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整個趨勢，旗人政治是日益趨向沒落，他們實際的干政、參政能力是在減弱。但是，一向以天之驕子自居的旗人自然不肯眼睜睜看著自家沒落，或強或弱，他們總會作出些努力來挽回頹勢。這種努力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佔主流的是一種強出頭的方式，即硬佔住位置，強行發出自己的聲音，在每一次有關戰與和，洋務事業興與廢等等的廷議中蠻橫頑強地表示自身不合時宜的意見，當這種努力總是碰壁之時，或者像徐桐（漢軍旗人）那樣，對所有新事物取阿Q主義，但絕不妥協，或者有意支持慫恿清流黨發表意見（清流之中還有一個滿人寶廷）。當然，清流黨人的意見倒不一定完全合他們的口味，不過也只好將就了，另一個方面是傳統的發憤自強，或著眼于經世致用，或以氣節相當，學問有成，在洋務運動幾十年中，除了奕和文祥等中樞大員之外，還湧現了一些比較能幹或者有些學問的旗員，像松壽、榮慶、榮祿、裕祿、端方、福潤等等。雖然比起同期的漢族官僚來他們還差著節氣，但至少也有「中人之資質」。這種努力的一個極端就是棄舊圖新，與漢族士人中的先進分子一樣，講求西學，像富壽、端方、端錦兄弟，還有支持康梁變法的內閣學士闊普通武等等，都堪稱一時之選，只是人數太少，能量也很有限，比起同期的漢族優秀的西學人才，不論從學識還是從能力、魄力都差得很遠，所以他們微弱的聲音幾乎被淹沒在保守的旗人大潮里。

作為少數民族政權的特徵之一，就是旗人（主要是滿人）高比例地參政議政，在整個政治體系中，給旗人留出儘可能多的位置，以確保政權的滿族特質。進關以後，變了形的八旗制度，儘管其主要功能軍事作用大大退化，但其社會組織的功能並未全然消失，旗人的生活有和漢人融合的一面，也有形成自己小圈子，形成與漢人、與關外旗人都不相同的read.99csw.com風習的一面。旗人出仕，可以作為全國政治中的個體發揮作用，而作為旗下的一員，他又與旗下閑員一起形成特殊的旗下政治。即使在晚清，旗下政治的聲音也是統治者所必須顧忌的。

隨著清朝全國統治的延長，旗人政治勢力一直處在消退之中，高額的參政機會並不能保證旗人的政治素質，長期的優裕生活與豢養政策，使得旗人在錦衣飫食中退化，皇帝不得不依賴越來越多的漢族官僚處理政務，尤其是應付緊急要務。

晚清漢族官僚勢頭的增長以及滿人勢頭之衰，本質上是滿族作為統治民族統治力衰竭的體現。一個文化較低的少數民族不僅僅是依靠武力能統治中國那麼多年，應該說已經是個奇迹了，無論滿清皇帝與「太后」怎樣努力，也無法阻止旗人素質下滑的勢頭，不從制度上根本清除使旗人驕奢而且退化的因素，不砍掉那使旗人變得軟弱無力、斷不了「奶」的「鐵杆莊稼」，旗人的新生就無從談起。包括西太后在內的大多數旗人當時都不明白，旗人的權力是要靠實力才能保證的，因為它們當初就是靠滿人的聰明才智和武略才藝才奪得的。在戊戌年的旗人「復辟」之後，他們反彈的勢頭雖在庚子之亂中被遏制了一下，但他們仍舊不死心，在潮流十分不利的情形下，仍舊欲以強力恢復舊觀，因此就有了「皇族內閣」的出現，結果卻成了自掘墳墓的最後一鍬土，連立憲派都因而被驅到了他們的對立面。

旗人的沒落也與他們在大變動的時代不思進取，不思變革有關。從總體上講，在晚清時節，滿人士大夫中的保守氣氛比較濃，中國第一所洋務學堂同文館本來主要是為培養滿人洋務人才而設，但滿人之詩禮之家，雋秀之才絕不肯踏入門檻半步，入門的無非是窮極無賴之輩，所以同文館出身的旗員，除張德彝還算差強人意之外，並無出類拔萃者。這大概是九九藏書滿人入關之後，接受漢化往往易於受傳統文化比較陳腐的部分的影響，乾嘉漢學興盛百年，戴（震）、惠（征）流習被澤士林，而滿人無與者，而且無論是今文經學的復興，還是經世學風的再起，滿人學者都無突出的表現。但是出名的理學家，旗籍之中倒是有幾個，像倭仁、徐桐。所以，當漢族士大夫可以憑藉儒學特有的彈性躍起而求新知、講新法時，滿族士人則更趨向于抱殘守缺，躲在封建義理的衚衕里走不出來。

