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宋子文利用人們對孔祥熙家族貪污腐敗的不滿，在美國人的支持下，取代孔祥熙成為行政院長。1946年2月，任用親信貝祖詒為中央銀行總裁。當時，中央銀行擁有黃金儲備560萬兩，連同其他外匯，總值8.58億美元。宋子文為了控制物價，維持法幣，大量拋售黃金和外匯。結果，僅僅一年光景，中央銀行的庫存黃金減到260萬兩，連同其他外匯，總值3.64億美元，減少了一多半。1947年2月15日，中央銀行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宣布停售黃金。於是，物價繼續猛漲，金融大亂。蔣介石傷心地對宋子文說：「我把財政經濟交給你管，不料你竟弄得如此之糟！」 16日，監察院決定派員赴上海徹查，隨後迅速提出了對宋子文的彈劾案。28日，蔣介石改組中央銀行，任命著名的銀行家張嘉璈（公權）為總裁。3月1日，宋子文被迫辭去行政院長一職，蔣介石決定改組政府，內定以政學系首領張群為行政院長。張群隨即展開了緊張的組府、組閣活動。

陳光甫到香港后，深居簡出，不見報館中人，也不見政界人物。但是，《大公報》還是發表了有關消息，在陳光甫頭上，還加了「江浙財閥」與「浙江財團領袖」等字樣，這使他很不舒服。12月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陳光甫同意張嘉璈的意見，他進一步補充說：

陳光甫最後說：

「爭取人們支持是重要的。」陳光甫評論說，「但是，政策更重要，您的新政府將採取什麼政策？進行無止境的戰爭直到共產黨人被打垮和肅清，還是現在就停止戰爭？抑或政府設定一個有限的目的，達到之後就停火？」抗戰勝利后，人們普遍渴望和平，不希望國共兩黨之間再起刀兵，但是國民黨卻調集大軍，進攻東北、鄂東、豫南等地的解放軍。1947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通知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三地擔任聯絡和談判的工作人員，限於3月5日前撤回延安，內戰有再次全面爆發的危險。

胡適認為：當時世界上的政黨只有兩種。在英美，政黨的組織要Loose（鬆散）得多。黨員人數究竟有多少，沒有人知道，碰到選舉時，黨員的Vote（選票）和黨員的數目不會相符，常常會Cross the party line（越出黨的行列）而投票擁戴他們自身認為滿意的候選人。在蘇俄，政黨組織極嚴密，有很濃的Indoctrination（灌輸），黨員應以黨為至高無上，對黨綱絕對遵守，對領袖絕對服從。胡適聲稱：孫中山是受過英美思想熏陶的人，他樹立國民黨，原意要建立一個英美式的政黨。但是，同時，他又看到蘇俄共產黨組織之嚴密，於是有民國十三年的改組，希望採取共產黨的優點。孫中山的最終目的還是要創立一個類似第一種的政黨，採取第二種政黨的部分作風只是一個過程，一種辦法，於是才有先訓政而後憲政之說。

1月30日，李宗仁再次派甘介侯赴滬，重申邀請之意。函雲：

基於上述考慮，陳光甫認為：如果代表團能促進和平臨近，從而導致某種類型「聯合政府」的產生，那將有益於千百萬人民，如果代表團未獲成功，至少也會帶來美國人的同情和援助，這種援助，過去已經證明，它有益於千百萬人民。因此，儘管陳光甫估計，代表團不會做成任何事情，並且他本人已經表示拒絕參加，但他仍然認為，和平代表團是有價值的，為了拯救上海和千百萬人民，他應該為和平作出努力，這樣一想，他又傾向於赴北平一行了。

陳光甫並不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兩天以前，張嘉璈早已出面動員過。當時，陳光甫表示拒絕。張嘉璈和張群同屬政學系，二人關係密切。顯然，張嘉璈動員無效之後，張群親自出馬了。

江浙金融資產階級是影響中國現代政治、經濟的一股重要力量，它可不可以稱之為「財閥」或「財團」，多年來一直是學者們爭論的問題。陳光甫的這段日記也是一家之言，可供參考吧！

郭泰祺，號復初，湖北廣濟人，曾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部長，多次代表中國出席國聯會議。劉鍇，廣東中山人，曾任外交部常務次長。當時二人都在美國，胡適相信他們可以幫助陳光甫獲得美國的支持。

召見主要討論經濟問題，李宗仁要求陳光甫、張嘉璈等告訴他，應該做什麼。當時，蔣介石正在秘密下令將上海庫存金銀秘密運往台灣和廈門，因此，座談首先涉及這一問題。陳光甫記載說：

我參加和平代表團去北平的問題再次被提出來。在我們互相問候之後，代總統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說，他在北平的代表送來消息，由於我不去北平，共產黨人有點兒失望。因此，代總統要求我根據這一情況重新考慮。我很為難，但是，我告訴李代總統，我真正看不出改變我的決定的理由。他是個好人，不想過分勉強我。

現中國最大的悲劇就是缺少一個第二政黨。我曾寫過一封信給毛澤東，力勸他領導中國共產黨做一個像美國的共和黨、英國的保守黨一樣的在野黨。這就是一個觀念上的錯誤，我沒有認清共產黨的本質，它根本是一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政黨，要它變成英美式的在野黨是不可能的。

鑒於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局面早已為人們所深惡痛絕，同時，經濟危機又已嚴重威脅著國民黨政權的生存，因此，這次改組政府，既要網羅一些小黨派領袖和在公眾中有威望的無黨派人士，又要羅致在金融工商界有影響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陳光甫這兩個條件都具備，於是，便成了張群心目中首要的網羅對象。

接著，胡適笑著說：「中國今天缺少一個由陳光甫Finance（財政支持）胡適之領導的政黨。」

陳光甫致李宗仁函如下：

馬歇爾的提名沒有包括陳光甫，胡適感到不滿，認為馬歇爾對中國的事情還是「十二分的隔膜」。他熱烈支持陳光甫參加政府改組，勸陳說：

然而，後來陳光甫又有點猶豫，在上述談話記錄上寫了幾行字：「現在中國情形不好。美國人有一點覺得我們政府是法西斯，打仗后又不知上進，自己人打自己人。」抗戰期間，陳光甫赴美請援，是為了打擊日本帝國主義；現在赴美請援，則是為了幫助國民黨「自己人打自己人」。陳光甫這裏才隱約地接觸到了問題的實質。當時，執政的美國總統杜魯門屬於民主黨，陳光甫擔心第二年共和黨人要上台，「恐怕美國有大變動，軍人要抬頭」，因而，他認為，赴美借錢或派往談借款的人「必須帶有政治色彩之人方為合格」。

這次改組當然與美國有極大的關係，當時馬歇爾在華，就口口聲聲地說，希望中國的自由分子出頭。他到底還是洋人，不明瞭中國情形，到處談話的時候，舉出胡適之、胡政之、莫德惠來作為中國今日自由進步的分子。我們在北平也見過面，他對我說：「自由分子應該請出來參加政府改組，胡博士，你當然應該頭一個出來。」所以這次政府對於改組人選的考慮，顯然的，很受馬歇爾的影響。

