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歷問題，在變法的政治實踐中主要是個號召力的問題，也是個信任度的問題，由於變法的主持人缺乏資歷與聲望，年輕的皇帝再加上年輕志士（康有為不過四十歲），使得一貫相信老成資深者的官場對他們心存的疑慮加重，其中既有新政是否有效（能否救中國，能否改善士大夫的狀況，即對他們是否有利）的疑問，更有他們能否成事的疑惑。當時士大夫習慣將圍在太後身邊的大臣稱為「老母班」，而將光緒周圍的變法者們稱為「孩兒班」，這稱謂流露了一般人對年輕皇帝加年輕維新派的變法中樞的不信任感，所謂「嘴上無毛，做事不牢」。無疑，這種心理狀況對變法事業的成敗是有影響的。王曉秋先生在比較中國戊戌維新與日本明治維新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明治維新的骨幹「大多參加過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經風浪鍛煉，具有鬥爭經驗與政治才幹。如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於謀略，精明強幹的政治家、軍事家」。而「中國維新派的骨幹卻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鬥爭經驗的書生，大多飽讀詩書，有才學熱情，卻往往缺乏運籌帷幄的雄才大略」。也就是說，缺乏資歷也往往與缺乏政治經驗相聯繫，因而從維新派這一方面也影響了變法的運作。他們的急躁冒進，急於求成，不知道如何爭取同盟軍，過於注重情感和道德等，都或多或少與他們缺乏經驗有關。台灣有關戊戌變法的研究也許並不比大陸深入，九_九_藏_書但有些人的有些話卻很有道理，張秉鐸先生曾說：「康梁變法，多超越政治常軌。其本身位卑職小，又不足以號召，令人悅服，當不克靈活運轉于朝野。加以政令太驟，所變過速，舊勢力非難梗阻，其事不成，可想見也。」

在人們的政治習慣中，說話必須依官階大小，同官階時依資歷先後，而官階的大小又往往與資歷有關，一個人從中進士開始（以按正常年齡二十幾歲中進士計算）人仕，要熬到公卿一般都得鬍子白了，破格提拔的事不是沒有，但在平常年景是很難一遇的，偶爾碰上一回就成了曠世奇典。年輕後進如果驟登高位，不唯招人嫉妒，而且也難孚眾望。年輕人的發揮作用，往往是在有眼識的老人遮蔽下方能運作，如果只憑自己單打獨鬥，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中國政治不習慣、也不欣賞冒險犯難的闖勁和衝勁，除非在軍情緊急、火燒眉毛之際，快節奏乃至高效率都不為賞識，反易導致整個官場的緊張與不安。大家所尊崇與欽佩的官僚形象，除了清正廉潔之外，就是按部就班，老謀深算，東晉謝安那種「談笑靜胡沙」鎮定安閑的「宰相風範」，是為多少代士大夫所無限推崇的（許多大詩人，如李白、白居易等均有讚頌的詩篇）。這種風範是當然的「老人風範」，有「小兒輩破賊」作為鋪墊。年輕人在一般情況下只能在作鋪墊中找到自身的價值，如果離開了「老人」賞識重用（注意：用而已），很難有九九藏書什麼作為。這種情況是常有的：有些士大夫當他還年輕時往往富有朝氣，勇於改革，但等熬到元老的時候，卻銳氣頓消，火氣全無，發言權大了，所發的言卻只是無關痛癢的話。北宋的富弼、韓琦等人在慶曆新政時銳意改革，而到了王安石變法時就站到反面了。

就是連十分賞識康梁的光緒帝，也很難超越這種資望的成見。他召見康有為後，只賞了康一個總理衙門上行走，只有六品的頭銜，距康原來的期望相差太遠，結果令維新黨人大失所望，在召見的次日，梁啟超寫信給他的至友夏曾佑說：「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總署行走，可笑之至，決意即行矣。」而後光緒又召見梁啟超。按「清朝故事，舉人召見，即得賜入翰林，最下亦不失為內閣中書」。當時梁辦《時務報》聲名赫赫，大家都以為這回必有大用。結果，只賞了個空頭的六品頂戴，什麼官銜也沒有，比他老師還慘。其實，光緒不給康梁好一點的位置，高一點的官銜，只是由於他的權力有限（西太后規定一品以上大員任命須經過她，而將康梁提到四五品完全可由他自己做主，召見畢，儘管軍機大臣提議為總理衙門上行走，但光緒完全可以在此基礎拔上兩級）。還是因為在光緒眼裡，此二人主要是「建言」的材料，難以入中樞主持政務，所以召見完之後，許康有為專摺奏事，實際上讓他編書提供理論。而讓梁啟超主持譯書局，提供西學材料。直到政變將作九-九-藏-書，還是讓康有為南下督辦官報；其次是由於兩人資歷不夠，出身一般，驟升高位，恐引起頑固派的激烈反應。更不是像王照猜度的那樣，梁啟超未獲大用是由於梁啟超「一口廣東官話，聲如洪鐘」，結果把「孝」說成「好」，把「高」說成了「古」，光緒不知其所云，所以沒能撈到官當。其實梁啟超對自己的口音早有自知之明，召見時事先帶進許多他寫的東西，兩人相對，以任公之捷才，言語不通盡可以動筆筆談，何至於「不快而罷」呢？

