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埃德加·斯諾及其夫人海倫·斯諾與路易·艾黎等在上海提出，鑒於中國沿海工業區已經或即將淪于日軍之手，後方工業品十分缺乏，建議採用合作社的方式，在大後方發展小型手工業和半機器工業，生產各種迫切需要的日用品，以支持長期抗戰。宋慶齡積極支持這一倡議。1938年8月，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總會成立。隨之，工業合作運動（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on）在各地興起，簡稱「工合」。1939年1月，根據艾黎的建議，為了避免重慶方面控制並貪污海外捐款，將之用於「最急需的地方」，在香港成立中國工合協會國際委員會。宋慶齡任名譽主席。不久，又成立工合香港促進委員會，宋慶齡任主席。其後，宋慶齡即積極在美國、英國、菲律賓、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地建立工合推進委員會，大力爭取國際援助。本函稱「附寄備忘錄一件」，「希望得到來自您的信息與合作」，顯然，宋慶齡試圖得到顧維鈞支持，在法國推進「工合」運動。

從信中可以看到，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陰險宣傳等原因，「保盟」開始工作時很困難，收效不大，但宋慶齡堅韌不拔，積極改進，力爭以最好的成績奉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

保衛中國同盟由香港大學教授諾曼·法朗士（N. H. France）任名譽司庫，有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從本函看，由於打字員的粗心，出現了某些差錯，宋慶齡立即採取措施，加以改進。

當年8月20日，宋慶齡離港赴穗，到廣州會見中共中央代表鄧穎超。次日，赴各醫院慰問受傷將士及被敵機轟炸的難民。下旬，向美國世界青年大會發表廣播演講，聲明中國將「拚死的鬥爭，堅持抗戰，直到最後的勝利」，呼籲英美不要和日本貿易，停止將原料和技術輸給日本 。同月25日返港。本函所稱廣東之行，指此。

本函大部分為英文打字，「又及」以下，為宋慶齡手跡。哈斯克爾（Haskell），生平未詳，當為美國援華會工作人員。林博士，原函作Dr. Lim，當指林可勝，福建廈門人，著名醫學家。多次組織醫療隊，參加抗日醫療救護工作。1937年10月，組織紅十字會救護委員會，任救護總隊總隊長。1938年任國民政府軍政部衛生行政人員訓練所主任。

為了廣泛爭取支持，動員菲律賓華僑支援祖國抗戰，宋慶齡曾派斯諾夫婦去馬尼拉組織「工合」菲律賓推進委員會。其後，又在碧瑤建立了同樣的組織。路易·艾黎曾去兩地演講，獲得很大成功。克拉克夫人去碧瑤，當亦為推進「保盟」和「工合」運動。

由於本函已有中文本，故此處不錄。

當時，美國是日本主要的軍火和軍用原料的供應國，日本從美國的進口數約佔其總進口數的54%。美國援華會成立后，曾不斷發動抵制日貨運動，同時要求對日禁運軍火、軍需，曾派代表赴華盛頓國會請願。索耶小姐3月24日函稱：「正在進行民意測驗以了解當地分會對抵制（日貨）和禁運的態度」，顯然是在為新的行動做準備。

據不完全統計，1939年前後，保衛中國同盟從紐約美國援華會得到的援助額為：美元4258.81元，法幣9556.09元；從麥迪遜、諾坦普頓、費城、得克薩斯等地美國援華會得到的援助額為：美元1757.27元，法幣127.57元。本函所稱轉來的1102元支票當即其中的一部分。

1941年1月，斯諾在香港從宋慶齡與廖承志處得悉皖南事變情況，曾向美國發出急電，公布事變真相，導致美國政府中止一筆新貸款的談判，國民黨政府因此取消了斯諾的採訪權，迫使斯諾返回美國。本函中，宋慶齡希望普賴斯小姐為斯諾提供機會，向美國公眾介紹「保盟」。

本函發於重慶，為宋慶齡親筆，左上角並有Strictly personal（絕對個人的）等字。

本函發於九龍。詹姆斯·伯特倫（James Bertram）或譯傑姆斯·貝特蘭，英國人，1932年考入牛津大學。1937年來華，曾秘密去延安訪問毛澤東。1938～1939年任《先驅報》、《衛報》駐華特派員。1941年任英國駐重慶大使館新聞參贊。他曾在「保盟」的《新聞通訊》上發表《關於國際和平醫院的報告》、《同日本攤牌》、《紀念白求恩》等文。

