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日維新期間，儘管黑雲壓頂，困難重重，維新陣營里還是聚攏了相當一批有志之士。翁同穌被革職還鄉，前往送行者數百人，大多為同情變法的人士，不少並非是翁的親故，而是「為天下」的維新志士。到了這個時候，變法運動已遠遠超出了康梁傳統的小圈子，成為全國先進士人的共同事業。除了四小軍機之外，變法運動還有幾位鬥士型的人物，與康梁一起，為變法運動出了大力。一位是御史楊深秀，這位山西大儒，是位北方有名的漢學宗師，曾受聘為山西會德堂書院山長。入仕后先後做過刑部主事、郎中，山東道監察御史。維新運動興起時，他已年屆半百，然求新之志卻老而彌堅，作為言官，他利用自家獨特的身份，每每為變法大聲疾呼，力薦維新人士，並果敢地上書彈劾頑固派大臣，懷塔布、許應驥等禮部六堂官正是因為他的彈章丟了烏紗，湖南巡撫陳寶箴被頑固派彈劾，他為之抗疏答辯，衝鋒陷陣，無所畏懼，幾乎是哪裡有「仗」打，哪裡就有他的身影。尤為難能的是，西太后發動政變以後，緹騎四齣，曾參与新政之人，人人自危，大都不是遠避他鄉，就是忙於洗刷自己的時候，他居然站出來上疏追詰西太后訓政之由，並援引古義，要求西太後撤簾歸政，害得破簾而出的西太后大為尷尬，惱羞成怒，將其逮捕入獄。他是戊戌六君子中，年歲最長者。

譚嗣同系湖北巡撫譚繼詢的長公子，譚繼詢是個出了名的循規蹈矩之人，西太后對他很放心。林旭這位白衣秀士，翩翩佳公子，本是洋務派名臣沈葆楨的乘龍快婿，又曾為榮祿幕僚。這二人又都是康有為的私淑弟子（沒有真的入門受業），與康梁的思想十分合拍，系十分健銳的維新派鬥士。尤其是譚嗣同，雖生於官宦之家，卻絕無世家子弟氣，生平好交結江湖義士，慷慨仗義，有古俠士之風。劉光第原是刑部主事，傾向變法，但態度比較溫和，有調和新舊的意向，他https://read.99csw.com與張之洞有些淵源，對張之洞相當推崇，不過在被選人軍機后，表現得相當不錯。楊銳是張之洞的得意門生，長期在張之幕下，張倚之若左右手，1889年入京以舉人官內閣中書，與張之洞書信不絕，張有事托楊銳，而不託在京任職之子，可見關係之深。誠然，楊銳也同意變法，但態度上往往以張之洞的立場為轉移，所以在變法中，他的態度最為緩和。

這些人再加上黃遵憲、容閎、陳三立（陳寶箴之子）、皮錫瑞、孫治讓、唐才常、章太炎、畢永年、冒廣生、熊希齡、陳叔通、孫寶瑄、徐仁鑄兄弟、沈曾植兄弟等一批在運動中披堅執銳，衝鋒陷陣的志士，維新運動形成了自己的不大但頗有聲勢的陣容。除了孫中山等海外的革命者之外，他們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批具有革命意義的先進分子，因為近代化到了他們手裡，才有了結束幾千年封建專制的意義。以後的革命者與形形色|色的救國論者，都堪稱是他們嫡傳的後代。

應該說明的是，軍機四卿並非康有為的傳聲筒，如梁啟超所云「自此皇上有所詢問于康，則命四卿轉告，康有所陳奏，亦由四卿密陳」的情況固然是有的，但在一般情況下，軍機四卿還是以獨立意志在參与新政，即使如譚、林這樣的康門私淑，也絕非事事請示，日日彙報。據梁啟超講，他們在一起時經常爭論不休，經過爭論達成一致，往往並不以梁的意見為準。

在西太后即將發動政變前夕，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場景，湖南守舊派曾廉上書，深文羅織，請誅殺康梁，發出了血腥反撲的信號，在此關鍵時刻，正在當值的譚嗣同與劉光第，上書對曾折逐條批駁，並最後寫上願以全家百口性命相擔保，康梁無罪有功。毫不手軟地挺身擋住了頑固派的反撲。

