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算來，只有科舉制度改八股為試策論，大興西式學堂，與一系列不分主次的經濟改革措施不是補丁（當然，有了這兩條，就足以證明維新運動從廣度和深度上是洋務運動所無法比擬的）。而康有為「勿去舊衙門而惟增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足矣」的建議，以及開變法局，制度局的方案，都是很明顯地受了補丁傳統的影響。

從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近代化歷程來看，追求全然的政治、制度與文化諸方面的配套不過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各國近代化的速度雖然有差別，但卻總是在向前走的，並沒有因為種種不配套而停滯不前。只要本民族內部的自發因素膨脹起來，引進的西方因素久而久之自然會在與環境的摩擦與互動中產生變異。引入的東西，也只有出現變異，才能在本土生根，近代化也有民族特性，原因就在這裏。儘管這種種的變異會讓人覺得好笑甚至難堪，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近代化總會要有陣痛。

其二，在財政改革方面，雖然要仿行西方編製財政預算，還要整頓改革稅制（缺乏具體方案），但既沒有改革幣制，也沒有開辦國家銀行的打算，所以也只能是補丁。

當然，我們對補丁傳統不好一棍子打死，而且我在此也沒有批判這種傳統的意思。補丁政策在變法改革中並非全然失效，它在策略上還是有用的，補丁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妥協，改革中當然必須有妥協。但補丁只能限制在策略上，如果不加警覺地任其泛濫，就會因此而窒息改革創製的精神，更有礙向西方的學習與引進。

應該說，由康梁等人設計的百日維新的種種政策並沒有抓住這個要害，有點像下毛毛雨，什麼都涉及了，但突不出重點。是不是康梁等人對發展資本主義沒有清醒的認識，依然想走洋務運動官辦工業的老路呢？當然不https://read.99csw.com是。早在1895年公車上書中康有為就明確指出：「機器廠可興作業，小輪舟可便通達。今各省皆為厲禁，致吾技藝不能日新，製作不能日富，機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多窳敗，徒使洋貨流行，而禁吾民製造，是自蹙其國也。宮中作廠，率多偷減，敷衍欺飾，難望致精，則吾軍械安有起色。德之克虜伯，英之黎姆斯，著于海內，為國大用，皆民廠也。宜縱民為之，並加保護。凡作機器廠者，出費領牌，聽其創造。輪舟之利，與鐵路同，官民商賈，交收其益，亦宜縱民行之。」非常明白不過地提倡民辦工業、運輸業，甚至礦業以及金融業（參見《公車上書》其他內容）。

但是，為什麼百日維新的改革政策卻變成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諸領域普遍潤澤的毛毛雨了呢（百日維新真正吸引注目之處絕非它的經濟政策）？我個人以為，這裏也有康有為「畢其功於一役」的設想的因素，也有補丁傳統的影響。

與補丁傳統幾乎同樣有害的是改革者的求全之念。一方面，從洋務運動的教訓中，維新派得出的結論是學習西方不能枝枝節節，變革必須全體皆變，在他們看來，西方的政治、經濟、教育體系本身就是一個整體，學一而棄其他，則一也難成。梁啟超有段話非常有名：

補丁傳統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儘管甲午戰爭淮軍與北洋水師的失利，洋務運動大為人所詬病，但在甲午後大臣們陸續提出的變革與整頓建議中，補丁的幽靈仍左右一切，幾乎所有提倡經濟改革的方案中，無論開礦、修鐵路、設廠，還是辦銀行印鈔票等，統統離不開官辦的窠臼，而且斷然沒有像日本官辦之後再處理作價給商民私辦的後繼方案，實際上仍沿襲洋務運動之故技。至於開辦武備特科、經濟特科的設想則是對科舉制的補充，以洋操編練新軍則是對原有軍九九藏書隊體系的補充（斷不敢取消原軍制）。張之洞的思想實際上是最典型的，代表了大多數有意求變的士大夫的意思（不然《勸學篇》怎麼會風行海內，一時洛陽紙貴呢）。他在百日維新前夕拋出的《勸學篇》，我在前面分析過，認為那是張之洞的變法綱領，同時認為儘管有了《勸學篇》，維新派與張之洞仍然可以結成聯盟，因為《勸學篇》的許多內容其精神實質與維新派有相通之處。但是，《勸學篇》也有與維新派的根本歧義（有歧義不妨礙結盟），這就是補丁傳統的幽靈，張之洞作為洋務官營工業的最有魄力的實踐者，他並沒有從以往失敗的教訓中醒悟過來，意識到官辦工業（衙門式工業）的病根所在。在他看來，洋務事業過去之所以成效不顯，原因有四點：其一「人顧其私，故只為身謀而無進境」。其二「愛惜經費，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其三「朝無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其四「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機」。這四條的的確確都像他自己所說的，只是「人之病」「時之病」「浮言之病」「失序之病」，統統都是癬疥之疾。可是在他眼裡，洋務運動只要解決了這些癬疥之疾，就可以「卓有實效」。所以他非但還在補丁傳統里打轉，而且還要在洋務這塊大補丁上打上四塊小補丁。

康梁求全之念的毛病就在於他們沒有跳出那種以官權安排變法的老套子，總想一步就將變法諸事安排妥帖，搞現在人所謂的系統變法，不致讓陳舊的因素來妨害引進，妨害新法。造成事事新、面面新的局面。然而，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一廂情願，結果是導致變法沒有主次，抓不住要害。就是沒有政變，這種變法也會走彎路，我們只要看看庚子之後幾乎是依樣畫葫蘆的新法就不問可知了。

