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開先出生於上海近郊的青浦，畢業於上海法科大學，其後曾先後擔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部長、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職，可以說是上海通。鄭亦同推薦他回滬主持地下工作，不無道理。

蔣伯誠、吳開先到上海后，除聯繫各界頭面人物外，還曾聯絡了部分民眾團體。1939年10月，在蔣、吳等鼓勵和支持下，上海工商、教育、慈善等各界人士組織上海市民廉恥運動委員會，發起崇尚廉恥運動，其內容為：「自己立誓，不與聞無恥之事業，不受無恥之金錢，共同對無恥之徒，口誅筆伐。」  12月12日，委員會發表宣言，號召「孤島市民，刻苦淬礪，堅忍奮鬥，以復河山」 。此後，陸續發表《告教育界同仁書》、《敦勸金融界書》、《勸告婦女界書》、《告上海市民書》、《告工友書》等文件，倡導「守廉厲節，圖強發奮，雪恥復讎」 。1940年3月11日，廉恥運動委員會發布宣傳要點，指責汪偽曲解孫中山的言論以行其奸，嚴肅聲稱：「凡曲解三民主義者，不但為總理之叛徒，且為千秋萬世之罪人。」  29日，汪偽成立漢奸政府前夕，廉恥運動委員會再次發布宣傳要點，尖銳地提出一系列問題：「你接受無恥金錢嗎？你參加無恥事業嗎？」  30日，汪偽政權成立之日，委員會又發表文告，提出「應益堅氣節」 。這些，顯然都具有批判民族敗類，砥礪氣節的作用。

上海統一委員會暗殺汪精衛的計劃未能實行，但是，在偽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前，他們還是處置了幾個小漢奸。2月28日，在吳紹澍等指揮下，上海同日發生三起暗殺案：日偽《新申報》記者許申，偽京滬、滬杭甬兩路黨部委員薛顯揚，上海市商會委員馬少荃遭到槍擊。不過，許申未能致命，而馬少荃則當時並無顯著附逆行跡，統一委員會對他採取行動，主要是嚇唬，促使他離開上海，轉赴重慶。

在汪偽之前，日本帝國主義先後培植了華北、華中兩個漢奸集團。汪精衛等自重慶出逃之後，日寇即準備以之為中心，成立統一的漢奸政府。1940年2月，汪偽開始製造「還都」輿論，謀劃在南京成立偽府。其手段之一是偽造民意。當月，《中華日報》以上海一百多個同業公會的名義發表「擁護和平通電」，藉以欺騙社會。為了揭穿汪偽玩弄的鬼把戲，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分別動員各同業公會登報否認。3月19日，上海醬園業、古玩業、地貨業、雜糧油餅業等同業公會首先在《申報》發表啟事，聲明「本會以維護同業為職志，越此範圍，概不預聞」。在此基礎上，《申報》並進一步刊登消息，說明《中華日報》所登啟事，「其中六十五個，系未經正式成立，甚至根本無此名稱者，其中四十一個，已陷停頓者，至於確有此種名稱而在活動中者，對於此事，事前實一無所聞」 。自此，各種否認聲明絡繹不絕。至3月30日，各同業公會發表聲明者達一百五十余起。各界發表聲明者每日數起 。這些聲明，有力地揭穿了汪偽的鬼蜮伎倆。

1940年秋，虞洽卿離開上海，經香港轉赴重慶 。統一委員會的此一舉措，有效地防止了虞洽卿為敵所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向英美宣戰，佔領上海租界。黃金榮受日偽誘惑，準備出任租界維持會會長。統一委員會故技重演，送去一份蔣介石具名的電報，表示對黃近況的關念，詢問其身體狀況，勸其多加養息。23日，吳開先致電朱家驊，報告這一做法，電稱：「此老如能懸崖勒馬，而不為敵用，對於滬上一切，或究可稍好也。」  結果，在整個抗戰時期九_九_藏_書，黃金榮和日寇雖有周旋，但始終沒有出任偽職。

