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由這種天賦「民權」，他們順理成章地將之導向民主，導向議會政治，甚至導向公開對君主專制的否定。梁啟超說：「地者積人而成，國者積權而立，故全權之國強，缺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何謂全權？國人各行其固有之權；何謂缺權？國人有權者，有不能有自主之權者；何謂無權？不知權之所在也。無權惡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奪眾人之權，然眾權之繁之大，非一人智與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則其權將糜散墮落，而終不能以自有。」這是公開在報刊上發表的言論，尚且暗示君主權力的不合理，至於梁啟超等人的私下議論，則更是「非聖非君」，他曾在時務學堂學生的筆記上批道：「臣也者，與君同辦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這樣說來，君與臣就成了僱用關係，合則留，不合則散，「三綱」就等於一張廢紙。這話可以與孔融人之於母，像瓶中裝物的妙語相映成趣，啟發梁啟超思路的是西學，但他靈感的來源卻還是傳統。

士紳階層是中國社會的文化精英，有知識、有能力，更重要的是有議政干政的傳統。士為四民之首，紳為無冕之官，在中國社會，抓住了士紳，問題就解決大半，至少在太平年景是如此。但士紳們同樣昧於世界大勢，同樣不知近代政治為何物，同樣不會開會和選舉。更有甚者，「士唯無恥，故一書不讀，一物不知，出穿窬之技，以作搭題，甘囚虜之容，以受收檢。袌八股八韻，謂極宇宙之文；守高頭講章，謂窮天人之奧」。所以欲興紳權，必開紳智。梁啟超說：「凡用紳士者，以其於民之情形熟悉，可以通上下氣而已。今其無學無智既與官等，而情偽尚不如官之周知，然則用之何為也？故欲用紳士，必先教紳士。」

九*九*藏*書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權也者，兼事與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當為之事，則即以一人獨享天下人所當得之利，君子不以為泰也。

這種短訓班，有教學，有實踐，如果認認真真地辦起來，應該是有成效的。

開紳智、興紳權，有兩種途徑。一是興辦學會，在當時的條件下，康梁等人認為組織學會，可以提高士紳的西學水平，使他們了解世界大勢，更重要的是可以組織起士紳議政、參政，參加變法。梁啟超曾專門著文，以類八股文的形式一筆一筆地將學會的目的、辦法、內容、功能等排了出來：

從這裏看，宛如約翰·密爾《自由論》的口氣，所以說，康梁所謂的民權沒多少法國氣，而更多的是英美味。曾親自研究過約翰·密爾的嚴復，當然更是這種論調，還在《時務報》未問世之前，他就在《直報》上發表文章《辟韓》宣稱：「民之自繇，天之所界也（注：嚴復將約翰·密爾《自由論》譯為《群己權界論》，文中今譯自由者，均譯為自繇）。」而民之自治之權，就來源於天賜的「自繇」。

在另一份的時務學堂學生筆記的批註中，梁啟超還寫過這樣的文字：「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聖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後來，葉德輝、蘇輿等人在此條旁加案語曰：「二十四朝之君主，謂之民賊，而獨崇一孔子，是孔子之受歷代褒崇為從賊矣。」九-九-藏-書

當然，我們不好去苛責前人，在那個時代倡導民權的人，除了自身濃厚的英雄史觀而外，在接受西方政治學的時候，也順便受了老師殖民主義理論的影響，其實梁啟超有一分之智便有一分之權的說法就來自於李提摩太。當年的帝國主義者，就是以這種理論借口，剝奪了殖民地國家人民的民主權利。當然，這種理論也有真假難辨的「合理性」摻雜其間，即民主權利的充分行使，的確需要依賴全民的教育水平的提高，用這種合理性的東西摻進去，再經過幾個巧妙的轉換，殖民統治就合理合法了——要想獨立嗎？要想民主嗎？你們等吧，等到你們都有了知識再說，就算你們等到了那一天，而我們宗主國的人還是比你教育水平高，所以殖民統治還是合理的。

先由學會（指南學會。筆者注）紳董，各舉所知品行端方、才識開敏之紳士，每州縣各數人，成集省中入南學會。會中廣集書籍、圖器，定有講期，定有功課，長官時時臨蒞以鼓勵之；多延通人，為之會長，發明中國危亡之故，西方強盛之由，考政治之本原，講辦事之條理。或得有電報，奉有部文，非極秘密者，則交與會中，俾學習議事；一切新政，將舉辦者，悉交會中議其可辦與否，次議其辦法，次議其籌款之法，次議其用人之法。日日讀書，日日治事，一年之後，會中人可任議員者過半矣。此等會友，亦一年後，除酌留為總會議員外，即可分別遣散，歸為各州縣分會之議員，復另選新班在總會學習。

這種在當時又可被稱為民權的「人權」，是以社會的個體本位作為前提的，從這種前提出發，人權又引申出民主、自由和平等。

民權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為「人民的權利」，這種解釋源於法國大革命，源於盧梭的理論，其實質為一種「集體」的凌駕于個九_九_藏_書體的人之上的權利。另一種即為作為人個體的權利，這是一種近代英美的概念，源於洛克、約翰·密爾，也源於美國《獨立宣言》，它的本質是宣稱每個人擁有與生俱來的天然權利，強調這種權利的神聖性（源於自然法的神聖性）。後者，實際上就是眼下十分時髦的「人權」。

