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光耀說：「吳糧員習氣油滑見於文牘，非赴難之人也。」

巴塘案發，清軍近在打箭爐等地，鳳全也曾請求援兵，但打箭爐同知劉廷恕因何按兵不動？這一件公案當時就莫衷一是，至今也各有說法。還有一則公案，鳳全到巴塘，無以為居，便駐進糧台。當地糧員吳錫珍讓出住房后，另擇民房居住。所以事發之時，這位吳糧員匿身於寄住的藏民家中，沒有陷入包圍。這也是情理中事，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但事變之後，死去的鳳全從生前頗有爭議的人物搖身變為一個死於國事的英雄，吳錫珍作為巴塘亂后少數的倖存者，需要出來說明自己在事變中的表現。

四月五日，鳳全一行動身離開。行至距巴塘五里處一個叫鸚哥嘴的地方，便中了早已設下的埋伏。「伏發，夷人隆本郎吉槍鳳全中腦後，喇嘛阿澤就而戕之。取其頂珠翎管。巡檢陳式鈺、縣丞王宜麟、趙潼、千總李勝貴衛隊五十餘人同時被戕」。

於是，從1905年，巴塘亂髮。三月，「丁林寺始搶墾場兵」，「殺法教士」。

與此疑問相比，我想知道的是，此時逃亡在外的達賴喇嘛是否知道了巴塘事變的情況，他又作何反應。但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只說：「四月中，三次會見欽差大臣和庫倫辦事欽差大臣，交談有關西藏苦樂安危等事，增進相互間友誼。」不知道「有關西藏苦樂安危事」是哪些事。這時中英間正在就西藏問題展開艱苦談判，他自然會關心談判的結果，這算是「安危事」。再者，在他逃亡路上，經駐藏大臣有泰上奏，清廷已革去了他達賴喇嘛的名號。這應是他的「苦樂事」之一，但他一直說，這是駐藏大臣的陰謀，不是朝廷的ｈtｔｐｓ://ｒｅaｄ•99csｗ•ｃoｍ真實旨意。所以，他與皇上和皇太後派來的欽差大臣見面，對此事也定會談及。而巴塘事變，與清政府正面衝突的主要力量是奉他為最高領袖的格魯派寺院，對他，對西藏地方來說，就既是「安危」事，也是「苦樂」事。但年譜中既然未著一字，我也就不能妄加推測了。

當時的實際情形是，四川總督觀望不前，駐藏大臣有泰明確反對，鳳全計劃中的新軍還遠在康定編練，他身邊只有一支百餘人的衛隊，自是孤掌難鳴。瞻對改土歸流，事情沒有真正著手，他就把動靜鬧得很大，未免有些操之過急了。

巴塘丁林寺更提出，要他收回每寺只給三百名喇嘛名額等限制寺院的命令。

但作為這個事件的見證者，吳光耀在《西藏改流本末紀》對此卻有質疑。他說，「吳糧員實無土司官寨挽留之事」。根據是「予在營務處，見吳糧員報鳳全死事，前後兩稟歧異，皆極力摹寫急迫不及救護之狀」。

「明年正月春，夷人流言愈狂悖。」

如果說這時清政府已經衰弱不堪，但這個龐大帝國相對長期積弱的噶廈政府，還是具有相當強大的力量。所以，達賴喇嘛此時更為關注的還是清廷在藏區的種種舉措。

瞻對，也是他關心的事務之一。

這個故事中，鳳全要糧員正了衣冠再一同上路一節，在一個英雄故事中正是一個動人的細節。所以，很少有人質疑，而是作為一個傳奇故事中的生動細節一再被人重複提起。

應該說，即便事情到了這樣的地步，川屬藏區包括瞻對局面如何變化，主動權還是在清廷的手裡。土司制度，成形於清朝，但在元明兩朝已經發端。許多土司家族在被清朝九_九_藏_書冊封前，作為地方豪強已在當地稱雄多年，中央王朝死守陳規時，大體上可以彼此相安。但清末新政也影響到川屬土司地區，改土歸流的呼聲高漲。於是，變與不變，自然就形成難以調和的衝突。