高宗武、陶希聖公布汪日密約后，汪偽集團極為狼狽，偽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陳春圃狡辯說：高、陶所公布的密約是「日人片面提出之條件」，「並非最後折衝之結果」。  27日，在吳開先等勸導和安排下，偽社會部秘書程寬正等15人決定反正，脫離汪偽控制。31日，程寬正等發表公開函件，反駁陳春圃的狡辯，說明「自高、陶宣布密約，乃知所謂『和平運動』，實漢奸運動之變相」 。其後，程寬正並發表長文，揭露丁默邨等脅迫他落水並逼他參加汪偽「六大」的經過 。周樂山等也發表文章，譴責汪精衛「假和平之名，行屈膝之實」 。2月6日，吳紹澍致電葉楚傖、朱家驊稱，自吳開先發表文告后，「奸偽內部頓呈動搖」，「滬市人心殊見興奮」 ，云云，雖有誇大成分，但確系事實。

報紙是社會喉舌，可以造輿論，洗腦筋，影響和左右人心。汪精衛、周佛海等都是國民黨內的文化人，長期做宣傳工作，自然深諳此點。他們到上海后，一面通過《中華日報》鼓吹「和平運動」，一面威脅、恐嚇各抗日報刊。6月17日，汪偽武裝特務襲擊《導報》館，迫使該報停刊。同時，投降汪偽的原國民黨特務丁默邨、李士群等則以「中國國民黨鏟共救國特工總部」名義，向上海各抗日報刊負責人投遞恐嚇信，聲稱如再發現有反汪、擁共、反和平之記載，「決不再作任何警告與通知，即派員執行死刑」。7月22日，汪偽特工夜襲《大晚報》社。8月30日，暗殺《大美晚報》副刊《夜光》版編輯朱惺公。其後，暗殺事件即層出不窮。

資料顯示，重慶方面曾企圖通過上海統一委員會暗殺汪精衛。同年11月14日，蔣伯誠、吳開先致電朱家驊稱：「賜電奉悉。囑破壞汪逆偽組織事，弟等不避艱險，多方設施，政治方面，曾向平方策動反汪，已見成效。現仍積極進行。滬上各方，在弟等聯絡及監視之下，各界均亦不敢勾結參加。」同電並稱：「行動方面，曾積極計劃，俟機實施，惟逆賊防衛嚴密，不易接近為慮。」  電報所稱「向平方策動反汪」，指的是利用華北漢奸集團反對汪精衛，製造其內部矛盾。所稱「行動方面」，則顯指暗殺汪精衛。

為了對付汪偽的恐怖政策，蔣伯誠、吳開先於1939年9月5日致電朱家驊，告以「汪逆恐怖政策，日益加厲」，要求「速派妥員來滬，主持肅反工作，鼓勵民氣，堅強陣線」。  其後，軍統上海區先後處置了汪偽特工總部大隊長趙剛義、機要處副處長錢人龍、青幫大亨張嘯林、偽上海市長傅筱庵等人，起到了部分震懾作用。

德國企圖再次調停中日戰爭的消息很快為英、美得知。10月26日，吳開先以中央駐滬人員名義對英、美記者發表談話：「中日戰爭，非俟日本有真誠之覺悟，放棄侵略之決心，達到委員長所提恢復中國領土之完整，國家之獨立、自由，則任何和平方法，余知中央決不願予以考慮也。」  朱家驊認為這一談話「頗為得體」，於29日複電表揚，電稱：「欲謀世界秩序之恢復，和平之重見，各國必先聯合，共同制日。我三年余抗戰，對世界，尤其太平洋有關各國，貢獻良多。此後當更盡最大之努力剪滅此世界禍首也。」朱家驊指示，如外國人繼續詢問，即按上述意思回答 。

