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以說，作為清朝的皇帝，他們絕不想與老百姓直接打交道，只指望牢牢地坐在寶塔頂端，隱在深官里永遠保持帝王的神秘性，這也算是一種統治特色。

光緒此時正在為臣民上書不踴躍而感到煩惱，覽奏不覺「龍顏大怒」，馬上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騤等禮部六部堂交部議處，就是讓刑部查一查他們該給個什麼罪名。同時，為防止類似事件發生，光緒又下令此後各衙門如有下屬上書，一律原封遞上，不許拆看，「倘有阻格，即以違旨懲處」。

為了鼓勵臣民上書，光緒對刺耳的反對意見也表現出少見的大度。湖南舉人曾廉上書反對變法（利用變法予以的權力上書），指責光緒不敬祖宗，變祖宗成法。要求光緒斬康有為以謝天下。小軍機譚嗣同欲加以毀謗新政之罪，但光緒卻稱：「朕方求言，乃以言罪人乎？」

不管怎麼說，通過這次處理禮部六部堂，就像打了一支興奮劑一樣，馬上，臣民，尤其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們上書言事的驟然增加起來。不僅各衙門的京官紛紛上書，各地的官員和士人甚至稍通文墨的三教九流，都將上皇帝書遞到了光緒手裡。

廣開言路的另一項好處是可以集思廣益，所謂集中大家的智慧，御眾人之智。明智的君主可以利用這紛紛揚揚的上書，為他提供好的意見，或者好的思路，至少可以從中得到某些啟迪。當然，不管上來的意見有千條萬條，最後的裁決權根本就不會被搖撼半分，能否採納意見，採納誰的意見，採納多少完全取決於君主。

當光緒採納維新派的建議一改乃祖遺風，力圖廣開言路時，頭腦里的影像更多的是從諫如流的古代賢君。而維新派（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則肯定還有想藉此走向西方式民主議政的心思。孫寶碹當時就與友人談起許士民上書事，他認為扶民權需要有次序，「要在居上者之漸散其權而已。今之許士民上書言事，即散權之機，而議院之先聲也」。

進入晚清以後，由於地方督撫權力的膨脹，權力系統的適應性增強了，但下情不能上達，上下隔膜的宿疾卻更加嚴重了。當十八歲「親政」的光緒接手一部分日常政務時，由於他的年輕，也由於他實際上的無權，大臣對他的欺瞞和敷衍超過以往，他深深地體會到了不了解下情ｒｅaｄ•９9csw•ｃom，受人愚弄和擺布的痛苦，二百多年制度的積淀，好像一下子都壓在了他稚嫩的肩膀上。

所以，原來那些擁有特權的大僚們絕大多數幾乎是本能地抵制光緒的三令五申，1898年8月2日光緒明降諭旨令各衙門官員條陳由各部堂代遞，士民上書由都察院代遞，強調各衙門「毋得揚牽忌諱，稍有阻格」。但是臣民上書的並不多，各衙門部堂借口刁難，原來習慣了服從的屬員當然也不敢違拗。

這次「龍顏大怒」，禮部六部堂紗帽盡落，是百日維新以來，光緒唯一的一次未經請示西太后就自行做主的重大決定。事實上，這次似乎過於嚴厲不分主次的嚴譴，不僅令西太后更加不快，也增加了一些人認為光緒年輕不穩重的印象。但是出於集思廣益，了解民情的迫切需要，光緒如此做，又是無可厚非的。

那些同病相憐的大員們，怎麼肯忍心嚴懲懷塔布等人，9月4日，徐桐等人遵旨復奏，稱懷塔布等禮部六堂官犯了應奏而不奏之罪（等於不承認光緒關於臣民上書事的改革），降三級調用，想來個矇混過關。

但是，不怕邪的人總還是有的，就在8月2日這天，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請光緒帝遊歷日本。主事只官階七品，系典型的芝麻京官，但王照卻系傾向變法而且十分勇敢的一位。他的建議，實際上是讓光緒學彼得大帝的樣子，出國開眼界，長見識。按道理，禮部部堂應該照轉才是。可是，以禮部尚書許應騤、懷塔布為首的禮部六部堂居然借口條陳荒謬，不予代呈。他們說日本民風強悍，「今俄皇為太子時，至日曾被刺。乙未年李中堂至日本議和（指1 895年馬關議和。筆者注）、又被槍擊，是其明證。設皇上准行，萬一乘輿有驚，誰執其咎云云」。原折「擲回」。但是王照並沒有被嚇退，他堅持說，上折「准與不準，出自聖裁，而既奉特詔，令臣工不避忌諱，剴切陳言，則奈何壅于上聞」。結果是六部堂勃然大怒，雙方爭執不下，王照索興一不做二不休，具折參奏六部堂，再一次挑釁性地將參折交給六部堂代呈。顯然，六部堂被推到了非常尷尬的境地，可是許、懷二人的老面皮一時還拉不下來，再次拒絕代遞，王照馬上宣稱要通過都hｔｔｐs://ｒeａｄ•９9ｃｓｗ•ｃom察院上奏，事到如此，六部堂沒有辦法，只好代遞，但是還在代遞的上奏里倒打王照一耙，說他「咆哮署堂，借端挾制」，並惡人先告狀，說王照請皇上遊歷日本是想置皇上于險地，居心叵測，請嚴加懲治云云。

