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認為，某些南京領導人主張派遣討伐部隊是為了傷害蔣先生，您對此有何看法？」

「我和其他高級官員到機場歡迎蔣先生，並且跟隨他到他的住所。蔣先生背傷未愈，躺在床上。他要我進去看他。我最關心的是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的態度，第一件事便是問：『周恩來態度如何？』蔣先生說：『不壞！不壞！』我感到很大的寬慰。

人類歷史上的許多事件都不見於文獻記載，特別是那些二三人相謀於密室的事，因此，當事人的回憶就有著特殊的不可取代的重要性。陳立夫的上述回憶，就屬於這類情況。

南京方面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后，於12月12日夜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緊急會議，居正、張繼、戴季陶、馮玉祥、陳果夫、陳立夫、于右任、孫科、何應欽等21人出席，張群、曾養甫等列席。會議指責張學良「背黨叛國」，決定褫奪其本兼各職；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負責；但是，會議並沒有立即決定派遣「討伐」部隊。推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迅速指揮國軍，掃蕩叛逆」的決定是16日上午政治委員會第30次會議的決定。這裏，陳立夫和夏蓮蔭女士都記得不準確。

「何應欽態度如何？」

「根據一份情報，蘇聯命令中國共產黨為釋放蔣先生而工作的原因之一是一條新聞：事變之後，希特勒從德國南部的巴伐利亞派出一架飛機去接汪精衛。他擔心中國的形勢，憂慮在張學良和共產黨人之間可能形成公開的聯盟。他希望汪精衛能利用頭班輪船回國。斯大林害怕這將使汪精衛重掌權力，中國將接近德國，那將對蘇聯不利。」陳立夫說。

在西安事變后，潘漢年確曾和陳立夫有過聯繫。12月19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指示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 。21日，又指示潘向陳立夫提出五項合作抗日要求。諶小岑也回憶，曾養甫告訴他，潘漢年已經到了一次南京，他和陳立夫同潘漢年在中央飯店談了一次，交換了解決西安事變的意見。諶小岑又回憶說，潘是以第三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身份來同陳立夫、曾養甫談話的，談話內容是雙方同意西安事變可以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條件下和平解決，讓蔣介石回到南京。但是，陳立夫所說，他要潘漢年致電共產國際以及共產國際回電等情節，目前還沒有其他文獻可以證明，尚須進一步研究。

「一、這將顯示，有一個反對外國（侵略）的聯合；二、日本方面會想，這個聯合背後有蘇聯，因此，可能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反對我們，換句話說，日本可能迅速地攻擊並消滅我們。這種情況對中國、蘇聯都不利。」陳立夫回答。

「黃紹竑是這個時候離開廣西的嗎？」

「我想，編寫西安事變的歷史將特別困難。如果何應欽不提出派遣討伐部隊，他可能被指責為和張學良共謀。如果何應欽更聰明，他在表達自己的觀點時應該有所保留。他可以說，中央告訴他做什麼，他就做什麼。這樣，他將不負責任。他處在一個特別困難的地位上。我充分同情何。就我所知，他不會利用形勢。我為他說了這麼多。我不認為他有任何自私的目的。」

「蔣先生自己完全同意派遣討伐部隊。他的日記說，當他從端納口中得知南京的計劃時，感到寬慰。南京做得對；否則一切都要完蛋。如果他的日記完全真實，他應該感謝南京的正確決定。實際上，何應欽的行動應該受到嘉獎。」

「蔣先生通過這樣那樣的報告，認識到西安的形勢是危險的。這就是他為什麼去西安的原因。不過九*九*藏*書，他只帶了很少一點警衛力量。這是清楚的，張學良和楊虎城搖擺不定，共產黨和他們已經共謀了很久。

「是否有點懷疑邵力子對蔣先生的忠誠？」夏蓮蔭女士問。

回憶國共談判，自然會談起西安事變。陳立夫對夏蓮蔭女士說：

「有過討論。我不記得有誰發表過反對派遣部隊的意見，沒有人真正反對。當然，有人勸告要謹慎。但是，在緊急會議上，這種意見並不多。我們感到最大的問題是馮玉祥，他是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態度不明朗。作為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蔣先生掌握著全部軍權，副主席有名無實，類似於副總統。通常，馮玉祥沒有任何權力。照理說，蔣先生被關在西安，應該指定馮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這一位置製造麻煩。重要的問題是委任少數人負責。我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何應欽被委任全權負責，計劃軍事行動。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合適的選擇。蔣先生還活著，怎能將全部權力移交給副主席！我們希望避免可能出現的情況，久拖不決。」

