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四月二十四日，申詳正式提交徽州府，由知縣譚昌言、縣丞馬孟復聯合署名。正文里別的話沒多說，只是反覆強調了龍脈毀傷對科場的影響：「邇來秋闈不振，士子多抱璧之悲。倘日後正脈盡頹，學宮有泣月之慮……厘革系通邑公情，盛衰關學校大事。」

這種情況，公告也考慮到了，特意另行劃定了一個範圍：「地方做牆，自有涌山、石壁、岩前、甲路等灰。」那一帶的山嶺也是石灰岩質地，但遠離龍脈，想燒去那邊燒好了。可見婺源官方設計出的這個方案，當真是滴水不漏。

這是明代一個很流行的做法，一逢災年，常有知縣、知府帶頭捐俸，賑濟災民，當地士紳「感於」義舉——或者叫迫於壓力——也會紛紛捐銀輸糧。

還真不是。知縣大人如今也是滿嘴苦澀，這個灰稅啊，還真是個麻煩事。

禁灰令雖已生效，可還得有人負責監督才行。婺源縣衙人手不夠，顧不到船槽嶺那麼廣袤的山區，這個監督責任，便交給了婺源縣學。

在婺源縣看來，你們有錢人既然想保龍脈，付出點代價也是應該的。

也就是說，只要找到船槽嶺的這個包稅人，婺源縣應該還有機會解決灰稅問題。

為了讓禁令更有震懾力，公告里還特意點了船槽嶺附近八位里約、七戶山林業主以及六家灰戶的名字，要把責任落實到戶。公告里語氣嚴厲地警告說：

據本縣申查，禁傷船槽嶺龍脈緣由。奉批覽圖，峰巒秀聳，內如三龍會脈，兩湖中夾，月峰左峙，日峰右起，文筆硯池，種種奇絕。惜哉，傷于愚民之手！蓋緣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呵護，則前志遺漏之罪也。礦以議包，何得妄鑿？灰稅駕指，又經縣豁。此後，有敢盜採者，官府學校共仇之。此郡邑得為、當為、可為事理，不必轉達院道也。仰縣即豎石，大書嚴禁，有犯者許人訐告，從重究罪。仍編纂一條，補入郡志山川款中，以俟后之君子。此繳。

這個細節，就是徽州府迴文的最後一個問題：「豈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無忌？」是不是有當地的土豪劣紳在背後指使老百姓燒灰？

梁應澤看得出來，「禁絕燒灰」這事牽涉重大，光是婺源一篇申詳沒法讓他放心。尤其是，婺源縣有意無意地透露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他不得不把話挑明了問。

其實在船槽嶺燒灰之前，婺源碰到的災難一樣不少。但程世法有意把嘉靖四十三年之後所有的壞事，都說成龍脈被毀的結果，一項一項排比開列，聽上去確實挺聳人聽聞。

船槽嶺燒灰的灰稅，正是從萬曆二十四年開始收的。收上來的稅款，被公公們直接送進萬曆皇帝的小金庫，根本不經過婺源縣、徽州府以及南京承運庫這條國庫線。他們收了多少銀子，地方政府無從監管。

這個辦法試運行了一年，譚知縣覺得成效不差，於是將整個保龍方案上報給徽州府申詳。

禁絕灰戶們燒灰簡單，但他們一旦生計斷絕，就會聚眾鬧事，甚至淪為流賊。萬一釀成嘉靖四十三年那種暴亂，從老百姓到官員都要倒霉。一個負責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時，一定會準備好相應的疏導方案，簡單粗暴地一禁了之，卻不去想後續應對措施，那叫read.9９csw.ｃｏm顧頭不顧腚。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萬曆皇帝做出了一個震驚天下的決定：他派遣宮內太監前往全國各處，收取礦稅——礦指開礦，稅指榷稅，也就是商業稅。

至於買山的經費來源，也不是問題。

文人的筆法，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鮮活。比如在大鄉宦遊應乾筆下，譚知縣和梁知府形象十分高大：「郡、邑侯之約炳若日星，誰復敢幹明憲者。」在另一位鄉宦汪以時的文中，更是聲情並茂地描述譚昌言在離職時，握著縣學士子的手流淚道：「予茲疚心銷骨，遽棄山靈，他日復耗，予之所深恫矣。」

