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是以日本為摹本的，但學習日本的動議是甲午戰爭之後才提出來的。儘管康有為說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日本進步的狀況，驚嘆于日本新學之出色。但在日本的強盛沒有得到證實之前，即使早慧如康有為，也不見得會放下架子去向日本人學習。對於康有為和他的弟子以及所有與康有為同時開始接觸西學、有志改革的中國先進士人來說，他們所學習和效法的主要對象是西方。儘管沒有日本當年的聲勢，但中國也確有相當一批人實際是與日本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甚至個別的早慧者還走在了日本人的前頭，像《海國圖志》《瀛環志略》這樣的書，在日本也是彌足珍貴的啟蒙之書。

中國的洋務知識分子，不論是遊學歸來的容閎、詹天佑、嚴復、伍廷芳等人，還是本土的洋務學堂學生，他們受的新式教育都是西方的，而康有為他們這批「自學成才」的士人，所接觸的也是西學，其中由日本「轉口」的微乎其微。因此，當甲午之後，他們開始學習日本變法維新時，雖然在行動上力求與日本的維新志士看齊，但思想里裝的還是西方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模式。所以他們的政治改革實際還是西化的方向，西方社會政治觀念與要素，不時地出現在他們的設計方案與政治行為之中。我們在此之前也強調過，即使是學日本，也是學他們如何學習西方。

但是，耐人尋味的是，社會改造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政治與社會學說，而在甲午前的中國社會裡，先進士人所能接觸到的西學卻大多為聲光化電之類的自然科學知識與理論。反過來，中國的士人雖然大抵從西方物質文明中感悟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但他們真正熱衷的卻是西方社會、政治、法律、歷史諸學科（少數秉質異常的「疇人」除外）。比如像嚴復，這位出身農家的下層士人，初學造船，繼習海軍，理應在工程學或海軍教育上（實際上他從英國回國后一直就從事海軍教育工作）有所作為才是，但事實上他的社會科學造詣遠比他的老本行要深，這方面的見識也遠遠超出時代的所有人。

再看康有為，他最早了解西學是通過《瀛環志略》《海國圖志》這些東西，可真正讓他萌發向西方學習之念的卻是他的幾次上海與香港之行。在香港「覽西人宮室之鑲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乃始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古舊之夷狄視之」。而到了上海租界，「見彼族宮室橋樑道路之整，巡役獄囚之肅，舟車器藝之精，而我首善之區一切乃與相反」。

然而，儘管康有為幾乎把江南製造總局編譯所出的格致西書購回了近四分之一，還訂閱了李提摩太、林樂知編的《萬國公報》與格致書院的《格致彙編》，在萬木草堂的教學中，也包教數學和格致，但是，我們實在不能恭維他的自然科學水平，康有為更實在談不上在這方面有什麼造詣。事實上，康有為從自然科學的知識甚至儀器里，悟到的其實是哲學、社會科學道理。1884年康有為費盡心機搞到一架不錯的顯微鏡，一連許多天，他像著了魔一樣抓到什麼看什麼，水中的蠕蟲、地上的螞蟻、身上的虱子，這些小東西在顯微鏡里都顯得很大，結果，他從此悟出了「大小齊同之理」，由顯微鏡的觀察一躍而到了哲學之境。同樣，當他得知光速有每秒幾十萬公里時，從此得悟「久速齊同之理」。從物質的以太學說，得出「仁」的道理，進而用以太說去闡明人類社會的根本大道。

康有為的萬木草堂無所不教，但特色還在於他以過去書院的方式來講西學。康有為一個人既教外國地理、歷史，又講西洋語言文字、泰西哲學、政治學、群學（社會學），還要講數學和格致學，古今中外可能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如此「博學」的教師。也就是由於這一點，康有為以一介監生的身份，才鎮住了已經中舉的梁啟超。梁啟超不但不顧「老友不與小友」敘齒的老例，反而投到了康有為的門下。

不管怎麼說，萬木草堂畢竟是一個既能看到許多西學的書籍，又能得到「高人」的指點，還能自由討論的地方。據梁啟勛回憶，在萬木草堂學習「要讀很多西洋的書，如江南製造局關於聲光化電等科學譯述百數十種，皆所應讀。容閎、嚴復諸留學先輩的譯本及外國傳教士如傅蘭雅、李提摩太等的譯本皆讀」。

由於老師對社會、政治諸學科的偏愛，學生們自然就跟了上去，舊式士大夫治國平天下的夙願，與填充了一些幼稚的西方自然科學和更幼稚的社會科學知識的改造社會之志相接連，康有為聚攏了一群開明、進步而有志於救國救民的青年。也許恰恰因為有了這樣的群體，康有為才能搶先一步，站在了登高一呼的位置，抓住了時代賦予的政治變革的契機，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應該說，他們最充分地利用了他們當時所能獲得的西方近代政治、社會諸學說的資源，有從《佐治芻言》之類的介紹性西書上得來的淺顯的知識，也有從西方歷史書中擷取的零星片斷。理論的幼稚，導致行為上的幼稚，這場以西化為目標的政治變革，呈現出歷史上少見的奇特的新舊雜陳，中西糅合的景觀。梁啟超在戊戌維新過後幾十年回首當年時曾說：「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還顧室中，則皆沉黑積穢；於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暗，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試奮鬥；於是以極幼稚之『西學』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而在變法的當時，浙江大儒孫詒讓在致《時務報》經理汪康年的信中就說：「聞貴館通計閱報人數以敝里為最多。而敝里閱報之人，蓋慨時事危迫而愛玩欽服者十之二三；而聞有科舉變法之說，假此揣摩，為場屋懷挾之策者十之七八；其能潛研精討，以究中西政治維新之故者，殆無一也。」不能「潛研精討」，是因為人們沒有時間，也沒有那個心情，投機取巧者如是，赤心報國者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