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後，嚴復也是一個大聲疾呼變法圖強的人，他也給皇帝上過萬言書，很早就與張元濟一起開辦了學西學的通藝學堂，還在天津《直報》撰稿為變法造聲勢，破疑難，提供理論武器。後來他又與夏曾佑等人主辦天津《國聞報》，我們前邊曾經講過，《國聞報》的影響僅次於《時務報》，而議論之深刻還過之。《國聞報》堪稱屹立於北方的維新變法的一面旗幟，一面有別「康黨」的旗幟。

細究起來，頗耐人尋味的是，進化論嚴酷的自然選擇與淘汰之理，與中國傳統哲學中仁道、中道之理是全然不相諧的，甚至可以說根本不相容。中國傳統倫理排斥競爭或者說掩飾競爭，更嫌惡赤|裸裸地鼓吹弱肉強食。在政治上，王道總比霸道來得更光明正大。但是，士人們卻十分容易而且十分樂意地接受了這種十分冷酷的理論，並將之視為顛撲不破的真理。看起來，一是嚴酷的現實證實了自然淘汰法則的合理性；二是在中國人心靈深處，性惡論的陰影始終未能去掉。相信人性之惡，自然會理解弱肉強食（深惡荀學的維新派，骨子裡還是脫不去荀學的影響）；三是在中國人的近代經歷中，有道義的中國總是敗在不講道義的侵略者手裡，反而要向蠻不講理的列強賠款賠情，原因只是列強兵強馬壯，船堅炮利，這一段歷史恰好是物競天擇理論的最好註腳。基於這三種原因，中國人從堅信仁義可以為干戈于櫓，走向自己的反面，相信弱肉強食才是真正的宇宙真諦。

《天演論》譯自英國學者、號稱「達爾文之咬狗」的赫胥黎。這部書應該譯為《演化與倫理》，但那個時候，嚴先生實際上不是在譯，用他hｔｔｐs://ｒeａd.9９ｃｓw•ｃoｍ的話來說是「達詣」，有點類似於我們今天某些時髦學者的「編譯」。

不管康有為如何自負，說他很早就知道了達爾文和進化論，甚至知道在進化論影響下西方學術界的動向，但是在中國，傳播進化論，或者嚴格地說傳播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將卻當之無愧地當屬嚴復。

嚴復的這種思想，在梁啟超和夏曾佑那裡得到了極大的發揚，夏曾佑走其極端，變成了「民智決定論」，而梁啟超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分，也是將民智水平當成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強盛的標準，也認為民智與政治水平要相適應，民智低下，給予民主也不會享受，讓你獨立也無法自治。也同樣認為政體應與民智相般配。「故欲求一國自立，必使一國之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國之事，然後可。今日之中國，其大患總在民智不開。民智不開，人才不足，則人雖假我以權利，亦不能守也。士氣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學不明，則雖有千百忠義之人，亦不能免於為奴也。」

嚴復認為康有為喊得震天響的保教保種口號，實際上只是一個保種問題，種不保，教則無可保，也不必保。而保種的關鍵，就是提高國人的素質。他在《原強》中寫道：「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日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日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反是而觀，夫苟其民契需恂愁，各奮其私，則其群將渙。以將渙之群，而與鷙悍多智，愛ｒeaｄ.９9cｓw•ｃoｍ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厚，大則滅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殺伐行也。」而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最要緊的就是民智，至少在當時的中國，民智之開，最為要緊，不明世界大勢，不曉最基本的科學道理，就是有好的政體也不能致富強。在嚴復看來，政治制度是要與民智相般配的。驟然冒進，使中國一躍而為民主政體，那麼「吾恐其效將不止貧與弱而止也」。

給自己改名為「適」，字為「適之」的胡適，很注意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情況，大概因為他自己就是進化論的虔信者。他在，日記中記載過一件趣事，他說他聽同事馬幼漁說，在維新運動期間，馬考入葉衷澄所辦的學堂，試題為《三國多遊說之士論》，試卷請的江標來看，大概由於馬的答卷比較出色，江批其卷時雲：「可與談天演。」卷子發下來，馬幼漁不知「天演」為何物，遍問人，人無知者，查《佩文韻府》也照樣糊塗。這個江標就是後來參与湖南新政的那個湖南學政，他實際上是康梁的戰友，接觸過《天演論》的人接受它實在是太快了。更令我們感到奇怪的是，康有為《兩考》出世會有人彈劾，而戊戌政變之後，譯出了《天演論》的嚴復卻未因此而獲罪。

1879年自英國留學回國的嚴復，沉在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總辦的位置十幾年，像其他留學生一樣，飽受排擠與不得重用之苦，由於沒有功名在士林中抬不起頭來，他又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應鄉試，以期掙個「孝廉」（舉人）身份來慰藉他那不服輸的心靈，可是偏偏又屢戰屢敗。相對於同時期的中國士人，他不僅是最通西學的人，而且還是對中國具有深刻認ｒｅａｄ•９９csw.ｃom識的人。這樣一位中國罕見的人才卻不得不把精力和才華虛擲在年復一年的八股舉業以及應付上司以及應酬同僚的無謂事務上，他內心的痛楚實際上比之其他的留學生更甚。

