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百日維新開始不久，光緒即下詔諭令自下科開始鄉試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廢除八股文，一律改為試策論。接著又公布了科舉改革后的具體實施辦法，改革后的鄉會試仍分三場：一場考歷史及清代政治；二場考時務對策；三場考四書五經。三場考試的文體均不得用八股體，而且針對以往八股取士時考官偏重楷法，但求文字漂亮之弊，強調考官「不得憑楷法之優劣為高下」。最後出台的科舉改革舉措，其實就是梁啟超的下策的改進版。大概當時梁啟超出這上中下三策時，沒想到會這麼容易就廢掉了八股。

科舉改革與教育改革必須同步進行，首先的一步是要將兩者分開，可惜當時的先進人士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雖然也發現了西方教育體系與中國的不同，但是只把眼光局限在西方教育的專門化上，當他們發現西方「農有農士，工有工士，商有商士，兵有兵士」的時候，卻認為只需將西方學校制度搬過來就行了。對於西方所無的科舉制度，心中只把它視為累贅，甚至是視為近代化的阻礙，全不計中國的國情和士情。

此後，科考之文由於統治者的有意誘導，沿著增加「文采」和墨守經義的方向走下去，就變成八股文，人又稱四書文或時文。

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變其取士之具。童子試非取錄經古者，不得入學，而經古一場，必試以中外政治得失，時務要事，演算法格致等先學。鄉會試必三場並重，第一場試四書文、五經文試帖各一首；第二場試中外史學三首，專問歷代五洲治亂存之故；第三場試天算地輿聲光化電農礦商兵等專門，聽人自擇一門，分題試之，各三首。殿試一依漢策賢良故事，專問當世之務，策對者不拘格式，不論楷法，考試學差試差，亦試以時務藝學各一篇，破除成格，一如殿試。如是則向之攻八股哦八韻者，必將稍稍捐其故業，以從事於實學，而得才必盛于向日。

但是，中國畢竟一天天地在走人近代，西方列強並不會因為科舉制度的依然故我就放鬆對中國的侵略，無論從哪個方面講，中國需要的新式人才只能愈來愈多，學新學的「異途」人才雖然在官場仍遭白眼，但用得著他們的地方越來越多。這當然使得由科舉正途出身而觀念守舊的人們愈發嫉視「新式」人才，同時也更加看重科舉，看重八股。雖然在維護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的防禦戰中，他們不免節節敗退，但直到戊戌年，他們還是咬住舊式科舉在維護封建統治之「體」方面的功用，來反擊要求改革科舉的人們的攻擊。當然，攻擊科舉的人們也非無懈可擊，因為既然攻擊科舉的人們也承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麼科舉考試是為了選拔官員，不是選取專業技術人員，所以「體」才是關鍵，需要專業技術，可以聘用這方面的技術人員，專業的技術人員，不一定就能當好行政官員。這種說法好像也不無道理。

在整個維新運動的宣傳鼓動中，關於科舉變革的呼籲佔了相當份額，也很受一些有能力接受新學，同時較為開明的士人的歡迎，像孫治讓、吳稚暉這樣的人公然表示不再參加科舉考試。在《時務報》風靡天下的歲月里，八股帖括幾乎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不論新學舊學，但凡有點「學問」的人，都對之表示鄙夷。這種心境從前很多士大夫就有，只不過面對西方的挑戰，又經過梁任公生花妙筆的渲染，大家厭惡八股的情緒更加強烈而且外露了而已。康有為等人對八股的痛恨感覺幾乎跟當年明朝遺臣差不多，明朝的遺老將江山易色與崇禎弔死煤山都怨在八股身上，而康有為他們也將清朝在近代的積弱積貧，國勢日衰、國土日削的局面歸咎於八股。據康有為自編年譜反映，康有為接受光緒召見時，恨恨連聲地對光緒說：「故台遼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於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于朝廷，而賠於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於八股。」應該說，康有為是真心實意地對科舉、對八股有怨氣，也確實相信，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要為中國的現狀負一大半責任。

中國傳統的科舉與學校制度合一的體制，與西方近代教育制度最大的不同，一是前者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實行意識統制，保證官方意識形態在知識界的統制地位。思想和學術自由精神在中國傳統教育體系中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國，教育的目的不是為了給社會提供人才，提高人口素質，而是推行一種道德觀念，同時為行政系統選拔「德才」兼備，但並不具有專門技能和知識的人才，確保統治機體的不斷更新血液。教育不折不扣地是政治的附庸，教育就是在為政治服務。

比較有意思的是，凡是少年科第，尤其是名次很高的士大夫，往往都不把八股當回事，因為他們怕人家說他們只曉得制藝括帖，沒有學問，所以一旦金榜題名，八股就被棄之如敝屣，或去研經，或者習史，或者琢磨邊疆史地，還有玩詩文辭賦的，但絕不會有人再看一眼八股文，自編年譜的時候，還非得加上一句什麼向不喜八股制藝之學的話。相反，比較在乎八股的倒是那些屢試不第的秀才，有時，會做八股成了他們唯一的優長——足以誇耀于平頭百姓的優長。

但是，八股畢竟有那麼些弊病，所以自從它出世以來，不斷遭到士人的抨擊，事實上，就是那些藉此得以高中的士人，對八股也是一副不屑的面孔。明末的文人居然將明朝滅亡的原因歸咎於八股，有首流傳甚廣的「士謠」就這麼說：「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拜。」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認為八股取士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禍害，秦始皇不過坑了四百個儒生，而八股坑害的儒生何止千百萬。有清一朝，批評八股的呼聲從未斷過，乾隆時有人還特意編了打油詩：