晚清湘淮軍的崛起為搖搖欲墜的滿清王朝救了駕，可也徹底改變了整個政治系統中滿重漢輕的格局。在地方政治中，滿員從此就成了點綴（大多數時間是無足輕重的點綴）。而中央政府的事也要地方的聲音來摻和，因為在中央政府中，原有的滿缺漢缺比例，依舊維持原狀，各部從堂官到司務、筆帖式，滿員均佔一大半，據統計，中央內閣及各部，旗缺要佔到八成以上。再加上大批幾乎屬於旗員的世襲領地的文案、翻譯（滿漢對譯），滿人官吏充斥京師，儘管多為尸位素餐之輩，然而通行的慣例依舊有效。「部事向皆滿尚書當家，漢尚書伴食而已」。各部屬員最關鍵的差事是掌印、主稿兩職。主稿負責起草文件，掌印負責「佩司印之鑰」，後者權重，前者責繁，所以一般主稿多為漢員，而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官制改革之前，「漢人終身無佩印鑰者」。也就是說，讓漢員辦事而滿員掌權。在滿員日見低能的情況下，結果是加劇了各衙門的低效率和拖沓之風，我們在前面所談到的在洋務運動期間，中央政府的腐朽落後狀況，實際上與滿員日趨沒落的趨勢有關。

然而這次變法，卻一腳踢進了這個禁區，允許八旗自謀生計，雖然並沒有砍掉他們的鐵杆莊稼，但對他們來說這不啻是一個信號，一個將要喪失特權的信號。河漕衙門撤掉，旗丁失去所憑之城社。及詹事府、通政習https://read.99csw.com、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閑散衙門之撤裁併轉，由此導致失業者近及萬人，其中半數以上為旗籍。再加上廢除八股，多年苦讀「聖賢之書」的八旗士人頃刻之間十年寒窗之螢雪功化為烏有。甚至連整治北京城街巷衛生之舉措也得罪了旗人。原來北京外城街市道路修繕，溝渠疏浚，以管理溝渠河道大臣總轄之，而街道御史董其事，實際上也例屬旗丁的「利益範圍」，每年六十余萬的修繕費，「均為旗丁分之，以補生計，併當道中飽」，只隔幾年象徵性地僱人開溝一次。「例在二三月，四月而畢，正舉人會試之前後也，時人為之語曰：『臭溝開，舉子來，闈墨出，臭溝塞。』」結果是每年污穢滿地，晴則飛塵蔽天，雨則淫潦沒脛。戊戌新政，重整街道溝渠修繕體系，旗人的禁臠被觸動，怨聲載道。

首先，朝中的旗籍大員在思想意識上就與維新派格格不入，徐桐、剛毅、奕勖等人根本就不同意在中國實行任何變革，奕勖可能不會像徐、剛諸人那樣固執，但他是毫無操守，唯利是圖的人，誰強就靠誰，有奶便是娘。榮祿等人雖然要好一些，但對康梁的變法主張也是不同意的。據陳叔通說，康有為與梁啟超等1895年進京會試，「徐桐為總裁，預戒粵省卷有才氣者必為康祖詒，即勿取。適遇任公卷，以為即康有為，遂棄置。發榜前五名向例后填，填榜已竟，只剩五名未填，徐誇示棄置者必有康祖詒卷。翁同龢亦為總裁之一，笑語徐尚有五名安知無康祖詒？及填前五名，康果在其中，徐既怒且慚，歸語門者，康如來謁，拒不納」（清代科舉，舉子完卷，要有專人抄出並糊名，閱卷畢，錄取排完名次再露姓名）。強學會成立之初，徐桐等旗籍重臣就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屢次授意言官彈劾。原來還有些變革精神的恭親王奕訢，這時也暮氣沉沉，對康有為挑三說四，橫加指責，甚至九_九_藏_書在臨死也不忘放維新派一箭。相形之下，漢族大臣的表現倒是還算友好，李鴻章、王文韶、孫家鼐都對維新派有很善意的表示，至少不像徐桐、剛毅之流一碰面就似有深仇大恨一般。

