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作為一個團體，意見不合是應有之義，開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通過討論和協商達成共識，達不成一致也可以求同存異，或者通過最後的表決以形成多數意見。如果是一唱百諾，那麼這個會也大可不必再開了。康有為大概是習慣了萬木草堂那種眾星拱月，親善友好的氣氛，碰到了京城一個個誰也不服誰的京官們，難免有點掉轉不開。

十七、講時皆立書記人寫所講者，有答問者亦錄之，匯登時務報，並將每會姓名，皆登《時務報》端，並譯登外國報以告天下。

最有意思的是規定遲到的人請隨意就座，不必為禮。從前出現這種情況，肯定大家相互作揖打千，忙亂不已，這個剛剛安頓好，又進來一個，再一通忙亂，而且中國人又喜歡遲到，如是這般，一次開會有幾個遲到的，會就幾乎給攪黃了。

還有規定提問須講完再問，同時提問最多不能超過兩人，以及問及瑣事和有意為難可以不答，可見從前提問常常隨意進行，七嘴八舌，別有用心的人往往還有意刁難。

就像中國人乍進入近代生活不會使用洋槍洋炮，好長時間兵丁們瞄準射擊時眼睛不看著前方一樣，就像中國人沒見過工廠與機器，擔心大煙筒會把自己吸進去而不敢進工廠一樣，就像中國人乍見照相機以為它能將人的靈魂吸進去一樣，中國人也不會開會，不懂開會的程序，更不知道遵循這種程序；不懂開會也要有規矩，更不知道要遵守這些規矩。中國官吏們以前也有過開會的經歷，像御前會議什麼的，但那與其說是會議，不如說是皇帝的挨個提問，一旦沒有了天然的權威，傳統的中國人似乎開不成會。

四、公舉宣講之人，當擬出數題宣講。

一、會中人數既ｈｔｔｐs://ｒeａｄ.９９ｃsw•cｏm多，談話難合，外國開會，皆有演說，由眾公舉，通中外博古今之才，立題宣講，以便激發而免游談。

但是，中國土大夫卻從來都是喜歡結社議事的。東漢的太學生們與外戚斗，與宦官斗，小會議政，大會聲討乃至行動，最終釀成黨錮之禍。曹魏時的建安七子的詩酒酬唱，好朋友死了還一塊兒到他墳上學驢叫。魏晉之際政治環境惡劣，竹林七賢不敢議政，還是湊到一塊兒吃藥，喝酒，行散，玩女人。明代的文人結社最盛，東林黨、復社、幾社，都是干政議政的好傢夥。一群群志同道合或者說臭味相投的文人，湊到一塊兒，或是詩酒女人，或是譏訕朝政，臧否人物。清代皇帝推崇歐陽修的《朋黨論》，屢頒禁令限制文人結社，嚴禁處士橫議。但據說還是沒能禁得了。到了晚清，朝廷控制力銳減，不僅朋黨出來了，士大夫的清談也再次光復舊觀。清流黨人不論牛角牛腹還是牛尾與眾多的牛毛，看來都免不了士大夫干政之嫌。而甲午之後，憂國憂民的士大夫更是把陶然亭當成了清議的據點。

應該承認，這種士大夫的清議也是能議出些名堂來的，比如明代東林黨人與閹黨的鬥法，許多主意肯定來自清議；晚清清流黨人的許多好的彈章，也由清議而孕育。清議也有威懾力，東漢臧否人物的月旦評，就使官宦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但是比較起近代政治的開會來，士大夫清議就顯得太無目的性，無計劃性，太隨意，太沒有約束力了。

最奇怪的是康有為將開會的演講人推舉、提問、答辯、會中紀律以及書記員記錄都規定好了，可是就是忘記了主持人這一條，主持人誰來九九藏書做？做什麼？一點也沒提起，是不是他以為他自己就是當然的主持人呢？可能。

三、投鬮者席前各置紙筆墨及一碗，聽客書自己姓名，及所舉之人，匯齊置中間一案，一人開鬮，一人宣讀。

在近代西式民主政治中，開會只是一個小小的技術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對於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來說，還真是一件必須要有人教的難事。孫中山先生寫過《民權初步》，其中有些內容就是告訴人們如何開會。也許他是聽說了國民黨成立之初開大會，主持人宋教仁當場挨了女豪傑唐群英的耳光，差一點就把會給攪黃的故事。後來的魯迅也曾寫過文章教人們怎麼開會，其中一條建議就是會不要開得太長，如果開長會就最好準備一些麵包，以防人們因飢餓而心情煩躁云云。

在組織強學會時，毫無經驗的維新派常常控制不住局面，開會議事不是成了康有為一人演講的獨角戲，就變成了大家吵吵嚷嚷，議而無決的「舉座不歡」之局。而開會與「游宴」也分不太清，反而有酒有游的「會」倒開得好一點。開會時來看熱鬧的居多，雖有時「士夫雲從」，但喧嚷異常，像是在逛廟會。最終不待頑固派參劾，會中已因意見參商而七零八落。而康有為由此得出教訓竟是，「從來意見不合，是以害事」。

十六、公推宣講之人，以多者為先，次者留作第二次宣講。

十四、講時客復到者，隨意就座，不必為禮，以省繁囂，有事不待講畢，而先行者亦聽。

五、擬題當關切保國、保教、保民、保種、切近有益之事，不得旁及。

比如推舉演講人的程序，「講例」規定得很詳細，共有四條之多，而這種事在現代，寫上一句就足夠了。由此可見，在這以前，ｒeａｄ.9９csw•ｃｏm大家並不知道應該推舉演講人和怎樣推選。