12月5日，香港英文報紙Morning Post登載了「中共及各團體」的一份宣言，聲稱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允許私人經營事業。陳光甫感覺宣言內容和濟南解放后的情況一致，內心略感安慰，認為自己的事業尚可維持一短期，但方針必須配合新的社會環境。這樣，他就打消了原定在香港住下的計劃，決定將家留在上海暫時不搬了。他在日記中寫道：「一來搬家費事，二來共黨政策不擾動做生意的人，不反對中外私人事業，不依照俄國鐵幕政策。我住上海，與香港有何不同？」12月6日，他制訂了一項近期計劃：1.家不搬，仍住上海；2.往台灣一行，看看時局；3.時局不好仍回香港；4.時局好仍回上海；5.香港房子要準備。

在赤字愈來愈大、物價狂漲不已的情況下，蔣介石曾於1948年1月下旬召見陳光甫，陳表示：1.美援多少，現時不必計較，一經開始，可徐圖增加；2.政府支出，必須減少；3.對於財政金融，不必過於悲觀，致亂步驟，等等。這些意見，有的根本做不到，有的純粹是空話。由於國民黨堅持內戰，經濟狀況早已病入膏肓，任何高手都無能為力了。

陳光甫稱，馬歇爾在杜魯門政府中，對經濟援華，有一言九鼎之勢，因此，必須先對他說明：1.政府今後的政治方向；2.翔實披露經濟的嚴重危機，同時提供切實而合理的計劃。他說：「今日我國之經濟情況，已瀕絕境，物價不斷上漲，早已引起人心不安；搶米風潮，學生罷課，工人聚眾遊街抗議，層見疊出；社會秩序，殊難維持。」但他又認為，只要在兩三個月內運入大量物資，問題不難解決。對於王世傑推薦他赴美談判一事，陳光甫表示感謝，但他表示，王世傑本人最為合適。信中說：「赴美談判事項，不只局限於工商經濟方面，它包括整個國策，若非對於政治全局有深切認識之大員主持，難以勝任。愚意除王外長外，實難覓合格人物。」

甘介侯，江蘇寶山人，清華大學畢業，其後又就讀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哈佛大學。長期從事外交工作。曾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這時，已成為李宗仁的親信，因此，被派到上海遊說陳光甫等人。

劉仲容（1913～1980），湖南益陽人。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後長期任李宗仁、白崇禧參議。抗戰期間，參与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抗戰勝利后，又積極為國共和談奔走。劉仲容抵滬后，還沒有來得及會晤hｔtps://ｒｅaｄ.９9ｃsw.com陳光甫，就接到急電趕回南京，此函遂由章士釗轉交。

但是，陳光甫認為拋售銀圓只是一個臨時的辦法。他說：

胡適批評馬歇爾對中國的事情「十二分的隔膜」，其實，要求共產黨成為國民黨統治下的「在野黨」，或者，由陳光甫、胡適之一類自由主義分子出面組織一個「在野黨」，都同樣表現出對中國的事情「十二分的隔膜」。

2月14日，陳光甫在日記中再次說明了他為何不和顏惠慶等同行的原因。他說：兩個星期之前，當他首先得知組織代表團的提議時，他的反應是50%願意去，50%不願意，甚至可以說，略微多地傾向於去。最後之所以決定不去，可能受到朋友們的影響，不過，主要出於個人考慮。陳光甫說：他不是一個年輕人，退休計劃早已醞釀。去年，政府幾次和他商量，要他擔任這種或那種公共職務。每次，他都試圖拒絕。雖然這些努力並未完全成功，但卻值得重視，他有可能過一種退休生活了。他認為這些有限度的成功使他有可能實現個人自由。例如，拒絕不希望擔任的工作；不想說什麼的時候能保持緘默；希望走動的時候能離開上海，等等。他寫道：「一個人可以聲稱反對國民政府，但至少，在它的下面，我已經享受並且實現了這種或類似的個人自由。」陳光甫對即將面臨的共產黨人充滿了恐懼，擔心可能失去他的上述自由。他說：「正是這些思想，使我決定迴避任何和共產黨人見面的機會。如果我和代表團一起去北平，那末，我將使自己捲入，從而中斷退休計劃。」

將這些消息和李宗仁所述聯繫起來，陳光甫似乎感到，李宗仁計劃派遣和平代表團去北平時，他的眼光注視的是華盛頓，希望這一行動將招致美國更多的財政援助。換句話說，和平攻勢實際上是為了爭取美國並且藉此延長他的政治生命。

陳光甫並稱，他正在考慮離開上海，以避免捲入代總統領導的現政府。他寫道：「愈來愈清楚，共產黨人將來到並佔領上海。與其說我不喜歡他們的革命，毋寧說是因為我的個人考慮。」

「不！」張群回答，「我必須出任。我和黨有40年的密切關係。我的情況和你們大不相同。你們是黨員，或者不是黨員，而我，和蔣主席有40年的關係。當他要求我的時候，我不能拒絕。」張群於1908年由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保送日本留學，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這一年加入同盟會，在此前後，與蔣介石相識，至此，差不多40年了。

胡適實在是太天真了，蔣介石聲稱「還政於民」，嘴上說得誠然漂亮，然而何曾真正實行過！不要說「還政於民」，1949年初他宣布引退，讓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又何曾讓李宗仁真正地「代」過。

拒絕參加「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

這次在南京召開的國民黨三中全會，正是針對著這個問題，會中最重要的題目就是訓政結束，憲政開始。從國民黨本身的立場上來說，就是放棄這許多年所掌握的政權，亦就所謂還政於民。要一個政黨吐出他已有的政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是反自然的。政黨的目的是要取得政權，而不是放棄政權。所以這一次國民黨的還政於民，實在是有史以來，中外政黨史上從來未有的創舉。

陳光甫還提出了一些其他問題：「您有無便捷的門路通向蔣主席？」張群作了肯定的回答：「您如何找到馬歇爾？您認為能和馬歇爾共處，並且在觀察問題上或多或少地取得一致嗎？」張群的回答也是肯定的。馬歇爾於1945年12月受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以特使身份來華調處國共糾紛。1947年1月，調處失敗，馬歇爾怏怏回國，但回國后即升任國務卿。陳光甫認為，在華盛頓沒有任何人能像馬歇爾一樣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是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陳光甫並建議張群，同時兼任財政部長，以便於和馬歇爾談判。

陳光甫還對張群說：「對於新政府來說，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重視國際政策、在新體系裡包括親美分子，清楚地顯示了政府傾向美國，但是不能忽視蘇聯。政府應該表現出，對兩個國家都持友好態度。」

