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一說起灰戶乞活的事，余懋衡的排比句洶湧而來：「嘉靖甲子以前未燒灰，未賣灰，頑民依舊吃飯，依然種田。別都之民無縣龍可鑿，無灰可燒可賣，依舊吃飯，依然種田。茫茫四海，為商，為賈，為匠，為工，何技不可度活？」

婺源士紳們將所有相關的保龍文書都搜集起來，合訂成了一本書，叫作《保龍全書》，以期讓婺源後輩知道，曾經有那麼多人為了本縣文脈嘔心瀝血。

對於灰戶們的上訴，徽州府遲遲沒有回應的動靜。灰戶們沒著急，婺源縣那邊的金德義先慌了神。因為縣學士子和鄉宦告訴他，徽州府百分百支持保龍，肯定會立即駁回上訴。可如今上頭一直沒有動靜，這本身便代表了一種態度。

再有一個月，就是天啟元年（1621年）。按規矩天子是要大赦天下的，牢里這些犯人都是輕罪，肯定會被釋放，這一釋放，我們豈不是白乾了嗎？

這場混亂一直持續到十一月份才算消停。婺源知縣金德義停下來喘了口氣，這才想起來，牢里還關著一大堆灰戶待審呢。

尤其是他這個級別的官員，應該已經聽說明軍萬曆四十七年三月間在薩爾滸的一場戰爭中空前慘敗，接下來肯定又得臨時征派。這種大環境下，婺源保龍一事已然變得複雜化。倘若他一個錯判，灰戶們再去巡按或巡撫那裡上訴，可能這事就通天了。

要知道，這會兒已是萬曆末年，大明基層亂象已然萌生。尤其是從前年開始，朝廷面向全國開徵遼餉，每畝土地加征九厘。這筆加稅，加不到士紳們頭上，到頭來還是由自耕農承擔，全國農民的處境變得更加惡劣。

這十六名罪犯，一共罰銀十五兩七錢，已收入縣庫。是否還需要進一步懲戒，還請周知府酌定。

皇上駕崩了。

汪應蛟客客氣氣地給周士昌寫了封信，簡單寒暄了兩句，然後指責「豪民猶挾其故智，嘗試扞罔，且以乞生朧告台下」，直接給定了性是鬧事。關於灰戶提出的「乞活」訴求，汪應蛟駁斥說：嘉靖四十三年之前沒燒過灰，人家是怎麼活的？除了那四都，其他幾都也沒有燒灰，又是怎麼活的？

不過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沒想到，這一等，等來一個晴天霹靂。

其實余懋衡有點揣著明白裝糊塗，他寫過一篇《北鄉富敬堂記》，裏面分析婺源務農之艱辛，頭頭是道——說明他很明白灰戶為何鋌而走險。只不過為了龍脈安危，余大人也顧不上許多了。

四都居民的訴狀並沒有保留下來，但是從其他文獻對「刁民」的痛斥中，大概能猜出他們說的是什麼內容：現在稅賦太重，田地太少，如果禁止燒灰的話，百姓將無從活命，請求取消金知縣的嚴打政策。

余懋衡為婺源縣學寫了一封公開信，算是戰前動員書。這封信可稱得上殺氣騰騰，劈頭就說：「頑民違禁鑿龍，椎銳之聲，火焰之氣，十余里內若裂若開，意欲何為？」

於是婺源縣衙上下齊動員，從知縣到縣丞、典史、主簿，再到諸房官吏，全衝到牢里進行突擊審訊。

事實上，流傳至今的《保龍全書》一共有五冊。我們看到的這段經歷，僅僅是第一冊涵蓋的內容。此外還有《續保龍全書》，記述了康熙年間先後兩次保龍運動的始末；第三冊單獨記錄了一個叫施大任的人在乾隆年間的保龍訴訟經歷；第四冊記錄了乾隆年間的保龍運動；第五冊則講光緒十六年（1890年）到十七年（1891年）之間的龍脈九九藏書燒灰大戰。