鄭亦同的建議也正是朱家驊的想法，於是，很快就決定了和吳開先同時奉命赴滬的還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滬代表蔣伯誠。

在抓報紙的同時，汪偽又大力抓學校。其辦法是拉攏部分ｒｅａｄ.９9ｃsw.cｏm教育界敗類成立所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遊說各校校長發表擁汪通電。9月2日，上海女子大學校長吳志騫因致函《中美日報》，痛斥汪精衛的「和平」謬論，宣稱「頭可斷，志不可屈」，被汪偽特務暗殺 。接著，大海中學校長聶海帆也遭到毒手，其後，各校校長紛紛接到前述「鏟共救國特工總部」的恐嚇信，聲稱如再堅持不肯參加「反共和平運動」，「執迷不悟，甘心附共」，將同樣手段對付 。因此，一部分校長、教導主任們不得不表態擁汪 。

1942年3月，吳開先被捕。5月6日，統一委員會的秘密電台被破獲，吳紹澍避居宜興西南的張渚。此後，又適逢蔣伯誠中風，因此，上海統一委員會的工作陷於停頓。除營救吳開先外，就沒有做過多少事了。

重慶國民黨中央很快決定派候補中央執行委員鄭亦同去上海，以中央組織部代表名義負責考察當地黨務。8月23日，鄭亦同致電朱家驊報告：上海黨務既無下層基礎，上層幹部「變節者變節，消沉者消沉」，必須「徹底改組」，方能「重奠革命之基礎」。他並推薦，以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擔當此任，其理由是，上海的這幫動搖失節之輩，與吳「有甚深切之歷史關係」。只有請他出馬，才能「多盡勸導之責，或於殘局不無小補」 。

汪精衛等成立偽府前後，多次誘脅虞洽卿出任偽職。統一委員會得到消息，立即緊急集議，決定假冒吳鐵城名義致電虞洽卿，聲稱：「奉總裁諭，上海情形複雜，安全堪虞，請即來渝。」

在汪精衛的追隨者中，有一部分是鐵杆漢奸，有一部分則是一時失足者。吳開先到上海后，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爭取失足分子，制止文教界正在蔓延的附逆趨勢。1939年9月11日，吳開先致函朱家驊說：「抵滬后，對丁逆所脅持分子已救出周斐成、張詠春、蘇頑大、顧蔭千、柴子飛等十餘人，均為租屋，另行居住；盲從而悔悟願歸者亦有封光甲等十餘人（均為中小學校長）。」  這可以說是蔣伯誠、吳開先等到滬后的最初成績。

1940年1月初，在萬墨林策劃下，高宗武、陶希聖二人離開汪偽集團，出走香港。蔣伯誠、吳開先即於7日致電朱家驊，要求迅速向蔣介石彙報，轉命駐港工作人員「聯絡撫慰，以拆汪偽團體」 。14日，朱家驊批示將電報抄送蔣介石的侍從室，同時指示：「汪逆正謀傀儡登場之際，忽與其重要幹部凶終隙末，我方自可及時利用。」

函末，吳開先並號召失足分子刺殺汪精衛：「若能刺逆來歸，將功贖罪，我中央不特不咎既往，且將厚事賞賚也。」該函於28日在上海《申報》、《新聞報》、《中美日報》、《大美晚報》等多家報紙同時刊載 。

汪偽和日寇很快就得知吳開先已經返回上海並重建地下組織。9月9日，汪偽《中華日報》刊出吳開先到滬的消息。同時，丁默邨懸賞5萬元捉拿吳開先。9月19日，日方制訂應予撲滅的中國秘密機關計劃，首列「吳開先集團」 。