最嚴重的問題是，上海附近地區大約有20萬士兵，這將是麻煩的根源，他們為飢餓所迫，將開始搶劫，從而使全市陷入混亂。這樣，儘管實際上共產黨人尚未入侵，上海也將很容易地崩潰，並且在事實上瓦解。

「你要大力幫助我和新政府。」張群繼續說，「如果你同意參加改組后的國民政府委員會，將來，你會被派往美國，擔負財政方面的使命。」 1936年，1938年至1940年，陳光甫曾兩次以財政部高等顧問身份被派往美國，接洽借款，均告成功。但是，這一年，陳光甫已經67歲了。張群好像估計到陳光甫會以不勝負擔為理由拒絕似的，特別應許說：新的崗位將不會帶來過多的麻煩，全部要做的事只是兩周去南京參加一次會議。

李宗仁從北平方面得悉，中共對陳光甫不參加代表團「有點兒失望」。為了動員陳光甫，並且討論日益嚴重的上海經濟問題，2月8日，李宗仁再次飛滬。

公權是我們的代言人，詳細地講了當前的經濟形勢。他將這一問題分為兩部分：當地和全國。他說，實際上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根本的解救辦法，不過，作為一種治療方法，應該要求中央銀行將其金銀保存在上海。當財政部長決定發行金圓券時，公權提出過此點。結果，同意將金銀交由一個委員會保管。他說，這一步是必要的，並且是反對將金銀運往南方的好理由。

張群的兩位前任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因治理經濟無方而倒台的。張群出任行政院長，嚴峻的經濟形勢自然是他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他告訴陳光甫，政府準備發行一種新的貨幣。但是，陳光甫對此不以為然，他告訴張群，在這個節骨眼兒上，這將是困難並且是無效的。

1947年3月18日，張嘉璈的妹妹朱夫人邀請陳光甫與張群共進午餐。19日，陳光甫日記記載說：

如今聽到，政府有意思要你老大哥參加改組，我倒真覺得膽壯得多。光甫先生，我認為你對於國府委員這件事倒是值得考慮的；當今的問題，最嚴重的還是經濟問題，如果我胡適之懂得經濟，懂得財政，沒有問題的，我一定參加。

我相信蔣先生對於這件大事，他是有誠意，而且也有決心的。記得我在南京開國民大會，那真是個雞群狗黨，什麼樣的人都有的聚會。國民黨的極右、頑固分子，猖獗非凡，有幾天看情形簡直黯淡得很，蔣先生找這班人去，又是痛罵，又是哀求，希望他們要認清國大的意義，這樣才能有最後通過的憲法，而這憲法在大綱上是維持政治協商的原議的。這次在南京，蔣先生召我去見他，他也反覆申述他還政於民的苦心。談話中，我曾對他說，他的一大錯誤就是在抗戰初期儘力拉攏政府中一般無黨無派的人如翁詠霓、公權、廷黻等入黨。蔣先生對於這一點也認錯。從那天的面談，我相信他對於結束訓政、開始憲政的態度，是非常誠懇的。

請你看見光甫先生的時候對他說，如果到美國去，在那裡有郭泰祺先生，是他Pennsylvania（賓夕法尼亞）的老同學，還有劉鍇，他們都可以像我當時在華盛頓一樣的幫他忙。

4月21日，谷正綱、潘公展、趙棣華自溪口回上海，由杜月笙以請吃茶的名義邀請上海資本家座談。這幾個人「帶來蔣先生的話」，其內容據陳光甫記載，大致是：「北伐時上海這班人幫他的忙，如今重新表示感謝；今後如北伐時一樣，還要希望我們這群人（顏駿人、錢新之、我等）幫他的忙。如今和談決裂，共產黨對內無Principle（原則），對外要走親蘇的路線，與過去外交中立，不親蘇也不親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決心破壞20年來國民黨的政績，而所提的條件直似無條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只有繼續作戰。蔣本人表示決不出來，全力支持李德鄰。」會上，谷正綱並提出口號：「拚命保命，破產保產。」

胡適非常欣賞西方國家的兩黨制。1945年8月，胡適在紐約時，曾經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希望中共能「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政黨」。他對陳光甫說：

香港報紙「左傾」的多。住了幾天後，陳光甫感到，當地報紙對於有錢人逃難到此並不同情，甚而取攻擊態度。宋漢章、卞伯眉等銀行家到此後，都銷聲匿跡，不敢聲張。這種情景，使陳光甫感到，有類于清末遺老紛紛逃難至上海、青島一般。

可以看出，陳光甫所說的幾點不同並不和胡適的意見對立，只是對形勢作了一些比較和分析。顯然，胡適的話打九_九_藏_書動了陳光甫，他準備出來「唱去美國談借款的戲」了。

「我希望您不會真如傳說一樣成為新任行政院長。」陳光甫試探性提問。

陳光甫之所以不願去美國談判，除了在借款數額、性質上與王世傑有分歧外，主要是他感覺到，美國政府、商界中都有不少人認為南京國民政府得不到民眾擁護，對中國政治與軍事現狀流露出愈來愈多的不滿，不願在無把握的情況下提供援助。7月4日，王世傑約陳光甫談話，詢問他是否願意赴美談判借款，陳態度模糊。當日，王世傑在日記中寫道「一月以前，彼尚熱心，現則又現猶疑之意，蓋美國對政府之態度不佳使然」。

今天中國再向美政府借款，對象可不同了。一方面有Truman-Marshall的Team（杜魯門-馬歇爾的合作），一方面有共和黨多數的國會。現任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幾乎完全取決於國務卿馬歇爾一人，而他在離華調停失敗，對我們政局的聲明，很顯然的，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石。要打通Truman-Marshall這條路，就得顧慮到他的聲明所舉出的幾點條件不可。另一方面，要取悅于共和黨操縱的美國國會，我政府勢不得不取消大部分的統制，尤其和美國商業相抵觸的管制，以求迎合共和黨傳統的經濟政策。

這些是幾點主要的不同，可是，不論怎樣，從國家一方看，美國這條路非打通不可！

然而，就在這一時刻，發生了新情況。

歐元懷的話激起了陳光甫的反共情緒，他立即離開了會議。

1947年2月，經濟危機席捲了整個國民黨統治區，物價猛漲。金價每兩從法幣30萬元漲到110萬元，美元與法幣的兌換率從1美元兌換6700元漲到1美元兌換1.7萬元。人們普遍感到，生活的壓力愈來愈難以承受。

陳光甫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從這一頁日記可以看出，連他心中也積鬱著對國民黨的深刻怨憤，並且，連他也看出了共產黨勝利的必然性。這一事實雄辯地說明，中國歷史上天翻地覆的時代快要來到了。

談話中，張群沒有暗示陳光甫，戰爭將會立即停止，軍費將被限制。陳光甫得出的印象是，政府改組之後，在政策方面將不會有任何根本的改變。因此，陳光甫告訴張群：「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我將盡個人之力幫助您，但是，我將不參加國府委員會，不能以國府委員的身份盡職。」