單說開礦吧，它的收入主要來自金、銀等貴金屬礦場。但公公們貪心不足，覺得涵蓋範圍太窄，自作主張，又想開水銀、煤炭、硃砂、石灰等礦。可是公公們人手不夠，顧不過來，怎麼辦呢？簡單，直接針對民間已有的各類礦場徵稅就得了。

關於梁知府詢問的運營模式問題，譚昌言拍著胸脯表示：「愚民窺利不已，雖無豪勢之主使，實同頑梗之故違。」意思是，這些灰戶背後沒什麼人，單純的刁民罷了。他還特意強調說，這並非婺源縣自作主張，而是諸多有力鄉賢上書請求的結果。

婺源小小一縣，完全束手無策，只好任憑這伙流賊四處燒殺搶掠。這些礦工後來和其他流賊合夥，氣焰十分囂張。當時的婺源知縣忍無可忍，派兵去圍剿，反被擊潰。流賊們殺至縣城弦高鎮，打死一個指揮，又焚燒北門突入，恣意劫掠，整個縣城化為一片廢墟，整個徽州為之嘩然。

這封呈文還沒顧上發出去，婺源縣就出事了……

程世法很快回報，灰戶們的反應很積極，無不「歡呼祝頌，樂為還結，慕義願輸」。

用現在的話說，個體戶燒灰加賣灰，這個營利模式有問題。

誰也沒想到，這麼一個小小的爭議，居然會扯到天子。譚昌言抓了半天頭髮，又派人去細細勘問，才算從這個僵局中理出一縷解決的希望。

這個申詳，是公文術語，意思是向上級詳細彙報，以便讓高層及時掌握情況。因為從法理上來說，婺源知縣提出的「禁絕燒灰」只是一條臨時行政命令，只有得到徽州府的認可，才能形成一項永久地方法規。

這是刻在石碑背後的內容。

在這篇文章的下方，還有一系列落款。為首的自然是徽州知府梁應澤，以及同知、通判、推官三人，囊括了整個徽州府的前四名高官。然後是婺源縣的四位主官——知縣金汝諧、縣丞馬孟復、主簿孫良佐、典史鄭大成，以及縣學的教諭、訓導等人。

石碑既立，禁約終成。灰戶們灰溜溜地填埋窯灶，把青山綠水留給遍體鱗傷的龍脈。婺源縣的文人們紛紛撰文，不吝溢美之詞，來記敘這一次偉大勝利。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二月十五日，這塊石碑製作完畢，並在一干徽州、婺源官員、地方鄉宦士紳以及民眾的圍觀下，立在了婺源龍脈之上。

因此婺源官方在下達禁令之前，還得給灰戶們留出一條活路來。

原因說來簡單。兩個月前，也就是萬曆三十三年十二月，萬曆皇帝頂不住朝野對礦稅的抗議浪潮，不得不下旨宣布停礦分稅，將此前開採的礦場悉數關停，榷稅也不讓太監們收了，統統轉交當地有關部門。萬曆皇帝的礦稅之策，就此告終。

雖然這段歷史隱沒于黑暗中，無從揣測，然而從婺源縣發布的公文里，我們多少能猜到一點隱藏劇情。

這個中間商，不是一般人能幹的。他既得有龐大的經濟實力，也得在地方上有足夠的影響九九藏書力——說得直白點吧，灰戶背後一定有婺源縣的豪強或商幫在支持；說得更直白一點，搞不好整個燒灰產業就是這些人投資的，灰戶只是為他們打工的佃戶罷了。

程、胡兩家開挖船槽嶺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夏季，到了年底就爆發了寇亂。龍脈一損，立刻給婺源帶來了血光兵災，兩者之間的關係還不夠明顯嗎？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船槽嶺下的每一戶灰戶都是自己開窯，自己鑿山，自己燒灰，燒完灰以後自己再挑出山區運到清華鎮去賣，成本會高到無利可圖。別說「白粉」了，就是真正的白粉都不會讓生產者自己去管渠道分發的事。