十五、講時會中聽者，不得談論，致喧嘩亂聽。

十三、宣講者于講時供茶。

十、辯問可同時二人並問，不得過二人以外。

再如「講例」規定演講要切題，可見以前離題千里的事經常發生。還規定演講人要限定時間，由此可見以前是沒有時間概念的。

即使康有為如此良苦用心，規定得一條條明明白白，可是保國會開起會來仍然士大夫積習不改，大家散散漫漫，與往昔清談別無二致。一位同情變法的名為李宣龔的京官在致友人的信中說：「迨保國會發起，弟雖到過一兩次，其實不過逐隊觀光，並不識有所謂政治思想。即如開會第一日，南海（康有為）演說俄羅斯問題，容純甫、沈子培諸人均在場，而楊叔嶠偏當眾假寐。八月難作，叔嶠且列康黨，是一可笑之事。且是日聽眾，爾我漠不相屬，論議未畢口口狼藉，此真鄭稚所謂保國會如此，天下事可知矣。」這裏需加一點說明，楊叔嶠即六君子之一的楊銳，他的「假寐」大約是出於士大夫積習，並非有意讓保國會出醜，或者蔑視維新派。容純甫即為容閎，沈子培即是沈曾植，他與其弟均為變法的熱心參加者。

與西方近代政治的常識需要學習一樣，西方政治的操作同樣需要實踐。從本質上講，沒有通過訓練的中國士兵不能使用洋槍洋炮，同樣，沒有經過訓練的士人也不懂得怎樣操作新式政治。今天我們看起來再「常識」不過的東西，在那個時候，卻是很多有學問的人都做不好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開會這個問題上，那時許許多多學富五車的士大夫，其知識水平不抵我們今天小學校里一個主持過班會的少先隊中隊長。關於如何九-九-藏-書立題，制定程序，付諸表決，投票等事項，那些大人先生們都不懂。

當然，畢竟與在廣州辦學時不大一樣，因為在保國會裡，他不可能再以老師的身份出現，而且他也知道只有把保國會辦成一個會眾的講壇，才會起到應有的作用。

維新運動是中國先進士人開始學習西方政治規則的一次實踐，很顯然，剛剛從士大夫脫胎而尚且有大半截身子還留在傳統的維新派及同情、贊同變法的士大夫們，對西方政治的一切尚處於一知半解的狀態，而且他們似乎還不屑於請教如何開會這種瑣屑小事，因此，即使身在維新派組織的各種學會的會場之中，還仍舊按老習慣行事。

七、每會可公推數人轉講，每講酌定鍾數，以一時為度。

八、聽講者，東西北向三面環坐，其曾被單宣講之人，講畢，復聽講者，亦就聽講之位。

十二、講畢隨意同人談論，及入茶室茶點，去留皆聽自便。

這份由康有為親擬的「開會章程」，非常詳細，以致讓今天的我們看了感到噦唆而絮叨。而且除了演講式的開會之外，其他諸如辯論、討論、議事、表決等種種開會形式均未提及。在康有為原來的計劃里，是打算將保國會辦成一個準政黨，可在操作中，他依舊按書院教育的框架來辦，只指望有講的有聽的，還有提問。活像是萬木草堂的北京版。

從這些記敘上看，當年康有為他們真的是不容易，將這一群散漫慣了的士大夫組織到一起，召集他們開會，簡直比放牧野馬還難。開會時提問刁難還是小事，有的人開過幾次會，書記員將之列名會中，可題名錄一公布，人家就不幹了，反而來問罪。說起來中國到戊戌年，大門已經讓洋鬼子轟開了五十幾年了，可是大多數在京城的士大夫對於httｐｓ://reａd•99ｃsw.ｃｏm西方政治還是一知半解，有的連一知半解都沒有，維新派在這樣的環境中鬧變法，焉能不步履維艱？

二、公推通博之才，由大眾公舉或投鬮密舉。

十八、散講及講前隨意談話者不錄。

九、同會有欲問辯者，須待講畢乃問，或條寫出，唯有意法難，及瑣碎無關大旨者，講者可不答。

十一、凡問辯者，起立乃問，問畢乃坐，其望遠者，就座前問亦可，講者起立聽候，問者復坐，乃坐，聽者不起。

六、凡宣講者既為大眾公推，可在中堂宣講，以便聽講者，四面環聽，講畢仍就旁坐。

士大夫清議是沒什麼規矩的，既無主題，又無目的，更無程序和規矩，大家湊到一塊兒，七嘴八舌，你言我語，能從軍機大臣的花翎扯到女人的小腳，還免不了要夾著茶點和酒菜佳肴乃至於鴉片，如果是明代的士大夫，那肯定少不了那些色藝俱佳的名妓的調和。

戊戌變法真是名副其實的一場啟蒙運動，不僅從思想上，而且從西方政治的操作上都是一場啟蒙。可惜的是后一種意義的啟蒙力度太小，以致所有經過運動由康黨轉向革命黨的人們，仍然不太會開會，不得不由孫中山出面再來補課。其實，這種課還是要上下去的好。

也許是吸取了從前辦會的經驗教訓，也許就此請教了他們的良師外國傳教士。總之，這個「講例」中出現了許多古代文人結社所沒有的東西。反過來我們可以從這一條條煩瑣而縝密的規定中，看出他們從前開會的種種毛病。

不管怎麼說，通過強學會等學會的實踐，維新派還是積累了組織團體的經驗，也有了開會的經驗，及到1898年再開保國會的時候，準備就比較充分了。預先制定了一些章程和規矩，其中對於如何開會就制定了「保國會講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