開民智是一項艱巨而漫長的工作，他們當時還沒有能力想到後來胡適博士想出的「幼稚園民主」的辦法，在現實變法政治的急切需要面前，他們很快就把工作從開民智轉為「開紳智」，把口號從「興民權」改為「興紳權」。「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

開民智與政治改革多年來被人說成了像那個古老的命題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那樣麻煩，是先開民智還是先搞政治改革，這對於前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個必須同步進行，而且也只能同步進行的程序，雖然步子可能有時此一方會大一點，有時彼方大點，但誰缺了誰都將是不可能的笑談。

維新變法運動期間，康梁等人所熱衷的民權到底屬於哪一種呢？還是讓我們來看他們是怎樣說的。梁啟超在《時務報》時期，談民權談得最多，他曾這樣說過：

v函告寓華西士，邀致入會，以收他山；

中國的文人，大概說的和做的總難達成一致。康有為後來的學生總是感到疑惑，不知為何老師推崇民主卻要保皇，倡言男女平等卻又要左一個右一個地納妾。其實，梁啟超與譚嗣同也未嘗不如此，不過性質稍有不同。有英雄豪氣的譚嗣同斷不會作出不英雄的事來。譚嗣同和梁啟超對君主一無好感，甚至還相當嫌惡，可到了變法實踐中，他們可以說都對光緒很忠誠，尤其是譚嗣同，進京之後入值軍機，楊銳說他最黨康有為，然當值尚稱安靜九*九*藏*書，說明思想激進的他處理現實問題時很冷靜，也很能替光緒著想。政變的危難之際，他首先想到的是糾合江湖俠士營救光緒，最後能逃而不逃，從容赴義，雖然本意並非「以死殉主」，而是要以他的血來喚醒世人，但在形式上卻很像是「主危臣死」古之忠臣義士（維新派後來也就是這樣推崇他的，甚至還編造出他如何如何地「孝」，事先準備好與父的絕交信，以便洗清父嫌的故事）。

實行民主，倡導民權的確應該與開啟民智聯繫起來，行使民主權利也與使用者的知識水平有關。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沒有知識的人就理所當然地應該被剝奪他應享的權利。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政體並非是等到全民的教育水平都很高了才建立的，而不發達國家也絕非只配專制政體的統治。政體與一個國家人民教育水平的般配並非是絕對的。對於中國來說，雖說近代知識尚欠缺，但農村中的識字人數在不發達國家是名列前茅的。農民們在農村辦自己村社的事時，能夠有良好的自治能力，稍加訓練，就可以部分地適應民主政治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政權建設的實踐證實了這一點（實際上這種實踐就包含了胡適幼稚園民主的內涵）。

現實的策略考慮（還有感情因素）使他們不能不從理論口號的高處走下來，從現實出發設計他們的行動方案，對君主的態度如此，對民權的鼓吹也是如此。當他們發現他們面對的是受幾千年愚民政策毒化，知識水平低下的一般老百姓時，當他們發現這些老百姓對他們救國為民的變法舉動根本不理解甚至誤解時，他們就不再迷戀于興民權的種種「益處」了。至少維新派在湖南的社會改革運動在民眾中的命運「教訓」了梁啟超他們，他們意識到了興民權必須有個程序的問題，興民權必須先開民智。首先要提高民眾的文化水平，其次還要灌輸西方近代政治常識，否則不會選舉不會開會，不知義務不明責任，民權根本就興不起來。梁啟超到了時務學堂當總教習后曾對陳寶箴講：「今之策中國者，必日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也矣，然民權非旦rｅaｄ.9９csｗ.ｃoｍ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權。」這種說法像他們熱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一樣，往往會導致西方統治東方的殖民邏輯，但是那個時候的他們，看問題往往就像他們僅有的數學常識歐幾里德幾何學（這是最早引進中國的西學）一樣，是平面直線運動，再加上根深蒂固的英雄史觀作怪，很輕易地就借民智不開的大棒，打掉了一般老百姓的民主權利。

開紳智興紳權的第二種途徑是開辦「短訓班」，梁啟超曾為湖南的新政出過這樣的主意：

這樣的學會，集學校、研究院、出版社、編譯館、博物院、圖書館以及實驗室於一體，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大雜燴。康梁等人也確如此操作過，像編西學書目，購譯西書，出報刊等，在北京辦強學會時，由於全北京連一幅世界地圖都找不到，沒辦法，只好派人從上海覓得一幅，全會上下，視若拱璧。但是，像梁啟超描繪的那種學會，在維新運動期間。一個也沒有出現過，顯然，在啟蒙時期，不具備這個條件。而且，即使辦起了就像梁啟超說的那樣的學會，也還是像個以啟蒙為主的「窗口」。在那個披榛辟莽的年代，即使才華橫溢如梁任公，想象力也是有限的。

譚嗣同這位豪俠之士比他的同志來得更直截了當，他說：「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就像鄉下鄉社賽會，必須找一個人總領其事一樣，如果不稱職，就得換掉。又說：「君亦一民也，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為末也。民之於民，無相為死之理；本之與末，更無相為死之理。」進而更借「學問冠絕地球」的法國人之口，出言日：「誓殺盡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以泄萬民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