1947年1月15日，蔣介石與傅斯年談話，擬請胡適出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胡適希望保持在野的獨立地位，聲稱不入政府則能為政府之助力，一再力辭。3月13日，胡適到南京參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年會，蔣介石兩次召見。他同意胡適不當考試院院長，但一定要胡適作為無黨派代表參加國民政府委員會。19日，胡適到上海，住國際飯店，陳光甫來訪，二人之間有過一次長談。這次長談，有位偶然在座的年輕人作了記錄。

王世傑不同意陳光甫的意見，他對張嘉璈說：「就政治觀點而言，仍應（對美國政府）作較大之要求，且看對方反應再說。」5月7日，國府委員會舉行第二次會議。當晚，陳光甫再次面晤王世傑，說明此項美援必須是「純商業性借款」，王世傑仍然不同意陳光甫的意見，說是「即令前後予所能借貸者是一種商業貸款，此時亦不能不以政治理由為建議之根據」。他一面向蔣介石建議，任命陳光甫為政府代表，赴美求援；一面電令駐美大使顧維鈞，直接向馬歇爾提出10億美元貸款要求。5月9日，顧維鈞電告王世傑，馬歇爾「亟欲予我借款，只候一適當機會，現我政府已擴大改組，可說機會已到」。顧稱，困難在於美國財政部等有關方面擔心中國局勢未定，想知道此次政府改組后，能否確實保障借款用於中國經濟，「不為黨方阻撓，致我政府新政不克貫徹」。12日晨，張嘉璈將顧維鈞報告內容轉告陳光甫。同日，陳光甫致函張嘉璈，再次陳述對爭取美援的意見。

另一天，喬治葉來看陳光甫，聽到陳拒絕去北平后很高興，他告訴陳，不要和政治糾纏在一起。在中國，政治將長期混亂。陳代表著兩家成功的企業——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中國旅行社，不應該使自己捲入，從而損害了這兩家企業發展的機遇。

張嘉璈出任中央銀行總裁后，面臨的第一個困難是政府的巨大財政赤字。據估計，當年南京國民政府短缺經費將達法幣10萬億元。怎麼辦？開動機器印鈔票。老資格的銀行家張嘉璈、陳光甫都懂得，這個辦法極為簡便，但卻極為危險。張嘉璈和陳光甫、李銘商量后，決定發行公債。由於法幣早已失去信用，張嘉璈將新公債定名為美金公債和美金短期庫券。前者發行1億元，以外幣或金銀購買，以外匯還本付息；後者發行3億元，按牌價以法幣摺合美元購買，還本付息時按當時美元牌價付給法幣。陳光甫積極支持張嘉璈的這一措施。3月31日，他帶頭表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願購買美金公債100萬元，以為提倡。這一舉動，可以看作是陳光甫對國民政府改組的一份禮物。

上海的資本家們坐不住了，紛紛飛往香港，觀察風向，安排退路。12月初，陳光甫也到了香港。

這時，章士釗，代表團成員之一，將陳光甫拉進另一個房間說，他已經收到北平的電報，大意是，共產黨人渴望陳參加代表團，陳光甫再次向章說明了不參加的理由。

中央銀行大約現存4500萬銀圓，按照戰前的匯率計算，大約相當於1500萬美元。兩個星期以來，由於物價飛漲，金圓券，這種現在的法幣早已瀕臨崩潰。在此意義上，金圓券將立即喪失它作為交換手段的價值。部分米商早已拒絕接收金圓券，相當大的一部分公眾將失去支付能力。我們可以想像，當人民無力購買基本生活用品時，情況將多麼嚴重。

二、中國經濟急需複員，而非興建。最主要者為不斷獲得原料供應，使現有工廠繼續開工，提高民眾就業機會，緩和惡性通貨膨脹，吾人應遵照美國進出口銀行的願望，使此項貸款，基於自力償還原則，而運用於各項計劃。

和毛根韜話別後，馬上拍電報去重慶，報告經過，並要求政府繼續抗戰的Reassurance（再保證），好給羅總統一個答覆。

當年你我在華府替政府做事，我們真是合作，因為你和我同是沒有半點私心，一心一意地做我們的事。這次政府要你出來，擔任國府委員，也許還要請你再去美國多跑幾次，打通美國這條路。財政部的人是變了，不過財政部和進出口銀行都還有你的老朋友在。還有一點，不但政府是要向我們借債而要我們出來，而且請我們參加政府是最容易的，最便宜不過的，我們不會有任何條件的。

陳光甫讚賞李宗仁依賴美國的立場。他認為，美國在中國的國家生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沒有美國的援助，上海的商業，包括他自己的銀行早就破產了。在他看來，司徒雷登的話意味著，美國可能對一個反共的沒有蔣的中國政府，或是對聯合所有派別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某種「聯合政府」增加援助。當時，南北之間的麵粉和煤炭的交換還在繼續，但是，陳光甫感到，由於共產黨人取得北平，這種交換可能停止。陳光甫認為，其結果將是悲慘的：北平人民缺乏食物，上海電力公司因缺乏燃料停止發電，整個城市將癱瘓。

「政府的軍費怎樣？有無限制？」陳光甫深知，造成國民黨政府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是擴軍備戰，任意增加軍費。另一天，陳光甫從別處聽說，蔣介石在下兩個月里需要2萬億元，這是任何理財能手都無法滿足的。陳對張群強調指出，關鍵是解決經濟問題。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於2月14日飛抵北平，陸續與葉劍英、聶榮臻、董必武、羅榮桓、薄一波諸人共同或個別洽談。22日，應邀赴石家莊中共中央所在地會晤毛澤東、周恩來。24日返平。27日帶著毛澤東給李宗仁的信飛返南京。4月1日，南京政府所派和平代表團張治中、邵力子等一行抵達北平。同月15日，雙方達成《國內和平協定（最後修正案）》8條24款。中共代表宣布，南京政府必須於4月20日前表明態度。4月20日，國民黨中常會發表聲明，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和平談判破裂。

《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加劇了國民黨政權和廣大人民的矛盾，也加劇了它和上海金融資產階級的矛盾。蔣經國到上海坐鎮時，陳光甫認為自己的銀行要完了，惶惶不可終日。但是，經濟問題不是用政治高壓手段可以解決的。一時貨物奇缺，九_九_藏_書交易停頓，黑市猖獗，各地紛紛發生搶購風潮，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限價，准許人民持有黃金、白銀和外幣。11月4日，蔣經國辭職，緊接著財政部長王雲五、行政院長翁文灝相繼辭職。11月26日，孫科出任行政院長。

