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總統與李代總統意見已趨一致，頗為融洽。今後政治上有團結之重心，一切俱轉好象。

當時，像陳光甫一樣逃到香港的上海資本家頗不乏人。蔣介石覺得這是一批可以爭取的力量。於6月底派「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秘書長洪蘭友攜帶他的親筆信到港「慰問」。信謂：

7月2日晚，杜月笙為此在寓所設了兩桌筵席，邀請潘公展、吳開先、宋漢章、錢新之、周作民、石鳳祥、王啟宇、唐星海、吳坤生、劉鴻生、楊管北、陳光甫等出席。大多是上海資本家，也有少數CC分子。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接到了請帖，但沒有出席。席間，首由洪蘭友致辭。他聲稱：

軍事上現在中共供給線拉長極遠，千里運糧，已背孫子兵法，為兵家所大忌。而且中共佔領上海，問題甚多，背上此大包袱，足夠其頭痛。政府已擬有作戰計劃，切實布置，中共頓兵，所以不敢輕進。

同日，陳光甫複電伍克家，請伍代他表示對黃炎培的感謝，說明因健康原因不能歸去。電文如下：

儘管陳光甫並不熱心前往北平，但他卻很希望李國欽能夠成行，並且希望通過李，在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之間建立聯繫。他對章士釗說：

此事的具體情況及後來的發展，現在還不清楚，但陳光甫北上的念頭，大概從此放棄了。

1948年9月，南京國民黨政府發行金圓券，強制收購金銀、外幣時，蔣介石也在南京發表過一次談https://read.99csw.com話，痛斥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只知自私，不愛國家」，嚴令各銀行在兩天內將全部外匯資產移存中央銀行，不得稍有隱匿。對蔣介石的這次談話，陳光甫記憶猶新：「辭令嚴厲，有若瘋狂」，「令人難堪，亦令人不解」。但是，曾幾何時，蔣介石又派洪蘭友「慰問」來了。思前想後，陳光甫頗有啼笑皆非之感。他在日記中寫道：

李是一個充滿色彩的人。他可能希望處於這樣的位置——在他回到紐約之後，能告訴他的朋友們，他在中國見到了毛澤東，我更認為，比起李銘、侯德榜和我來，李是最適於和毛接觸的人。我們在中國都有商業利益。不像李一樣能夠以中間派的身份說話。作為一個商人，他最能使毛認識到一項受到西方民主國家援助的工業化計劃的重要，李可以告訴毛，如何實現這一計劃。由於李在紐約和華盛頓的各種關係，如果共產黨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進並且為得到他們的承認而進行談判時，李最有資格成為新政權的代言人。

人民解放軍於4月21日橫渡長江。23日，佔領南京，降下了「總統府」大門上空飄揚多年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解放軍官兵人不卸甲，馬不離鞍，風捲殘雲般地掃蕩長江下游三角洲上的殘敵，迅速完成了對上海的包圍。

北京方面感到了陳光甫的變化。11月10日，章乃器致電林仲容，邀請陳光甫、李銘等人北上。11月11日，陳光甫復函雲：

章士釗告訴陳光甫，毛澤東將樂於見到他。陳認為，這不會是毛的主意，而是章對毛的建議。這次談話使陳光甫感到，章正在動員他認為有價值的人為共產黨人效力。

4月下旬，陳光甫丟下了苦心經營多年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安樂舒適的家，匆匆逃到香港。一個月之後，上海解放。

此函雖聲明病源待查，繼續就醫，但表示「一俟健康稍復，即行北上聆教」，顯然，在北京的邀請面前，陳光甫怦然心動了。原稿中還曾有「自維雖屆衰年，顧一生致力於服務社會，此志不懈，自當為新中國效微勞以竭餘力」等九_九_藏_書語，更表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在陳光甫心中所激起的波瀾。但是，陳光甫考慮再三，還是把這幾句話勾掉了。

當時，北平方面正在籌備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商討新中國建立的各項大計，中國共產黨自然希望陳光甫這樣有影響的銀行家歸來，共襄盛舉。1949年9月12日，李濟深派李紹程攜函赴港，面見陳光甫，函雲：

在洪蘭友抵港前後，北平方面也在爭取陳光甫。

當時，蔣介石正在乞求美國出動兵艦封鎖大陸各海口，因此，洪又稱：

政府向來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來一次，未免難受。洪述各點，皆不符于實情，蔣、李（宗仁）兩人之隔閡甚深，當競選副總統時，蔣自居於家長身份，屬意孫科，而李競選成功，蔣極不滿，從此即不融洽。蔣退位后，李出任代，毫無實權，蔣仍暗中指揮，例如白崇禧擬就防禦計劃，需要宋希濂部隊合作，白親到廣州與何應欽面洽。何當與宋通電話，告以應遵照白之計劃辦理。宋答尚未接到彼之命令。何又告以此乃本人以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之身份所發命令，宋仍答以須待彼應得之命令。何放下聽筒，與白相對無言。又如胡宗南守西安有部隊20萬人，其時中共尚未向之進攻，胡接蔣令退守漢中，西安各界勸胡勿退，謂漢中缺糧，而西安可得供應，胡仍照撤。胡之撤防交由馬步芳接收，馬因不能及時趕到，告胡稍遲一星期再行，胡亦迫不及待，急遽撤守。迨馬步芳與中共接戰，共軍後退時，胡部又復進駐。如此情形，何能抗共！兵法首重攻心，其次攻堅。今不聞籌謀如何攻心之法，而指揮更不能統一。退位者仍握權不放，使當政者莫能展布，實談不到轉好現象。

