不僅當時的維新派沒有足夠的認識，後來，一代代的先進知識分子都做得不夠。梁啟超在辦時務學堂的時候，曾經希望他的學生回到鄉下后廣泛宣傳他們之所學，大力鼓吹變法，結果卻遭到了謗聲四起，輿論大嘩。他還設想過先開「紳智」再開「民智」的方案，通過學會，先每縣擇數名「品行端方、才識開敏之紳士」，集中培訓，然後再通過這些「種子」帶動其他人。後來，也許嫌開「紳智」還是奏效慢，於是又提出「開官智」的設想，通過每省一所的「課吏堂」（幹部學校）直接把官吏開化了。然而，啟蒙是來不得急功近利的。假使戊戌變法成了功，維新派可以運用手中的權力推行啟蒙，將這些方案都落實，恐怕沒個幾十年也難見成效，康有為五年十年成霸業的幻想，註定是要落空的。更何況，這些方案基本上都行不通，儘管有官方的襄助，在湖南試行就處處碰壁，也說明了啟蒙的艱巨性。不經過幾代人默默無聞地艱苦工作，不經過幾次大的陣痛，中國人就不可能從巫術迷信、落後愚昧中解放出來。日本的近代化啟蒙從明治之前就已開始，明治后借政權之力推行幾十年，到了甲午戰後他們還說剛剛走了第一步。《馬關條約》兩億多兩白銀的賠款，大部分用在了基礎教育之上。中國人口比日本多四倍，底子比日本薄很多，又加上長期半殖民化造成的普遍貧困，而新式教育的費用又大大超過舊教育，所以啟蒙之難是多方面的，不僅是制度問題、文化問題，還有經濟問題。

當然，我們不否認，張之洞還有梁鼎芬等人對康梁的態度是有變化的，到戊戌年的時候，雙方都有點冒火。但是在《時務報》正盛之時，雙方關係應該說還是不錯的，張之洞他們對《時務報》有批評和婉諷，更有大張旗鼓的讚美。大事張揚而且直露的讚美加上委婉的諷勸，這種態度分明出於一種朋友之義，而不像兩種陣營、兩條路線的鬥爭。如果說梁啟超在辦《時務報》時已經令張之洞很惱火，必欲將之趕走方稱快，那麼就難以理解，為什麼梁啟超到了湖南之後，同樣是這一伙人繼起辦的《湘學報》仍舊受到張之洞的揄揚，並通飭湖北各道府州縣「一體購閱」。

再看下去，我們還可以看到，張之洞在變法問題，已經大大突破了我們一向認定的洋務派的理論界限。在此之前，洋務派對改革的認識基本限於變器與變藝，即器物文明層次。雖然有些人對局部的制度變革表示過興趣（如對科舉制的改良），但並未越過雷池半步。而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則把變習（俗）與變法（法律制度）視為變器的前提。在他看來，「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這種認識，實際與維新派並無不合，至少，與維新派在百日維新期間所提出和部分實行的變法主張及措施並無實質區別。其中包括設制度局的主張在內，應該均屬於「變法制」的範圍之內。至於倫紀、聖道、心術種種，康有為自己也不主張變。台灣學者張秉鐸說，張之洞與曾、左、李不同，認為「非僅https://read.99csw.com槍炮機器之學宜學，諸凡西洋之典章制度亦宜學。而興修鐵路，振興實業，暢通風氣，更為刻不容緩之事」。應該說是有道理的。

從理論上講，思想啟蒙和政治操作都是非常繁難的任務，而這兩項任務本身是有衝突的，不應該其實也不能由一種人來同時承擔。日本明治維新變法的操作和思想啟蒙分別由兩種人來干，他們具有像吉田松蔭、福澤諭吉這樣的啟蒙思想家，也擁有像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允孝這樣的政治家。但是中國不一樣，中國雖然也有專心做啟矇事業的人像嚴復、黃遵憲以及張元濟、嚴修等等，但是他們這些人在啟蒙上的知名度都遠非日本當年的吉田與福澤所能比擬，或者是還沒等到具有知名度，中國就已經到了非變法不可的地步，只有能夠登高一呼，領袖群倫的人物才能吸引國人的注意力，一時間，思想大啟蒙的擔子，責無旁貸地落到了出盡風頭的康梁頭上。但是，他們卻並不甘心長期把自己定位在並不顯赫的啟蒙思想家上，他們更熱衷的是在政治舞台上一試身手，為帝王之師，為治世能臣。他們更希望在變法成功后，利用官方的權力來推行「開民智」的工作。因此，他們將運作的重心都放在了政治操作上，從而，幸運而又不幸地成為一身二任的時代弄潮兒。

