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種變法難以逾越的障礙與極其惡劣的客觀環境，基本上可以說均為西太后的戊戌反動所賜。也許更為嚴重的問題還在於戊戌政變將一群懷一腔報國之志的先進分子打入血泊之中，等於打掉了中國人向上的愛國主義理想和士氣。嚴復記戊戌詩云：「求治翻為罪，明時誤愛才。伏屍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來。臨河鳴犢嘆，莫遣寸心灰。」雖然嚴復自勉「莫遣寸心灰」，但寸心灰者畢竟不少。激進者投身革命黨，頹唐者混跡煙花巷。真心實意想挽救「大清國」的所剩無幾了。

首先，經過這樣一反一正的大折騰后，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信任度極大地降低了。西太后在從西安「迴鑾」時，沿途搜刮可能不至於上海報紙上哄傳的那樣過分，但輿論界卻對此大加嘲諷，革命派與保皇派還有大量既不革命也不保皇，僅僅比較開明的知識分子，都對西太后以及北京政府沒什麼好感，他們討厭西太后是由於戊戌的舊賬和庚子愚昧排外「致禍」的新嫌，他們已經不再相信由這位老太婆以及她的政府可以有能力來主持一場大規模的變法。

更重要的是，簽訂《辛丑條約》之後，本來就陷入貧困化境地的中國，就愈發在貧困化的陷阱里不能自拔，市場極度地萎縮，人民購買力降低到了不能再降的地步，這樣，使得中國新興的民族資本一出世就面臨著嚴重的「市場瓶頸」的束縛，舉步維艱。而主權喪失幾盡的政府又根本沒有能力修改極不合理的關稅條例，無法保護中國民族資本的成長，再加上政府的腐敗與低效，遂使種種看似不錯的經濟政策翻成畫餅。

財政的過分困難，自然會影響政府對各項改革的干預力度，尤其是經濟改革，政府根本無力對某些必需的經濟部門和產業進行財政補貼，反而是不適當的搜刮。

這種局面造成了在清廷新政中缺乏了那種昂揚奮進的精神和熱血報國的志士，而多的是投read.99csw.com機鑽營之徒。本來反對維新的人除了少數真誠的守舊派衛道士之外，大多不外是貪戀既得利益的無恥之徒。新政時期，他們又順風轉舵，躋身「通人」行列，照樣高官得坐，駿馬得騎不說，還將這場變法搞得面目皆非。庚子之後，由於「懲辦禍首」的結果，頑固派的氣焰為之稍戢，但由於新政雖照抄康梁的方案，西太后卻不肯使近代的「黨錮」開禁，更不肯讓光緒復出。活生生地把維新黨人排斥在新政之外，這種死要面子的做法有時達到了令人費解的地步，新政時開經濟特科，取中的頭名梁士詒，只因為祖籍廣東，姓名是「梁頭康尾」（康有為字祖詒），便遭黜。所以，儘管這老太婆搔首弄姿，又是拍照又是學外語，表現出種種「求新」姿態，但並不能改變國人眼中她不佳的形象，也無從使清政府的信用提高几分。

而一般老百姓對清政府的失望則是庚子年先是利用義和團（這是代表民眾情緒很得人心的反侵略也盲目排外的武裝團體），而後為了向列強乞和，又殘酷鎮壓義和團，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中間連個過渡都沒有。政府的無恥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道德上丟盡了臉面。

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維新運動最終以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血濺菜市口而告終。都說中國傳統社會裡改革者沒有好下場，但是這次結局出乎尋常的悲壯慘烈。深精佛學，早已戡破生死，一身俠肝義膽的譚嗣同，能逃而不逃，決心以一死來喚醒國人，同樣有此心卻性情懦弱的梁啟超先是拒絕了日本公使的幫助，但是在最後一刻還是避人日本使館最後逃亡。正在離京途中的康有為得英國人的相助出亡海外，說是要效申包胥秦庭之哭，但是他的換門求告終是石沉大海。

戊戌維新運動曇花一現似的失敗了，它的失敗留給後世的遺憾比近代歷史上任何一個重大事件都要多。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九_九_藏_書，代價最小的自上而下的變革，一度離中國人觸手可及那樣的近，可是轉瞬之間，卻變成一場人間悲劇。