這個消息要是傳到徽州府耳中，婺源縣肯定要吃掛落。譚知縣擦擦冷汗，趕緊去問到底怎麼回事。

直隸徽州府梁為懇保縣學龍，以培地脈，以振人文事。

開採船槽嶺上的石灰礦，是需要繳稅的，謂之灰稅。長林人說，現在要我們停止開採，可又不取消灰稅，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嗎？

於是事情尷尬了。婺源縣可以下禁灰之令，卻無免稅之權。誰那麼大胆子，敢替皇上省錢？可是不免稅，燒灰根本無從禁止，非激起民變不可。

而官贖的做法是：由婺源縣衙出面，以官方身份贖買山民們的地契，把船槽嶺附近散碎的私地變成一整塊官地，這樣官府實行禁灰政策，便名正言順了。而灰戶們賣地換得銀錢，去買田也罷，去跑商幫也罷，有了活路，自然也就不鬧了。

在公告的最後，譚昌言還不忘強調一句：「各宜體諒，毋得故犯。」這一句「各宜體諒」，可算是把婺源知縣的苦澀給點出來了。

既然有力鄉賢都主張禁絕，那麼灰戶背後就算有人支持，也不是什麼大佬，否則早跳出來反對了。您就儘管放心吧。

譚昌言接到徽州府的迴文，讀明白了上司的顧慮。他立刻著手回復一文，詳盡地解釋了整個船槽嶺的來龍去脈、諸峰形貌等等，還附了兩張圖。

「如有仍前至所禁內挖鑿取石，起窯燒灰，並肩挑船載等情，許地方里派約保即時指名呈來，以憑拿竟。定以強佔山場，一律坐罪。如里約地方容隱不舉者，一併究治，絕不輕貸。」

這時一個問題浮出水面：如果船槽嶺封了山，那麼婺源縣本身對石灰的需求該怎麼解決？總不能坐守石灰寶藏，去外地另買吧？

說白了，這種模式就是官府把稅收任務承包給個人，約定一個上繳額度，超過額度的即是包稅人的利潤。

譚昌言的這一篇公告文，可以說是明代知縣施政思路的一個實例，體現出了高超的平衡手腕。士紳們雖然出了錢，但保住了龍脈；灰戶們雖然沒了營生，但得了實利；官方居中協調，分文不出，即把一大片山地收歸國有，可謂皆大歡喜。

譚知縣應該是私下裡跟利益方達成了某種妥協，爭取到了灰稅的取消。可是這些事沒法攤開在檯面上說，只好隱晦地點了幾句因果。

這話說得真夠費勁的。很明顯，譚知縣想說這一切都是包稅惹的禍，可一罵包稅，就會扯到礦監的公公們，一罵公公們，就會扯到皇帝。一個小小知縣，誰都不能得罪，只好小小地譴責一下包稅，然後還得往回找補一句，表示包稅開礦的本意是好的，只是執行沒到位而已。

長林位於清華鎮西南方向的馬鞍山南麓，村子里多姓程。這裏本叫長霖，取意「賢名濟世，霖澤鄉里」，後來誤傳為長林。它的位置，恰好在船槽嶺龍脈的中段，受禁令的影響最大。他們對馬孟復極不客氣，聚眾圍堵，強烈抗議，要求知縣取消成命。

後來還是徽州府從金衢道借兵圍剿，才算是將其撲滅。這次寇亂持續了兩年之久，給婺源留下了極其慘痛的記憶。（徽州府借兵這事，還牽涉另外一起公案，請看《徽州絲絹案始末》。）

在這份公告里，官府劃定了一個範圍：從船槽嶺頂東連大岩外至通天竅、水星、ｒｅaｄ•99ｃsｗ•cｏm獅山、月山、象山、土星一帶，以及西連小船槽嶺外至朱林、洪李、日山、龍山，四面前後上下山頂山腳石坦，並水岩山、通岩洞、石城山、重台石一帶，皆划入婺源龍脈保護區，不許任何人入山開伐。