《保龍全書》編纂完成之後，請來縣學教諭何儉做跋。何儉在回顧了六十四年來同謊言、愚蠢和膽怯的鬥爭之後，動情地寫下一段話：「星源半殘之龍永保無虞，而絕盛之文運再振於今日矣。」

給汪應蛟私人交代完以後，徽州府從程序上，正式駁回了所有灰民的訴狀，並且指示金德義知縣，要全力配合燒灰專項治理工作的開展。

這個角度可以說是高屋建瓴，深悉人性。你跟官員們陳說民間疾苦，未必能讓他們感同身受，但一說這事有礙於仕途，保證會引起高度重視。

朝里怎麼打的，那是另外一個話題。總之，汪應蛟也顧不上管婺源的事了。

如前文所述，婺源地理決定了兩者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雖可憑強力壓制，但只要官府稍有鬆懈，便會重燃戰火。何教諭「永保無虞」的夢想，終究只是一個夢想罷了。

徽州知府周士昌拿到這些狀子，可犯愁了。婺源保龍這事爭了許多年，前因後果他很了解，但這次告狀的人上升到了遼餉的高度，著實不好處理。

天子的礦稅、自家的兵餉，他都頂得住，何況區區遼餉？

此時的徽州知府叫周士昌，四川內江人。他開年一開衙，還沒跟同僚道賀，便被鋪天蓋地的狀書給淹沒了。

縣學的學生們一片歡欣鼓舞，覺得金知縣真是趙侯再世。沒想到，金德義的這個做法太過簡單粗暴，反而引起了強烈的反彈，逼得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的居民們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連續兩帝即位，別的不說，光是改年號這事，就夠基層忙一陣了。在這段時間里，婺源縣留下來的文獻資料特別混亂，尤其是落款日期，一會兒是「萬曆四十八年十月」，一會兒是「泰昌元年九月」，簡直無所適從。

下一任趙昌期更慘，以曹郎終。曹郎是指六部之下的各司主官，趙曾擔任南京兵部主事。

婺源縣的人品，在這一次差點中斷的科舉中突然爆發了一次。別看鄉試的婺源新舉人只有兩名，分別叫胡士昌、張作楫，可闖過崇禎元年會試、殺到金鑾殿上的婺源人足足有四人之多。

這麼大規模的審判，按流程應該向徽州府報備。可周知府怎麼也沒想到，連元宵節還沒出呢，他們便心急火燎地把名單提交上來了。算算時間，恐怕婺源縣的官吏們，這個春節都是在牢里審著犯人過的。

下一任馮開時，只在戶曹混了一個候補主事。

真正要說時運不濟，只有趙昌期一個。這位勤懇實幹的官員，在萬曆四十六年去世，以南京兵部主事終。以他的才幹和背景，只做到這個級別的官位，確實挺可惜的。可他對婺源的貢獻最大，高人感念恩德，筆下留情，只說他「以曹郎終」，並沒去刻意渲染。

是的，從此以後，士子們終於可以安心讀書，繼續輔佐聖主于盛世。這一場漫長的保龍運動，總算轟轟烈烈地落下帷幕……

這個成績，跟昔日盛況沒法比，但比前幾年總算強一點。風水論者紛紛表示，你看，龍脈的影響立竿見影啊。

一下子，立意就高了，性質從保龍上升到平叛。

嚴格來說，汪應蛟還沒有致仕，仍是官場中人。他的兵部左侍郎，穩穩壓徽州知府一頭。只不過這時候他因為要養奉父母，留在婺源沒去上任。

這個懲戒是可以刑贖的，其實相當輕，周士昌寫了八個字的理由：「鄉愚罔利，如蚊撲燈。」意思是，這些人太蠢，總干這種自取滅亡的事，嚇唬嚇唬得九九藏書了。

余到底是進士出身，幾句論述，灰戶囂張氣焰，躍然紙上。他緊接著筆鋒一轉：「聞雖拘拿數人，照舊鋤石燒灰，視衙門若兒戲，此亂象也。將為兵火城郭之憂，豈止科第財富之凋殘已耶！」