但是，正當梁啟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鼓盪歐風美雨的時候，一個很尖銳的問題日益明顯地擺在了他們的面前，相當一些立場和態度居於改革和保守之間的人們，並不是將康梁當成啟蒙思想家來看，而是把他們當成變法政治的操作者，他們習慣性地把梁啟超所說的任何主張都當成他們變法實踐中早晚要落實的事情。而一些頑固派又抓住維新派的種種「非君」「非父」之言，大肆鼓噪，弄得好像明天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就要降臨了。顯然，這種西化的前景對於長期生活在傳統社會，耳濡目染聖賢之道的廣大士人來說實在是有些駭人聽聞。康門弟子在上海辦《強學報》，在封面上赫然印著「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大字，並列于「光緒二十一年」之前，同時刊出《孔子紀年說》一文，公然主張採用孔子紀年。這種事情會讓一般落後士人以為是「改正朔」，而滿人見了更會受刺|激，因為他們會敏感地以為這是對滿清統治正統性的否定（事實上後來革命黨人正是用「黃帝紀年」來表達這個意思）。結果連強學會中的「一二俗士聞之」，居然也「舌撟汗下色變，懼禍將及己，汲汲請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其他依違西端的士人的態度可想而知。其實，「孔子紀年」比起後來《時務報》《湘報》及時務學堂的種種言論與文章來，還只是小巫見大巫，後來「愈出愈新」的議論，興民權、開議會、講民主、排滿、改服飾甚至改良人種等等，的確嚇壞、嚇退了不少人。梁啟超後來回憶他在時務學堂掌教時的情形時說：「當時亦不知學堂當做何辦法也，唯日令諸生作札記，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恆萬數千言，亦與作報館論文無異。當時學生四十人，日日讀吾所出體裁怪特之報章，精神幾與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來，強半死於國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份報章，在學堂中固習焉不怪，未幾放年假，諸生攜歸鄉里，此報遂流布人間（這裏的報就是梁作的批語。筆者注），於是全湘嘩然，成目鄙人為得外教眩人之術，以一丸翻人心而轉之，而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見擯于社會。其後戊戌政變，其最有力之彈章，則摭當時所批札記之言，以為罪狀，蓋當時吾之所以與諸生語者，徒非醉心民權，抑且於種族之感，言之未嘗有諱也。此種言論，在近數年來，誠數見不鮮，然當時之人聞之，安得有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無足怪也。」如果梁啟超僅僅是個報人或者是教育家，發這樣的議論，那些落後或中間狀態的士人不過是將之看成王韜一流的名士或者怪人，雖然不值一屑，但還不至於「嘩然」。而他們作為變法中堅，落後輿論對他的態度就不一樣了。而御史們的彈章交遞，事實上也是把他們視為「新進之權貴」的。

但是，政治家或者說政壇上的操作者們就不同了。無論是傳統政治還是近代政治，政治家都不能隨便說話，更不能率興而為隨意表達自己的本意、真意。這樣做，就意味著會葬送他的政治前程。在傳統政治，尤其是中國的傳統政治中，隨意說話更是大忌中的大忌，犯忌不但可能丟了前程，還可能惹來殺身之禍。清代的三朝元老曹振鏞的為官名言「多磕頭少說話」，如果剔除明哲保身的內涵，倒也是為政的要訣。退一步說，就是我們不理會曹振鏞的官訣，在傳統官場的正人君子中，少說話多做事也是一種美德。說得多的人，即使他幹得也不少，而且說得也都是有益有用的話，那他也可能會討人嫌。中國傳統政治氛圍中最受欣賞的是那種不露聲色運籌帷幄的智者形象。

儘管不斷有早慧者明了世界大勢，勇敢地接受和研究西學，士人的大多數也從打洋教的摩擦中被動地對西方有所了解，但直到甲午之前，向西方學習還是極少數人的事情。廣大士人（且不說一般老百姓）對西方，對世界，對今後中國賴以進步的新學，還處於懵懂無知的狀態。北京強學會成立時，遍北京找不到一幅世界地圖，好不容易從上海搞到，「會中人視同拱璧」。因而，對於戊戌維新這樣一種較高層次的近代化變革，思想文化啟蒙的任務顯得格外艱巨和繁難。由於中國人歷史包袱太重，時間耽誤得太多，啟蒙的緊迫性到了甲午戰後也相當突出。從仇視西方到學習西方的思想彎子需要轉；在長期反洋教過程中積累的對西方文化的種種疑惑和誤會需要解釋；樂於學習的需要輸入譯介和點撥，不願學習的需要啟發說服；實行民主政治需九九藏書要訓練。梁啟超說：「今日之中國，其大患總在民智不開。民智不開，人才不足，則人雖假我以權利，亦不能守也。士氣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學不明，則雖有千百忠義之人，亦不能免於為奴也。」救中國依賴啟蒙，而政治變革也需要啟蒙，梁啟超又說：「今日之策中國者，必日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就有十分之權。」

