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下級和中級幹部跑了。例如，第十二師的一個營長一個人跑了。共產黨可能命令他帶著隊伍一起走，但是他覺得控制不了。我不知道他如何到了南昌。

「鄧演達是唯一對我說過汪精衛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的人。郭沫若，特別是高語罕，害怕我扣押他們，不會有勇氣走得這麼遠。他們都知道，我是汪精衛的堅定的支持者。他們說：由於下級共產黨員的幼稚病，湖南農民運動已經走到極端，共產黨中央不贊成這種情況。他們向我保證，一切都可以補救過來。

「我想，共產黨人害怕我們鎮壓他們。朱培德和我的部隊可以對南昌形成包圍，因而，他們於7月31日午夜至8月1日在南昌造反。

「您支持分共政策嗎？」

「我在廬山得知消息。聽到蔡廷鍇和葉挺、賀龍合作，我很失望。我從未想到，蔡會和他們合作。如果蔡的部隊抵抗，葉和賀一開始就必須搏鬥。」

1927年10月，周逸群向中共中央報告南昌起義情況時曾說：「張發奎迭次來電，邀賀、葉到廬山開軍事會議，而賀、葉均不敢去，逼得不了，張氏來電，准一日到南昌。」  夏蓮蔭問張發奎此點是否可靠。

「計劃如何進攻南京？」

「可笑！說我不敢單獨去九江是荒謬的。但是，這是可能的。我希望汪精衛去向我的部下解釋他的政策。我已經在廬山召集師長以上軍官開會討論和平分共問題。」

「我感到，我很好地控制著部隊。第四軍是我一手發展起來的。它由黃琪翔指揮，和我指揮沒有兩樣。雖然第十一軍原來是陳銘樞的，但它由第四軍的朱暉日指揮，許多第四軍的人在第十一軍中工作。

「僅以離開我的部隊的人數計，大約有5000戰鬥部隊。」

1927年6月，武漢國民黨中央將唐生智的第四方面軍擴充為第四集團軍，下轄第一、第二兩個方面軍。張發奎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下轄第四、第十一、暫編第二十軍，黃琪翔、朱暉日、賀龍分別擔任軍長。7月中旬，武漢政府決定東征，直取南京。夏蓮蔭和張發奎的談話是從東征開始的。

「多麼糟糕！我開始制訂計劃鎮壓造反者。造反一開始，那就沒有妥協的希望。共產黨人必然戰鬥到最後，我必須粉碎他們。

「我派遣部隊追擊賀龍和葉挺。8月7日，我的部隊到達南昌，共產黨造反者已經離開南昌，進軍撫州。他們的目標是廣東東江。朱培德的部隊也回到南昌。我們計劃集中兵力並且召開一次會議。」

「鐵羅尼說什麼？」

「我反駁說：汪精衛的政治生命還沒有終結，他只是有點病，只要他還有一口氣，我們就要請醫生救他。這說明，我那時仍然左傾。我說：我們仍然可以和汪精衛談談。我想和汪精衛談什麼呢？沒有什麼特別的。我的觀點是我們必須支持他。」

「我覺得很奇怪。

「有沒有其他人和您說過類似鄧演達的話？」

「進軍南京您是否有信心？」夏蓮蔭問。

「除了周士第，您是否知道別的共產黨員團長？」

「我看著郭沫若乘坐機車離開。大約二十個人和他一起走。有廖乾吾、徐名鴻和別的一些人，徐名鴻是陳銘樞的人。他從來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

「在第二方面軍的下級幹部和士兵中有許多共產黨員嗎？」夏蓮蔭問。

「蘇聯顧問對南昌的造反有什麼反應？」

「蔡廷鍇在進賢擺脫共產黨之後打電話給我。我想他是忠誠的，但不料他竟用不很地道的廣州下流話咒罵我，使我極為震驚。他說，他忠於陳銘樞，支持蔣先生。反蔣是錯誤的。他像反對共產黨一樣反對我們。