其次，撞車是由於利益衝突。在清季所有的大小改革（包括補丁式的改革）中，旗人的利益是碰不得的禁區，凡是旗人專有的政府機構、軍事機構，只有擴充的份，沒有減裁之事。政府機構中的滿員，只能增不能減。八旗兵久已喪失了作為國防軍的地位，毫無用處，但一兵一卒也裁不得，漕運早改海運，但河漕旗丁卻不能裁，各衙的滿語翻譯，久已無用，當然也不能動。解決八旗生計，只有年復一年的補助賞賜，斷不可讓旗人自謀生計。凡此種種，只要一動，就是「動搖國本」，來自旗下政治的污水就會劈頭澆來，誰出的主意誰倒霉。

時人葉昌熾曾說，戊戌變法實際上是英俄之爭，滿漢之爭，也是帝后之爭。作為維新派的「顧問」，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也曾在給香港友人的信中說：「論現在救中國的問題，我是盡我所能，但滿人仍喜黑暗，阻擋光的照亮。」看來，維新運動中這種滿漢之爭的態勢，不僅旁觀者看得很清楚，連外國人都感覺到了。西太后甚至把旗人的這種激烈反抗作為她政變再行訓政的口實。在政變當日，西太后曾面責光緒說：「汝之變法維新，本予所許，但不料汝昏昧糊塗，膽大妄為，一至於此。汝自五歲入官，繼立為帝，撫養成人，以至歸政，予何負于汝？而汝無福承受大業，聽人撥弄，如木偶然，朝中親貴重臣，無一愛戴汝者，皆請予訓政，漢大臣中雖有一二阿順汝者，予自有法治之（這裏的朝中親貴重臣，專指滿人）。」西太后攬權與旗人「收復失地」的兩股逆流融會在一起，顯示出強勁的勢頭。

最後，旗人激烈地反對變法，是因為他們「收復失地」的反彈受到了變法的強烈遏制。由於變法的倡導者九*九*藏*書均為漢人，支持者也絕大多數為漢人，光緒也懷著「將老繆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的心思，新擢拔的「四小軍機」又全系漢人，所以一心想要恢復昔日榮光的旗籍大臣，有理由相信如果不將變法壓下去，不但他們的慾望難以實現，就是現有的地位也岌岌可危。顯然，旗人的反擊，由於得到了西太后的支持，獲得了自太平天國以來最大的成功。政變前夕，翁同龢被逐出軍機，告老還鄉。而自太平天國以來一直為漢臣把持的督撫中分量最重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落人滿人囊中（先是榮祿，後為裕祿）。到了政變之後，整個中樞喧喧嚷嚷的俱為旗員，漢臣則噤若寒蟬（連李鴻章也被擠到了廣東）。

我們討論的主題，變法維新運動的發生，正好趕在旗人的這種努力或日反彈顯出成效的幾年裡，結果，雙方撞車了。

這幾項的任何一項改革都會引發來自旗人的一場風暴，何況幾項加到一塊兒，而且在同一時間發生，結果可想而知，旗籍「群眾」幾乎異口同聲痛詆康梁，「人人慾得康有為而甘心之。……而詆諸比之洪水猛獸，必殺之而後快」。康有為曾對伊藤博文訴苦說，西太后在變法期間幾乎被滿人包圍了，她所接見者，「唯所信用之滿人，如慶親王、榮祿、剛毅、懷塔布、立山、崇禮一流，皆絕少見識，並昧五大洲名，何知外國情形？彼常相謂改革，唯利漢人，滿人不利。凡倡論改革者，皆陰謀叛逆之人，此種議論日入于太后耳。自數月來皇上一事改革，彼等必環跪而請太後日：『如此，則我滿人仕宦途絕，衣食路窮。』太后常惑其言。所以皇上意其改革，必幾次泣諫太后，乃得漸行一事……而日來懷塔布等數十滿人，相率跪太后前大哭，請禁皇上改革」。這些在太后處大哭大鬧的旗人，無非是憤憤于利益的被侵害。他們絕沒有想到在「大清」旗號下，居然會有人悍然觸動他們二百多年視為禁臠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