予茲疚心銷骨，遽棄山靈，他日復耗，予之所深恫矣：我現在心中憂苦、愧疚不安，毀謗之言害人甚烈，恐怕以後還會有人捨棄山靈，再次伐石燒灰，倘若成真，這將是我心中最深重的痛！

石碑的背面，刻的是徽州府發給婺源縣的行牌公文——現在叫正式通知，不算太長，姑錄于下：

按說多開礦場、增收商業稅，也是調節財政的一種正常手段。可一來，萬曆皇帝派宮裡的太監充作礦監稅使前往各地，這些太監不懂技術只懂斂財，借這個機會大肆勒索，在民間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二來，萬曆皇帝把這筆收入全解入內庫，變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錢，不列入國庫之內，跟朝廷財政無關。

石灰和燈草一樣屬於量大價賤的商品，真要灰戶自己去販賣，只怕和陸二一樣直接被關稅抽死。

開始他以為這些愚民貪婪牟利，可再仔細一打聽，人家聰明得很，知道龍脈這個話題不能碰，他們抗議的，是灰稅的問題。

摸清楚各方面的反應，譚昌言心裏有底了。萬曆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婺源縣正式發布了一份保龍公告。

本來在婺源縣和徽州府文書往複期間，縣衙已經開始了官贖工作。縣丞馬孟復親自督戰，一個一個村子走過去，先後已有三個業主過來賣了地契。可沒想到，馬孟復一到長林，就被當地村民給圍住了。

果然，此事上報之後，引起了徽州知府梁應澤的高度重視。不過他也很謹慎，沒有大筆一揮表示同意，而是回了一封信給婺源縣。

這是個很有趣的現象，要知道，雖然知縣是知府的下屬，可他的任免權在吏部，兩者的利益並不完全統一。知縣為了一己私利，瞞報矇騙知府的事，在明代屢見不鮮。

婺源縣先前的保龍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現在經徽州府批准，便正式形成了一條行政法規。為了體現出足夠的震懾性，婺源決定把禁令鐫刻在一塊巨大的石碑上，立於船槽嶺進山處，讓所有人都看到。

這麼一說，龍脈安危不隻影響科場成敗，還攸關整個婺源縣的福禍，那些對科舉不大感興趣的百姓，必然也會為此緊張起來。有這麼一個理由，就足可以爭取到足夠的輿論支持，讓官府直接宣布保龍禁灰了。

這筆回購費用，叫作「捐俸」，名義上是譚知縣感念民眾貧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祿。其實一個知縣一年俸祿才九十石米，根本不夠。譚昌言只是做出一個表率，真正出大頭的，是婺源當地的大族鄉宦們。

在石碑的正面，則刻有「嚴禁伐石燒灰」的禁令正文。正文很短，無非是規定了禁令所涉及的行政單位以及地理範圍，和婺源縣原來那份通知沒有太大區別。是文下方的落款，刻的是徽州推官鄭宏道的名字。

無論是哪一位文豪，都高度評價這次禁絕燒灰的歷史意義，稱其為「保天物，弭近害，懷永圖，挽文運，葆靈光」。在莘莘學子和社會賢達的齊聲稱頌中，這一場保龍運動轟轟烈烈地落下帷幕……

梁應澤老於治政，一問就問到了關鍵。婺源縣在報告里輕描淡寫地說是愚民毀山，但區區幾個愚民，怎麼會有這麼大胆子，又怎麼會搞得這麼大？

結果這個礦稅成了全國深惡痛絕的一項政策。

這個前後不一致的矛盾，說到底還是好面子。灰稅之爭，畢竟是婺源縣衙理虧，但官府不能錯，至少不能向老百姓https://read.99csw.com認錯，否則官威何在？所以譚知縣用了春秋筆法，把取消灰稅之事挪到長林抗議之前，顯得民眾特別不理性，免了稅還鬧事。