胡適完全明白，蔣介石要陳光甫出來，除了裝點門面外，還要利用陳和美國的關係爭取美援。他說：

今天是國家的緊要關頭，嚴重的程度可以和抗戰初期相比。在當時，不得已，政府把你找出來，到美國去。在今天，情形也還是如此。正如蔣先生說，非得政府萬不得已的時候，不會堅持要我們這班人出來。你和我，都還有點本錢，所以政府要向我們借債。抗戰初期，情形那樣的困難，政府不得不向我們借債，渡難關；在今天，也還是如此，向我們借用我們的本錢。從責任一方面看，我們是應該就範的。這並不是跳火坑，沒有那樣嚴重。

陳光甫聽人轉達胡適的話和這段故事時，一面聽，一面搖頭，笑著說：「不成，不成，今天的情形和當年也大不同了。」他接著解釋道：

陳光甫還對章士釗說：如果共產黨人對上述僅僅是綱要性的闡述有興趣，他可以打一個電報給我，我將赴平。

「是的，有限制。」張群答道，「在肅清津浦路、平漢路並且重新通車之後，政府將再次謀求和平。」1946年12月末，蔣介石曾密令各部，規定翌年上半年的作戰目標是，「打通隴海、津浦、同蒲、平漢與中長鐵路諸線，肅清冀、魯、晉、陝等地境內股匪」，張群這裏告訴陳光甫的計劃顯然大大縮小了。

我在南京，蔣先生找我去吃飯，他就對我說，不是不體念我的地位，非到國家不得已的時候，不會堅持要我出來的。他對我這樣說，要我參加這次改組，態度很誠懇，頗使我為難。後來要離開南京，蔣先生又召見我，堅囑我勉為其難，出任國府委員，並且說，只要來南京開開會，不會怎樣影響北大的工作，如果不能每次到會，來幾次也可以。

1938年9月，陳光甫抵美。10月6日，胡適到華盛頓駐美使館視事。二人立即合作，向美國政府洽商以桐油作抵押，換取美國的借款。最後，經羅斯福批准，達成借款2500萬美元的協議。這是抗戰開始后美國對中國的第一次經濟援助，因此，陳光甫、胡適都特別興奮，蔣介石也致電胡適表揚，聲稱「借款成功，全國興奮。從此抗戰精神必益堅強，民族前途實利賴之」。多年以後，胡適舊事重提，意在鼓勵陳光甫出任國府委員，重赴美國爭取援助，挽救處於危機中的南京國民政府。

陳光甫寫道：

今天的大局，或者可以這樣看法：從整個世界的形勢來說，如今是美、蘇對峙的局面，民主政治和集權政治的抗衡，沒有，也不會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只是武裝和平——Armed peace. 這是大宇宙（macrocosm），而中國是小宇宙（microcosm），情形也一樣。最多只能做到一種國共對峙下的武裝和平，做不到一般人所希冀的真正和平和統一。唯一的希望是由這雙重的武裝和平中慢慢的產生一種方式，而運用這種方式逐步取得真正的和平。

南京政府不僅經濟上全面崩潰，軍事上也一敗再敗，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11月2日，人民解放軍佔領瀋陽，遼瀋戰役結束。同月6日，華東、中原人民解放軍發起淮海戰役，先後殲滅黃百韜、黃維兵團。30日，蔣介石命令杜聿明放棄徐州，率部突圍，但杜隨即陷入解放軍的重重包圍里。

香港當時已經很繁榮。街道整齊，工商業發達，資產階級財力雄厚。陳光甫認為，這是由於「英人政存寬大」，「地方官員辦事精神」，加上居民奮鬥，「運用天才」所致。他在日記中寫道：「吾見香港，並非要看其居民之享受，街市之繁榮，而見其太平。太平二字，吾將在何處求之乎？」反過來，他對於國民黨政權更加不滿了，又在日記中寫道：「中國政府近年處處消滅人民的創造力，私人企業不發達。」雖然只有寥寥兩句，但卻反映出一個重大的歷史轉變，曾經支持國民黨政權的江浙金融資產階級轉為它的批判者了。

黃紹竑參加了全部討論並且同意陳光甫拋售銀圓的意見。他說，這一步驟將首先加強士兵的戰鬥精神，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946年1月的政治協商會議協議實際上否定了國民黨長期奉行的一黨專政政策，它是中國和平民主力量的一次重大勝利。會後，國民黨一方面企圖在實際上推翻或篡改政協協議，一方面則將政協的部分主張、口號接過來，裝點獨裁統治。3月1日至17日，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會，宣稱批准政協協議。1947年3月15日，國民黨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蔣介石聲稱，就要「實行憲政」，「貫徹我們結束訓政，還政於民的夙願」了。胡適看不出這隻是個騙局，以為他夢想多年的「民主政治」就要實現了，興奮地對陳光甫說：

翁文灝內閣被稱為「行憲內閣」。它一上台，物價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漲。美元1元兌換法幣400萬元，銀圓每枚值法幣200萬元，米每石2000萬元。8月19日，南京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布自即日起，以金圓券代替法幣，限期收兌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外匯，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的外匯資產，規定全國各地各種物品及勞務價格。為了強行推行此令，蔣介石任命俞鴻鈞、張厲生、宋子文為上海、天津、廣州三個經濟管制區的督導員，派蔣經國到上海任協助督導員，有行政及警察指揮權，企圖以政治高壓手段克服經濟危機。9月6日，蔣介石又在南京擴大紀念周上宣布，各大商業銀行必須在本月8日以前將所有外匯自動存入中央銀行。第二天，蔣特派專人赴滬，強迫商業銀行交出全部外匯。

陳光甫繼續說：

是1938年10月底，我們正在華府商談借款的事，消息傳來，廣州失守（10月21日），緊接著就是漢口淪陷（10月25日）。當然我們覺得很憂慮，心裏非常不痛快。就在那天下午，我正在雙橡園家裡，財長毛根韜有電話來，約我和光甫先生晚飯後八點多鍾去他家Have a drink together（一起喝點什麼）。我們約定先在雙橡園一同吃飯，飯後同去財長家裡。我們一進他家，就覺得空氣很異樣，財部的要員都在。毛根韜的書記Miss Klotz手裡拿著紙和鉛筆，好像有公事要辦的一樣。財長看見我們，就說，借款的事已經成功了，羅總統也已經0. K.了。順手又指著桌上的紙張，那就是借款協定的草案，接著說，這兩天中國的消息不好，希望這筆借款可以有強心針的作用。現在只剩下最後一件事，總統要知道中國政府是否仍堅持抗戰到底的原議。

中國封建傳統深厚，清朝統治者、北洋軍閥、南京蔣介石集團都不喜歡民主、自由。他們有時候也要搞一點民主、自由的擺設，但是，骨子裡酷愛的是專制和獨裁。南京政府末期，舊的一套愈加不行了，他們不得不加點新東西。不過，可悲的是，這點新東西還是洋人逼出來的。