「7月26日，您是否在漢口和加侖討論過部隊轉移問題，他建議您將部隊帶回廣東？」

南昌起義失敗后，張國燾於1927年11月8日給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並擴大會議寫過一封信，其中談到：「當武漢唐生智汪精衛政府日見反動時，彼時我黨與張發奎關係尚好，事實上我們曾將農民的槍支送給他，並答應他給他種種的幫助。」張國燾此信發表于中共機要刊物《中央通訊》第13期上，夏蓮蔭研讀了張國燾的這封信，問張發奎道：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寫道：「大約在二次北伐勝利后，唐生智、張發奎等由河南回師武漢的時候，左派人物中，特別屬於廣東籍的，就暗中醞釀回廣東去的想法。」  據此，夏蓮蔭又問道：

下面是夏蓮蔭和張發奎的問答摘要。

近年來，關於南昌起義的資料已發表不少，研究也相當深入，但是，國民黨方面的資料卻很少見到。因此，張發奎的有關回憶值得注意。

「蔡廷鍇擺脫共產黨之後，您估計共產黨還有多大兵力？」夏蓮蔭不希望離題太遠。

關於這一段話，夏蓮蔭詢問道：

「我沒能讓葉挺、賀龍、蔡廷鍇參加在廬山的會議，最後，沒有開任何會。我不認為共產黨人會造反，因此，也不曾想過要搶先逮捕他們。那是很容易的。」

「共產黨人擔心重複『四·一二』政變，害怕唐生智會殺害他們。那段時候，唐生智殺死了一個旅長。我多次說過，我不會殺害共產黨員。部分高級共產黨員跑到九江，那裡是第二方面軍司令部所在。」

「我立刻趕赴德安，檢查前線狀況。周士第的第七十三團駐紮在那裡。我需要視察部隊，保持信心。我什麼都不怕。無論如何，是我將周士第安排到了團長的位置上。

「我想，譚平山、徐謙、何香凝和我談過，維護所謂『三大政策』的問題。許多人都維護這些政策。」

「我可能見過加侖。我不記得他談過廣東。鄧演達是唯一建議我回廣東的人。」

「為什麼李濟深和別人在7月27日警告您，反對您回廣東？」

1927年8月5日，汪精衛在武漢國民黨中央曾報告說：「從武漢決定製裁共產黨以後，武漢的共產黨徒全到四軍、十一軍、二十軍去了。張總指揮因為中央擴大會議決定並命令保護共產黨的生命安全，也無法駁而不要。及至他們到四軍、十一軍、二十軍工作，張總指揮又以為他們是幫助國民革命，所以優容他們。」

「一千多。」

「我解散了第二方面軍政治部。郭沫若和我有一次談話。我對他說：共產黨人對我們不好，但我們決不對他們做任何不公正的事情。他們應該從我們中間退出。……我告訴他，讓他乘坐一輛機車去南昌。

「葉劍英在九江擔任第四軍參謀長。他是第四軍軍長黃琪翔的梅縣老鄉推薦給我的。我以前見過他，但不很了解。」

「他https://read.99csw.com同意鄧演達的意見。

「不了解。」

「在那個時候，是否許多共產黨員參加了第二方面軍？您歡迎他們是否由於相信他們有助於國民革命？」

「您了解他是共產黨員嗎？」

儘管張發奎一再否認當時有率領部隊回廣東的想法，但夏蓮蔭又提出了第三個證據：1927年7月27日，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黃紹竑、陳可鈺等曾聯名致電張發奎，內稱：「近聞兄處軍隊且被偽命移動，有所窺伺，豈兩湖赤禍猶為未足，而轉欲施諸兩粵耶？」  據此，夏蓮蔭再問道：

「第二十軍和第四軍第十二、第二十五師在九江至德安地區。富雙英的第二十一師仍在長江北岸，面對九江。軍隊集中是很複雜的事情。我們必須為所有的士兵找到營房。

夏蓮蔭和張發奎關於南昌起義的談話大體如上。可以看出，張發奎談出了一些前此不為人們所知的史實；對有些眾口一詞的說法則堅決否定；有些回憶，則和有關資料或其他當事人的說法相歧異，有待進一步考辨。治史貴在全面，了解張發奎的看法，對全面研究南昌起義史顯然是有益的。