只有產量上了規模，成本才能降下來。因此灰戶的上頭，肯定存在著一級中間商，一頭在船槽嶺統一收購，一頭統一運輸到清華鎮銷售。

這條活路，譚昌言早已經想好了——官贖。

因為新一任知縣金汝諧還沒到任，婺源事務暫時由鄭宏道代理。他的正職推官在府里負責司法實務，外號叫作「刑廳」，來宣布保龍禁令最有效力。

包稅在宋代叫買撲，只在某些市集試行過。而元代連田稅都敢包稅，終至天下動蕩。等到明代戶籍制度建立起來之後，包稅基本上銷聲匿跡。直到萬曆礦稅大起，它才又露出端倪。太監們人手有限，而要收稅的地方又太多，像船槽嶺這種偏遠地帶，索性承包出去就好了。

對粗放型政府來說，這麼做特別省事，但副作用也特別大，因為包稅人不是政府，他為了獲取利潤會拚命壓榨地方，不崩潰不罷休。在那個例子里，張三為了獲取最大利益，一定會拚命壓榨王五和付六，壓榨越狠，他得錢越多。

這些事情不說明白，梁應澤怎麼敢隨便批准呢？

本來是官府收取重稅，導致民眾抗議，知縣急忙彌補救火。這麼一挪移，變成了官府早有綢繆，無知民眾無理取鬧，官府耐心安撫解釋。

譚昌言是個謹慎的人，他覺得需要給灰戶那邊也提前通個氣，留點緩衝期。於是譚知縣委託程世法二次進山勘探，給那些灰戶開了個吹風會，說官府準備購買你們手裡的地契。

五月二十八日，婺源縣就龍脈事件正式回復徽州府。在最終呈給上級的定稿里，譚昌言先是回答了之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干問題，然後說了一句曖昧微妙的話：「長林抗禁之情，尤藉口于灰稅……向以包稅之故，反啟傷脈之端。而不獨為縣龍、學龍大害，而與設法包礦保全山靈之意，亦大悖矣。」

他不是一貫為官謹慎嗎？怎麼突然如此大胆？

有趣的是，在同一篇文里，譚知縣前面還義正詞嚴地痛斥愚民「且向所藉口者，或以灰稅未除。而本縣業已議豁，又復何辭！」後面忽然又說「其本嶺灰稅除另申豁外，謹據通邑輿情再合申報。」——前面還口口聲聲說我們早把灰稅免了，後面卻變成了我們正在研究免稅的辦法……

龍脈若有損傷，影響最大的便是縣學的士子們，派他們去保龍，自然是責無旁貸，就像梁應澤說的那樣：「官府學校共仇之。」於是婺源縣學也迅速出台了一項政策，表決心說「責在通學諸生，有不能辭者」，派遣船槽嶺附近學籍的諸生不時監督，一有發現，立刻向官府彙報。

這篇通知為梁應澤的手筆，頗有幾個耐人尋味的地方。比如他說龍脈被毀，是因為「向缺表章，是以官失呵護」，表面看是批評婺源官方漫不經心，其實是在指責萬曆皇帝的非法礦稅才是禍根；再比如他又說「礦以議包，何得妄鑿」，委婉點明了包稅與妄鑿的因果。

不過知縣譚昌言沒有立刻從諫如流。他和程世法身份不同，看待問題的方式自然也不一樣。身為本縣主官，譚昌言考慮更多的是婺源局面的穩定。

從府一級的視角，最為看重的地方上的兩項宏觀數據一個是稅賦，一個是科舉。前者關乎錢糧，後者關乎官場。婺源縣的官員反反覆復強調「秋闈不振」「縣學盛衰」，正因為這是徽州府最關心的痛點。

等一下，婺源知縣的名字，似乎不太一樣了。

程世法還特別指出，自從開挖船槽嶺，婺源境內災害頻頻，有兵燹、飛蝗、久旱、洪澇，甚至還趕上兩次山體滑坡。可見船槽嶺的龍脈不只關乎縣學文氣，還與整個婺源的氣數密切相關。

既然朝廷都取消礦稅了，那麼梁應澤趁機抱怨兩句，自然也沒什麼風險了。

在迴文中，梁應澤問了一連串的問題：「此嶺九_九_藏_書來脈自何山？其峰高若干？呈中崩洪、日、月、文筆、硯池各何所指？坐落何方向？何都圖？離縣學遠近若何？當地之民何以不遵？豈有奸豪主于中而鼓愚民以無忌？」