最後的結論就是，銓選制度與學校是不能在近代環境中合而為一的，想以學校取代科舉，看似想法很新，實際上卻還是傳統社會科舉學校一體化的老思路。在傳統社會裡，當學校的教育目的只在於掌握一定文字能力和道德養成的時候，無疑是可以將學校納入科舉的範圍（這一點恰恰是傳統科舉制度最大的弊病所在）。但是，在近代的教育體系中，這種情形就不能重演了，因為近代教育最後進入社會的成品，應該是具有專門技能的人，既有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更有自然科學的各門各業，而且社會愈進步，愈發展，專門化的趨向就愈厲害。在這種情況下，選官制度就不再好包容學校了。在清廷新政時期，清廷曾為歸國留學生安設了許多諸如農科、工科、醫科、甚至牙科進士、舉士的頭銜，事實證明這並不合適，弄得不倫不類，反倒成了笑柄。

這就是為什麼在不斷的反對聲中，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仍能固若金湯的緣故，這個制度的確能比較好地滿足傳統王朝的政治需要。

光緒的安撫起沒起到作用，我們不太清楚，但無論是參与變法的個中人還是受到科舉改革衝擊的一般士人，大家都明白如果沿著改革之途走下去，廢八股絕不是終點，總有一天，科舉考試這個士人千年進仕上升的梯階會被拆掉，代之以西式學校系統。庚子之後，實際上是戊戌變法再版的清廷新政，在依樣畫葫蘆廢八股改策論之後，終於廢掉了科舉。由於新政並read.99csw.com沒有走完自己的路，所以廢科舉是好是壞其實並不太好評價。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就是完成戊戌變法未竟之業的「新政」，並沒有解決好新的銓選制度與新的教育制度銜接的問題，只是以學校體制簡單地取代科舉。

在明憲宗成化年間，八股文已經成型，這種文體採用排偶句式，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分「起」（破題）、「承」（承題）、「轉」（起講）、「合」（結束）四部分，每部分兩支對偶的文字，因對稱像兩條腿，故稱為「股」，二四得八，遂得八股之名。

其二，新式教育辦起來之後，學校不可能統統由國家來辦，即使全由國家興辦，程度也不可能整齊（連大體整齊也辦不到），各種各樣的私立學校程度、水平肯定是雜駁不齊的，這樣，選官的尺度如何掌握也就成了一個難題。

百日維新不廢科舉而廢八股，以舊瓶裝新酒本來是個很不錯的做法，但是廢八股的思路卻是最終要廢科舉，而代之以新式學校系統，廢八股只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過渡。由比較合適的做法當便橋，過渡到並不太合適的歸宿，這就是從百日維新到清廷新政的科舉改革思路，雖然一直在強調儒家倫理的「統率」作用，但這實際是一種「全盤西化」的思路，即整個地摧毀中國原有的教育體系和銓選體系，移植西化的學校體系。

明清以來，商家坊間刻印的中試八股選本就像今日高考、考研的複習資料一樣，滿天飛。清代官方也由方苞出面，編選了明清兩朝諸大家時文四十一卷，定名《欽定四書文》，作為全國試子的八股文範本。結果，幾乎所有應試舉子都把這種中試時文作為案頭首要，相對冷落了統治者所要他們必讀的聖賢之書。據說曾出現過這樣的笑話，清代有位中試舉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傳》為何書，貽笑海內」。

洋務運動必須培養新式的人才，這是近代化的必需，但是地大物博的中國，並沒有像倭仁想象的那樣，什麼人才都有。除了極少數偏好算學的「疇人」外，其他的自然科學幾乎沒有人擅長，一向以擁有能工巧匠著稱的中國，于近代工程機器學一無所知，不論工匠如何精巧，也難以製造出合乎要求的機器。曾國藩安慶製造所仿製出來的小輪船，雖然能走，但馬力小、速度慢，而且不懂機械圖紙，再造就難以為繼了。其他如化學、電學就更是困難。所以，中國教育非添加新式成分不可。可是添加的新式成分顯然與科舉格格不入，兩者根本銜接不上。學習聲光化電和外語以及造船造槍炮技術，不論多麼精通，都無法邁過哪怕僅僅是童子試縣考這一小關，更休談中舉中進士了。反過來等到八股文練得精熟，不論考中考不中，都已錯過學習自然基礎學科的時機，縱令拼上全力，也難有大的造就。反過來，如果先學新學，再習八股，或者像嚴復那樣屢試不第，或者僥倖得售，結果勢必把原來學的東西丟個大半。最嚴峻的問題是，無論新教育有何種的優惠，只要朝廷中還保留著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並且賦予它法定的銓選正途地位，讀書人就不會對新教育感興趣，新式教育無論從生源到教育效果都要打折扣，即使培養出來的新式人才，還有可能被科舉拉走。

但是在傳統的中國，由於社會分工還遠未達到那樣的程度，所以實際教育體系是與銓選制度綁在一起的。除了最下層那些根本沒有條件繼續讀書的農民，上一兩年私塾只是為了識幾個字以便更好地謀生外（農村也確實存在與宣揚傳統道德不一樣的識字課本，主要以看圖說話的形式，識一些農村常用字，如《對相四言》《六言雜字》之類），讀書就是為了做官，至少也是為了知書達理，做個鄉間儒生，以傳播知識，弘揚儒家倫理為業。而整個社會的各種行業的專門知識教育，只是通過以師傳徒這種口傳心授的方式進行，根本與學校無緣。