不論光緒的心有多麼的誠，度量有多麼的大，但是，他與維新派對於上書言事這件事其實是各有懷抱。鼓勵上書言事，這在古之賢君是應有之義。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格言。廣開言路對於君主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一可以明察秋毫，不受欺矇，做君主的，都對官僚系統中的欺下瞞上之風感到頭痛，而更令他們感到擔心的是權臣對自己的有意欺瞞，趙高指鹿為馬的故事，是歷代君王都深以為懼的。而廣開言路就是打破欺瞞的有效手段之一。不過廣開言路也會招致一定的危險，使意識形態的統制局面受到不同意見的挑戰，而傳統的專制統治愈往後發展，對意識形態一致性的要求就愈高，所以，帝王更樂意用間諜、特務這種手段來對付臣下的欺君之術（這也正是清朝不鼓勵士民上書的緣由）。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才可能祭起這柄雙刃寶劍。

不過光緒對此表現出超乎清代所有帝王的大度和寬容，根本不在乎。康有為曾這樣描繪當時的情景：「各衙門每日折數十件，厚式盈寸，上雞鳴而起，披覽章奏，至於日昃不盡，體裁沓雜，上並不責問，至有野民漁人上書，紙用二尺長條，稱及皇上亦不抬頭，上亦一笑置之。」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統治機器的腐朽，清朝統治是越來越缺乏活力，整個官僚體系暮氣沉沉，因循玩忽竟然成為為官者必須遵循的原則。乾隆後期以來，統治已是千瘡百孔，運轉不靈，本來並不嚴重的白蓮教起義，剿了幾年，反而越剿事越多，八旗兵不中用，綠營兵也不中用，不得已只好招募鄉勇，又要加以苛練，結果反而使鄉勇變成了義軍。嘉慶上台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將白蓮教起義平息下去，京畿之地又發生了林清起義，居然打到了皇宮，嘉慶在「罪己詔」中「筆隨淚灑」地痛訴官吏因循玩忽之苦，但卻不肯稍稍改一改「不開言路」的舊制。嘉慶死後，兒子道光雖說敢於執ｈｔtpｓ://read•9９ｃsｗ•ｃｏｍ槍射落一爬皇宮宮牆的義軍，但治國也不比老子高明多少，天下究竟怎麼樣，他也不甚了了，官員們欺下瞞上的功夫日見其長。鴉片泛濫到了官兵拿不動刀槍的程度，白銀的外流已經造成銀荒了，皇帝老兒才知道。梁啟超說得很是真切：「故疾苦如山，積弊如海，九重萬里，無由聞知，向來譬之如十七層浮屠，層層塞隔。」

在歷史上各個朝代中，清朝是個偏於保守的朝代，臣民上書言事是受到限制的。四品官以下，不許直接上書皇帝，一般中下級官吏如有上書，須由高級官員轉奏。嘉慶繼位后，下詔求直言，但身為翰林院編修的洪亮吉上萬言書仍需由別人轉奏。如果是布衣的話，想上書只能通過都察院，而都察院有權視其內容是否適宜，決定是否轉遞。由於有這麼多關卡和刁難，實際上很少有平頭百姓的上書能上達「聖聽」，顯然，清朝皇帝也不想直接看到來自布衣的「奏摺」，就連官員們的單獨上奏也是皇帝賦予的一種特權。皇帝主要是依靠監察系統的耳目來了解下面的情況，還利用官制設置上的相互牽制，相互告密，防止被人欺瞞。

不是橘越淮北而變枳，而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維新派也只能做到這一步。即使是這樣，已然令守舊大臣非常不快，他們頑強地抵制光緒這其實並不過分的詔令，激起了光緒與維新派的反彈，光緒一怒之下過重地處罰了禮部六部堂。如果放在一般情況下，君主口銜天憲，發起火來漫說摘掉臣子的烏紗，就是摘掉他們的腦袋，也沒得什麼話說。可是，光緒這個皇帝是有人管的，走錯了半步也是不行的，何況這次出了「大格」，將該降三級的處分變成了革職。這件事使光緒遭逢了一次嚴厲的指斥，9月6日光緒前去頤和園請安時，據胡思敬記載，說慈禧面責光緒：「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棄。今以遠間親，新間1日，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從前從來不敢回嘴的光緒，居然也敢於堅持自己意見了，他不禁回答道：「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從不若是，兒寧忍壞祖宗之法，不忍棄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為天下後世笑也（光緒這段話的意思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將之放在百日維新之前夕，顯然不確，光緒不到忍無可忍，是不會跟西九-九-藏-書太后回嘴的。況且，我們可以從光緒交給楊銳的密詔：「近來朕仰窺太后聖意，不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之類的語言中，得以印證胡思敬的記述）。」