哥大所藏宋慶齡函件，除個別手跡外，均用保衛中國同盟信箋，英文打字。大部分發於香港。

「保盟」成立后，宋慶齡即倡議在國外舉行義賣，藉以籌集經費。香港的五個婦女團體——全國婦女救援會、中國婦女士兵救濟會、中國婦女俱樂部、中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廣東婦女新生活運動委員會等積極響應宋慶齡的倡議，至1939年4月中旬，共募集中國藝術珍品4500餘件，先後在倫敦、巴黎、紐約三地舉行義賣。本函即為與駐法大使顧維鈞接洽義賣而作。

特迪·懷特（Teddy White），西奧多·懷特（Theodore White）的昵稱，中文名字為白修德，1938年畢業於哈佛大學，1939年至1945年任美國《時代》雜誌駐重慶記者。1943年，河南發生大災荒。《大公報》因報道了有關情況，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刊三天，懷特隨即決定偕同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前往採訪。同年5月，懷特在《時代》雜誌5月號發表文章，報道了當地因為嚴重飢餓而出現人吃人現象的可怕情景，並且嚴厲批評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救援工作效率的低下 。當時，「工合」西北辦事處設在寶雞，本函反映出路易·艾黎曾準備動員「工合」予以救濟，但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阻撓。

據有關資料，1939年前後，美國救濟中國戰災難童會曾向保衛中國同盟捐款388美元。本函所稱收到的「支票」，當即該項匯款。

聯合對華救濟會（United China Relief），或譯「救濟中國難民聯合委員會」，由美國對華醫藥救助委員會、勞工對華救濟委員會、中國婦女救國會、對華緊急救濟委員會等團體組成。以羅斯福之子西爾多·羅斯福為主席。該會也為支持中國抗戰做了大量工作。但該會與美國各地紳、商、資本家及保守派工會領袖關係密切，當時中共領導的武漢《新華日報》曾發表文章稱：「這一團體有很多弱點，他們在組織上排擠進步分子合作與參加，又該會並不注意群眾的組織與團結，僅作運動的發動與號召。」 從宋慶齡此函看，聯合對華救濟會與「工合」國際委員會及推進委員會之間存在著矛盾。宋慶齡領導的「工合」運動主要援助中共及八路軍與新四軍，這可能是聯合援華會對「工合」和普律德不滿的主要原因。

本函英文本曾刊於1939年10月出版的保衛中國同盟的機關刊物《新聞通訊》第9期，題為《孫逸仙夫人致外國團體的信》，中文本收錄於1983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永遠和黨在一起》，題為《給外國機構的一封信》。兩種文本均無收信人，看來當時是寄給許多外國機構和個人的。

1941年1月上旬，國民黨當局製造皖南事變，抗日統一戰線面臨著破裂的危險。14日，宋慶齡與何香凝、柳亞子等聯名致電國民黨中央，譴責事變，要求國民黨和蔣介石「撤消剿共布置，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在國內外愛國、民主力量的反對下，這次事變未發展為更大的風潮。2月15日，「保盟」的《新聞通訊》發表《統一戰線繼續存在》一文，報道事變真相，說明局勢已經緩和，要求國內外一切民主力量繼續努力，維護國內、國際反侵略統一戰線。本函為向美國友人通報有關情況而作。

1940年3月31日，宋慶齡與宋靄齡、宋美齡自香港飛抵重慶。4月初，與宋靄齡一起到重慶第一兒童保育園慰問難童。5日，三姐妹巡視被敵機轟炸的重慶市區。8日，赴傷兵之友社醫院慰問傷兵。22日，飛成都視察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成都事務所，參觀「工合」產品展覽會。5月9日返港。本函所稱「訪問6周」，指此。

收信人普律德（Ida Pruitt）出生於山東煙台，在中國度過幼年時期，后回美國讀書，畢業后再來中國，任職于北京協和醫院。抗日戰爭爆發後到上海，與路易·艾黎、斯諾等共同發起「工合」運動。1938年到香港，任「工合」國際委員會秘書。后被宋慶齡派回美國，組織「工合」美國推進委員會，邀請羅斯福夫人任名譽主席，普律德自任秘書，為支持中國抗戰做了大量工作。晚年執教於美國賓州大學。著有 A Daughter of Han：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rking Woman（《漢族的女兒：一個中國勞動婦女的傳記》）等書。

國際和平醫院，抗戰初期創建於晉察冀的一所醫院，沒有固定院址，主要為中共所領導的游擊區軍民服務。1938年，國際和平大同盟世界代表大會在倫敦通過援華決議，其後，宋慶齡即積極和中共方面聯繫，籌備建院。該院由英國援華會捐助建院費，第一任院長為白求恩，第二任院長為柯棣華。宋慶齡對該院一直給予巨大關注和支持。《新聞通訊》也經常報道該院消息，此外，延安保育院也受到宋慶齡的特別關注。