「共產黨人集中到九江時，我說：願意去南昌的和郭沫若一起走，不願去南昌的將被送往上海或他們願意去的任何地方。發放路費。分共不意味暴力。它意味共產黨從政府和軍隊中退出。我坦率地要求他們當我準備攻擊南昌時站在旁邊。唐生智胡亂地屠殺共產黨人，我不能。我沒有逮捕共產黨人。為什麼？因為造反的是在南昌的那些人，另外的人不能負責。此外，我永遠不相信屠殺能奏效。

「我的部隊自河南返回武漢后，只停留了幾天，就開赴九江。葉挺的第二十四師是先遣隊。我命令自己的部隊集中於南潯線。朱培德的部隊已向東開拔，留在南昌的只有很小的一支部隊。朱德是軍官教育團團長，並且是南昌公安局局長。

8月5日，汪精衛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報告時曾說：「當時是因為知道了四軍、十一軍、二十軍內部起了糾紛；同時張發奎總指揮請求中央派人去訓話，庶使糾紛平息，並且說內部的糾紛不解決，中央無人去，他是不敢到九江去的。」夏蓮蔭據此詢問張發奎，是否有此事。

「這時，葉挺的第二十四師、蔡廷鍇的第十師在南昌地區。第十一軍集中南昌地區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朱暉日的第十一軍司令部設在馬回嶺，第二十六師在馬回嶺地區。

「李宗仁是否派遣他的參謀長王應榆帶著一封信來看您，其中說：如果您對廣東有任何意見，可以和李濟深討論，但是，您決不要帶領部隊南下？」

張發奎承認這是事實，他解釋道：

「您到達九江后是否和張國燾有過一次長談？」

「我不知道。我知道一個師長葉挺是共產黨員。但是，我們彼此間極好。我想，我可以將他爭取過來。最壞，我想他可以離開我的軍隊。

「沒有。」

「誰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

「那是一項來自高層的命令。」

「那是可能的，因為他們不到九江來。

「沒有這樣的事。他們沒有給我一條槍。您必須記住這樣的事實，我和唐生智從漢陽兵工廠得到同樣數額的軍用品，我肯定不會比他少。此外，中央對唐生智沒有把握，將希望寄托在第二方面軍身上。人們都知道，我忠於汪精衛。從各方面說，是我給了共產黨人以槍械，共產黨人在我的部隊里。」

九九藏書「當然是葉挺。他在共產黨內有很高的位置，並且指揮正規部隊。但是，如果沒有賀龍和蔡廷鍇，他將不會有足夠的力量行動；如果他單獨行動就將失敗。我認為，葉挺不能掌握他的師，如果在後方，他的部下將會迫使他離開。」

「您對分共政策有何意見？」

「蔡廷鍇因為蔣先生而恨我。即使沒有南昌的造反，他也會離開我。他在等待適合的機會。只要投入蔣介石營壘，他可以從南昌到他選擇的任何地方去，廣東、福建、浙江。

「您是否計劃回廣東？」

「我回到九江后，召集師長和師政治部主任以上軍官開會，向他們解釋中央的分共命令和制訂的妥善處理這一問題的方法。我要求他們回到自己的部隊，命令所有的共產黨人到九江來。」

「鄧演達和鐵羅尼來看我。這兩位關係密切。鄧演達說：汪精衛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您不應該聽他的。唐生智政治上也死了。您應該帶領第四、第十一、第二十軍回到後方廣東，重建革命基地，一切從頭做起。現在回想起來，我認為，鄧的最初目的是想在共產黨人和我之間建立合作關係，組成一支反汪、反蔣力量，但他不是共產黨員。

「關於蘇聯顧問，汪精衛是否說過什麼？」

張發奎接著說：

「我沒有感覺到他們在密謀策劃反對我們。」

「在那個時候，您對於蘇聯顧問有什麼感覺？」

「您的部下是否有人提議回廣東？」

「計劃派遣第四軍第二十一師富雙英部沿長江南岸前進。我的主力將自南昌分兩路東下。一路經上饒、江山、杭州，進攻上海或南京，一路經皖南進攻南京。」

「共產黨想：如果我同意和他們在一起，我的第二方面軍將回到廣東，在那裡，他們可以動員革命力量。我的軍隊可以對付來自南京或者武漢的攻擊。他們不認為有被南京和武漢聯合攻擊的可能，因為他們不能預見到蔣先生的下野。」