其實以金德義的許可權，足夠給這十六人判罪了。不過這一次行動，畢竟名義上是周士昌敦促而起，請知府來親自定罪，顯得這件事辦得有頭有尾，把功勞歸於徽州府的高瞻遠矚。

馮開時在任那幾年，四都居民已經不像從前那麼彼此敵視了，養出了一套抱團的策略。這次金德義一下狠手，他們立刻分散開來，把灰窯往深山裡挪，不再互相舉報。官府的人過來問話，誰都不會開口。

從這段記載可以看出，灰窯幾乎都是家族式作業，一窯一戶，或兩家聯合，最多摻雜一兩個外姓人。窯歸家族共有，每個族人都有細股可分。所謂囤戶，實際上是家族中帶頭之人，和一般礦主還有區別。

可是接下來的天啟四年（1624年）鄉試，婺源只有一人中舉；再到了天啟七年（1627年）鄉試，只有兩人中舉。風水論者又說了，龍脈譬如人體，久痾必內虛，須徐徐浸補，方有靈妙——再等等看。

有這麼一位額頭生角的狠角色壓陣，自然讓莘莘學子士氣大振。

在婺源山區那種地方，如果得不到當地人的配合，官府想實行什麼政策當真是寸步難行。船槽嶺燒灰游擊隊深諳十六字方針：「敵進我退，敵退我鑿。敵駐我睡，敵疲我燒。」跟官府周旋起來。金德義的高壓政策聲勢很大，可實際效果並沒那麼明顯。

審結申詳稱：婺源縣一共查獲十七都灰窯四座、十八都灰窯兩座，一共拘捕了百餘人，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了此前曾出場的兩個囤戶俞辛宇和程濟，不過兩人已經病故，於是又從俞、程兩家各抽出一人頂罪。

這個消息從京城傳到婺源縣，差不多是八月底的光景。金知縣緊急叫停了巡察工作，把所有人都召回來。天子駕崩，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汪應蛟是萬曆二年（1574年）的進士，歷任濟南參政、山西按察使、天津與保定巡撫、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可以說是一步一個腳印，全靠地方實績升上來。

得，所有準備工作，從頭再來一遍吧！

二月十六日，直隸巡按察院正式發布了公告，除重申了龍脈保護區的範圍之外，這一次還強化了懲罰措施：「鑿山之家，罄其資產入官，重示枷示。」

官員的辦事原則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懲，以嚇阻壓製為主，不求根治問題，只要別在我任內出事就好。仔細回想一下，歷任知縣——除了趙昌期之外——對待保龍的態度，實際上都未曾偏離過這條主線。

先是汪應蛟、余懋衡等人領銜，會同幾十名鄉宦聯名上書，請求金知縣保龍嚴查。然後金知縣擲下令牌，委派縣丞黃世臣親自帶隊，會同縣學的生員督查隊，氣勢洶洶朝著船槽嶺撲過來。

遼餉這事，換了別人，不提是因為不敢提。唯獨對汪應蛟來說，不提是不屑提。

大明律有規定，如果對縣級主官的政策不滿，民眾可以一級一級向上申訴。四都灰戶抓住這個機會，每一戶發起一樁訴訟，直接把知縣金德義告到了上級徽州府。

說干就干！

在信箋的末尾，汪應蛟動情地請周知府「為敝邑造千百世之福，士人千百世之感也」。

汪這種大人物，越是客氣，壓力越大。周士昌接信之後，頓覺reａd•９９cｓw•ｃoｍ棘手。他忽然想起來，還有一個遼餉的問題沒解決，反覆讀了幾遍汪信，裏面卻隻字未提。周士昌再仔細想了想，才體會到其中門道。