歷史在上個世紀末年給了中國一個機會，但是這個機會只是刺|激起了一部分中國人變法圖強的急切之心，卻沒有給予中國相應的有利的客觀環境。像雪崩一樣壓過來的外患，使得中國人在圖強的掙扎中情感變形，對西方先進文化愛恨交織，上層的衛道士和下層的老百姓被外部侵略逼上牆角，往往易於生出極端性非理性的反彈。

就這樣，西太后犯了她執政四十余年中最大的錯誤，她不僅沒有僥倖地把洋人趕出去，反而使中國背上了四億兩白銀的重債，外國軍隊控制了京津一線，中國政府作為一個主權政府的象徵已經剩不下什麼了。就是她自己，庚子城破之日，倉皇出逃，風餐露宿，只能以高梁秸稈解飢療渴，有清一朝帝后處境狼狽者，無過於此。

但是，機會就是這樣喪失了，雖然變法的操作者們犯了很多錯誤，西太后的倒向頑固派也有很多客觀原因，但是，歷史在這一時刻畢竟把她與頑固派同時釘在了恥辱柱上，變法的失敗不管怎麼說也是西太后與頑固派發動的政變所致。

看來，「在座痛無言」的他是清楚的，戊戌的往事對他自己可能既是悲劇，又是喜劇，但對於中國而言，卻只是悲劇。

清朝晚期持續不斷的滿漢之爭于甲午之後又翻起新的浪潮。甲午戰爭的慘敗使得同治以來中興名臣的神話像肥皂泡似的破滅，站在岸上觀戰的滿臣倒有了評頭評足的權利，登高一呼，鼓吹變法的新派人物恰好撞在旗人政治的厚牆上。

經過戊戌的反動與庚子慘變之後，在外部的壓力下，西太后終於再次拾起當年百日維新的余唾，開始了一輪新政。新政是清朝歷史最大規模的一次制度變革，基本上是沿著當年康梁諸人設計的方案在運行。但是，時間雖然過了不到五年，變法的條件已經比當年惡劣到了不知凡幾。

康有為的一位弟子曾說過：「戊戌為康氏一生悲劇，亦為九-九-藏-書一生之喜劇。」很有意思的是，康有為在歷史的大舞台上演完自己的悲喜劇之後，卻在真的戲台上看到了由演員們扮演的自己。1922年的某一天，康有為在杭州忽見劇場上演《光緒皇帝痛史》，急購票人觀。觀后欷歔良久，賦詩兩首：

多少有些西學知識，了解一些外國情況與世界大勢的洋務派巨頭李鴻章，恰恰在甲午戰爭中因指揮失當和被迫去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聲名狼藉，贏來了婦孺皆知的賣國奸賊的名聲，從而為維新派聯合洋務派之舉憑空添加了心理上的障礙。

孫中山曾說庚子之前後民眾對革命派的態度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在庚子之前，老百姓大都目之為亂臣賊子，而庚子之後卻對他們的事業深表同情，他非常不恰當地將這種變化歸功於他們影響不大的一次起義，其實，庚子之後革命黨人的市場之所以擴大，主要是因為政府的大失人心。一般老百姓已經開始相信，滿清王朝氣數已盡，各種末世之謠不脛而走，清朝統治的社會基礎已開始根本動搖。很明顯，由一個民眾根本不信任的政府主持的變法改革，其效用自然要大打折扣。

歷史已經翻過了一百年，整整一個世紀過去了，當年親身經歷過這場運動的人均已作古，只留下篇篇令人振奮也令人鼻酸的文字。我們今天再一次回顧這段歷史，當然不是，也不應該追究當事人的歷史責任。康梁等人沒有把這場運動引向勝利，固然有他們自身的局限，但是當年他們的確是儘力了，今天的我們在回頭看的時候比他們高明一點，本是理所應當之事，沒有絲毫值得傲人之處。

有人鑒於辛亥革命之後的軍閥統治之糟，認為新政如果能繼續下去，中國的近代化也許狀況會好得多，從而把責任怪罪到所謂「激進主義」的革命者頭上，其實新政的夭折在當時是勢所必然。歷史只給了清政府自發改革的一次機會，這個機會被錯過，又不肯拉下ｈｔtｐｓ://reａd•9９ｃｓｗ.ｃom臉來承認錯誤，以補前愆，最後大局糜爛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清朝自家釀的苦果只有自家吞，至於連帶著國家也晦氣，也不是由哪些人的意願所能左右的。