嚴復對中國貢獻最大的是譯介了一大批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經典，如《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法意》等。應該說，這些譯著選擇的眼力都相當不錯，也大多為中國當時的必需。「嚴譯」雖與後來的「林譯」（林紓之譯的小說）齊名，但社會效益卻不能相提並論，就對中國社會產生的推動作用而論，林譯遠不能望嚴譯之項背。然而，嚴譯中的重中之重，對中國思想界產生劃時代影響的，還當數《天演論》。對於戊戌維新，現在人們多稱道其價值在於思想文化的啟蒙，如果從這個意義來講，那麼嚴復的貢獻並不讓于康梁，雖然他並沒有登高一呼的天賦。

另一個蹊蹺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倡導者雖然並不都是殖民主義者，但這種理論卻為殖民主義所喜歡，因為根據這種理論，殖民者的行為無論如何凶暴，都有其合理性。這是一種強者的理論，勝利者的理論，是使殖民者不受譴責，使殖民主義者不為自己的暴行感到內疚的理論。但是，作為受侵略、被宰割、受欺凌的弱者的一方，中國人卻熱衷於相信，而且宣揚這種為侵略者提供借口的理論，甚至以這個理論的某些關鍵詞作為自己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呢？

赫胥黎的原書，其主旨就是將進化論原理應用到人類社會，具有很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意味。他在原著中開宗明義就指出萬物都離不開物競天擇的自然選擇法則，沒有求存之道，就會被自然淘reａd•9９csｗ.ｃoｍ汰，人類社會也不例外。人類可以征服自然，但稍有不慎，也會被自然所湮滅。人類社會中的優秀人種固然可以在競爭中取勝，但如心有鬆懈，也難免敗亡之命運。赫胥黎舉例說，英國人開墾澳洲，雖幾經磨難與艱辛站住了腳，但如有鬆懈，也有被土人殺滅的危險。赫胥黎強調了人類（主要指白色人種）應採取倫理控制的方法，充分發揚個人的意志力，將群體的「智」「德」「體」的力量集中起來抗衡天然淘汰的自然法則，建立一個道德高尚的社會，使成功者既是適應選擇的「最適者」，又是道德高尚的「至善者」。這就是他《演化與倫理》的主題。

顯然，中國人熱衷社會達爾文主義，絕無為侵略者張目的意思，他們只是看到了這個理論的另一面，即發揚主觀能動性，奮發圖強，在競爭中適應環境，變為適者生存中的「適者」的一面。而且，在潛意識裡，幾千年文化的優勢地位，使得中國士人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劣等民族」，是「弱者」，梁啟超、嚴復等人在宣揚權利與智力相配理論的同時，好像有意迴避那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得出的民智低下者理應受到「優等」民族侵略與奴役的結論。一層很薄的窗戶紙，但就是沒人願意捅破。

沿著這種邏輯路線，自然會得出啟蒙優先於政治改革的結論，顯然，這是一種與康有為不同的改革路徑。不過梁啟超並沒能堅持住他的主張，還是順從了他的老師。

保教保種的意思就是求民族自存之道，「教」與「種」分別代表了中華民族精神與實體的兩個方面。而恰是在嚴復闡明了自然選擇的原理之後，保教保種的呼聲才贏得了越來越廣泛的響應。嚴復在《原強》一文中說九_九_藏_書：「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趨趫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他以無情冷酷的聲音告訴人們，所謂物競天擇就是生存競爭中弱肉強食，愚身智役，只有適於天時地利於人事者，方能自存。這種聲音，對於剛剛從迷夢中醒來，尚存一絲僥倖的中國士人來說，實如禪宗當頭棒喝，茅塞為之頓開。

赫胥黎這部書按理說是非常合嚴復的口味的，他就是要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闡述達爾文主義，介紹達爾文主義。但是，他在「達詣」過程中仍嫌赫胥黎說得不過癮，不斷地將斯賓塞的貨色塞進來，極大地增加了原書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色彩。這也可以說是嚴復的一種介紹意向，早在1895年他在天津《直報》上發表的《原強》一文，就是將達爾文與斯賓塞並列介紹的。他所喜歡，也認為中國此時最需要的就是帶有社會學色彩的進化論，與帶有達爾文主義色彩的社會學（群學）。

進化論傳人中國，作用最為顯著的是兩層意思，一是變易進化思想，這一層意思由於中國傳統思想中本來就有很濃的變易因素，所以很快就被康梁等人接了過去，演變成新型的「張三世」思想。二是自然選擇思想（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層意思是中國傳統思想中所沒有的，故而由西學程度較好的嚴復闡發，最初最大限度地激發了人們「保教保種」自救自存意識，繼而演成主宰了中國知識分子幾十年之久的世界觀和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