鳳全自然不會聽從。

鳳全死難，其在巴塘藏區嘗試實施清末新政的舉措徹底失敗，朝廷收回瞻對的想法也隨之流產。

於是，吳糧員送欽差的故事又有了完美版，從鳳全要求吳糧員穿襪子變成要求他正衣冠。往事已矣，巴塘事件已經過去一百多年了，哪個故事最接近真實的情形呢？我已無力判斷。但吳光耀所批評的現象，在今天卻是愈演愈烈了：「近世公牘，上下相欺如此，未嘗有長官詰責之者。」

這也說明，即便是一個教派的最高領袖，身處同一教派中，實力不濟時，其權威也會下降，甚至受到挑戰。

「四月二日，燒載石洞墾場，遂燒教堂。鳳全居糧台……夷人三千余圍攻糧台，槍石如雨，徹夜不絕。知縣秦宗藩知事已不救，獨出糧台開導，死之。參將吳以忠領炮隊亦死之，衛隊傷亡二十余。夷人傷亡百余。」

吳光耀清末時也在四川為官，曾任職於四川總督衙門，和鳳全是同時代人。所著《西藏改流本末紀》，雖然態度趨於保守，但所記事實應該還是可信的。他說鳳全「強抗開爽，能吏也。苦不學，好謔侮人」。意思是說，鳳全性格強悍爽快，是個能幹事的人。但學問和修養差，不尊重人。不尊重人這個缺點，到了藏區，加上他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就更加膨脹。吳光耀記他「在巴塘亦以旱煙桿熱窩擊土司頭，曰：『此頭在爾身能幾時？』土司或受朝廷一品封紅頂花翎，夷人之小君長也。大臣向務九*九*藏*書柔遠人，恆以均禮。鳳全獨廷辱之，於是夷人益怨憤」。

之後，又上演一番官場故事。

清廷命新任駐藏幫辦大臣聯豫不再駐巴塘或察木多，仍到拉薩就任，這意味著朝廷已放棄了由駐藏幫辦大臣在康巴一帶墾殖練兵的打算。

大部分記巴塘事變的書都說，鳳全臨離巴塘前，吳錫珍推窗望見鳳全正要離開土司官寨，便不顧房主勸阻，衝出房屋，攔住鳳全的轎子痛哭勸阻，但鳳全不聽。於是吳錫珍要求隨行護送，鳳全見他衣冠不整，命他回去穿戴整齊，戴上官帽再來。等他收拾妥當后，鳳全一行已經去遠，而他又被用作乘騎的騾子踢傷，以致不能前往追趕。

放到歷史大勢中考察，巴塘事變不像過去的瞻對之亂，可視為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時勢到達歷史關口時的一種必然。

此次巴塘事變中，亂民趁勢燒毀天主教堂，殺死法國傳教士牧守仁和蘇列，此外打死打傷教民多人，並挖了此前死在巴塘的兩位司鐸的墓，棄遺骨於野外。在此前的1900年，當地人也殺過天主教堂的傳教士，當地有史料說，「將法國神父捆在河西村木樁上，胸畫黑圈，活靶射死」。有史料說，這是「巴塘人民在義和團反帝運動影響下，聞風而起」，這我就存疑了。

1906年，他在途中收到噶廈政府送來的「就條約本事的報告」，同時收到的還有「瞻對總管稟報的漢藏文信函」。達賴作出的指示是：「瞻對總管稟報之事，應根據時局變化，無遺漏地掌握基本事實，爭取毫無過激，毫不推遲地逐步解決為要。」年譜文字沒有涉及瞻對總管具體上報了什麼內容，但達賴在瞻對問題上的態度卻十分清楚，一面要求「毫無過激」，同時又要求「ｒｅaｄ•99ｃｓw•ｃｏm毫不推遲地逐步解決」。