此電說明，儘管陳光甫的思想感情發生了若干微妙的變化，但是，他對於回到大陸仍然顧慮重重。

陳光甫長期反對共產黨，害怕共產黨，但是，新中國的誕生已經如日之東升一樣，成為不可改九九藏書變的事實，他又在為新中國設計了。陳向章士釗建議，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政府如果名為聯合政府，那就應該包括像李國欽這一類的人，以便驅散西方國家的懷疑。他可以擔任外交部長或駐華盛頓的大使，這樣，就會逐漸贏得西方國家的信任。章土釗同意陳光甫的意見，但認為李不會接受此類提議。陳光甫卻不這樣想。

就在此際，在上海的商業儲蓄銀行業務中發生了一些問題，和人民政府之間出現衝突。11月19日，陳光甫約李紹程吃飯，他在日記中寫道：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即將集會於北京，商討成立人民民主聯合政府，並規劃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建設方案，久欽先生領導民族工商業界，夙著勛猷，今後國家經建大業，需助正殷。特就李紹程同志南來之便，略貢所知，祈能命駕北來，共商一切，則集思廣益，眾擎易舉，未來經濟建設進展之順利，蓋可預卜也。

1954年，陳光甫在觀望幾年之後，終於去了台灣，在台北成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並於1976年7月1日病逝在那裡。

這封信所用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用箋」，共兩頁，手寫，並有簽名，但均非周恩來手跡；簽名下蓋有「周恩來」印章一方。其中「黨國前途，實深利賴」等語，不像中共和周恩來的語言。現在看來，大概是台灣方ｒeaｄ•99ｃsw.cｏm面對陳光甫政治態度的一次試探。

7月4日晨，陳光甫接到了留守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伍克家打來的電報，其中包含著黃炎培的電報，轉述了周恩來對陳光甫的勸告，電雲：

外交上美國對於封鎖共區海口一事，復文謂遇有損失，須照賠償云云。彼既只談賠償，事即好辦，封鎖可順利進行。英國態度雖然強硬，亦不至採取干涉行動。

新中國經濟建設根本方針，系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達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凡有利國計民生之私營經濟事業，均堅決保護，鼓勵積極經營及扶助其發展。對於產業金融界諸耆宿及以往有經驗的企業經營專家，光能望推誠合作，共策進行。

洪並稱：「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久必將發生，是以政府可得最後勝利。」洪蘭友之後，原《申報》董事長、上海市議會議長潘公展，原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吳開先接著講話。由於蔣介石信中有上海工商界「受損甚大」一類的話，因此吳開先要求台灣方面「最好首先做幾件事情，有所表現，不至像過去之徒託空言，方可告慰于在座諸位」。陳光甫覺得這一天晚上，只有吳開先的話「尚堪動聽」。他最反感的是洪蘭友說的一套，當日在日記中寫了一長段駁論：

1950年10月，有兩個自稱「潘忠堯、張惠農」的人來訪，二人攜帶著具名周恩來的一封信，內稱要在香港辦一份報紙，希望陳光甫幫助。函雲：

從這段記載看來，陳光甫不滿意滬行人員的「軟化」對策，他要「通天」，據理力爭。

此皆出於蔣一時之衝動。蔣於國事，無論懂與不懂，一切必須親為裁決，不旁諮博詢，不虛心下問，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

這裏所說的「退位者仍握權不放」，指的正是蔣介石。對於洪蘭友所稱「中共補給線過長」問題，陳光甫認為，「中共組織頗好，有其刻苦耐勞之精神，亦不難有克服之方」。這樣一分析，陳光甫覺得洪所稱軍事上、政治上具有辦法云云，實不足信，只有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在即」問題，陳光甫不能拿得很准，但他問過這幾天正在香港的美國華人領袖李國欽，李稱，紐約的看法，近20年間或不致發生。這樣一想，陳光甫覺得，這不過是國民黨人的幻想和期望而已。

1949年春。

這封信和復李濟深函的態度一樣，對於北上邀請，不拒絕，但也不準備在近期就道。

當時，中共的許多統戰工作是通過民主人士來做的，因此，這封信不應該看作是一種私人行為，而是代表了中共方面對陳光甫的爭取。函中所稱堅決保護「有利國計民生之私營經濟事業」，願與「產業金融界諸耆宿及以往有經驗的企業經營專家」推誠合作等，也正是中共的政策。這封信多少打動了陳光甫，10月31日，陳光甫復函李濟深雲：

當晚，陳光甫舉行家宴，參加者有李國欽、侯德榜、張嘉璈、李銘等。陳光甫聽說，侯德榜第二天早晨就要乘輪赴津了。章士釗曾計劃安排一架飛機，但未能實現。

陳光甫這裏偏重個人責任，並沒有正確說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致成今日之局面」的真正原因，但是，江浙金融資產階級長期支持、信任蔣介石，陳光甫的這頁日記說明，蔣介石立腳的地塊動搖了。

和陳光甫談論第三次世界大戰問題的李國欽原是長沙人，畢業於倫敦皇家礦業學校，獲得礦冶工程師學位。1915年歸國，在湖南從事採礦事業。其後，歷任華昌礦務公司紐約總辦事處經理、華昌貿易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北京政府財政部及農商部駐紐約代表等職，長期生活在美國，和美國官方及工商各界均有廣泛聯繫。這時，正在香港通過章士釗的關係，想赴北平會晤毛澤東。章士釗積極為之聯繫，並擬動員陳光甫、李銘二人同行。7月1日，陳光甫日記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