馮玉祥1927年支持蔣介石反共，1929、1933年期間反蔣，1935年12月被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但是，國民黨對他仍懷著很深的猜忌。緊急會議上，之所以任命何應欽負責指揮軍隊，而不是他，其原因就在這裏。陳立夫的話坦率地道出了對馮的這種猜忌。

談完派遣「討伐部隊」的有關問題后。陳立夫又接著談起潘漢年和共產國際來：

西安事變之初，中共確曾有過懲罰蔣介石的打算。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由毛澤東報告。會議提出，「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認為「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 會後，致電共產國際，報告上述意見。同日，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電稱：「元兇被逮，薄海同快。」建議張「向全體官兵宣布蔣氏賣國殘民罪狀」。 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等15名紅軍將領致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電稱：「公等而果欲自別於蔣氏，復欲自別於親日派，謂宜立下決心，接收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 但是，17日以後政策就迅速發生變化。17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提出「為緩和蔣系進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部，推廣全國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 18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提出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等五項要求，電報表示，如能實現，「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 19日，中共中央再次召開政治局會議，張聞天提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抗日，並不是對蔣個人的問題，將蔣介石交給人民審判的口號是不妥的。會議產生了兩個文件，即《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和《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任務的指示》，明確提出和平解決的方針。中共中央隨即指示周恩來和潘漢年，在和南京談判時聲明，在有關條件得到相當保證時，「恢復蔣介石之自由」。

「人們後來想，有人為了個人目的企圖傷害蔣先生，但是，緊急會議上沒有人有壞念頭。這種意見是錯誤的。這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沒有人認為為了保護國家就應該讓蔣先生出事，也沒有人想犧牲蔣先生以贏得一個位置。

「約在11月底或12月初，周恩來、張衝去西安向蔣先生報告談判的進展。共產九_九_藏_書黨已經原則上接受了我們的四項條件，潘漢年留在南京制訂細節，草擬協議。」陳立夫繼續說。

「但是，我的建議沒有被接受。蔣先生不說『是』，也不說『不』。當然，蔣先生健康不佳。他太慈善了。他相當熟悉中國文化。由於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的態度，可能使他感到，共產黨真心實意地要抗日，否則，為什麼不利用事變的機會傷害他？他想：『別人對我好，我不能傷害他們。』」

「龍雲、劉湘一類人，誰知道他們會做什麼！電報來來往往。他們後來致電南京，是得知了南京的決定，可能受了南京意見一致的影響。關於龍雲，我必須多說幾句。在關鍵時刻，他常常不和中央站在一起。

歷史的發展不決定於個別人的良心或願望。蔣介石之所以不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方針，決定於當時國內外的形勢，把蔣介石沒有接受進攻延安的建議說成是被周恩來所感動，仍然是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

「第二天早晨，我請潘漢年到我家來，要求他致電共產國際，分析西安形勢。作為共產國際代表，他應該電陳意見，幫助決定政策。我建議他指出，如果蔣先生出了什麼事，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中國將失去抗日的領導人。日本由於企圖征服我們，必然發動侵華戰爭，其後，目標將轉向蘇聯。其結果不僅關係中國的存亡，也將關係蘇聯。我還建議他報告，人們一致反對張學良，支持蔣先生。他同意並且起草了電報，我們將它譯成密碼發出了。此前，為了和共產國際通訊，他將密碼轉交給了我們。

「當然，也有共產黨人的鼓動和張學良渴望回東北的因素在內。有些人利用『統一戰線』的口號鼓動他。其次，楊虎城和他自己的部下在背後推動他。

「關於這一切，您對何應欽談過嗎？」

「張學良逮捕了所有中統的代理人，並且沒收了他們的材料。其中有人報告邵力子，邵力子對此很不高興。實際上，這些報告從未被送到南京。後來，我對邵力子說，我從未收到過這些報告。」陳立夫的話匣子一經打開，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