遠法三代，近采泰西，合科舉于學校。自京師以迄州縣，以次立大學、小學，聚天下之才，教而後用之。入小學者比諸生，入大學者比舉人，大學學成比進士，選其優異者，出洋學習比庶吉士，其餘歸內外戶刑工商務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學成而歸者，授職比編檢。學生業有定課，考有定格，在學四年而大試之，以教習為試官，不限額，不糊名。凡自明以來，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積弊，一旦廓清而辭辟之，則天下之士，靡然向風，八年之後，人才盈廷矣。

八股的文體是程式化的，而精神內涵則以朱熹整理與註釋的《四書》《五經》為準。所以內容也趨於固定化或者說僵化了，考生必須嚴格地按朱注的路子說話，而且是模仿聖賢（孔孟）的口吻說話，所謂「代聖賢立言」。考試出題全由四書五經中選取甚至截取現成的文句，所以考生要想中式，背誦背熟四書是前提條件（由五經出題者較少）。再加上考試時必須揣摩「聖人之意」，加以演繹，所以，對經文不僅要熟，而且還要有點體會，就是說你要有能根據試題的經文文句以及上下句環境說出一些意思來。這樣，通過科舉這個槓桿，統治者很巧妙而且有效地貫徹了意識統制的精神，程朱理學在這裏成了封建王朝意識形態的鉗制工具。

不樂意廢八股的士人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沒有能力去求新學，有些冬烘先生一輩子習慣了八股，讓他們離了八股，別式樣的文章根本作不出來。在當時的中國，這樣的人還真不少見。在戊戌年初的會試期間，梁啟超等人曾大肆活動，串聯各省公車，再來一次「公車上書」要求改革科舉，廢除八股，已經徵得了百餘人簽名，上書也擬好了，可是這次卻遠遠沒有頭次公車上書那樣「得人心」，上萬應試舉人，反對者大有人在，大大超過了擁護者，一時間人情洶洶，梁啟超等為首之人幾乎遭以老拳，最後是不了了之。

另一方面的批評來自於傳統士人經世致用流派的一翼，也加強了對八股取士的攻擊，他們面對多變的世事，愈發意識到八股的空乏無用。道咸時學者孫鼎臣說：「現世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惟科舉之文而已。道德性命之理，古今治亂之體，朝廷禮樂之制，兵刑、財賦、河渠、邊塞之利病，皆以為無與於己，而漠不關其心。及夫授之以官，畀之以政，懵然于中而無以應，則拱手而聽之胥吏之為。」李東沅乾脆將科舉這種形式也一筆抹掉，他認為科舉制藝，使士人「將一生有用之精神，盡銷磨於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獵。泊登入官，而後上自國計民生，下至人情風俗，及兵刑、錢穀等事，非所素習，猝膺民社，措治無從。」

以新式學校制度取代科舉制度的最大的問題在於，此舉使中國原先的教育體系和教育基礎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失去了應有的作用，這對於整個近代化進程有害無益。一些外國學者指出：在清代，中國「除人煙稀少和赤貧的地區之外，教育在所有地方都很發達，這個事實表明，清代中國相對來說具有一個現代學校體制結構的平衡基礎。但是，當清末的革新派後來真去建立現代化教育體系之時，他們卻另起爐灶，而不是在原有的教育基礎上進行改造。如果說，中國本土教育在模仿西方的教育引進中國之後還堅持了五十年之久，那倒並不是因為新派教育家對它的關心，新派教育家跟它這五十年的存在沒有什麼reａd•9９cｓｗ.ｃoｍ關係」。也許，這些外國學者可能對中國傳統教育體系評價偏高，但無論如何，新舊教育體系的銜接的確是中國教育近代化的大問題。自從新政之後，中國新舊教育就成了兩層皮，相互不相干（儘管沒有了科舉，農民還是更偏愛于舊式的私塾，居然使其在民國時期一直存活下來，有的還演變成具體的技藝教育），原來舊教育的基礎，從硬體到軟體都不在新教育體系中發揮作用，這實在是一種資源的浪費。既然許許多多舊式的士大夫可以在原有的文化基礎上接受新學，那麼為什麼不可以在原有的教育基礎上加以改造進行新教育呢？另起爐灶在近代化教育的轉變時期，顯然成本要大大高於舊瓶裝新酒，而且在效果上也不見得就好。

銓選的難題是世界性的，直到今天，世界各國是否敢說已經解決了這一難題，恐怕也難說。對於當年中國剛剛了解了一些粗淺的西學知識的中國改革者來說，讓他們在那種情景下能清晰地意識到今天我們所意識到的一切，顯然是不現實的。只是從戊戌留下的銓選難題，到今天仍然需要我們來繼續探討和解答。

其實，銓選制度與教育體系應是兩回事，它們之間有較為緊密的聯繫，但並不應該相提並論。在現代社會裡，教育賦有多種功能，其中主要的是普及國民的文化知識與科學技術知識與技能，也為國家和社會培養各種層次的專業人才，其中也包含政務、行政、法律、財稅等方面的人才，但並不意味著通過了這種專業教育的人就有資格去做官，從學校出來最多的人才不只是投身政界，而是面向整個社會，金融、法律、商界以及更廣泛的工業各部門、各種企業（私營與國有的）才是最大的人才容納所。我們應該看到，雖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曾出現過一般行政官員隨政黨選舉的成敗而全進全退的現象，但很快西方國家就實行文官考試製度，把政務官和事務官分開，政務官隨政黨上下而進退，而事務官通過考試選拔，處於長期的穩定狀態，從而保障了政治的穩定性和政策的連續性。

