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在說什麼什麼黨的時候，其「黨」的含義明顯帶有几絲貶義，因為有「君子不黨」的古訓在，況且還有朝廷的明白禁令。一旦被認定為某某之黨，一旦這人倒了台，還真有吃牽連的可能。所以，幾乎沒有人肯自稱是屬於什麼黨的。

所以，所謂后黨帝黨，在當時而言，主要是根據甲午戰爭中的態度而言的，在此之前和之後，這種劃分都不一定合適（而我們的歷史研究者很多人也是這樣划帝、后黨的，所謂帝黨主戰，后黨主和，進而認為帝黨支持變法，而後黨反對變法）。

近代以來中國所有的對外戰爭，幾乎都有關於戰與和的紛爭，然而這次意見分歧，背後卻有了帝與后的意見傾向。由於堅持抵抗從來都是當之無愧的正義之舉，而妥協求和又與西太后戰爭期間種種不光彩的事項（挪用海軍經費、辦理萬壽慶典，寵信宦官等）聯繫在了一起，因此後黨之稱也就有了貶義。主持戰事而戰敗，主持求和而割地賠款的李鴻章就被人們公認為後黨領袖。清朝最有名的狀元公張謇的兒子張孝若說：「那時慈禧太后和光緒帝，表面上雖大家還能保持相當的禮貌，可是實際上的朝局已分出帝后二黨，各有水火不能相容的局勢。太后本是一個很能幹厲害的人，到了政權不能不交還光緒帝的時候，心裏不願意，很是勉強，httｐs://rｅａｄ.９9cｓw.ｃｏｍ存了一種試不好再來垂簾的想頭。光緒帝人是好人，可惜沒有多大才幹，一到執到了政權，就非閑散時可比，好像鳥出了籠，魚得了水，很想做出一點驚天動地的事來。其時外邊政局的重心，完全集中於北洋大臣李鴻章，而帝唯師傅翁公之言聽計從。翁、李隱然是兩派的首領，後面是帝后的背景。」這種看法，在那些關心國事的士大夫中相當普遍。所謂的「帝、后黨爭」就這樣浮出了水面。

帝后黨爭是晚清的一個話題，也是後來治近代史的人每涉及中日甲午之戰與戊戌維新必然要談及的問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帝黨云云，后黨云云，甚至開列了名單，還點出誰是魁首，誰是中堅，誰是尾巴。

平時士大夫七嘴八舌，說誰和誰是一黨，原是很隨意的，沒有什麼嚴格的標準，雙方走得比較近，或者有地緣、血緣、業緣種種關聯，自然會被視為同黨，有時政見相同相近，甚至有過一兩次相同的意見也會被視為同黨，有時也就是有相同的習慣和愛好，也可能被目為一黨。我們所要討論的「帝黨」與「后黨」也就是士大夫眼中的這種「黨」，所不同的是原來的什麼「穆黨」之類是徹頭徹尾的私黨，而這回多少有點「公」的意思。

「帝黨」與「后黨」這名號的緣起九_九_藏_書是由於光緒的親政。親政之後的光緒，雖然沒有實權，但總要處理政務，因此，必須有人襄助，原來的師傅是最容易拉來幫忙的人，通過師傅及其他的關係，漸漸走得近的也有些人了。真正讓「帝黨」「后黨」這名目叫響叫開的是甲午戰爭，主要是戰爭後期，關於戰與和的分歧，才使「帝黨」「后黨」真正叫響。

所以，我們在回顧這一段歷史的時候，不能按當時輿論的邏輯來劃分帝黨后黨，而且也不應該以很成形的政治派系視之，無論帝黨還是后黨，作為派系還只是雛形，帝黨在尚未成氣候的時候，翁同穌就被西太后無端攆回老家，從此，帝黨如鳥獸散，沒了帝黨，后黨也就沒有意義了（作為實際上的中國統治者，她的親信和信寵都不能算是她的「黨」，這樣劃分是不符合中國傳統政治的常規的）。帝黨后黨只是某種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存在過，並且界線十分含混的政治劃分，過分強調其政治派別的意義，不是合理客觀研究歷史的需要。

先說所謂的帝黨，李鴻藻是公認的帝黨領袖，但此公又是清流黨的領軍人物，思想意識極為守舊，清流黨恰是西太後用以牽制洋務派的一支奇兵，每在關鍵時刻，總是能幫她渡過難關，同治死後，吳可讀的尸諫造成的輿論紛紛的難堪，就是由清流黨那生花妙筆掩飾過去的ｒeaｄ•９9ｃsw.cｏm。李鴻藻與西太后的關係，肯定要比與光緒的關係來得密切，李鴻藻之主戰，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習慣（他從來在歷次戰爭中都主戰），並不一定是由於他支持光緒。而且，按我們某些歷史學家的邏輯，是帝黨戰後必然支持變法維新，而李鴻藻卻無一言的表示就死了（ 1897），就是天假以年，以他的思想意識，看來也很難傾向變法。