「您是否和戴季陶談過這一切？」

「值得討論的是馮玉祥。蔣先生出事，馮玉祥繼承他的軍事員會主席的位置。他也許不會利用這一機會來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我相信個人目的指引著他。這種自私的傢伙肯定隱藏在馮玉祥一類人裏面，但是，在這個時刻，他們不可能很好地得到表現。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將處於攻擊之下。」

「馮玉祥之外，是否有人懷著自私的目的？」

西安事變中，中共方面曾認為何應欽是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甚至說何「實欲置蔣于死地」。陳立夫的這段話，說明國民黨內也有類似的看法。

「當然，孔祥熙沒有問題。宋子文剛剛從南方回來，他沒有參加緊急會議。會上，沒有人屬於桂系。桂系中沒有人利用這一機會來提高自己的位置。黃紹竑去看閻錫山，並舉行討論。沒有人認為這種討論是不必要的。由於形勢嚴重，他們一起討論是自然的。那些有武裝的力量，閻錫山、黃紹竑、桂系，必須研究，如果蔣先生在西安丟了性命該怎麼辦。他們必須決定，妥協還是戰鬥。因此，他們之間的討論可以看作好事。」

「在幾位元老發表意見后，何應欽擁護這一決定。我自己是100%地擁護派遣討伐部隊。我相信這是必須的，只談判不夠。」

「張學良為自卑情結所苦。雖然蔣先生原諒他丟掉了東北，人們仍然稱他為『不抵抗將軍』。他需要顯示，他是抗日的，而蔣是不抗日的。他需要換換『帽子』，將自己頭上的『不抵抗的帽九*九*藏*書子』戴到蔣先生的頭上。他感到在東北丟了面子，要在西北掙回來。

「我們有情報來源。這條新聞被塔斯社由柏林發往莫斯科。西安事變三個月之後，由一個在共產黨內有很高位置的人泄露給我們。我不記得他是誰了。按照他所說，莫斯科指令中共為釋放蔣先生而工作之前，在蔣先生的命運問題上，中共分為兩派。

前已指出，周恩來1936年並未到南京等地和國民黨談判，因此，所謂「周恩來、張衝去西安向蔣先生報告談判的進展」云云，也就不可能了。

在各次會議上，確如陳立夫所說，戴季陶「特別堅決」。事後，戴曾將自己的發言要點告訴康澤說：「明朝英宗為也先擒去，因後方鎮定有辦法，明英宗才能回來。要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上，蔣先生生命才能保全。現蔣先生為張、楊所劫持，那是很危險的。現在希望全黨全軍要鎮靜，不要動搖，迅速派兵包圍西安，將張、楊生命掌握在我們手中。」孔祥熙也記述說，戴季陶等人的意見是：「（張、楊）劫持統帥，以蔣公之生死為政治上之要挾。中央既不能曲從其狂悖，陷國家于淪胥；尤不能過於瞻顧蔣公之安全，置國家綱紀于不顧。昔項羽囚太公，漢高不屈，而太公卒還；清廷囚鄭父，成功不屈，而鄭父竟死。此中關鍵，固須審察；然千秋萬世，終必贊果斷而貶屈服。故中央政策宜持以堅定。況蔣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張、楊以力，蔣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張、楊以弱，蔣公雖在，或竟不能安返。」二人所述，和陳立夫所述，基本一致。

「為了免得周恩來在西安火上加油，次日，我要求潘漢年再次致電共產國際，報告全國一致反對張學良，同時希望共產國際指令周恩來，設法保證釋放蔣先生，至少，指令他不要『加油』。

中共中央對蔣態度的轉變有著多方面因素。12月14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認為「南京政府方團結國內一切力量向抗日之途徑進行，乃反動派頑強阻遏此種運動，張學良所部叛變之原因，應予此中覓其解釋」。社論並說：「張學良固曾有抵抗日本之一切機會，乃彼抱不抵抗主義，不戰而將東北各省讓與日人。現又以反日運動為投機，高抬反日旗幟，事實上促進國家之分裂，淪中國為外國侵略者之犧牲品。」17日，再次發表國際述評，指責張學良，肯定南京政府。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張聞天都提到這兩篇文章。他們雖然不贊成蘇聯對西安事變背景的分析和對張學良的指責，但在最終確定和平解決的方針時，顯然考慮了蘇聯的態度。