隨著變法的深入，光緒召見的微臣越來越多，8月間，嚴復、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等人先後都入京九九藏書得到這份榮光。而新政的詔書大多由康梁奏摺之意出之。但是由於變法愈來愈受到頑固派的抵制，西太后的偏袒一方的態度也日趨明顯，一些原本不反對變法的中間溫和派大臣也開始隨風倒，附和頑固派為變法製造障礙。翁同穌之去，在軍機處這個中樞機構上無人出頭為變法做主，隨著頑固派搗亂的加劇，翁去后留下的缺憾愈發明顯。於是，9月5日，在變法的關鍵時刻，光緒毅然任命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四位年輕人為四品卿，入軍機為軍機章京，填補翁同穌去后的缺憾。

軍機章京是軍機處的中層辦事人員，其作用因人而異，有時大有時小，能人在此位上，有時作用比一般軍機大臣還大。軍機章京分滿漢兩班，每班八人，日值兩班，凡屬軍機處事務，莫不由章京具體負責辦理，小到上傳下達，大到草擬上諭。軍機章京一向都被視為實權人物，人稱「小軍機」。

儘管光緒選擇這四個人人值軍機，充分考慮到了頑固派的承受力，實際上是一個略帶妥協性的辦事班子。但是，四小軍機在進入軍機處那天起，就引起了老派人馬的強烈嫉視。

譚嗣同等人被任命為「小軍機」，反映出光緒為堅持變法的良苦用心。這四個人都傾向變法，其中譚嗣同與林旭態度還相當激進。但是他們又都有一定的來頭，不像康梁那樣沒有「根基」（康有為之叔祖康國器雖當過廣西護理巡撫，但時間已久，且關係較疏，算不上是世家子弟），更不像康梁那樣名聲在外，招人忌恨。

另一位是徐致靖，這位侍讀學士堪稱維新運動中的勇健之士，他與兩個身為翰林的兒子都與維新派過往甚密，維新運動幾個關鍵的「坎」，均由他出面上書得過，薦康有為、黃遵憲，再薦梁啟超，三薦四小軍機，外加請光緒明詔定國是，在百日維新期間，被光緒擢升為禮部侍郎，與同期遷升的李端棻（梁啟超妻兄），同主禮部，負責變法的教育改革事務。政變后，九九藏書他與六君子一道被逮，由於他父親與李鴻章有很深的交情（據說李鴻章中進士那年與徐父同棚考試，完卷未及謄好即患急症，後由徐父代為謄好呈上，結果是兩人俱中，從此結為莫逆），李鴻章花了很大力氣托榮祿為之疏通，說此人就愛唱唱崑曲，胸無大志。西太后看在榮、李之面，定了他個監斬侯（死緩），直到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來，方才脫牢獄之災。

夏曾佑曾被蔡元培譽為中國最有功底的學者，除了未完的一部《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之外，一生懶於述作。可他在戊戌變法時卻是一位活躍的要角。梁啟超曾這樣描繪那時他與夏的交往：「我十九歲始認得穗卿（夏曾佑之號）——我的外江佬朋友裡頭，他算是第一個。初時不過草草一揖，了不相關，以後不曉得怎樣便投契起來了。我當時說的純是廣東官話，他的杭州腔又是終身不肯改的，我們交換談話很困難，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一間小房子，在賈家衚衕，我住的是粉坊琉璃街新會邑館，後來又加入一位譚復生，衡宇望咫尺，我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面，見面就談學問，常常對吵，每天總大吵一兩場，但吵的結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們大概總得到意見一致。」梁啟超、譚嗣同與夏曾佑都在北京的時候，也就是維新變法的關鍵時刻，這些熱血青年那個時候就這樣為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在天天吵、爭，然後去做，不為名利，不顧性命。葉昌熾在當時是一個持中間立場的小京官，但他也承認，維新變法的這批人都是「才雋之士」。