本來，光緒是意欲允許士民自由上書言事的，但為頑固派以祖製為由橫阻，改為各京官、地方官由所屬衙門代遞，士民由都察院代遞，代遞的官吏失去了原來可以審查原件的權力，更無權借故扣壓不遞。代遞者只起到承上啟下的中介作用。

不言而喻，如果是第一種含義的廣開言路，那麼開與不開，開多大的縫隙全由皇帝一人做主，一旦皇帝心情不好，再賢明的君主也可能會以言罪人，言者無罪的境界不可能是制度化法律化的。而作為後一種含義的廣開言路，勢不可免地要包含「言論自由」的意思。臣民上書言事，不僅僅是提建議，更重要的是批評和監督，上書自由與新聞自由和議會（各級）中的民主議政是相聯繫的。在梁啟超等人的意中，理想的境界當然不會僅滿足於可以自由上書，雖然沒有親眼見過，他們對西方那種言論自由的「民主」氛圍還是不勝嚮往的，這有《時務報》《湘報》《知新報》的種種言論為證。

當維新運動展開時，各種關於變法的建議中，光緒聽了最有同感的建議有兩類：一是關於廢八股興學校的；二是關於廣開言路，鼓勵臣民上書言事的。也正是這兩條他堅持最力，下工夫也最大。

光緒對待這些奇奇怪怪的奏章還是相當認真的，他將每篇奏摺都仔細看過，只要尚有可取之處，他居然能有披沙揀金的心腸，儘可能地加以利用。雲南舉人李效培上條陳，大談奇門遁甲之事，荒誕不經，但因為其中有辦巴礦、練民團等內容，光緒還是下令咨川滇督臣，酌情辦理。

顯然，這種「上書格局」的改變，原來那百余名擁有專折上書特權的人們心裏並不痛快，最主要的是特權被打破了，這種沿襲二百多年的特權不僅僅意味著權力，更意味著榮耀。社會心理學證明，某種特權享受面越窄，擁有這種特權的人對特權就越是珍視，越難以放棄。其次，由於普遍地可以上書，就為官僚們原來輕易地欺下瞞上，上下其手製造了障礙，他們見不得人的事情就有較多地被曝光https://read.99csw.com的危險。總之，過去他們一手遮天的局面眼看著就要保不住了（至少在當時他們的眼裡是這樣）。最後，下屬（一些不起眼的芝麻官兒）大模大樣地上書言事，而且他們還必須得照樣上呈，這對他們的尊嚴無疑是一種挑戰，等於是一次次讓他們打自己的耳光。

據當時《國聞報》載，說是自打禮部六堂官丟了烏紗，「封奏每日多至數十件，外間傳聞有所謂折中作行書者，有如寫信式樣者，有如州縣署中所收狀式者，有寫皇上二字不知抬頭者，有自署漢水漁人者，甚至有謂從師學道在洞中修鍊多年，神通廣大，今望氣知太平之運將至，故奉師命下山立功，以繼姜子牙、諸葛孔明而起者」。由於這些三教九流根本不懂奏摺的格式與規矩，所以寫成書信體的有之，寫成狀紙的也有之，碰到皇上、太后、天、朝廷這樣的字眼也不曉得抬頭另起一行。至於抬一格、抬兩格之分和需要避諱的字，就更不曉得怎麼回事和該怎麼做了。

清朝統治是最徹底的肉食者謀，只有做到了高官，才有發言權。清朝繼承明制，制度上的興廢不多，而且總體實行的是簡政政策，地方上賦稅徵收手續簡單，各種政策大都依舊例進行，所以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不僅不需要多少創造性，而且習慣於守舊因循，不喜多事。所以像龔自珍說的那樣，「萬馬齊喑」雖然可哀，畢竟可以維持下去。

據當時人回憶，士民上書轉遞的途徑也並不只限於都察院，張元濟說：「光緒也喜歡人上書言事，外間上書言事的人都是先送到總理衙門裡來，再轉遞進去，當時外面送來的各種奏章，內容奇奇怪怪的都有。」

這次攤牌，暫時光緒嘴上並沒有輸，但光緒已經就此嗅出了火藥味，他心裏明白變法快要「休矣」。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由士民上書所引起的種種變故，居然成為變法失敗的一個信號。

當然，如果在平時，這種事的確也算不上什麼重罪，但這個時候，因變法屢屢受阻而怒火中燒的光緒，正愁沒有辦法出氣，心裏也早憋著要拿幾位抗命的大臣開刀以殺一儆百，懷塔布與許應騤自己撞上門來，豈肯輕易放過。見到徐桐之奏，馬上親筆下硃諭，不經過軍機處直接將禮部六部堂盡行革職，同時嘉獎王照「不畏強御，勇猛可嘉」，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