1898年春出籠的《勸學篇》，實際上是張之洞集團態度變化的過渡性產物，是張之洞以變法的參与者（他還想當主導者，清廷也一度調他北上主持中樞，後半途因翁同穌之嫉而止）的身份，發出的自己的「變法宣言」。顯然，他有感於維新派，尤其是湖南時務學堂和《湘報》一干人「干名犯義」的種種議論，覺得有必要在自己與他們之間畫一道界限，內中有相當篇幅雖然是針對維新派的勸告，但卻不像他後來為了刷洗自己所說的，是由於什麼「戊戌春，僉壬伺隙，邪說遂張，乃著《勸學篇》上下卷以辟之」。這種後來加上的「目的宗旨」，與他《勸學篇》的本文具有相當距離。事實上，《勸學篇》出台後，西太后固然喜歡，光緒帝也很賞識，維新派也沒有什麼不滿的表示，張之洞的「勸學篇序」，《湘學報》和《國聞報》都加以全文刊載。連贊同變法的英美傳教士對此也很欣賞，丁韙良的《花甲回憶》還選錄了《勸學篇》。一時間，各方叫好，「不脛而遍於海內」。「都人士求其書不得，則輾轉傳抄。上海用西法影摹上石，十日之間，凡之易版本」。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與王先謙、葉德輝一派的蘇輿在《翼教叢編》中選錄了《勸學篇》，但卻沒有聽到死硬的頑固派對它的任何表態。

其實，在維新運動中最令康梁諸人難堪的，往往不是他們能力的局限和改革的阻力，而是他們一身二任這種境況兩種角色之間衝突造成的問題。作為啟蒙思想家，他們的言論盡可以激烈一些，出格一些，無論怎樣危言聳聽，煽動士民都是合乎情理的。因為啟蒙思想家的角色本身就是要求他們儘可能地打動人心，爭取啟迪群眾與教育群眾。角色要求他們無論情勢如何都要發出聲音來，必須犀利地抨擊時弊，渲染時局的困境，民族的危機。鼓吹變革，對於新學不僅要介譯引進，而且還要大力為之宣傳與頌揚。就是由此而被捕入獄，也是這個角色內涵中的應有之義。啟蒙思想家不是不需要考慮策略，但策略的考慮主要是為了保證他能夠出聲音，出不來聲音，這種角色的生命也就完結了。嚴格地說，啟蒙思想家的言論尺度的限度並不取決於統治體系所允許和容忍的範圍，而主要取決於當時公眾的接受程度和道德文化限度。為官方不容乃至嫉恨的啟蒙思想家在世界各國屢見不鮮，被捕、放逐乃至殺戮都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但他們的聲音並沒有因此而消失。

面對康門的成說，我們發現，原來張之洞打在民權屁股上的板子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於康門老店。這樣一些板子打下去，恐怕民權不會因此危矣哉，痛矣哉。

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如果官方不允許思想家們盡可以利用租界、港、澳來發表思想，傳播觀念，地下的流通渠道無論是誰也控制不了的。當然，如果能利用合法講壇合法渠道，還是要儘可能地利用，因為合法途徑的傳播面還是要比非法途徑大得多。

然而，這麼高的識字率並不意味著我們國家近代啟蒙負擔會由此變輕。因為，農民所受的教育除了一些農村常用字外，就是些粗淺的儒家倫理常識。既無科學常識，又無必要的世界歷史地理知識，更缺乏近代民族國家意識。而由傳統教育帶來的落後的封建意識，反而會成為接受近代觀念的障礙。不僅如此，那些聚攏科舉階梯底層的下層士人，儘管書讀得多，能讀能寫，但于近代化所需的常識卻和農民一樣的無知，而且偏見更深，對近代知識排拒更甚。因此，中國啟蒙的負擔不是輕了，而是重了，在維新變法時期，就顯得既重又急迫。

不錯，張之洞他們後來是變得很厲害。工於心計，善於看風使舵的他，政變后居然為刷洗自己對昔日的盟友舉起了屠刀，因而掙得了一個「士屠」的惡名，與袁世凱（民屠）、岑春煊（官屠）並列。梁鼎芬則在戊戌年就開始大罵維新派，政變后更是變本加厲，提到康梁，口不離「逆」字。同樣當過張之洞幕僚的劉禺生回憶說，戊戌後梁鼎芬掌教兩湖書院，「一日，梁（指梁鼎芬）駁康梁學說，謂為亂臣賊子。翌日，講堂忽大書梁贈康有為詩曰：『牛斗星文夜放光，碭山雲氣鬱青蒼。九流混混誰爭派，萬木森森一草堂。但有群倫尊北海，更無三顧起南陽。芰衣荷佩天君意，憔悴行吟太自傷。』末書此節薔（梁之字）監督贈亂臣賊子詩也。」態度變化以後，的確是前後矛盾，判若兩人，將之攏到一塊兒也很可笑。但是，我們不能以後面的變化而追根溯源把前面的一切都看成是別有用心，從而將善意也說成是惡意。

現在，我們已有理由說，張之洞這個「變法宣言」在本質上與維新派在變法實踐中的具體主張並無實質的差別。儘管我們可以說一個是「最高綱領」，而另一個只是「最低綱領」。我們還應該看到，儘管維新派與洋務派的思想精義是不同的，但一向為洋務派奉為圭臬的「中體西用」，已經被張之洞在《勸學篇》里大大地改觀了，他所謂「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的說法，實際上是把中學「虛化」而將西學「實」化。這樣一來，在功利主義肆虐的維新變法中，完全可在精神上與維新派達到合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