軍機處與一般中央機構不同，無衙可言，因為它成立時就是皇帝的一個秘書班子，因此在皇宮隆宗門內的一所平房裡辦公。軍機章京分作滿班和漢班，各據一端，而四小軍機來了之後，發現滿班和漢班內均無他們的位置，兩邊互相推諉，有意刁難。「詣漢案，辭日：『我輩系辦舊政者，請他往。』詣滿案，辭曰：『我輩滿股https://ｒｅad•９9ｃsw.ｃom，君何為摻雜？」』血氣方剛的譚嗣同等人豈能受這個氣，乾脆以硬對硬，抬腿就要走，這一下，對方倒軟了下來，軍機大臣出面，在屋子中間為他們設下桌案，從此，他們就成了軍機處的「中心」。從此以後，幾乎所有有關新政的奏摺都交給他們處理，由他們先拿出意見，在奏摺上夾上寫有處理建議的籤條，然後由軍機大臣轉呈皇帝裁奪。守舊的軍機大臣們，一時間幾乎無事可做。為了壟斷新政事宜，四小軍機兼代滿班與漢班業務，也分成兩班當值，譚嗣同與劉光第一班，楊銳與林旭一班。「名為章京，實則宰相也。此後新政，皆四人行之。」

遠遠超出康梁範圍的這些維新人士，他們中的多數論思想境界和學識水準並不亞於康梁，也屬於同時代的早慧者，但恰是康梁先登上了峰巔，奔走呼號，將他們的心愿匯成一種頗有聲勢的運動，所以儘管參加者出力不少，貢獻與犧牲也很大，但運動寫上康梁的名字也不為過（不過，後來的康有為頗有貪功之嫌，他將這場運動中的犧牲者均視為自己的學生，好像運動就是他和他的弟子自家的事，這就過分了）。準確地說，戊戌維新是那個時代先進分子共有的果實。

據梁啟超講，四小軍機「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如此隆重之禮，說明了光緒對四小軍機的重視，也發出了一個信號，頑固派軍機大臣有被架空的危險。

在短短的十六天里，四小軍機襄助光緒，頒布了一系列新政的詔令，處理了大量的臣民上書，像試辦速成學堂，鼓勵士民上書言事，「推廣遊學辦法」，鼓勵士民送子弟出國留學，重建海軍，和一系列整頓財政稅收、大力發展民族工商農業的法令，均由四小軍機操辦，特別應該指出正是由於他們的參与和推動，光緒毅然下詔准許八旗人丁「各習四民之業」自謀生計，在這個困擾清朝近兩百年的毒瘤上開了刀。

按慣例，新上任的軍機九九藏書章京必先去軍機大臣私邸挨門拜謁之後，方才到差，可是也許是由於不了解這一內情，或是覺得自己由特旨而授，身價不同，所以他們四人均未去拜，即到軍機處供職（不了解情況的因素肯定會有，對像楊銳這樣的人，肯定不會因這等禮儀上的小事而開罪大軍機的）。這一舉動，如火上澆油一般，使軍機四卿一踏入軍機處的門檻，就與原來班子中的大多數人處於尖銳的對立之中。

楊銳人值軍機后在給他弟弟的信中說：「聖訓煌煌，只增戰悚，每日發下條陳，恭加簽語，分別是否可行，進呈御覽。事體已極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處，劉（光第）與譚（嗣同）一班，兄與林（旭）一班，譚最黨康有為，然在值當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漸不相能。」楊銳在維新運動中是維新派的同路人，在新舊兩黨的尖銳鬥爭中，他站在「中間偏左」的溫和派立場上，對康有為及其同志的政治觀點乃至政治態度都持有異議。因此，他在軍機是處處謹慎小心，對林旭的激進姿態每每不以為然（但他的立場基本上還是偏向維新派的，故而林旭還能忍受他的「強令」）。從他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四小軍機處境之險惡，公務之繁劇，名副其實地是變法的工作班子。

還有夏曾佑與嚴復，也算是維新運動的中堅人物，他們二人所起的作用，自梁啟超以下，無人堪匹。嚴復這位出身農家的中國最早的一批洋務學生，被派到英國學海軍，偏偏不安分地雜涉旁收，變成了中國最精通西方社會科學的一代宗師。由他「達詣」的一批西方近代社會科學名著，成為幾代先進中國人用以改造中國的利器，一部《天演論》一出，對維新運動所起的作用，不亞於梁啟超那支生花妙筆，喜愛時務體文章的青年，也喜歡將自己的名字改成「適之」「天擇」「競生」之類。嚴復與夏曾佑在天津創辦的《國聞報》，論影響雖不及《時務報》，但議論之深度卻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