現在問題已經出來了，其一，這種合科舉于學校的設想在中國教育體系改革之初是可以勉強行得通的，因為無論小學、中學和大學，能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數很少，學校數目也少，大學就更少，所以大、中、小學生的比例大體上與過去進士、舉人、生員的比例相當，但是隨著教育的發展，學校在校人數日益增加，而中、小學又勢必走向普及化，這樣的話，那麼「類生員」「類舉人」就會俯拾皆是，自然也就失去了作為銓選制度替代物的意義了。

進入近代以後，在應付西方的挑戰過程中，傳統的政治體製表現出了相當的彈性，但是科舉這一比較起來還算合理的制度卻顯得十分的沉滯與不合拍。遭到主要來自兩方面的批評。首先洋務派的一些人對它不滿。由於科舉考試製度與學校體繫緊密相接，所以當近代化需要引進新的教育體制，培養新式人才的時候，居然發現科舉成了最大也最難以克服的障礙。一些洋務派大僚如李鴻章，雖然以裱糊匠自居，並無變制的野心，可也對科舉大為不滿。現實的事態是，凡是進新學堂的人，十有八九系科舉道路上暫時不可能攀升之輩。一旦他們通過新學堂掙了出身和資本，多半要轉過頭來再扎進時文里，應考求科名。像嚴復這樣留過學、官拜總辦的人也要一次次地參加順天鄉試。同文館出身的張德彝，直到外放使臣，官至紅頂，還是以未經科舉正途為恥。這種狀況，極大地干擾了新教育的推行，使其在中國剛剛萌芽就處於無情的嚴寒之中。

讀書人，最不濟。背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計。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日昏迷。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不僅如此，明清之際的小說像《儒林外史》《聊齋志異》等都對八股取士極盡譏諷挖苦之能事，反映了文人們相當普遍的對八股取士的反感情緒。

依康梁等人的原意，恨不能一下子將科舉制度廢掉，代之以新式的教育體系。梁啟超曾經為中國的科舉制度改革設計了上中下三策。其上策是：

隋唐逐漸建立完善了考試製度，仕進的門類有進士科、明經科、明算科等等，以收攬各種人才。應該說，唐代通過科舉吸收的人才之盛，堪稱各代之首。唐太宗「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之慨，不為無因。

梁啟超在這裏用新式學校制度來替代科舉制度，顯然還不知區分學校體系與銓選體系，很明顯地在走傳統學而優則仕的老路，只是學的內容由舊學改為新學。由於當時中國無獨立的市民階層，也無像樣的民族資本，所以梁啟超一時還想不到學校畢業生除了讓政府安置之外的其他途徑。大概是擔心上策變革幅度太大，社會一時難以接受，梁啟超從錦囊里又掏出了中策：

也許正是出於考慮了這些人反對的理由，同時也對他們作一點安撫，暗示策論與八股的區別並不是太大，光緒在廢八股的上諭中特意加了這樣一段話：「此次特降諭旨，實因時文積弊太深，不得不改弦更張，以破拘墟之習。至於士子為學自當以四書六經為根柢，策論與制義殊流同源，仍不外通經史以達事務，總期體用兼備，人皆勉為通儒，毋得競逞博辯，復蹈空言，致負朝廷破格求才之意。」

其三，以學校的考試來取代選官的專門考試，看似可行，實際上行不通。因為無論是普及教育的中小學，還是專門高等教育的大學和各種專門學校，它們的考試只是保障學生完成學業的手段，其目標是面向社會的，而非針對官場需要的。也就是說學校里五花八門的層層考試，並非專門為選官而設，也不可能專門為選官而設，顯然由這些考試來把關，是不符合選官需要的。

若積習既久，未即遽除，取士之具，未能盡變，科舉學校，未能遂合，則莫如用漢唐之法，多設諸科，與今日帖括一科并行。……立明經一科，以暢達教詣，闡發大義，能以今日新政，證合古經者為及格；明算一科，以通中外算術，引申其理，神明其法者為及格；明字一科，以通中外語言文字，能互翻者為及格；明法一科，以能通中外刑律，斟酌適用者為及格；使絕域一科，以能通各國公法，各國條約章程，才辯開敏者為及格；通體一科，以能讀皇朝三通、大清會典、大清通禮，諳習掌故者為及格；技藝一科，以能明格致製造之法，自著新書，制新器者為及格；學究一科，以能通教學童之法者為及格；明醫一科，以能通全體學，識萬國藥方，知中西病名證治者為及格（全體學即人體解剖學，萬國藥方即拉丁文藥方。筆者注）；兵法一科，以能諳操練法程，識天下險要，通船械製法者為及格。至其取士之法，或如康乾鴻博故事，特詔應試；或如近世算學舉人，按省附考。而要之必予以出身，學以榮途，給以翰林、進士、舉人之名，准以一體鄉會朝殿之實。

儘管有來自雙方面的交叉火力，但科舉改革還是推不動分毫，連開經濟特科這種修補性改革都實行不了。1read.99ｃｓw•ｃom867年，御史張盛藻在奏摺里說：「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為其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規模宏遠也，何必令其習為機巧，專明製造輪船、洋槍之理乎？」科舉牽扯到「道統」（孔孟之書，堯舜之道）問題，不僅僅是個選拔官吏的程序。科舉的強烈導向作用，比任何國家的強制政策都更有效地貫徹封建道統。中國傳統的教育體制是以科舉考試製度為龍頭的，教育的目的，不僅是斷文識字，具有文字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接受一種意識形態的灌輸。中國的教育很少有自然科學方面的內容，幾乎所有的技藝性的教育都不在正式的教育系統中進行，在中國傳統教育中，最後的歸宿就是做官，進入仕途。而進入仕途最要緊的是具有正統的道德。