在張群之後，胡適繼續充當說客。不過，他並非出於張群授意，而是自動出面。

陳光甫是近代中國著名的銀行家，江浙金融資產階級的領袖人物。他一生創建了兩個重要企業——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中國旅行社，都卓有成就。他曾以財力支持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在中國抗戰的關鍵年代里，曾受命赴美談判，爭取援助。在戰後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之際，他又曾出任國府委員。他的檔案現藏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本文將根據該檔案中的未刊日記、函札及其他資料，考察南京政府崩潰時期的陳光甫的活動及其心態變化過程，從而揭示這個特定時期給予一個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影響。

當時，國共談判決裂，內戰的烽煙燃起，中國的前途決定於兩大黨派之間的血與火的角逐。胡適看出了這一點，他稱之為「國家的緊要關頭」。儘管胡適的政治信念與價值觀和國民黨並不一致，但是他寄希望於國民黨的改革。他自信像他和陳光甫一類自由主義分子還有影響力，「都還有點本錢」，他要用這點「本錢」幫助蔣介石。

「這完全是一個爭取人們支持的問題。」張群直率地說，「我們需要廣泛的支持。這就是為什麼必須有你和胡適一類人參加的原因。」

陳光甫既不願去美國談判，他所能做的便是核定外匯匯率了。

二次大戰結束后，美國一直勸說蔣介石放棄一黨專政，擴大社會基礎，接納自由主義分子，按照西方的模式改組政府。馬歇爾、司徒雷登不斷地和自由主義分子談話，敦促他們行動起來，組成「單一的自由主義的愛國黨派」，「對政局施加影響」。  馬歇爾等企圖利用自由主義分子抵制中國共產黨，同時敦促國民党進行改革，並對國民黨注入活力。1947年1月，馬歇爾離華時並稱：「情勢之挽救，唯有使政府中與小黨派中之自由分子居於領導者的地位。」 蔣介石要爭取美國的援助，不能不敷衍美國人。當年3月開始的南京政府改組正是馬歇爾意旨的部分體現。

永久性的、根本性的解決辦法必須依靠美國的援助。這種九九藏書援助可以在政府嚴格地改組並且贏得人民的信任之後開始。從華盛頓獲得援助要比嚴格改組政府容易得多。對此，與會者也都表示同意。

胡適接著說明了這次改組的背景：

今日之爭非僅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實在可說是一個社會革命。共產黨的政策是窮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產，清算少數分子……所以有號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觀國民黨執政二十多年，沒有替農民做一點事，也無裨于工商業。

陳光甫建議，要求中央銀行通過指定的銀行拋售銀圓，以之作為吸收紙幣、控制物價的辦法。所有與會者都同意陳光甫的意見。

陳光甫沒有吭聲，他知道自己情緒不好，說出話來不會好聽，心裏在想：

胡適首先敘述了他和蔣介石的會見：

由於陳光甫拒絕參加，冷遹又因江蘇省議會開幕在即，不克分身，「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的人選不得不有所變動。2月6日，南京政府方面宣布，代表團由顏惠慶、章士釗、江庸、凌憲揚（滬江大學校長）、歐元懷（大夏大學校長）、侯德榜（永利化學公司總經理）等六人組成；代表團之外，邵力子、甘介侯以私人資格參加。甘介侯根據李宗仁的意思宣稱，代表團的唯一任務為「敲門」，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平代表，並決定和談之時間、地點，以便政府代表團前往開始和平商談。7日，中共方面廣播稱：「如果上海顏惠慶、章士釗諸先生是以私人資格前往北平參觀，並於國是有所商談，則北平市長葉劍英將軍準備予以接待」，如果按甘介侯所說前來「敲門」，則「和平商談的準備工作尚未做好，目前無從談起」。廣播稱甘介侯是從事和平攻勢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資格在南京、上海一帶出賣其以「和平攻勢」為招牌的美國製造的廉價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歡迎這種貨色。廣播並稱：「對不起，請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販賣私貨，則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驅逐出境。」代表團原定2月8日飛平，這樣只好臨時改期。

（三）自己本人地位的不同。如果再唱去美國談借款的戲，我在這齣戲的地位和上次迥異。上次，我是主角，胡大使是配角（很好而重要的配角）；而這次如果舊調重彈，主角是張岳軍、胡適之，而我只能配合他們把這齣戲唱起來。

香港報紙透露的中共對私人企業的政策使陳光甫略感安慰，他決定保留上海的家，自己儘可能堅守上海，直到非走不可的時候。但是，剛進入1949年沒幾天，淮海戰役就勝利結束，國民黨軍隊被殲達50.5萬人。這樣，京滬一帶就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軍的攻擊範圍之內，陳光甫又有點坐不住了。他制訂了一份個人應急計劃，準備在必要時和妻子一起出走香港，在那兒安家，然後去新加坡、曼谷、仰光、菲律賓、美國等地旅行。他已向南京政府申請了護照，並且在設法取得去馬尼拉的簽證。

會上，侯德榜、凌憲揚、歐元懷也表示，不參加代表團。歐元懷並聲稱：共產黨既採取如此姿態，在如此關鍵時刻，他沒有空閑去做諸如此類的事情——浪費時間在北平參觀。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香港設有分行。陳光甫對香港進行了考察，又和分行負責人談話后，認為由於通貨膨脹，內戰不息，上海與長江一帶分行已無法發展，香港分行將是唯一維持業務的重心。因此，又制訂了一份雄心勃勃的發展計劃，準備覓地建屋，開設新的分行，中國旅行社亦同時進行，此外，還要經營房地產業。陳光甫估計，「三四月之後，上海富家必來此，需要房子，有利可圖」。

「美國這條路非打通不可」

北伐時期，陳光甫等上海金融資本家曾以財力支持過國民革命軍；「清黨」時期，陳光甫等又曾以財力支持過蔣介石反共；谷正綱提出「拚命保命，破產保產」，無非是要陳光甫等再次拿出錢來支撐國民黨的殘局，然而，時代不同了。

陳光甫含蓄地表達了他對國民黨堅持內戰的不滿，他說：兩年前，美國政府曾希望中國在經歷了戰爭殘破局面之後，轉變為遠東的一種安定力量，但是，現在形移勢換，此一希望已成泡影，而代以懷疑與失望。因此，陳光甫力主由中國企業界代表出面洽商此項貸款。信中，陳光甫並就談判之前的準備工作提出了許多意見。30日，陳光甫又補寄了兩份資料給張嘉璈。一份是他所擬的貸款談判節略，一份是貸款還本付息表。

1938年至1940年，陳光甫在美接洽借款，曾得到駐美大使胡適的密切配合，因此，當張群提到，可能為財政方面的使命派陳光甫赴美國時，陳建議再度任命胡適出使華盛頓。他說：「這是最重要而且最關鍵的崗位中的一個，胡適能博得美國官方和公眾兩方面的尊敬。在美國，他是友好的源泉。美國人相信他。如果派他去華盛頓，他將殫精竭慮地工作。」

