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選擇曾養甫去香港？因為他的同學諶小岑在那裡。實際上，我們都是北洋大學的同學。諶是湖南人，積极參加五四運動，思想略為左傾，雖然不是共產黨，但很親共。他已經逐漸轉變。五四運動后，我們一起在《北洋季刊》工作，曾經是好朋友。他在香港做什麼？為報紙和雜誌寫文章。他有共產黨朋友。

人年紀大了，事情就可能記錯記亂。1936年，周恩來並未到過南京。後來的發展是：

「收到上述信件后，是否很快就開始了和周恩來的會談？」夏蓮蔭女士問。

在1936年，周恩來並未到過上海或南京，陳立夫這裡是將1937年的事誤記成1936年了。1937年3月、5月、7月、8月，周恩來曾多次到上海、杭州、南京、廬山等地，和國民黨談判。由於陳立夫誤記，蔣介石的《蘇俄與中國》一書也跟著錯了。

蔣介石在《蘇俄與中國》一書里又說：「到了二十四年的秋季，陳立夫向我報告，周恩來在香港與我們駐香港負責人曾養甫，經由友人介紹見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與他們商談，而且他只要求從速停戰，一致抗日，並無其他條件。」在陳立夫回答了第一個問題后，夏蓮蔭女士接著核實，陳立夫回答道：

人的回憶有很大的局限性。陳立夫所說曾養甫和周恩來在香港會見一事，並非事實。當年6月，潘漢年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派，回國和國民黨談判，途經香港時，陳果夫曾派張沖前去會見，約定聯繫辦法。陳立夫所說曾養甫和周恩來在香港的會見，當系張沖和潘漢年在香港會見的誤記。

「有別的共產黨人伴隨周恩來嗎？」

「是的。周恩來將潘漢年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介紹給我，他說：我代表中國共產黨，潘先生代表共產國際。周恩來不會介紹一個和共產國際九-九-藏-書沒有聯繫的人。他們經常一起出席會議。還有，為了和共產國際通訊，潘漢年將密電碼轉交給了我。」

這就是陳立夫始終保存的信。它是國共關係史的重要文獻。如今，哥大所藏陳立夫檔案中保存著一份複印件，原件大概還收藏在陳立夫手中吧！

「蔣先生的想法是：第一，如果共產黨投降，我們就可以集中力量處理日本問題。第二，如果他們採取和我們聯合的姿態，日本認識到我們的抵抗是真正全民的抵抗，在制訂侵略計劃時就會多一點顧慮，會小心點。這樣，戰爭的爆發就可能會推延。第三，共產黨和我們聯合這一事實會暗示日本，在蘇俄和中國之間正在秘密進行著某些事情；儘管當時兩國實際上並無這種聯繫。

「曾養甫和周恩來討論得如何？」

「自然，當一個領袖寫作回憶錄時，他會認為，說由他發端更好些。這是不是說發端來自別處？是的。我的哥哥陳果夫和我認為，如果我們必須和日本打仗——當時看來這是不可避免的，那我們就必須解決共產黨問題，和共產黨聯合。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獲得蘇俄的幫助。兩個問題相互關聯。自然，除了我們之外，領袖還接受了別人的建議，決定是他作出的。

「沒有。」

「1935年秋，我派曾養甫去香港。我哥哥和我告訴他：如果共產黨表示希望談判和平，我們準備討論。但是，只能說是我們的意見，不能說是蔣先生的主張。我們準備走一著棋，容納共產黨。

「張沖和中央調查統計局的代表徐恩曾。我們為周恩來的來到採取了安全措施。我想是張沖陪他旅行。」

「和周恩來見過幾次？」

「蔣先生在《蘇俄與中國》一書中說：『民國二十五年5月5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hｔtｐs://reａｄ•9９ｃｓｗ•cｏm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表懷疑，但據陳立夫考驗后，知道他持有與共產國際通訊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再未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情況是否如此？」夏蓮蔭女士接著問。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是美國著名的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權威，他和夏蓮蔭（Julie Lien-ying How）女士長期合作，從事口述歷史工作。現藏於哥大珍本和手稿圖書館的陳立夫口述歷史英文打字稿，就是他們長期勞動的結晶。它記載了大量陳立夫先生親見親歷的史實，是研究近代中國歷史的珍貴史料。這裏首先向讀者介紹並分析其中陳立夫與國共談判部分。

「9月1日，周恩來是否給果夫先生和您寫過一封信，重申中共停止內戰，和政府一道抗日的願望？」夏蓮蔭女士繼續問。

「蔣先生將和中共、蘇俄談判這兩個任務委託給我。由於我是反共鬥爭的主要領導人，選擇我作為談判代表將突出地顯示我們的真誠，說明我們的政策已經改變。因此，我是完成這兩個任務的最合適的人選。」