本函亦為接洽在美義賣而作。紐約中國戰災難童委員會，美國援華組織之一。1938年3月7日，宋慶齡發表《向全世界婦女申訴》一文，呼籲世界婦女採取措施，援救無數在戰爭中失去了父母的中國兒童。紐約中國戰災難童委員會正是在宋慶齡的這一號召下成立的。李國欽（原函作Dr. K. C. Li），愛國華僑，紐約華昌貿易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曾任美國中華協會副會長。

為救濟戰爭難童，保衛中國同盟中央委員會曾於1940年10月18日在香港半島旅館舉行過音樂舞蹈演出會，著名舞蹈家戴愛蓮和上海市立樂團歌手斯義桂等參加演出，獲得成功。1941年1月22日，同盟又與援助昆明醫院委員會共同發起，在香港皇家劇院舉行演出會，所得收入用以援助國際和平醫院及遭到嚴重轟炸的昆明醫院。戴愛蓮、斯義桂再次參加了演出。

「中國人民之友」法國協會由法國52個和平團體組成，社長赫禮歐（Ed. Herriot），法國社會急進黨總裁，曾任內閣總理，當時任眾議院議長。該會積極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曾舉行多次演講會，呼籲抵制日貨；又曾向國聯大會、法國內閣及外交部上書，要求尊重中國領土完整及主權獨立。該會還曾號召為救濟中國難民捐款。僅據1938年9月初的統計，捐贈款項即達50萬法郎，捐贈人達2萬余之眾。當年2月12日，該會在倫敦召開世界援華大會，有歐洲五國代表參加。在倫敦的援華會，指英國援華運動總會，成立於1937年9月，會長為李斯陶威爾爵士（The Earl of Listowel），其任務為向中國捐贈醫藥用品、布匹；組織集會講演，抵制與日本的貿易；散發日本侵略的文件等。

同時，請接受我熱烈的新年祝福和對您獻身於我們共同事業的感激。

在有關宋慶齡的大量文獻中，哥大所藏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即使是這一部分，也足以充分展現宋慶齡的功績和偉大品格。

「工合」運動受到國民黨政府，特別是CC系的嫉恨。不少「工合」工作人員被捕，甚至被害。1942年末，國民黨政府宣布解除路易·艾黎的「工合」技術顧問職務，企圖迫使他離開中國，其理由是：艾黎在洛陽與共產黨員共同搞陰謀，利用蔣夫人的錢使八路軍有所依靠，為新四軍製造草鞋 。本函詢問普律德，美方是否已有人會見宋美齡，聽她如何談論路易，當即為此。本函又稱：盧廣綿「大為改變，甚至提出將杭立武（陳立夫的人）增補進委員會」，可以曲折地反映出CC系對「工合」運動所施加的壓力。

當時，在「保盟」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之下，建立了四個小組委員會：諾曼·H·法朗士領導的財政委員會、麥克斯·比克頓領導的運輸委員會、鄒韜奮領導的宣傳出版委員會、瑪麗恩·苔德領導的促進委員會。本函稱「建立了更多的工作部門」，即指上述各機構。

顧維鈞熱情支持宋慶齡的義賣計劃。由於顧的努力，所有運到法國的義賣物品均獲得免稅。

本函為復宋慶齡11月21日函而作。

路易，指路易·艾黎，紐西蘭作家、詩人。1927年來華。抗戰期間，積極支持宋慶齡成立保衛中國同盟，倡導工業合作運動。盧廣綿（函中作Lu Kwang-mian），原在華北從事棉業合作工作，抗戰爆發後到上海參加全國農業調整委員會，旋又參加胡愈之等人發起的星一聚餐會，與路易·艾黎及斯諾夫婦相識。不久，投入「工合」運動。杭立武（函中作Han Lih-wu），安徽滁縣人。畢業於金陵大學，先後留學美、英兩國。時任三青團中央幹事會候補幹事。后曾任教育部常務次長。

S-C夫人，當指沙爾文·克拉克夫人，碧瑤（Baguio），菲律賓的一座城市，位於馬尼拉之北。

本函為接洽在紐約舉行義賣而作。沙爾文·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香港醫務總監司徒永覺的夫人，「保盟」的名譽書記。總統門羅號，原函作President Mondoe，疑為President Monroe之誤。

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藏有宋慶齡英文往來函札多件。其中一部分，美國聖若望大學李又寧教授已經作過評述， 這裏將全文譯出這些信件，並在李文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其歷史內容。

本函中，宋慶齡指出，更多的人對「工合」有興趣，「經常有錢來自各方」，這是非常正確的。據不完全統計，至1946年止，英國「工合」推進委員會對中國「工合」的捐款為10萬英鎊。美國「工合」推進委員會的捐款為300多萬美元，連同港澳、菲律賓、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地，約計500萬美元左右。