「誰是派遣討伐部隊的主要倡議者？」

「我有這三份電報的副本。不幸，1938年和其他重要文件一起丟失了。」陳立夫補充說。

宋美齡在回憶錄中說：「中央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數小時內決定張學良之處罰，余殊覺其措置太驟；而軍事方面復於此時，以立即動員軍隊討伐西安，毫無考量餘地，認為其不容諉卸之責任，余更不能不臆斷其為非健全之行動。」因此，夏蓮蔭女士問：

「然後，我建議，中央軍各部繼續全線西進，奪取延安，一舉消滅共產黨。——您瞧，我將最高機密都告訴了您。」陳立夫對夏蓮蔭女士說。

「我知道蔣夫人反對。她應該謹慎行事。公平地講，她畢竟是個女人。她是好人。除了國家利益之外，她關心許多read.99csw.com事情；她的丈夫處在危險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沒有個人考慮。蔣夫人沒有參加會議，但是每個人都同情她。誰不知道政府的強硬危及蔣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誰希望拿蔣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擲呢，沒有。

「我意識到西安的情況不正常。我認為蔣先生太寬大了。蔣先生應該做些什麼？怎能沒收中統的資料？張學良的行動羞辱了中央。蔣先生應該下令張學良釋放中統被捕人員。當然，領導人不能偏心。他必須研究事實。可能中統人員有錯誤。這是關鍵時期。也許蔣先生下令會使事情更麻煩。

「是的。不過他、李宗仁、白崇禧經常站在一起。黃到蔣先生這裏來，另兩個人留在廣西。他們希望給人分裂的印象。這樣，如果一個人失敗了，其他人將仍是安全的。這是很聰明的主意。黃紹竑和白崇禧都很聰明，李宗仁趕不上他們。

「為什麼不能宣布，和共產黨人已經接近達成協議？」夏蓮蔭女士問。

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曾致電中共中央，內稱：「張學良的發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客觀上只會有害於中國人民的各種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只會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電報要求中共中央「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一衝突」。但是，由於電碼錯誤，無法譯出，中共中央不得不去電要求重發。20日，共產國際才發來了正確無誤的電報。因此，將中共中央對蔣態度的轉變說成是共產國際來電的結果是不確切的。

「第二天，接到了來自共產國際的一份電報，中稱：收到了潘的兩份電報，他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共產國際贊同他的觀點，並已按建議致電周恩來。

「若干年之後，蔣夢麟問我西安事變以及我和共產黨談判的情況，我告訴了潘漢年電報的事情。他告訴我，西安事變之後，他去看一個重要的蘇聯人，可能是駐北平總領事。這個俄國人告訴他，蔣先生將會被釋放。蔣夢麟對我說，他經常奇怪，這個俄國人為什麼能說得如此肯定。他說，他現在終於明白了。」

「情報來自何處？」夏蓮蔭畢竟是有經驗的訪問者，接著問。

「幾位元老。戴季陶特別堅決。他引證歷史——就像貴國人談歷史一樣，說明為了拯救領導人，中央政府措施必須堅決。他說，歷史事實是，當領導人被綁架時，政府軟弱，領導人肯定被害；政府強硬，領導人將安全無恙。」

「如果我是蔣夫人，我將從自己的書中刪除這一部分。不能忽視軍事行動。我仍然懷疑，單憑蔣夫人去西安能拯救蔣先生。蔣夫人做了一件值得讚美的事—— 一個婦女不怕危險去救丈夫，這是值得讚美的事。但是，她不能取得全部榮譽，並懷疑別人。這就好像某個人在戰後靠自稱代表千萬在戰爭中被害的人得了獎章。我認為這是錯誤的，是很大的遺憾。如果蔣夫人問我，我將坦率地告訴她，她錯了，不應該以此傷害許多人。」