「諶了解雙方都願意接觸，經過諶，周恩來和曾養甫獲得了見面的機會。共產黨在上海已經失敗，我們摧毀了他們的中央機關，他們發現難以繼續工作。周恩來抵達香港。他們可能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要求他們和我們合作。」

「兩次。我們談了國際形勢，鼓勵他們和我們聯合，共同抵抗日本。周表達了對我們的誠意。我們沒有提出任何條件。實際上，我們剛剛建九-九-藏-書立聯繫，多少有點空談。您看，他們很焦急，我們沒有理由焦急。如果我們能在軍事上打敗他們，就不需要和他們談判。所以，我們將談判拖著，事情也拖著。」

「誰參加了談判？」

據陳立夫回憶，其後，談判任務交給了張道藩，就差不多擱置起來了：「張道藩只是敷衍。我們只要保持這條線不斷。我們必須觀察和蘇俄的談判是否有明確的結果，如果沒有，我們為什麼要和他們談判呢？」

蔣介石在《蘇俄與中國》一書里說：「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才可以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解決。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夏蓮蔭女士對陳立夫的訪問是從核實這一段話的真實性開始的。

根據諶小岑回憶，1935年10月下旬，他在杭州浙贛鐵路理事會工作，曾養甫邀他到南京，囑以「打通共產黨關係」。同年12月17日，曾養甫任鐵道部政務次長，諶小岑被調到部里任勞工科長。其間，諶通過左恭和上海地下黨建立聯繫。上海地下黨派張子華以長江局代表身份到南京與曾養甫談判。1936年5月，陳立夫向諶小岑口授國共聯合抗戰四項辦法，其內容為：（一）歡迎共方武裝部隊參加對日抗戰；（二）共方武裝參加對日抗戰時，待遇同中央軍；（三）共方有何意見可向即將成立的民意機關提出；（四）共方可選擇一地區試驗其政治經濟理想。同月，周恩來在陝北聽取張子華的彙報后，於15日致函諶小岑。希望他繼續推動各方，「迅謀聯合」，「共促事成」。信中，周並表示，歡迎曾養甫、諶小岑到陝北商量大計。8月27日，張子華再到陝北，向中共中央彙報到南京聯絡的情況，帶來曾養甫邀請周恩來赴南京談判的信件及聯絡密碼。31日，周恩來致函曾養甫，聲稱「國難危急如此，非聯合不足以成大舉」。周邀請曾養甫、陳立夫到蘇區談判。9月1日，周恩來致函陳果夫、陳立夫，函稱：

「我有周這封信的手跡。我的秘書在台灣為我保存著原件。蔣先生在寫作《蘇俄與中國》之前，陶希聖需要這封信，我複印了一份給他。」

「當時，共產黨已經衝破了包圍，離開江西，剩下殘部。

「你們見過幾次？」

「是的。」陳立夫答。

「是的。曾養甫將信帶給了我們。在這封信里，中共表達了停止內戰，抵抗日本的願望。周恩來很聰明，他寫信給我們弟兄，可能是想，如果他去南京，接觸處於能保證他的安全這一位置的人是必要的。

「我不知道。」

9月22日，周恩來因為得不到國民黨方面的迴音，再致陳果夫、陳立夫弟兄一書，批評蔣介石「遷延不決，敵對之勢非但未變，且更加甚」，要求陳氏弟兄力促蔣介石停止內戰，早開談判。信中，周恩來表示，為推動事情速成，特派潘漢年任聯絡代表，赴南京詳申中共方面誠意，討論雙方負責代表會談的時間和地點。10月8日，張子華自廣州致電中共中央報告，曾養甫邀請周恩來飛廣州或香港談判。中共中央當即電復，提出國民黨必須不再做喪失領土主權的事，不再進攻紅軍。同月17日，潘漢年抵達上海。21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子華，要他轉告曾養甫、陳立夫，由潘漢年進行初步談判。11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子華，要他轉告曾、陳，在確保安全的條件下，周恩來赴廣州談判是可行的。11月10日，潘漢年和陳立夫在上海滄州飯店會談。19日，在南京再次會談。顯然，陳立夫回憶的和周恩來的兩次會見是和潘漢年會見的誤記。儘管如此，他所說「如果我們能在軍事上打敗他們，就不需要和他們談判。所以，我們將談判拖著，事情也拖著」，正是當時蔣介石等人的真實心態。

回憶必須和文獻相結合，才可能有高度的真實性和準確性。

「經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