中國傳統政治的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它總是十分注重從社會各階層選拔人才來充實更替政府官員，一方面是廣泛地吸收人才資源，一方面是消融反叛于萌芽，儘可能地化解心懷異志者的異心。同時也有藉此貫徹官方意識形態的作用。中國傳統政治體系特有的銓選系統，只有在中國這種身份不固定，「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社會裡才能實行，而西歐中世紀那種層層封建、身份固定世襲的社會是不可能的。

科舉改革是戊戌維新的重頭戲之一，由讀書人發起的這場變法運動，對一向被視為生命的科舉與八股文，投去了過多的關注。因為人們習慣地將人才的得失看做國家興亡的關鍵所在。開始於戊戌變法的科舉改革，雖經波折，但終於在二十世紀初的清廷新政中完成。然而，它還是給日後的中國留下了一個未竟的銓選難題。

梁啟超的中策，科舉不廢，八股依舊，但是把幾乎所有新學的內容摻進來，將八股一科擠到一個小角落去，任其自生自滅（其中明經一科，還指定非用今文經學派觀點，或者說用《孔子改制考》的觀點不可），一如唐代以詩取士的進士科擠扁明經、明算諸科一般。梁啟超的下策的精神與中策一樣，只不過是不分科而已：

其次，科舉被廢掉之後，一下子就將原來顯而易見的士人上升階梯撤掉了，而新的學校系統又不能取代這種階梯，而這個階梯是中國社會士人階層社會向心力的維繫點，沒有了類似的階梯，士人的心就散了，地位也隨之下降，作為社會的精神領袖，他們地位的動搖對於整個社會的近代化有害無益。我們從後來的社會歷史中可以看到，儘管大家都在罵科舉，但是從老百姓到上層文化人，對於有過功名的人還是相當地尊重，誰家祖上有過有功名的祖先，一直是件值得誇耀的事，老百姓一方面將中學生比之秀才舉人，但同時又認為中學生遠不如秀才有分量。這種心理表明嚴格的銓選考試，確實有凝聚人心（至少是士心）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學校制度無法完全取代的。

也許，很多人要責怪我的說法太過時，或者說太陳腐，居然在二十一世紀到來的前夕還為科舉制度招魂。但是我想，既然事情已經過去了一百年，我們已經完全有理由對當時發生的種種事情作一客觀冷靜的再估價。我們應該意識到，在歷史的天平上，評價的刻度是合適而非「先進」。

是不是因為有點學問的人都不屑八股，再加上西方挑戰造成的巨大壓力，廢八股就十分容易了呢？顯然不是這樣，對廢八股不滿意不高興的還是大有人在。這些人當然也並不是真的從理智上認為八股有用，對於他們來說，對八股的依戀多半是出於習慣，出於作慣了八股不玩弄技巧玩到繁複的地步就覺得不過癮的習慣。張中行先生曾提到一位老秀才說：「現代文沒有技巧，沒有味兒，看著沒勁。至於八股，那微妙之處，簡直可意會不可言傳。」許多八股文作多了的三家村學究，就是有這樣的一筆癮，也許正因為如此，進人民國以後，類似八股文文體的東西還仍舊在報章雜誌上可以看到。八股文其實並不是一種容易掌握的文體，能把八股文|做得四平八穩，讓人什麼錯處和疵點都挑不出來，沒有十幾年的工夫和相當的才智是做不到的。如果有誰不相信的話，那麼試著從當今文學家再加上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中隨便拉出一個人來，命他去作八股文，那麼百分之百人家是要交白卷的。好不容易得來的「本領」誰都會珍視，儘管這種「本事」沒什麼用處。其實清末就連遛鳥、養蛐蛐的本事都會有人敝帚自珍，何況是作八股？

其三，科舉的驟然被廢（雖有幾年過渡，但還是相當倉促），使得原有獲得功名的人身價跌落，而其他人又不再可能借科舉獲得社會地位，而新式教育由於條件所限，一下子還容納不了如此多的讀書人，況且由於帝國主義侵略（尤其是庚子之後的大賠款）造成的中國社會普遍的貧困化，許多人根本無力接受新式教育，大量貧寒士人的出路問題驟然緊張起來，他們不得不去投軍以尋求出路，但是新軍又容納不了那麼多人，於是社會矛盾就更加尖銳化了（投入新軍的士人，其怨望之情也日益高漲）。土人變成了士兵，甚至欲為士兵而不可得，標志著整個社會的重心正在由文化階層向武化階層轉向，政治上的軍閥統治已經不遠了。

先讓我們分析一下樑啟超關於科舉改革建議的上策，事實上清廷新政就是按他的方案實施的。梁啟超的方案是「合科舉于學校」，人小學就是生員，人大學就是舉人，大學畢業就是進士。在此之後，清廷新政更具體地參照西方學校制度建立了大、中、小學系統，人們將小學生比之生員，中學生比之為舉人，大學生比之進士。

正是由於中國銓選制度與學校教育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攪在一起，所以歷來厭惡八股的人「惡」屋及烏，連科舉一起厭惡掉了。近代以來，批評八股的人大都同樣嫌惡科舉，一批思想家如鄭觀應、馬建忠、薛福成、陳熾、胡禮垣等人，乾脆把廢科舉與興學校相聯繫，視為一個事物的正反面。就是李鴻章、張之洞這樣當年科第順利、出身翰苑的洋務派大臣對科舉也無好感，對廢除它雖不敢大聲疾呼，但心裏卻是贊同的。