天啟七年八月十一日，秋闈剛開始考，天啟皇帝撒手人寰。

他這一死不要緊，這一科來年的殿試沒人主持了。好在天啟的弟弟朱由檢很快即位，改元崇禎。崇禎皇帝宣布這一科不中斷，來年正常舉辦會試和殿試。

回顧婺源縣與灰戶之間的一系列鬥爭，從嘉靖四十三年到崇禎元年（1628年），邇來六十四年，一個多甲子的時光，太不容易了。有人提出一個建議，那一篇篇煌煌如星日的呈文憲詞，那一位位或賢或愚的父母官，士紳們的備極辛勞、學子們的勠力盡意，若不能留書後人，豈不是太可惜了？

金知縣那邊，緊鑼密鼓自不必說。縣學這邊，更是戰意騰騰，士紳們推舉了一位叫余懋衡的官員前來督戰。

好在朝廷體恤基層窘境，宣布這一年八月之前，算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之後，算泰昌元年（1620年）；從次年正月開始，再按天啟紀年算。有些鑄錢的工坊，索性把兩個年號合在一起，鑄成合號錢。

天啟元年正月十一日，知縣金德義、縣丞黃世臣、主簿黃師正、典史李芳四人，具名寫了一封長長的審結申詳，提交給徽州府。

不過訴訟這條路就算了，一打起官司來可拖不起。婺源的重量級人物很多，他們推舉出身份最高的汪應蛟，以私人身份給周士昌寫了一封信。

泰昌皇帝的去世十分蹊蹺，引發了震動朝野的「紅丸案」。此時保龍運動的推動者汪應蛟已經回歸朝廷，擔任南京戶部尚書。泰昌帝死後，他和禮部尚書孫慎行、左都御史鄒元標一起上書，指責首輔方從哲引發朝中大臣們彼此攻訐。

這一場官民之間的對抗，一直持續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年初。所有人都以為春節之後官府會有所進展，卻沒料到最先來到的，是四都灰戶們的一次反擊。

知縣得組織全縣軍民服國喪；得籌備祭禮祭品；婺源縣是木材大縣，搞不好還會被臨時征派上等梓木——這是老皇上的事。還有新皇上的事：改元泰昌，那麼縣裡的一應文牘案卷都得準備用新年號；登基還有大赦，縣獄里的犯人哪個能赦哪個不能，也得提前議處；知縣還得打點行裝，進京朝覲新君。總之接下來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保龍的事，可以暫緩一下。

拖吧！

不過在做這本書時，編簒者們有意無意地只收錄了自家和官府的各類文書，對於灰戶、囤戶的狀書、抗辯、呈文等一概不取。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群姦邪愚民被婺源賢達打敗的正義故事。我們只有深摳字裡行間的記載，才能聽見那些灰戶的一絲微弱吶喊——史書編撰權有多重要，可見一斑。

其實仔細分析的話，這份倒霉名單根本名不副實。比如趙崇善、朱一桂、徐良彥三人官至正四品，譚昌言更做到從三品。雖說是閑職，但也不至於被說成仕途蹉跎。這若是蹉跎，那什麼才算仕途順利？當到皇帝嗎？

這位不知名高人的思路著實刁鑽，他一口氣列出了婺源縣前後十三任知縣的履歷，提煉出一條規律：「地理之關於人事，豈不響應。」歷任婺源知縣因為龍脈受損的事倒霉連連，官路坎坷，沒一個過得好。新來的知縣大人，您自個兒掂量掂量吧。

明代打官司有一個特點，無論上下，都喜歡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九_九_藏_書立於不敗之地，誰反對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對朝廷。婺源灰戶的狀書挾遼餉以制府縣，一點也不奇怪。