上海統一委員會成立后，上海市黨部、三青團上海支團的工作進一步呈現起色。

吳開先離開重慶時，攜有蔣介石致虞洽卿等人函5件，孔祥煕致上海銀行界李銘等人函十數件。吳開先抵滬后，即迅速訪問上海各界頭面人物，特別是工商界巨頭，傳達抗戰國策。在淪陷兩年之後，上海人士突然見到了這位來自重慶的舊相識，因此，一時頗為興奮。8月31日，吳開先致電陳果夫、朱家驊等稱：「環境雖確甚惡劣，然事尚可為，決以最大之努力挽此頹勢。」  ｒｅａd•９9ｃsw•ｃｏm9月10日，蔣伯誠、吳開先又聯合致函朱家驊稱：「汪逆失敗，在滬利用敵人之金錢，威脅利誘，無所不為。對忠實同志屢加殺害，喪心病狂，較之暴敵，尤為殘酷。惟汪逆無論金錢、暴力，如何兇殘，但是非猶在，清議尚存，順逆忠奸之辨，孩童皆知。故無論黨內黨外，忠貞不貳、持正不阿之士，所在皆是。」函件表示，上海潛在力量非常廣大，將廣泛聯絡各界及各民眾團體，「使全滬民眾不為利誘，不為威屈，造成強固之不合作運動，以為消極之抵抗」。  後來的事實表明，蔣、吳二人的這些壯語雖沒有完全實現，但在打擊敵偽方面還是做了一些工作。

日軍侵華，原以為可以在短時期內滅亡中國，但是，卻陷入了中國人民持久抗戰的泥潭中。日本侵略者不得不通過多種渠道向重慶國民政府誘和，以求取得在戰場上無法得到的東西，從侵華戰爭中拔出腳來。

3月30日，汪偽為了製造氣氛，盜用英法兩租界華人納稅會名義，以紀念台兒庄戰役為名通知各商店懸旗。上海市黨部得知這一消息，立即商請各晚報刊登消息，揭穿陰謀，並加印《大美晚報》8000份，調動學生50人分頭送報，並向各商店說明。因此，當日除外灘日本銀行及虹口、滬西一部分商店外，英法兩租界內絕無一家商店懸旗 。同日，上海學生協會、上海學生討汪運動總會等紛紛發表宣言，聲稱：「現在更偉大、更艱巨的反汪任務，放在我們肩上來了，我們只有更英勇更堅決地發揚我們的傳統，擔負起我們的使命，集中我們的火力，萬眾一心，從日寇汪偽的進攻中發動全面決死的總反攻。」  當日，三萬學生舉行全市大罷課。各校學生在風雨中分別舉行討汪宣誓：「余誓以至誠，決不參加偽組織，以最大之決心，打倒賣國組織，並否認賣國密約，決以全力擁護中央，擁護抗建國策。」  會後，各校宣傳隊到租界各馬路散發反汪傳單，高呼反對成立偽府口號，因此，被捕數十人。這是淪陷區的一次大規模的群眾性行動，發生了較大的影響。當日，蔣伯誠即致電重慶，報告有關情況。4月2日，朱家驊複電表示滿意。電稱：「滬市討汪工作，由兄主持，頗著績效。原電已譯呈總裁鑒核，仍請督導諸同志加緊進行。」

上海於1937年11月淪陷。1939年，汪精衛自重慶逃出后，於5月8日抵達上海，即以之為基地，大肆鼓吹「和平運動」，緊鑼密鼓地籌備組織偽國民黨和偽國民政府。蔣介石認為「上海陣地不能丟」，計劃加強上海工作 。當時，國民黨雖在上海設有地下市黨部，但由於原書記長蔡洪田、常務委員汪曼雲率先變節，為虎作倀，一時間，除主任委員、原暨南大學教授童行白等二三人尚能保持氣節外，其他委員和職員居然攜帶卷宗、印信，集體投逆 。這種情況，使蔣介石大為震怒。6月7日，蔣介石手令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朱家驊等人稱：「上海黨部實在無成績表現，其無能力與無辦法可知，應特別設法改良為要！」  13日，陳立夫也致函朱家驊，建議「集商改進方案」 。