所以說，主戰和主和，本身就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標準。中國的官僚士大夫就是有這種毛病，未參与戰事之前，喊主戰喊得很響，但真的身臨前線，或者具體參与指揮戰事，態度往往就會分化成兩途，或者仍舊主戰直至戰死，或者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轉向低調乞和。在未能將之推向戰場之前，以他們的態度劃線顯然是不可靠的。在戰前諸臣傾向於帝，還傾向於后，在戰後，是否擁護變法，實際上與戰爭期間的態度沒有多少必然的聯繫。

依我個人之見，所謂的「帝黨」「后黨」，實際上是界限非常不清晰、劃分十分隨意的概括。光緒由於親政，身邊是漸漸聚攏了一些人，這些人聚在皇帝身邊后，和原來政壇上的糾紛派爭自然也帶了進來（如翁同龢就與李鴻章有夙怨），而在這次甲午戰爭中，原有的紛爭演變成作戰方略上的分歧。仗打敗了，直接指揮的李鴻章成了眾ｒｅａd•99ｃsｗ•cｏm矢之的，翁同龢等人的聲音自然就更響，而決策圈外面的人，有不少憤憤于敗局，更羞見求和的屈辱，紛紛聲援求戰的一方，膽子大的，直接上書，膽子小的，就在背後議論紛紛。這兩部分人（后一部分的代表人物）當時都被人稱為「帝黨」。其實，不僅所謂帝黨的這兩部分人之間沒有什麼橫的聯繫，就是每部分內部也沒有聯絡和溝通。

清朝有沒有朋黨的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結黨結社是士大夫政治生活中一個牢不可破的習慣，斷不會因為皇帝的幾紙禁令就安分守己，規規矩矩。正當一點的詩酒酬唱，清談議政，不正當的就是結黨營私，利用同年、同鄉、同門等種種關係，形成一夥一夥的小圈子。而那些權傾朝野的重臣周圍，也不可避免地麇集一些欲借大樹好乘涼的人。由於有禁令在，「社」是不好再結了（少數的詩社除外），但「黨」是一種「暗」頭銜，還照結不誤。

如果以是否附和西太後作為標準劃線，那也很成問題，因為附和西太后的人實在太多了，就是翁同龢也不敢違拗這位女強人的意旨。而實際上大家公認的后黨首領李鴻章，卻在戰敗后死活不肯主持和議，最後還是西太后的三令五申，甚至威脅要將他兩罪俱罰（戰敗和抗命），才勉強從命，顯然，老謀深算的李鴻章當然知道此舉會招致千古罵名。

士大夫借「ｒｅad•９9ｃsw.cｏm黨爭」來指陳時事，譏諷朝政，當然是件無可厚非的事。但是，作為後來的歷史研究者，再來審視這件事情的時候就要有一種客觀的眼光。至少，我們要能做到將這些士大夫的七嘴八舌擠一擠水分。不好直接把當時的議論和對人物的臧否作為真實的政治派系和政治格局劃分的依據。

如果我們很拘泥地看待帝黨與后黨，甚至開列名單，定量分析，解剖麻雀，並以定性的帝后黨的頭銜固定在某些歷史人物的頭上，進而以此作為分析政治格局演變的依據，那我們只會越分析越糊塗。

再說「后黨」。剛毅、奕劻還有王文韶，都是公認的后黨中堅，在變法期間都是著名的頑固派，但他們在甲午戰爭期間都是主戰的。西太后親信的禮親王世鐸，在甲午戰爭期間卻未對戰和置一詞。

這樣的說法，其實來自於晚清的文人閑談。儘管雍正帝曾將歐陽修的《朋黨論》加上按語與《聖諭廣訓》一道下發，而後的清代諸帝也三令五申嚴禁朝臣與士大夫結黨結社。但是，士大夫在平時飯後茶餘的閑談中，特別喜歡用某某黨這一說法來進行政治界限的劃分。巴結鰲拜的自然叫鰲拜一黨，巴結和珅的叫「和黨」，靠近穆彰阿的叫「穆黨」，晚清好發議論的言官與詞官被稱為「清流黨」，然後就是「帝黨」與「后黨」。

同樣，人們將李鴻章和那些附和和議的人都稱之為後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