「現在，我了解到，陳銘樞在離開武漢之前，已經和蔣先生商量過，如何保存他們的力量，並對蔡廷鍇、戴戟、蔣光鼐作了安排。陳銘樞之所以擱置他的計劃，是由於他的力量還不足以反對武漢。唐生智和我支持汪精衛。他的第十一軍比我的第四軍弱。」一談起蔡廷鍇來，張發奎舊怨猶存，因而話特別多。

「我不記得在那個時候認識他。」張發奎的回答很簡單。

「您是否分別收到葉挺和賀龍的電報，希望您到南昌去？」在張發奎的滔滔長談中，夏蓮蔭女士終於找機會提了一個問題。

「鄧演達和我是同學，後來又在鄧鏗的第一師里同事。長時期來，我們的聯繫從未中斷。共產黨人知道，我們關係牢固。我猜想，他們希望鄧能以個人關係打動我。我們分歧的關鍵之點是汪精衛。

「我不記得在南昌造反之後從共產黨那裡收到任何信息。」

「是的。我見到了王應榆。他是我在廣東陸軍小學時的同學。不過，我不記得他講過任何關於廣東的事情。」

「共產黨人是否給了您很多幫助？」

「我認為，革命完成以前，革命力量不應分裂。但是，如果汪精衛要分共，我支持他，因為他對這一問題比我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以前已經說過，軍人被告知，服從是他的天職。這可能很危險。年輕的軍人易於被引入歧途。在這種情況下，我沒有認真地考慮，哪種政策是正確的。因為汪精衛認為九九藏書這是正確的，我也就這樣想。在寧漢分裂中我絕對支持他的立場。我對於軍事的興趣遠高於政治。」

1927年10月15日，張太雷在中共南方局省委聯席會上曾報告說：張國燾「不主張在南昌動作，因為是對張發奎有許多幻想。就是臨走的前夜亦與張發奎作很長的談話，而且說還有希望」 。為了核對這一事實的準確性，夏蓮蔭於1966年9月25日詢問過張國燾，張稱：那時，他只在武漢的集會上見過張發奎一次，他們間沒有約定進行任何談話。此次，夏蓮蔭又對張發奎重提這一話題：

「我建議保羅、尼基丁和另一個俄國人（他的名字已經忘記了），和我一起去德安，觀察形勢。他們同意。」

「幾個同事軍官，三個蘇聯顧問和他們的翻譯，我們乘坐一列機車去德安。當我們停在馬回嶺時，朱暉日和李漢魂在車站等我。在我準備下車或他們準備上車之際，我聽到了兩聲奇怪的槍響。顯然，至少有一個共產黨人已經控制了機車，強迫司機開動。我只有十個衛兵，於是我跳車了，有些衛兵也跳車了。我將馬回嶺交給朱暉日，回到九江。俄國人和其他一些人沒有跳車，去了德安。

「……我建議他們去南昌，他們拒絕了。我問他們需要什麼，他們說，希望回蘇聯。我送給他們每人500元錢和部分衣服，用船把他們送到上海。他們從上海回到莫斯科。

「許多政工人員離開了，證明他們像共產黨。多少？二十人或者更多一點。我給每人發了路費。廖乾吾就是他們中的一個。政工人員中沒有逃跑的。

「我不相信士兵中有許多共產黨員，因為在那時，大多數共產黨員是知識分子。下級幹部中有共產黨員，但我不知道有多少。第二十五師周士第的七十三團的大多數官長是共產黨員，葉挺將這個團交給了他。有少數共產黨員在別的單位。在任何情況下，我不同意將共產黨員當做敵人。我不反對共產黨員個人。」

「您得知賀龍沒有您的命令就到了南昌時有何想法？」

「我和汪精衛一起去九江。7月29日到達。」

「沒有問題，他們幫助了我，因為他們工作得很勤奮。共產黨的政工人員極為認真而且優秀。他們在宣傳里只說我的部隊好，就我所知，他們從來沒有宣傳過共產主義。」

「鄧演達認識到不能說服我，很快去了鄭州。馮玉祥對鄧說：鮑羅廷和其他俄國人回蘇聯時經過他的司令部，他答應保護他們。許多共產黨人穿過他的領區。我很奇怪，他為何巴結共產黨人？」