除分化敵人，爭取失足分子外，統一委員會又嚴密注視上海頭面人物的動向，特別注意監視動搖分子，及時採取措施。

到達之後不久，蔣伯誠、吳開先很快發覺，上海地下市黨部的被破壞情況，遠比原來估計的嚴重。二人函告重慶稱：「市黨部因二三叛徒破壞，無異臨陣倒戈，牽動甚大。」主任委員童行白雖然艱苦撐持，但人面過熟，險遭敵偽暗殺九九藏書，行動、居處，都極感困難，因此，已不能留滬工作，市黨部必鬚根本改組。函件同時也提到，上海原有特工組織，均已崩潰，應即統一力量。重加組織，派遣重要人員來滬主持。函稱：「叛徒一有制裁，則同志之勇氣自增，而觀望之徒有所顧忌，更不敢為非作歹矣！」  當時，重慶方面在上海從事地下抗日工作的系統有好幾個，政出多門，互不相關。9月30日，吳開先再次致函朱家驊，說明中央在滬工作人員尚未取得密切聯繫，「工作既未集中，經費尤為奇缺」。他要求朱家驊報告蔣介石，「將全滬工作化零為整，以堅強之組織與敵偽相抗」。

高、陶到香港后，在杜月笙等策劃和支持下，向報界公開了汪偽和日本所簽訂的賣國密約，並陸續發表了《致大公報函》、《新中央政權是什麼》等討汪文章。以此為契機，全國各地紛紛掀起討汪運動。1月23日，吳紹澍對記者發表談話，通過滬報公開聲討汪精衛的賣國行為。談話特別提出：「汪之末日已至，日人之政治陰謀已窮」，號召「受汪逆一時誘惑者，從速猛醒，戴罪圖功」。  同時，吳開先則分別緻函附逆分子。函稱：

自吳開先抵滬至被捕，前後不到三年。在此期間，吳開先等始終沒有能將上海的敵後工作真正統一起來，其工作範圍也僅限於工商界、新聞界、教育界，和社會下層缺少聯繫。同時，他們還有和共產黨鬧摩擦的一面，反映出國民黨雖一面聯共抗戰，一面仍不能忘情于反共。但是，吳開先等人和上海統一委員會的主要鬥爭矛頭是指向日本侵略者和汪偽集團的，因此，基本上應予肯定。

汪偽集團在一再延期之後，決定於3月30日「還都」。為了加緊反汪鬥爭，三青團上海支部於29日通電全國，聲稱：「我國人心未死，公義尚存，豈能容此無恥巨奸，靦顏人世，以貽民族之羞！」  同日，上海市各區黨部督率全體黨員上街張貼標語，進行了一次突擊宣傳。據報道，南京路商業區，以至曹家渡、徐家匯等地區，「均有大量小型彩色討汪傳單散發」，「人行道上之電杆木上，均有極整齊之討汪標語張貼」。 後來，吳開先曾回憶說：「每年元旦或國慶日，均由黨部工作同仁在先施、永安、大新諸公司之遊樂場上，擲下大批紙質國旗黨旗，以喚起民心。汪偽組府時，並印大批傳單說明汪之漢奸行為，以昭告國人，亦由高處擲下。」

1940年10月15日，德駐華使館代辦密告蔣伯誠與吳開先：日本華北軍司令長官多田駿等對汪精衛甚為輕視，認為中日問題非與蔣介石洽商，無法解決。德代辦稱：日方現應以優越之條件給予中國政府，但日方亦應有所得。德代辦暗示，德國將以第三國姿態出面保證實行。蔣、吳二人沒有堅決表示拒絕，同意將談話經過報告蔣介石。朱家驊對此不滿，複電稱：「此次抗戰，中途言和，可招亡國之禍。」「戰事擴大，正我所期待。英美合作既成，則共同制日，步步加緊，對我援助，日有進步，前途希望愈增，我抗戰亦勝利愈近，此時我方決不可稍動搖。」