中國傳統政治的銓選制度經過一個漫長的演變，秦是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由於二世而亡，銓選未及健全，依靠原來戰國年代從各國吸收的人才加上軍功與納粟而得爵者，以足敷用。兩漢的銓選制度已相當完備，不僅具有選拔功能，而且初具意識統制的功效。兩漢的銓選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察舉和自上而下的徵辟，被征舉者被要求「知書」（秀才）「達禮」（孝廉）。

由於有這種對八股名為尊崇，實際上鄙夷的社會心理氛圍，廢除八股在社會上層其實阻力並不大，不論看中新學還是固執于舊學的士大夫，都認為八股是無用的。光緒對維新派廢八股的呼籲很有同感，他對中國士人盡為無用之學的現狀非常不滿。對於廢八股實際上朝中大臣，也就是剛毅這種不學無術之輩才公然出頭作梗，其他人算上十分頑固的徐桐也無異詞，顯然，他也感到不便出面阻攔，西太后也是相當痛快地同意了光緒廢八股的舉動。梁啟超保留八股的下策，實有過慮之嫌。

白宋代以降，科舉制度日趨完善，不僅考試製度完備縝密，選拔除官制度也滴水不漏。也正是從宋代開始，科考開始與儒家經義有了最緊密的關係，而且是唯一的關係，想步入九九藏書仕途的人，必須熟讀儒家經典不可。

八股文程式固定，文句要求對偶，聲調上平仄分明，還必須合轍押韻，破題不能直言犯到原題之字，但卻必須講出原題的意思，考試成了文字遊戲。充斥了類似「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這樣的廢話、空話。有人戲筆「三十而立」為題的八股破題日：「兩當十五之年，雖有椅子板凳不敢坐矣。」雖是惡作劇，但不能說不符合八股的要求。

後來如過街老鼠般名聲的八股文，就是在科舉制度走向成熟之際，成為科舉的一部分的。據考證，八股文之源出於北宋王安石變法。北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推行全面變法，將科舉考試原來沿用唐朝明經科帖經、墨義的做法，改為演繹經義為文。原來的帖經、墨義，只要考舉子對儒家經典的背誦（將帖上的經文複述出來，默寫出規定的一段經文）程度，而這一改，就改成了對經文的論說闡發。「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然而，當百年過後，我們再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如果我們能冷靜而且仔細地思考一下，就會發現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因為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當科舉被直截了當地廢掉之後，中國並沒有出現新式人才輩出的局面，相反，倒是呈現出於近代化非常不利的制度斷層，原先中國一般老百姓在舊教育體系中比較高的識字率優勢在這斷層中迅速喪失，以後長期出現了兩種教育體系並存的局面，兩者都半死不活。人口與勞動力的素質反而下降了。民國時期的人口識字率反而要低於清朝。

首先，我們應該把八股文與科舉分開來看，八股只是科舉考試的內容，而不是這個制度的全部。八股文的確是一種非常不好的東西，凡是技巧繁複到了近乎高級文字遊戲程度時，這種文體的精神也就死亡了。曾經作過八股文的魯迅先生說過：「八股原是蠢笨的產物。一來是考官嫌麻煩——他們的頭腦大半是陰沉木做的，——甚麼代聖賢立言，甚麼起承轉合，文章氣韻，都沒有一定的標準，難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來，算是合於功令的格式，用這格式來『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輕重。二來是連應試的人也覺得又省力，又不費事了。」魯迅先生的話只說對一個方面，八股文對於考試來說，由於高度的程式化，的確是便於評判的。否則眾多的秀才每年要考試，分出優良中差，那些訓導、教諭老爺可是麻煩得很。但八股文最大的害處在於它可以使人成癮入迷，作慣了八股常常會不由自主地陷溺其中，再作什麼都有一股八股味。除了一些真有學問的讀書人可以抵抗這種八股病外，餘下的士人能自拔者鮮矣，君不見他們連罵洋鬼子、罵教會的文告都用八股體，全不計洋人是否能領略這儷四駢五的妙文。偏偏這種使人像吸鴉片一樣成癮的文體卻又全無用處，除了應試之外，實在不好用它來干別的。這種帶韻的准駢文，不好用來敘事，然而用作論證又太嫌花哨，雖儷四駢六，卻無六朝文那種華麗排鋪的美感，八股文明清兩朝成筐成箱，汗牛充棟，可能留下來的除了個別人作紀念用的乃祖考試的墨跡而外，只有幾篇遊戲文字。雖然作八股確實可以磨鍊一個人的文字工夫，但所得與所失相較，其失大大超過了得，名副其實地失大於得。更何況，我們還沒算上八股對人思想的禁錮，「代聖賢立言」的事做多了，滿腦子就剩下理學陳腐的教條，至少對於那頭腦冬烘的三家村學究來說是如此。

明清之際的帝王也偶爾會對科舉和八股取士的功用心懷疑慮。明太祖朱元璋以馬上得天下后，迫不及待地開科取士，連考三年，中舉的人一律免於會試直接授官，可是他發現取中的文章之士辦事能力不盡如人意。於是一轉念下令停考，改為薦舉，不想薦舉弊病更多，被舉之人相形之下還不如考的，而且還有結黨營私的大弊病。兩害相權取其輕，朱元璋終於想通了這個道理，於是科舉又發展了下去。清朝康熙初年，也曾在反對八股取士的呼聲中決定廢止八股文，將鄉、會試首場的試八股制藝改為考策論，但是也只實行了兩科，比較起來，覺得還是考八股穩妥，於是又復其舊。