當時，由於法幣大幅度貶值，各方競相搶購外匯，導致黑市外匯猖獗，美元對法幣的兌換率愈來愈高。為了穩定匯率，張嘉璈於8月18日成立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以陳光甫為主任委員。但是，這個委員會並無任何基金，要穩定匯率根本做不到，於是，只能核定。每天早晨，中國、交通兩家國家銀行，花旗、滙豐兩家外資銀行的代表共4人，根據國內物價、出口貿易和黑市匯率等情況，商定當天的匯率，然後，由陳光甫召集平衡基金各委員和中央銀行的外籍顧問審核。這是件很難討好的工作。由於黑市匯率高，委員會定低了，沒有人願意出手外匯；定得接近黑市，又會造成物價上漲。委員會從成立到結束，9個月之中，共調整匯率18次，從1美元兌換法幣3.8萬元漲到1美元兌換44.4萬元，還是遠遠落在黑市匯率後邊。

陳光甫在香港沒有待多久，即因事回到上海。

午餐很精緻。優質的白蘭地酒打開了陳光甫的話匣子。他告訴李宗仁：代總統現在的職務吃力不討好，而且坦率地說，不可能保持很久，終究必須離開這個位置，因此，必須利用機會，做自認為最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事情。他鼓勵李宗仁，無所畏懼，勇往直前，只要自認為正確的事就做。

當日下午，陳光甫去顏惠慶家參加會議，討論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團可以做的事情。甘介侯在座。他希望陳光甫重新考慮不去北平的決定，陳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問為什麼，陳答：赤色分子宣稱，如果代表團希望參觀北平，不準備討論和平條件的話，他們將願意接待。我不喜歡共產黨的這種廣播。

胡適也勸陳光甫不要去。他說，除了顏惠慶可能是例外，其他人都不是重要人物，和他們一起去不值得，代表團將不會有任何收穫。

1月24日，李宗仁命劉仲容持函赴滬，面見陳光甫，函雲：

1947年4月17日，蔣介石在南京宣布改組后的國民政府委員會名單。在29名委員中，國民黨17席，青年黨、民社黨各4席，社會賢達4席。陳光甫與莫德惠、王雲五、包爾漢赫然同列為社會賢達。蔣介石宣稱，這就是「多黨之政府」了。同月23日，國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行政院各部會人選，在26人中，非國民黨員佔9人。陳光甫從上海來，參加了這次國府委員會會議。當晚，他興奮地對王世傑說：「國民黨今日目動取消一黨專政，可說是一種不流血的革命。」

但是，思來想去，陳光甫還是決定不參加代表團。2月3日，他寫了一封信給李宗仁，說明他的決定；同時，他又要求吳忠信去南京為他做出解釋。

「儘早停火更好。」陳光甫不希望打內戰。他對張群強調指出，國家經濟受到內戰的巨大打擊，有垮台的危險。

2月13日，由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邵力子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終於啟行了。龍華機場上人頭攢動，盛況空前。邵力子笑眯眯地對記者說：「敲門是用在門尚未開的時候，我們卻是去推開那個僅是虛掩著的門，我們希望的是和平之門大開啊！」說得大家都笑了。

陳光甫說：上海的財政形勢變得如此嚴重，如果我參加代表團，共產黨人自然希望從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經濟成功運轉的主意。事情到了今天這種狀態，眼前沒有解決的辦法。我的意見是，我們所有的財政問題只能依靠美國的財政援助，說得更明確些，我們必須有美元。人們似乎還不了解，過去兩年，我們從美國大致得到了15億美元的援助。正是由於這種援助，上海，事實上，中國才得以存在。這是我的真誠的信念。由於赤色分子持續不斷地攻擊「美帝國主義」，我不能想象，我如何能愉快地和共產黨人談話。這條路線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響。不過，這是很明顯的，在共產黨人和我之間，缺乏走到一起並且進行討論的共同基礎。如果我和代表團一起去北平，我當然會說出我的信念——除了美援外，我看不出有任何解決的辦法。

（一）環境不同。當年去借款，在美國方面是財長毛根韜，我和他有1936年白銀協定的經驗，而我之去借款是由於他的建議（毛氏本人是一個以個人為出發點的人，所以這幾年來，我和他只做到朋友，談不到深交）。國內一方面，在家有孔庸之當家，要給我便利不少。我和他雖然也說不上是深交，可是我們是老朋友，他相信我，讓我放手去干，牽制也較少，成功的機會也比較大。

在和胡適談話之後，陳光甫決定出任國府委員。胡適自己本來也準備接受，但後來傅斯年勸他，不要往「大糞堆上插一朵花」，胡適聽了他的話，託詞身為北大校長，國府委員是特任官，不宜兼任，拒絕了。

然而，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政府改組既不能解決國民黨面臨的嚴重政治危機，也不能解決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鑒於美金公債、美金短期庫券的銷售額都不會很大，所以，南京國民政府的目光主要盯在美援上。4月下旬，外交部長王世傑提出，直截了當，要求美國政府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陳光甫覺得王世傑的胃口太大，4月ｒｅaｄ.9９cｓｗ.ｃｏｍ28日，他對張嘉璈說：「此時情況與戰時情形迥異，大量財經援助，恐不可能。」1946年4月，馬歇爾曾致函蔣介石，聲稱中國和平統一有望，為促進中國的經濟複員及發展，美國進出口銀行準備對中國國營事業及民營企業提供5億美元信用貸款，作為向美國採購物資、器材之用。陳光甫建議，不如就此題目繼續做文章，說明該款之五六成，將用以在美購買棉花、麥子、肥料，其餘四五成，用以購買急需的交通器材。陳光甫並提出，前者可由紗廠、麵粉廠組織代表團，後者可由交通部派代表，一切照商業借款手續辦理，張嘉璈問陳：「如果政府希望閣下赴美一行，有無可能？」陳答：「可任代表團團員之一。」

會議開得很冷清，說話的人不多，也沒有新意見。

胡適接著按自己的理解為陳光甫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他說：

（二）美國政局的不同。當年借款，正是羅斯福執政。他為人有遠見，有卓識，有打算，有通盤計劃。他知道要中國為世界民主國家向獨裁武力集團繼續抗戰，美國就非得想辦法接濟援助不可。至於用哪一種方式，決定多少數量，那是另一件事。所以借款給中國是不違反他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

胡適看出並且承認，「制憲國大」是個「雞群狗黨，什麼樣的人都有的聚會」，這是他老實的地方，但是，胡適還是太天真了，即使翁文灝、張嘉璈、蔣廷黻等幾個人抗戰初期不被拉入國民黨，南京政府里有了這幾位「無黨無派」的人士，難道就是「實行憲政」，「還政於民」了嗎？

國民黨內有一幫頑固分子，他們不理解蔣介石的苦心，連口頭上、紙頭上的「還政於民」也不贊成，1946年11月的「制憲國大」開得烏煙瘴氣。胡適回憶說：

1946年11月的「制憲國大」曾有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的代表參加，這兩個黨以此為條件向國民黨要官要權，鬧得頗為不堪。胡適談起青年黨，尤其是民社黨來，連連搖頭。