他要墾地開礦，當地就傳言，「夷人服事大皇帝數百年，大皇帝故愛厚夷人，何來欽差奪我礦地，奪我墾地？」

凡操心「苦危安樂事」的人，心情都不會輕鬆。在外蒙古，達賴喇嘛還遇到了更不愉快的事情。外蒙古的格魯派最大活佛哲布丹增巴，見宗教地位高於自己的達賴喇嘛久居不走，便一改當初熱情歡迎的態度，時時顯得倨傲無禮，這就讓和自己同一教派的最高領袖感到不愉快了。《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年譜》明確記載：「哲布丹增巴日漸不愉，逐步產生厭離之感，搗毀了達賴喇嘛法座，當著達賴喇嘛的面吸煙，做了各種有失體統的事情。」幾個月後，達賴喇嘛就離開庫倫，轉往他處。

他在巴塘操演新軍，當地又傳言，「大皇帝兵何來洋裝，是洋欽差，非大皇帝欽差」。

鳳全更不知道，巴塘正土司羅進寶和副土司，也怕他在巴塘的種種舉措危及自身利益，見此情形，只是一味勸他離開巴塘。這時鳳全身邊只有一百多名兵丁，事變發生之前，他見巴塘局面一天壞過一天，就多次向四川總督和打箭爐催請調兵，但直到亂髮，局面不可收拾，也未見一兵一卒前來增援。鳳全見狀，不得已只好答應離開巴塘。

丁林寺，是格魯派在巴塘的最大寺院，時有僧人一千五百餘人。

后稟易為：「欽差所居，夷人攻毀，痛哭不得往見，派人為欽差請安。」並明言「前數日已為夷人隔絕，漢官不得往來相見。是時夷人巴塘劫殺，橫暴市間，睚眥之怨不能免」。這是說，變亂一起，亂民橫行，不但劫殺漢官，就是平常民間積累的仇怨，也在這時趁亂報復。這樣的情形，吳糧台孤身一人，怎麼可能跑到被亂民包圍read.99csw.com的欽差跟前？

並公開揚言：「夷人當為大皇帝殺此人。」

鳳全退居正土司官寨，「使告夷人解散赦罪」。

中國社會，一個人要成就一番事業，干一番大事，往往得不到理解與支持，反而時時被吹毛求疵。但這個社會同時又極歡迎別人成為烈士，一旦成為烈士，又唯恐其人格不完美，願意隨時替這個傳奇增添動人的細節。

初稟曰：「跣一足，提一襪，造欽差之所居挽留，欽差令且著襪。」

吳光耀《西藏改流本末紀》中說：「當是時，收瞻對改流議傳遍草地，夷人咸憤怒，鳳全不知變計。」

對於反對變化的一方，這是一次拚死反抗。而事變的發生，對於急欲圖變強國的清廷來說，這種反抗正為變革治藏方略提供了更充足的理由和更大動力，刺|激清廷下決心加大變革的步伐。以和平方式求變招致失敗，就只剩下武力的手段。有清一代，幾乎從無在藏區內部培植進步力量的任何舉措——甚至意願，其所求者只是這片疆域的臣服與平安。一旦有事，無非就是剿撫兩手。剿，花錢。撫，也花錢，所謂花錢保平安。今天中國人喜歡說康乾盛世時中國疆域如何廣大，但在所開拓的疆土上，不促進社會進步，沒有新思想的萌生與發展，不在這些疆土上培養起碼的國家認同，朝廷拿不出銀子維穩時，這些廣大疆域，往往便只剩下得而復失一條道路了。中國曆朝歷代，邊界版圖或大或小的變化，都和邊疆民族的認同和背反息息相關。以藏區而論，今天中國領有的藏文化區疆域，較之康乾朝時，其實也已經縮小不少了。

不僅如此，染有鳳全那種只求事功，藐視民眾，藐視少數民族作風的，在各級政府官員，恐怕也不是官樣文章中「少數人」一詞可以指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