原來船槽嶺的開採規模太小，利潤又薄，礦監稅使們懶得親自來，而是用包稅的形式來收稅。所謂包稅，是這麼運作的：比如有一個叫張三的人，跑去跟李四公公說，船槽嶺太遠，不勞您親自關注，您把那邊的稅包給我，甭管我怎麼收，反正每年給您送來100兩銀子。李公公一聽，挺好，准了。張三拿著李公公的片子跑到礦上，讓灰戶王五、付六兩家開燒，統共收上120兩銀子，100兩給公公，20兩自己留下。

梁知府接到譚知縣的報告，讀出了其中關於包稅的微言艱難之意。不過譚昌言還算能幹，在縣裡把麻煩都擺平了，沒往徽州府踢。梁應澤聞弦歌而知雅意，也不必再深究了，大筆一揮，照準執行。

《金陵瑣事》里講過一件真事。有一個叫陸二的人，以販賣燈草為生。萬曆二十八年，他帶了一船燈草往來吳中，被沿途稅卡徵稅。一船燈草只值八兩，可陸二光是交稅就交了四兩。眼看往前又有稅卡，陸二一氣之下，把燈草搬下船，上岸一把火燒了。

這些問題問得如此詳細，說明徽州府並不完全信任婺源縣的保龍報告，要看更具體的數據。

船槽嶺一帶有很多私地，張家佔了這個山頭，李家佔了那個山頭。那些山民持有地契，都是合法私產。根據程世法的調研，灰戶們之所以如此大胆肆意，正是因為灰窯都設在私人山地內，自家地盤，我想挖啥誰也管不著。

開礦收稅，不開礦不收稅，這訴求挺合理的啊，可為什麼婺源縣的公告里沒提取消的事，難道是知縣大人給忘了？

這種稅如附骨之疽，沾上就脫不開。比如說，你今天開了一個汞礦，按照三成比例繳稅。挖了一個月，礦藏見底了，那稅還交嗎？還得交！那礦已經挖空了怎麼辦？不管，只要官府的礦場稅簿有你這麼一號，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銷掉。你開新礦也罷，繼續種田也罷，總之得把這筆稅補上。

名單再接下來，是之前鬧得最凶的那批鄉宦：汪應蛟、游應乾、餘一龍、汪以時、余啟元、余懋衡……在名單最後，是為此事一直奔走的縣學生員程世法等。

明代知縣的地位很微妙。他在一縣之內並非乾綱獨斷的土皇帝，更像是一個「各宜體諒」的協調角色。朝廷下發的訓諭政令要落實，鄉宦豪強的需求要安撫，貧民寒戶的生計要照顧，軍隊與地方的關係要斡旋，甚至連衙門裡的胥吏都不得不有所顧慮——諸房小吏都是世襲職位，熟知當地情形和文牘技術，真想搞出什麼貓膩，一個外來的流官很難查知。

原來在立碑的萬曆三十四年初，譚昌言父親去世，已經丁憂離職。禁燒保龍，是他在婺源縣做的最後一件事。婺源人感念譚昌言在這件事上的用心，特意在碑石落款處給他留了一個「前任知縣」的位置。

翻譯一下：長林抗議啊，是因為灰稅的事。當年包稅導致龍脈毀傷，這不光對咱們婺源縣和縣學的氣運有所妨害，對當初承包礦場愛護山靈的初衷，也有所違背啊。

最有意思的是，梁應澤提到灰稅時，用了一個詞：灰稅駕指。「駕」是聖駕，「指」是到達、去向，就差明說一句這稅是皇上自個兒收的了。

接下來譚昌言到底做了什麼事情，文獻上並無記載。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長林抗議事件后沒幾天，灰稅居然奇迹般地取消了。

接下來，公告里給出了官贖方案，催促各山的業戶儘快拿出地契，去婺源衙門辦理贖買手續，還規定了獎懲措施，先來的另外有獎勵，不來的要查究到底。

效果完全不一樣了。

最誇張的是縣學教諭仁家相，他撰文講到：梁應澤聞聽龍脈被毀，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怒斥「屠龍者罰毋赦」——這就近乎小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