洋務運動這種不以政治變革為目的的改革運動，並非毫無效驗，但推行者原本就是想引進一些西方的因素來補充九*九*藏*書中國社會經濟體系的不足，因而很難培植起中國自己的資本主義因素。政治與經濟的二元體制固然不很理想，但它也確實可以保證非近代的社會向近代過渡，但是由於中國長期培植不起自己的資本主義經濟，所以二元體制也難以出現。

誠然，這種理論並非沒有道理，講起來也很吸引人，有說服力。但是，絕大多數信奉這種理論的人卻忘了一個前提：近代化變革不是外發行為，也不只是政府行為，它歸根結底是要靠一個民族的自發力量，只要自發力量成長起來，依靠資本和市場的魔術棒，近代化所需要的一切都會自然而然地冒出來，不需要人們刻意地去安排。一個傳統社會，在近代化之初固然需要有政治力量的促發，但善良願望更多的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將事事都安排妥帖。將西方的某種文化因素引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時，不可避免地要出現種種扦格與衝突，讓引入者覺得必須連鎖性地將其他相關因素也引進來，甚至好像只有將原生地的文化環境也搬來方才適意。顯然，這是不可能的事。

當甲午戰爭再一次給中國帶來變革的契機時，最為迫切的任務其實不是開議會，實行西方民主政治，甚至也不是考試製度的改革，廢八股改策試，而主要應該完成洋務運動應該完成的任務，獎勵資本主義工商業，首先確立保障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相應經濟法律體系，在中國培植起本土的資本主義經濟。

其三，關於廣開言路，准許臣民上書。這本是封建時代的「賢君」就可以做的事，以此作為開議會的替代，連補丁都算不上（開真正西方民主意義上的議院當時還不是時候，但興紳權、倡紳言的機構總可以設想提出）。

今之言變法者，其犖犖大端，必曰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將帥不由學校，能知兵乎？選兵不用醫生，任意招募，半屬流句，體之贏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九-九-藏-書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傷廢無養其終身之文，死亡無鄴其家之典，能潔己效死乎？圖學不興，厄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卒不習風波，一旦臨敵，能有功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盡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商務學堂不立，罕明貿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厘卡滿地，抑勒逗留，胺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報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其稍進者曰：欲求新政，必興學校，可謂知本矣，然師學不講，教習乏人，能育才乎？科舉不改，聰明之士，皆務習帖括以取富貴，趨舍異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學成而無所用，投閑置散，如前者出洋學生故事，奇才異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縣皆設學校，然立學諸務，責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盡善乎？如是，則興學如不興。自余庶政，若鐵路、若輪船、若銀行、若郵政、若農務、若製造，莫不類是。蓋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萬事皆同出於一本源之地。不挈其領而握其樞，猶治絲而焚之，故百舉則無一效也。

其五，關於選拔新式人才。這方面措施只有要求，而無制度、措施保障，所以儘管三令五申，各地督撫不保舉，也沒什麼辦法。這一條也只好算作補丁，而且是沒有多少效用的補丁。

這就是對康有為「一變俱變」理論的闡述。這種以政治變革為綱，全面開花的變革理論，其根據有點類似於多米諾骨牌效應。自戊戌以後，這種理論一直都很有市場，其邏輯的順延就是近代純理論中的「全盤九_九_藏_書西化」論。而中國的近代化之旅，也就是從變器到變制再到變革思想文化，沿著唯心的路線前進，結果呢，我們大家都知道，依舊是沒有多大效驗。

清朝補丁政策實行了二百多年，尤其是晚清之際大補特補的實踐，使得很多人對此甘之如飴，覺得這是一種很穩健又有實效的辦法，所引起的社會震動最小。補丁傳統的魔力還在於它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東西，往往在不知不覺中起作用。補丁是我們概括出來的說法，當時的人們並不自知有這麼回事，可是不知不覺地會追隨它。康有為雖然意識到了洋務運動的病根所在，但他也低估了清朝傳統政治習慣的威力，實際上在不知不覺中，也受到了影響，這種影響和他那種事事都想改的思想（即他與伊藤博文所言：「行改革事，必全體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則勞而無效」）碰到一塊兒，產生了奇特的變異，於是，就出現了百日維新的改革毛毛雨。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一下百日維新一攬子變法措施。

其一，在軍事改革方面，雖然改武科，效行西制整頓軍隊，但沒有傷及陳舊無用的八旗綠營兵制的骨架，更沒有涉及已經開始腐朽的湘淮軍，所以只好算作補丁。

其四，整頓吏治、裁撤閑衙。這也是封建時代政治清平時可以允許之事，所以是標準的舊式補丁。

清季政治中的補丁傳統曾作為清代比較有效的彈性機制，幫助王朝渡過了許多難關。在面臨近代的挑戰時，人們仍然習慣於以補丁的方式來渡過危機，洋務運動就採取了這樣一種形式。由於這種補丁政策自身的局限，因而以引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洋務運動並沒有導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生根與發展，東方這種外髮型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從官辦到官督商辦再到商辦的三階梯，在洋務運動中僅進展到官督商辦這一階梯就停滯不前，甚至還有倒退的跡象，因為補丁政策並非意在作扶植中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