宋慶齡寫這封信的時候，保衛中國同盟成立才一個多月。附言中提到的「通告」當即《保衛中國同盟成立宣言》，該《宣言》聲明：為了加強和擴大國外援華工作起見，所有願意與保盟合作的機構，均可與保盟香港中央委員會取得聯繫。保盟中央委員會可以：（1）成為各機構與其所支援的中國有關方面之間的橋樑；（2）供給各機構消息及有關的建議。宋慶齡要求哈斯克爾儘可能廣泛地分發這份《宣言》，以擴大影響。

宋慶齡非常重視華僑的力量。1937年12月，她支持廣東群眾團體成立華僑抗敵動員總會，任名譽主席。次年3月，她與何香凝聯名發表《致海外同胞書》，呼籲華僑支援祖國抗日部隊。本函所稱廣東省海外動員總會，或即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宋慶齡發出此信后不久，又再返廣州。當時，華僑抗敵動員總會正在召開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宋慶齡曾為會議寫作《華僑總動員》一文，要求「加緊華僑中的團結，充實與擴大華僑救國的組織，統一華僑運動的領導」 ，對於「海外動員」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聖誕卡，1939年、1940年，「保盟」都製作了具有中國藝術特色聖誕卡，委託美國援華會等友好組織出售，收入全部用於救濟中國的戰爭難童和傷病員。函中所稱聖誕卡，指1940年所制。

普賴斯（Mildred Price），紐約美國援華會的執行秘書。本函內容與致亞瑟·柏朴同。

鑒於八路軍、新四軍的條件極為艱苦，因此，保衛中國同盟一直將援助的重點放在中共所領導的解放區。例如，「保盟」1940年的援助賬單即記載：國際和平醫院，46878.46元（港元，下同）；紅十字ｈttｐｓ://rｅａｄ.９９ｃｓｗ•cｏm會醫療救濟會，9639.80元；八路軍，27411.50元；新四軍，14990.83元；中國工業合作社，30616.69元；戰災兒童，5789.47元；難民救濟，5511.03元；魯迅藝術學院，9800元；抗日軍政大學，923.87元。在本函中，宋慶齡坦率地向普賴斯小姐通報此點並說明了理由。

《新聞通訊》，保衛中國同盟的英文機關刊物，自1939年4月1日起，初為兩周刊，後為月刊，並增出中文版。據本函，此前當已不定期出版過。

亞瑟·柏朴（Arthur Pope），美國救濟中國戰災難童會主席。

信中，宋慶齡勸普律德不要灰心，自己也將同樣做。在當時的條件下，宋慶齡儘可能地為救濟河南災民做了許多事。當年5月15日，在重慶發起賑災足球義賽。其後，又通過美國援華會的幫助，自聯合對華救濟會取得5萬美元捐款 。

美國援華會在費城設有分會。在當地舉辦的音樂會，也是向中國提供援助的義演。因此，本函中，宋慶齡除了對普賴斯小姐的出色工作表示感謝外，也順便告訴她，已去信感謝幫助組織義演的洛克伍德（Lockwood）博士。

保衛中國同盟1938年6月14日成立於香港，由宋慶齡發起。其目的為動員、鼓勵全世界愛好和平、民主的人士以醫藥、救濟物資供應中國，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列名發起的還有印度尼赫魯、美國保羅·羅伯遜、德國托馬斯·曼以及馮玉祥、孫科、宋子文等。宋慶齡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宋子文任會長，廖承志任秘書長。鄒韜奮、金仲華、陳翰笙、路易·艾黎、沙爾文·克拉克、諾曼·法朗士、愛潑斯坦、史沫特萊、斯諾、王安娜等均為「保盟」成員。在其活動的年代里，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

索耶（Edith. O. Sawyer），美國援華會理事。運往法國、英國的義賣物品均順利獲得免稅，但在美國則碰到困難。據1939年4月15日出版的《新聞通訊》第2期報道：「不幸，紐約美國海關至今尚未同意免稅。在華盛頓的中國大使胡適博士目前正在爭取獲得免稅。同時，組織義賣和捐助義賣的各婦女團體在4月6日的聯合會議上，決定向富蘭克林·D·羅斯福夫人發去下列電報，求得她的幫助。」該電由宋慶齡領銜。本函反映出美國援華會方面的努力。

凱思琳·霍爾（Kathleen Hall），教會護士，1939年12月以中國紅十字會外籍人士後備隊員的身份赴山西工作，1941年初因病回國醫治，途經香港時，向「保盟」提交了一份長篇報告。該報告詳細敘述了中國西北部人民飢餓和缺醫缺葯的狀況，也介紹了在八路軍總部、國際和平醫院以及各地孤兒院所見。出於對孤兒們的關懷和愛護，宋慶齡在本函中特別為他們提出了救援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