中國政治出人意料地向後倒退，所有新政除了京師大學堂有名無實地苟延殘喘之外，全部付諸東流，連榮祿倡導的武科舉改革，也復其舉石放箭的舊規。西太後為了自己無可遏制的權欲，身不由己地「榮升」頑固派首領。一時間，完全不可靠的「人心」，成為她破簾而出的唯一依據。在從戊戌到庚子這段時間里，為了廢掉光緒這個雖然懦弱卻令她十分不快的「政敵」，她與西方各國以及洋務派督撫們關係驟然變得緊張起來。事實上，她所面臨的情況與處境比之「坐井觀天」的光緒還要尷尬。不管她願意還是不願意，打掉了改革派，政治的車輪就不由自主地向後轉，自己堵死了向西方學習的路，那麼應付西方的外部壓力就只剩下向民間尋求助力這一條路。那些百無一用、滿口胡柴的頑固派一天天地跋扈起來，朝中沾點「新」味的官員人人自危，連李鴻章也不得不尋求外放以避禍（頑固派的彈章並沒有放過中立的李鴻章和看風使舵的張之洞）。到了義和團運動興起之後，不少與洋務派有點瓜葛的官員都受到牽連，非死即逃。封建頑固派的排外主義，與下層民眾積蓄已久的反帝排外浪潮不期而然地碰到了一起，民間鄉里的巫術、神道、武功等文化因素都成為頑固派的抗外資源，頑固派拿國家民族命運當兒戲，輕率而不負責任地利用了下層民眾的反侵略情緒，極其不理智地操縱利用義和團攻打外國使館，在把義和團推向侵略者的炮口之後，又轉過來出賣剛剛還譽為「義民」的義和團，搶先在洋兵來到之前，剿殺那些「扶清滅洋」的樸質農民，當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進人中國農村時，發現他們要追剿的「拳匪」的人頭已經早就掛在村頭樹上了。

其次，新政所處九-九-藏-書的經濟條件更加惡劣了。由於巨額（後來連西方各國的輿論都覺得過分）賠款的壓力，中國政府的財政困難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作為清末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關稅和鹽稅收入，由於作為還款抵押，中國政府已無權支配。這樣，清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苛捐雜稅來解決財政困難。依賴已經相當腐朽的行政機器來籌款加捐，其中飽擾民，其腐敗低效不問可知。偏巧有許多捐稅的增加，是以新政的名義出台的，只能引導人們把怨恨歸到新政頭上。

新政剛剛開了個頭，清政府卻在革命黨的炮聲中壽終正寢，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出人意料地大獲成功（連孫中山、黃興都感到意外），並不意味著革命黨人力量的強大，只能說是清政府毫無信用，喪失人心。

而在國內政壇上，由於光緒的親政和甲午戰爭的種種事端，帝后權力之爭的漩渦已經浮上水面，一心想有所作為的光緒銳意變法，根本看不上滿朝老朽昏庸的大臣，而西太后卻在為祖制的障礙無法逾越，簾后操縱又發現台前的傀儡並不那麼聽話而苦惱。光緒想要變法倒未必是為了爭權，但西太后卻擔心變法的結局是她只好退回后官去扎花。

戊戌維新是中國的一個變法圖強的機會，雖然在這個機會中還存在許許多多不利的因素，但中國人畢竟可以以此為契機，開始近代化的變革，把從洋務運動開始的近代化進程大大地推進一步，即使步子不能邁得大_點，也不至於倒退一大步。雖然很精明幹練卻缺乏政治遠見的西太后也許並不很清楚，中國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倒退的，倒退只有死路一條。

也許，一些富有經驗和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可以化不利為有利，妥善地利用矛盾，爭取助力，循序漸進，將變法引向成功，但是歷史在那個時候只給了中國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嚴復這樣的人物，我們沒有辦法去抱怨為什麼後來那些雄才大略之人沒有早一點出現。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事，回顧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做好自己應做之事，無使「後人復哀後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