張國燾1927年11月8日的信中又談道：當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常委會開會，蘇聯顧問加侖在會上說，今日會到張發奎，和他討論軍事。他已贊成二十軍集中進攻，十一軍集中南昌，第四軍集中南潯路一帶，不再東進。第一步按兵不動，第二步漸次往南昌移動回粵。加侖稱：張發奎如能贊成回粵，又不強迫葉挺等退出C. P.，在此兩條件下，可與張發奎共同回粵。因此，夏蓮蔭問道：

對張發奎的訪問是由夏蓮蔭（Julie Lien-ying How）女士進行的。夏女士閱讀了大量資料，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礎上，到香港訪問張發奎四百余次。然後，將記錄整理為英文稿，定名為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張發奎回憶》）。全稿共21九_九_藏_書章，1033頁。現藏於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承韋慕庭教授盛意，特意贈送了我一套該稿的全部縮微膠片。

「少數軍人證明他們自己像共產黨。問題是我們無法保證秘密的共產黨人全部退出。他們的前額沒有記號，我們無法弄清他們的成員。例如，葉劍英沒有離開黃琪翔。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共產黨。

1927年8月6日，有一個叫林昌熾的人，上書武漢國民黨中央，指責共產黨把持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其中談到汪精衛分共后，「（軍校）一班C. P. 分子，則因受其團體之指揮，經由惲代英等向張總指揮再三交涉，收編為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軍官團」 。夏蓮蔭女士研究了這份資料后，問張發奎有無其事。

「是否共產黨人送了許多農民的槍給您？」

「1927年6月15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決定召開全會，討論共產黨問題，同時，鎮壓所有言行違背國民黨原則的人。稍後，汪精衛召集高級軍政領導人會議，通知我們，中央已經採取和南京清黨很不相同的分共政策。這意味著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和平地退出，不必逮捕並殺害他們。他要求軍隊領導人馬上回部隊，作好準備。我們要求共產黨員自願地退出，給他們錢，讓他們離開。如果他們不希望離開，可以留在武漢，但不能在政治和軍事機關工作。」

「張雲逸是第四軍第二十五師李漢魂的參謀長，但我不知道他是共產黨員。」

「沒有。關於蘇聯顧問，汪精衛在那次會上沒有說什麼。」

「很有信心。我相信，唐生智和我能夠奪取南京，趕走蔣先生。站在我們一邊的有第二、第三和第六軍。我們所需要對付的只有第一軍。第七軍的態度我們拿不準。」張發奎答。

在何廉與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主持下，美國哥倫比亞東亞研究所於1958年開始一項中國口述歷史計劃，先後訪問了十余位在現代中國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名人，請他們口述生平，哥大方面加以記錄、整理。

「但是，我對賀龍沒有把握，因為他有自己的部隊。不過，我對他很好，他也知道這一點。我為什麼對他不錯，因為我是真誠而直率的。我知道他不是共產黨員。」

「沒有。」

「有多少人組成了軍官團？」

「有。我願意接受這批幹部。那些留在武漢的學員進了軍官團。組成軍官團，隸屬於第二方面軍是中央當局的命令。楊樹松被任命為團長。他是東北人，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是鄧演達的追隨者。」

「尼基丁、別的俄國人和他們的翻譯在我的司令部出現了。他們告訴我，到德安后，他們被送到周士第的司令部。……我的衛兵有的被繳械並被捕，有的從橋上跳下河，跑了。

「可能他們已經得知鄧演達的計劃，也可能他們認為我要回廣東。」

「我猜想，所有那些人——朱德、葉挺、賀龍——在造反以後召開的革命委員會上建議利用我的名字。他們仍然稱我為總指揮。他們全都很了解我，特別是葉挺。回想起來，我相信，因為我傾向共產黨，加侖和別的俄國人，還有中國共產黨都在我身上寄以很大希望。共產黨需要利用我的名字來團結人民，消除並減輕他們的疑慮。人民很清楚，我不是共產黨。那時，他們特別害怕這樣的口號：『共產共妻』。

「他們也感到非常驚奇。當然，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故意顯出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