現在我們應該看得比較清楚了，科舉制度雖也是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但正如傳統中也有合理的成分一樣，傳統的制度也並非儘是「封建性的糟粕」，甚至可以說，科舉制還是世界銓選制度中比較不錯的一種，現在西方人已經承認，西方的文官制度事實上借鑒了中國的科舉制，這一事實本身就表明，科舉考試這種形式並非傳統的糟粕。其實，在清末民初的「通人」中，也有對科舉說公道話的，像瞿兌之就說過：「明、清兩朝士夙受科舉制度之鈐束牢籠，其害不可勝言。然白丁得一第，頓可昂首青雲，社會階級亦緣此剷除不少，以視六朝以門第埋沒人才，終覺此勝於彼矣。」

但是，八股也有它的妙處，一來是批卷標準容易掌握，二來應試者沒有一定的文字功夫與技巧作不好八股，所以考試也能考出一定「水平」來，也就是說，沒有取中的人雖然未必沒有才能，但取中的人也需有點才智才行。三來就是可以通過考試強化儒家倫理道德意識，便於推行統治意識。

在戊戌變法的各個方面，除去抓印把子的政權變革（制度局之設），維新派最重視的就是科舉變革。他們不僅將變科舉視為培育人才的百年大計，還視科舉改革為士人意識轉換的樞紐。

科舉考試製度這種選官的形式，本是中國傳統政治學對世界官僚科層制度的一種貢獻，可是在近代中國，卻陷入了一種非常尷尬、難以自拔的境地。有的時候，人們甚至把中國近代落後的原因歸咎於它，好像科舉一廢，中國馬上就會人才輩出，趕上和超過一向欺負中國的列強。不用說，科舉制度身上挨的板子多了些，也重了些。那個時代的進步思想家也難免犯直線式思維，形而上學分析問題的毛病，他們只看到了科舉是新式學校體系建立的障礙，不知道這種障礙其實也可以變成動力。

自從科舉制度與八股文結緣之後，贏得了幾百年的罵名。直到今天，絕大多數史學著作一提到科舉制度還是按捺不住恨恨之聲。對於繼承戊戌變法之業的清廷新政之廢科舉，不僅當時的輿論大聲叫好，就是現在也是頌聲一片。在很多現代人眼裡，八股與科舉似乎是一回事，在罵八股的時候科舉也就被否掉了。

為了確保教育為政治服務這一屬性，所以才將學校體系與科舉緊緊綁在一起，所以中國的教育體系基本上將除文字傳授與道德教育之外的專業技能教育排斥在外，連十分有用的算學在教育體系中也一直處於「妾身未明」的狀態，這樣，相對來說比較發達的社會教育體系，不僅對社會的進化，社會分工的進步沒有什麼幫助，反而有阻礙作用。中國的自然科學沒有科學只有技術，而技術在學校中根本沒有地位，只存在能工巧匠的口傳心授中，這樣自然科學技術自然很難發展起來。專門的經商、金融技能掌握在商家師德相承之中，系統化和科學化根本就談不上，甚至連做官最基本的知識與本領，諸如錢糧、河工、漕運乃至公文諸技藝也掌握在幕僚師爺和胥吏手裡，能幹的官員必須以吏為師才會有所作為。中國的教育不符合近代化read.99csw.com的要求，關鍵在於它與科舉制度混一，將兩者分開，才是教育改革和科舉改革的正確思路。對於分開后的科舉制度和學校體系，均可以適當地採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進行最初的改革。可是，我們當年的改革家們恰恰採用的是老思路，仍然讓兩者合而為一，同時又讓銓選制度實質上被取消，而學校體系的建立又亦步亦趨地學西方、學日本，另起爐灶。

至於教育制度，應該區別對待，在小學這一層次，舊瓶可以利用，因為只要在原有的文字教授基礎上再加一些算術就可以了，至於教學方式的改革，那是可以慢慢過渡改善的。而中學、大學當然應該學習西方，但書院這種形式也不可簡單廢棄。因為畢竟那種學習研討的學習氛圍還是相當可取的。

科舉與學校制度的改革可不可以實行舊瓶裝新酒呢？我以為應該是可以的。科舉制度自不必說，從它確立那天起，考試的內容就是不斷在變化，最後變成八股，當然是它的不幸，但這並非科舉考試製度本身的罪過，同時也說明了在同一種形式下，內容完全是可以改變的，形式和內容之間並不存在相互依存的關係。從百日維新到新政初期的實踐中，也說明了舊瓶裝新酒是完全可行的。

當接力棒傳到康梁等人的手裡時，他們對科舉的態度並沒有多少變化。一方面，他們敏銳地意識到建立新的教育體系的重要性，因而為之大聲鼓與呼。另一方面他們又將科舉制度對新教育體制建立的障礙既看成是內容上的，也看成是形式上的，也就是說，從他們的內心愿望，是完全希望廢除科舉制度的，為此他們甚至鼓動當時的開明士人抵制考試。但在實踐中卻很明智地把火力集中在八股頭上；同時，由於意識到了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在維護封建道德方面的巨大功效，擁有意識決定論世界觀的維新派，在改革實踐中對廢八股改科舉直至廢科舉注入了過多的精力和熱忱，對他們來說，八股的存亡，科舉的興廢已經不是銓選制度本身和教育體系的改革範圍之內的事了，它關係到全國士人的士氣人心，關係到新的意識形態能否在全國貫徹下去的大問題。在那時的進步士人心目中，不論中國有多少西方化的成分（即資本主義因素有多少），「士心」的向背才是近代化成敗利鈍的關鍵。