「共產國際給了中國共產黨一項指令，大意是：蔣先生的安全意味著蘇聯的安全。」陳立夫接著說。

「沒有機會。後來，他上前線去了。西安事變以後這些年，我們沒有談過這一切。

「我相信希特勒和汪精衛會見的情報是可靠的。這是事實，在和希特勒會見后，汪精衛立即從一個義大利港口乘船回國。」

「蔣先生要求我去西安報告談判情況。我計劃12月1日起飛，但是，突然發燒了。所以，蔣先生出事兒的時候，我不在西安。」

「是的。很少的幾次。我和他談的就是現在和您談的。我相信南京決定堅決採取軍事行動主要是為了拯救蔣先生。我現在可以說，某些事是絕對真實的。自西安事變以後，戴季陶控制自己，不再大胆說話。羅家倫已經提ｈtｔpｓ://ｒeaｄ•9９csｗ.cｏｍ到這一點（羅的紀念戴季陶逝世周年祭的文章，見《中央日報》，1959，題為《戴季陶、何應欽與西安事變》）。戴先生說，他僅僅是為了拯救蔣先生，但是，某些人不理解他。他很不高興。他不僅不願意大胆地講話，而且，除非蔣先生徵求他的意見，他也不願意向蔣先生建議任何事情。在各種會上，他很消極。他推動我大胆地提出許多重要的問題，例如，降低金價60%的問題。我說：『您自己為什麼不講？』他說：『不想講。我講得太多了，經常被誤解。』他被傷害了。畢竟誰不讀蔣夫人的書！這本書傷害了許多人。我告訴您的關於戴先生的事基於事實。當然，他的消極對我們是損失。」

「蔣夫人宣稱，她反對派遣討伐部隊，您如何評論？」

陳立夫在對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的原因作了多種分析以後，接著敘述蔣介石回到南京以後的情況。

「決定是一致的意見嗎？」

「西北的聯合很糟糕。邵力子、張學良、楊虎城不是穩定的成分。沒有任何力量能代表南京發揮平衡作用。」

「後來，我們發現，在蔣先生被綁架之後，共產黨報紙表示了極大的滿意，希望張學良殺死他。以後，政策突然轉變。

「我對蔣先生說，共產黨是虛弱的，不真誠的。您必須走在前面，命令何應欽全線西進，向延安進軍，碾碎共產黨人。按照我對形勢的估計，我們應該立即進攻延安，並且奪取過來。鮑格莫洛夫（當時蘇聯駐華大使——筆者）已經建議說，如果中共不聽我們的意見，就消滅它！我堅信，如果我們進攻中共，蘇聯將不會反對。當然，蘇聯政策後來改變了，但是，那時候，我們有消滅共產黨的絕好機會。中央軍已經進入潼關，那在事變以前是決不可能的。」

「12月12日晚，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派遣部隊討伐西安。關於這次會議，您想起了什麼？」夏蓮蔭女士問。

在11月10日的上海滄州飯店會談中，陳立夫提出，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紅軍只能保存3000人，師長以上的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量才錄用。潘漢年當即指出，這是站在「剿共」立場上的收編條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在此後的兩次談判中，陳立夫允許紅軍保留3萬人，但收編的立場沒有變。12月8日，中共中央指示潘漢年，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的決心，談判顯然沒有速成的希望。因此，陳立夫所說，「談判已經接近但還沒有成功」，顯系誤記。

「這時，事變的報告還不詳細。不過，我們都猜到發生了什麼。張學良和其他反叛者在通電中表達了他們的觀點，聯名者包括陳誠這樣的南京領導人。但是，我們估計，張學良、楊虎城是重要分子。我們一致決定，堅持原則，派遣部隊討伐西安。」

「正如我所說，如果不發燒，我會去西安。我不在西安，有好處。參加12月12日會議之後，回到家裡，當晚無論如何不能入眠，我不斷問自己：我能做什麼？

陳立夫認為蘇聯建議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由於塔斯社的一條新聞，未免簡單了些。但是，從蘇聯當時的國內外政策去說明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態度，無疑是正確的思路。

「總之，我們擔心共產黨和張學良之間的關係。我們坦率地要求周恩來去西安見張學良，以便使他了解我們正在準備抵抗日本。我們的談判已經進入關鍵階段。這一事實說明我們正在準備抵抗。如果我們的談判已經有了最後結果，張學良會問：為什麼還打共產黨？那將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因為，我們希望張學良知道，我們的談判已經接近但還沒成功，軍事行動不能放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