我們曾經講過，清代是個比較講究祖制的朝代，也就是說這個朝代的求穩傾向更重，保守空氣更濃。官員從入仕到公卿，平均年限比任何朝代都長。即使熬到極品的位置，也未必能對政治演變起多少作用（大家不願建言，朝廷也不甚喜建言，除非皇帝有意發問）。「舊制，京官循資至老髦，乃躋一二品，非兼領樞要，終歲不得面陳一言。」政治的運作主要依賴慣例和制度（各部有則例），對官員的考核主要看其操守，而參劾官員的「六法」，首要的三條就是「不謹」，即行止有虧；「罷軟」，即庸怯無能；浮躁，即「輕稚妄比」。循規蹈矩，即使毫無建樹，也會「無災無害到公卿」，而有所創製就非常危險，稍一不慎就會被上司以「不謹」或「浮躁」的借口參劾，丟掉烏紗。所以清朝政治是一個比較典型的熬資歷的政治，沒有資歷的康有為，連皇帝想要召見他都會受到阻撓，因為清朝慣例九-九-藏-書非四品官以上皇帝才能召見。

袁世凱的確是個投機分子，但是在維新運動之初，他還算是一個希望變法（雖程度有限）的官僚（如果不是被捲入政變的旋渦，他也許不一定會變成無恥的告密者），至少他的意見能代表一部分人，一部分對變法並不反感的官僚的意見。在戊戌年年初，袁世凱曾上了這樣一道奏摺：「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光緒帝還真的答應了袁世凱的請求，下詔宣張之洞進京，結果剛走到上海，沙市發生教案，本來就不願張進京的翁同穌就以此為借口阻止了張的進京。

甚至連十分同情變法的費行簡，也對維新黨人也有些不以為然，他說：「其黨（指維新派）傳嗣同猶天人，而予與稔交，知其博辨喜事，濫交寡識，初非任事才。楊銳、林旭皆溫雅辭章之士，更鮮老謀。」明面上說是他們缺乏經驗，不老謀深算，等於是說他們缺乏閱歷。也就是說，即使在費行簡這些人眼裡，維新黨人還是難以孚眾望，壓得住檯面。

官場講資歷、聲望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傳統社會是很發達也很標準的農業社會，在這種社會，社會生產與生活創新的需要遠遜於守成的需要，因而重視經驗看重閱歷。其政治生活也是如此，最大的需要是維持局面，因而對於資歷、經驗特別看重。在傳統ｈttｐs://rｅａd.99cｓｗ•cｏm社會，政治經驗又不儘是可以訴諸筆端，讓人學而習成的，它要依賴人的感覺領悟，像庖丁解牛一般，經驗的真諦不可說，但卻切實有用。這種經驗的取得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有依靠一點一滴地積累，摸索，在這裏，時間成了必不可少的參与者。所以，皇帝只要不好大喜功，動兵興武，一般都喜歡用老成穩重之臣，而官場的人們也習慣於服從有資望人的指揮，所以有蕭規曹隨，所以有汲黯的「卧治」，所以有那麼多的三朝、四朝元老，甚至像五代馮道這樣凡事五姓的五朝元老的「長樂公」還被人們當成寶貝。

當然，到了改朝換代的動蕩時期，常態的政治慣例就不再起作用，這種時候年輕人就比較受歡迎了。提升選拔的常規也不再起作用。在歷史上，每逢亂世，人才往往特別多，一部二十五史，在動亂時期著墨偏多，因為可書之事多，可寫之人也多，並非亂世有人才，而是因為亂世人才容易脫穎而出（原有的規則被打破）。因此，中國傳統政治體系發展的制度建設往往肇于開國的時期。可惜一到了所謂守成階段，創新精神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讓位於安穩持重，蕭規曹隨了。

在維新運動中，登上政治舞台不久即掀起軒然大|波的康有為、梁啟超常常被人比作中唐時代變法的「二王八司馬」，其潛台詞即為「小人輕進」。要知道，這些議論並非出自那些反對變法的頑固派，而是一般的官僚士大夫。對於他們來說，康梁等人的確缺乏足堪孚眾的聲望與資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