這突如其來的好消息，真令我們又興奮，又驚異。稍坐一下，我們就匆匆告別。本來是應約去渴杯酒的，可是根本既沒看到酒，也沒喝到一滴酒。只一人喝了一杯冷開水。美國政府要幫助我們，怕這兩天戰事失利的消息太餒人了，所以給我們這一帖興奮劑。

31日晚，國民黨中央社宣布：「李代總統決定，推請此間無黨派之社會領袖顏惠慶、章士釗、冷遹、陳光甫、江庸等5人以私人資格即飛北平，與中共方面接觸，即請推派代表，指定地點、時間，洽商和平。」

在日記中，陳光甫還記載了幾個朋友對他的勸告。一個姓文的將軍（音譯）說：和平難於實現，代表團的工作註定沒有結果，如果陳隨代表團前去，將可能遭到共產黨人的攻擊。

蔣介石要改變一黨專政的形象，拉攏胡適參加政府自然是個好辦法。

「至於我自己，」陳光甫附帶說，「我將樂於和胡適合作，嘗試再次尋求美國的經濟援助。作為老朋友，我將準備承擔您認為對我適合的任何緊急任務。」

抵滬后，李宗仁立即在黃紹竑寓所召見陳光甫、張嘉璈、錢新之、徐寄庼等上海資本家並共進午餐。召見情況，陳光甫記載如下：

李宗仁最後幾句話激起了陳光甫的強烈興趣。一段時期來，陳光甫聽到了好幾項消息。一項消息說：張群見過蔣介石，蔣透露，5年之內不打算出國，準備留下，隱退，獻身於黨的改造，並且訓練國民黨的新人。據說，蔣希望建設一個一元化的、恢復活力的黨，如果現在的和平努力歸於失敗，就在李的後面支持他和共產主義戰鬥。陳光甫並被告知，這項消息已經傳給了李。陳光甫聽到的另一項消息是，張群即將回到四川，恢複原職，擔任指揮部總指揮官，張嘉璈正計劃配合此舉在西南各省建立一種地方貨幣系統。陳光甫還聽到，美國政府採取的姿態是，將不援助共產黨中國。

胡適本擬3月20日乘機返平，然而飛機因雨停航，胡適不得不折返國際飯店，他託人帶話給陳光甫：

胡適講了抗戰時期與陳光甫在美國借債時的一段故事：

同年3月29日，國民黨召開「行憲國民大會」。4月，蔣介石、李宗仁分別當選為總統、副總統。5月22日，成立總統府。其後，翁文灝取代張群出任行政院長，俞鴻鈞取代張嘉璈出任中央銀行總裁。這樣，陳光甫的國府委員、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主任等頭銜就自然取消，他的新頭銜是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召集委員，這是個閑職，沒有多少事可做了。

4月29日，陳光甫寫了封英文長信給張嘉璈，全面地闡述了他對爭取美援的意見，其大略為：

1月31日，李宗仁又偕邵力子、程思遠等赴滬。當日上午，在中國銀行召見社會賢達及各界名流，出席者有顏惠慶、章士釗、冷遹、江庸、陳光甫等二十餘人。行政院長孫科、副院長吳鐵城等也參加了召見。關於這次召見，陳光甫在日記中寫道：

就這樣，向美國借款的命運大致定了。

陳光甫並向李宗仁建議，每周舉行新聞發布會，讓世界知道他的意圖和活動。陳說：此項發布會此前在中國還無人舉行過，值得一試。「關於現在中國的代總統，世界知道得太少了。代總統每周召開新聞發布會將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世界將更多地知道李宗仁是怎樣一個人，反過來，李宗仁將擁有全世界的聽眾。」

有時，陳光甫想起1927年的情景，又有點緊張。12月12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寧漢分裂之時，漢口共黨政府主動，組織各業工會，清算鬥爭，頗有令人難以終日之苦。」他又進一步設想共產党進入上海之後的情景：「共黨號稱為人民解放軍，先從工人主政入手，即如銀行方面，首先驅逐經理，由工役組織委員會，開始清算，其時我還是在上海好，還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夫，我頗難欣賞，故還是不看見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覺幼稚。」陳光甫認為：社會主義在分配，而分配得法乃在生產。在他看來，中國生產政策試辦有成效者唯有上海的辦法。他列舉了十二條：1.鼓勵投資，保護投資。2.合理工價。2.鼓勵外人來華投資及其技術。4.外匯自由，不加管理。5.外人可在長江內河航行，藉此我們向他學習管理辦法，亦可限制中國人跋扈，公務員猖狂，如此真真為人民服務。6.政治方面，各省自治，自由發展生產，不受中央控制。7.行政多用外國人，減少官樣文章及不負責行為。8.速辦學校，教育公務員而成文官Civil Service，切切不可用黨治學堂去辦。9.幣制獨立，換而言之，即是不用發行彌補赤字。10.裁兵，以省下之錢做救濟難民工作。11.大學由人民辦，小學、中學為強迫教育。12.此外一切新花樣，新議論，嚴禁宣傳，嚴禁不負責任之演講，以免人心騷動。陳光甫的上述意見，有正確的部分，也有不正確的部分，它們代表了一個金融資本家的要求和設想。陳光甫自誇：「如此做法，五年內即有成效。」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22日，李宗仁發表聲明，宣稱「將以高度之誠意與最大之努力，謀取和平之實現」，「關於中共方面所提八條件，政府願即開始商談」。他並稱：「為集思廣益，眾擎易舉，宗仁更已分電邀請全國各黨派及社會上愛好和平人士，共同贊助。」為了試探中共方面的反映，李宗仁決定動員幾位在全國公眾中有影響的人士，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前往北平，在南京政府和共產黨人之間搭橋。在這幾位人士中間，就有陳光甫。

一、目前向美政府進行政治借款的可能性，殊屬渺茫，其理由是，政府剛剛改組，績效如何，必須經過時間證明，方足使美政府有所認識。其次，經濟方面，中國無論財政、金融，均去安定甚遠。

抗戰期間，陳、胡二人合力在華府爭取美援，這一段經歷，不僅對陳光甫來說是難忘的，對胡適也同樣如此。胡適認為，當時情況的嚴重不亞於抗戰初期，力戲陳光甫「就範」。他說：

按照1946年1月通過的政治協商會議的議決，國民大會應在內戰停止、政府改組、訓政結束、憲草修正完成之後才能召開。同年11月，國民黨不顧中國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的反對，悍然召開國民大會，通過了一部「人民無權，獨夫集權」的《中華民國憲法》，這次會議遂被稱為「制憲國大」。南京國民政府於1947年1月1日宣布，該憲法于同年12月25日施行。胡適據此慫恿陳光甫說：「這次參加政府改組，只是暫時的、短期的。在今年12月25日，憲法施行，整個的政府要改變，制度也要更改，充其量，國府委員的壽命只有九個月，所以，形勢並沒有像跳火坑那樣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