誠然，在近代風雲變幻之際，科考的八股也並非對時代毫無所感，畢竟，掌握八股評價尺度的是人，這些人不可能一點兒不受學風變化和各種思潮激蕩的影響。蔡元培先生是在浙東學派治學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士人，深受經世致用思潮的影響，他的鄉試八股，就已相當不規範，旁徵博引，議論大發，可是主考官以治西北邊疆史地學著稱的李文田卻很賞識。「在會試時，他的三篇八股文，突破一般陳詞濫調，引經據典，淵博異常，受到房師王頌蔚的賞識，合三場試卷，『盛為延譽，鄭重推薦』。特別在他被取為進士，雖點為翰林院庶吉士后，蔡元培的『怪八股』格調，風靡天下，被傳錄，被刊刻。」儘管蔡元培此後聲名大振，在士人中，知道孫中山的少，而知道有個作「怪八股」的翰林蔡元培卻不少。模仿這種「怪八股」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八股的彈性也達到了極限，在八股「代聖賢立言」的框框里，無論怎麼掙扎，做到旁徵博引，稍微言之有物已經到了頭，再想立點新意，說點新事是不可能的了。因此，我們說科舉制度八股文必須廢除。

征舉制的弊病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推舉人不是地方官即為中央官，推舉難免摻上個人私意，甚至成為培植個人勢力的一種手段。鑒於這種弊病，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征舉制改為九品中正制，即由專門的中正官來執行原來由各級官吏執行的察舉推薦任務。結果，情況更糟，中正官很快就被高門豪族控制，造成了上品無寒門的畸態情勢。

不管因哪種原因不樂意廢八股的人，反對的意見似乎都挺「正大」，總忘不了把聖人之道頂在頭上，說是擔心廢八股會廢掉中國人道德文章的根本，好像他們這麼多年來並不是把八股當敲門磚似的。

應該說，中國士大夫的意識導向代表了中國整個上層社會意識傾向。即使在八股制藝的選本滿街都是的時候，真正的讀書人對此也很不以為然。桐城派的祖師方苞曾奉皇帝之命編選過八股標準範本《欽定四書文》，他也說：「余自始應舉即不喜為時文（即八股。筆者注），以授生徒強而為之，實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每見諸生家專治時文者，輒少之，其脫籍于諸生而仍如此者尤心非焉。」前面引過的徐靈眙諷刺八股的「道情」，不僅袁才子袁枚引用過，連位列公卿的梁章鉅也在自家書里照錄不誤。這說明他們都不把送給他們烏紗帽的八股當回事。就是皇帝老兒對八股文也不見得真的重視，康熙與乾隆一生做了不少詩文，可是就不見他們玩玩八股，乾隆欽定的《四庫全書》，只選了少數的明朝八股文作為標本，其餘的一概不收，可見乾隆自己也並不認為八股文算個什麼東西。

通過科舉的獨木橋進入仕途的讀書人並不多，每年上千的舉人與拔貢，三年才出幾百個進士，能躋身這些人中間才算是有了出息，更多的人只有在攀升的階梯下端掙扎的份。但是科舉千百年來的確吸引了全國讀書人的目光和精力，「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名不虛傳。儘管科舉考試製度也有很多弊病，但比較起來，不能說不是一種比較好的銓選制度，考試中舞弊行為也有，但總的來說，明清之際考試還算規矩，由於制度很縝密，皇帝又很重視，科場取士還算公平。它保證了皇朝源源不斷地可以從中下層士人中汲取人才資源。雖然考試內容不甚合理，但想要入仕的讀書人會適應它，就像《皇朝續文獻通考》所云：「顧皇朝開國二三百年，挾時文以進者，亦每有魁壘鴻石落乎鼎鍾，此特亭林（顧炎武）謂士之能得科目，非科目能得士也。」不論士得科目，還是科目得士，畢竟有了這種考試，貧寒的讀書人得以躋身官僚階層。也把全國的士人都吸引到這個艱難的攀升階梯周圍。更重要的是，以科考為中心，明清王朝建立了一套學校體系，從國子監、府學、州學、縣學等官學，到社學、義學和鄉塾等私學，全被科舉導向納入了墨記背誦四書五經以及揣摩演繹「聖賢之意」的軌道，連童子識字課本，《千字文》《幼學瓊林》等也貫穿以四書五經的精神，如果一個人能由發矇讀到「開講」與「開筆」，那麼四書五經就成為他們聽說讀寫的全部內容。只有少數真正的學者之家才會讓子弟學點別的，而這些「書香門第」也須鑽研時文，應付科考，否則照樣為人瞧不起。

梁啟超這上中下三策，要數下策最不實際，主持者無法操作，應試者也無從措手，應試舉子既不能扔掉八股制藝，又要研習新學，而且必須文理兼通，即使學聲光化學製造的人也必須精通時務政治，不然不是童子試就被刷掉，就是殿試落馬（雖說清朝慣例殿試不淘汰，但不完卷者依然也要落第）。這種舊瓶里老酒不傾再裝新酒的下策，雖然在梁啟超看來還差強人意，但實際上卻是貨真價實的下策。類似梁啟超下策的主意，康有為也曾提出過，在當時改革諸重大問題上，康梁基本上是一致的，梁所發的議論，由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全出於康有為，所以我們可以認為這上中下三策實際上也代表了維新派整體對科舉改革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