在統一委員會活動期間，上海工商、知識各界的群眾工作有一九-九-藏-書定發展。當時發端于重慶的「春禮勞軍運動」、「節約勞軍救難運動」、「一元救難運動」等，都曾得到上海市民的積極響應。其中「春禮勞軍運動」，上海各團體原擬募集代金50萬，20天不到，各業認捐額即達60萬 。

抗日戰爭，除了戰場上硝煙瀰漫的廝殺，還有隱秘深藏的敵後地下鬥爭。關於前者，史家已多有研究；關於後者，至今尚少論述。茲就台灣「中研院」朱家驊檔案所藏，參以「孤島」時期的上海報紙，闡述國民黨系統在上海地區的部分敵後工作情況。

1939年8月28日，吳開先抵達上海。當時，汪精衛正在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組織偽國民黨。一場正與邪，忠與奸，人與鬼的搏鬥正在上海灘上展開。

廉恥委員會後來曾發展到各業各界，在上海活動了很長一段時期。

上海有巨大的人力資源，為敵所用，將極大地不利於抗戰。上海統一委員會爭取失足分子，穩定動搖分子的工作雖然無法完全阻遏少數敗類的投敵，但對分化敵人，限制敵偽利用上海的人力資源，顯然有一定作用。後來，吳開先在回憶中曾不無自豪地說：「終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銀錢業較知名人士，無一敢冒不韙而參加敵偽之金融組織者。」

1940年夏，吳開先返渝彙報工作，國民黨中央採納吳開先、杜月笙等人建議，決定組織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以杜月笙、蔣伯誠、戴笠、吳開先、吳紹澍為常務委員，以杜月笙為主任委員，吳開先為書記長。同時，改組上海市黨部，以吳紹澍為主任委員，兼三青團上海支團主任。統一委員會成立后，吳開先指定杜月笙留在上海的管家萬墨林為總交通，以原中央通訊社上海分社主任馮有真等人為專員 。在上述五個常務委員中，杜月笙和戴笠都不在上海，因此，統一委員會的工作主要由吳開先、蔣伯誠、吳紹澍三人負責。

當然，上述群眾運動是多種社會力量，包括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共同推進的結果，但其中有統一委員會的努力則是無疑的。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同年12月，日軍佔領上海英法兩租界，統一委員會的工作轉入隱蔽待機，但是，日方仍然多次輾轉向吳開先表示謀和之意。1942年2月上旬，德國海通社社長美最時會見吳開先，轉達日方求和意圖，打聽中方條件。吳開先答以「我方現在絕無謀和之意，條件無從談及」。12日，美最時再次約見，出示日本海軍方面的五條意見，主要內容為：1.日本承認中國尚未擊敗，希望避免繼續流血，願接受中國之和平條件；2.中國應儘速參加東亞新秩序，取得其應得之地位，則中日兩國，將為亞洲之兩平等國家；3.日方決定大權，掌握在東京二三領袖手中，日本海軍與之有最接近之聯繫，因此中國無須與其他日人談判；4.此次機會，稍縱即逝，望中國方面及早圖之。有了前次的教訓，這次吳開先的回答就乾脆了：中國已在二十六國宣言上簽字，不能單獨媾和，「事無百一之望」 。24日，朱家驊複電，指示稱：「我國單獨抗戰，四年有半，百折不撓，已獲勝利基礎。」「太平洋戰事發生以來，我一躍而躋為四強之列，為世界大戰中之主角，同時亦為世界各民族共認之領導者，國際地位既已提高，此乃千載一時萬不可失之良機，正宜及時加緊努力，以竟全功，斷無中途言和之理。敵在太平洋上初期勝利，本為意中之事，最後勝利仍屬於我，敵必慘敗，已無疑義，今其謀和之心愈切者，亦為此也。」朱家驊並稱：「德人建議，弟意不宜轉陳，因總裁必大生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