消息傳回婺源，學子士紳無不興高采烈。多年的保龍大業，終於結出了碩果啊。

最後余懋衡呼籲廣大學子：「殘縣龍以射利，不仁甚矣！自殘其龍，自傷其脈，不智甚矣！吾輩若不亟為力禁，坐視凌夷，亦不得謂之仁，不得謂之智矣！剝膚之災，堅冰之禍，勿謂吾言不驗！」

他找到婺源士紳們，抱怨說聽信你們一面之詞，現在我要吃掛落了。士紳們一合計，不能坐等，得主動出擊。

政策一拳緊似一拳，直殺得灰戶斂跡，囤戶收聲。在馮開時任內縱容出的燒灰大潮，再度被官府強力地壓制下去。金德義主持的這一次嚴打，效用昭彰，船槽嶺下再沒鬧過什麼燒灰鑿山的大事，山林一直沉靜安詳。

這個判決，再一次顯示出地方官員的治政原則。像這種波及幾個鄉數百人的大事，官員很少會趕盡殺絕，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誰也沒好處。

余懋衡也是個朝野知名的人物，萬曆二十年的進士。他在陝西巡按任上時，公開舉報稅監梁永貪瀆，差點被後者毒死。兩人大斗一場，結果是梁永撤回御馬監，余懋衡也丁憂回家。後來他被啟用為大理寺右寺丞，可惜身體不好，正在歸鄉養病。

才怪。

周士昌拿到報告，對金知縣的這個分寸拿捏很滿意。如果真把那一百多人都判了罪，搞不好會引發地方震蕩，絕非官員所願見，揪住首惡十六人，不多不少，恰到好處。於是周士昌提起筆來，擬了一個「杖三十」。

周士昌領悟到這一層，顧慮盡去，當即修書一封，客客氣氣地表示：「日前奸民朧告乞生一詞，類有數紙，初亦准其一。行縣查勘，不謂次日又來苦訴，若扼其吭而奪之食者。然此種十詞九謊，有何成心。」

汪應蛟在官場上是有名的抗稅高手。萬曆搞礦稅時，他屢次上書公開反對，還差點幹掉兩個天子的親信礦使王虎、王朝，名滿天下。他在天津帶兵時，兵餉不夠，一般官員會上書請求撥款或加稅，只有汪應蛟一分錢不要，帶人引水改造，生生把葛沽、白塘一帶的5000畝鹽鹼地溉成了水田，從此屯田足可濟軍。

七月二十一日，萬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終年五十八歲，漫長的萬曆時代落下帷幕。他的長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

那位高人為了論證十三位知縣都倒霉的論調，只好硬說這幾位還爬得不夠高，職位不夠重。這種先立論點，再扭曲論據的做法，值得後人學習。

這場轟轟烈烈的專項治理運動，持續了足足一個月，然後在八月底戛然而止。

附：本文得益於佘偉先生點校的婺源《保龍全書》、廖華生老師的《士紳階層地方霸權的建構和維護——以明清婺源的保龍訴訟為考察中心》，以及特別感謝社科院阿風老師提供的《婺源縣誌》電子版，免去了我去圖書館抄書之苦。

用當時婺源巡諭何儉總結的話說：「保龍之法，在巡視之有方，巡視之方置司官上也，權假候缺之司鎮之次也。」意思是，保龍成功的關鍵，還得靠領導重視啊。只要官府真心想管，就管得了。

正式開戰的日期，定在了萬曆四十八年的八月。

糟糕，得抓緊時間了！

金知縣初來乍到，情形不熟，並沒有採取趙昌期那一套有節奏的「內鬥」之計，而是直接調集人手前往龍脈，誰鑿岩燒灰抓誰。一時間雞飛狗跳，不少灰戶和囤戶來https://read.99csw.com不及躲避，紛紛被捕下獄。

具體到婺源縣裡，本來田地就很貧瘠，遼餉一加，老百姓更沒辦法種田維生了。他們選擇做灰戶鑿山，實在是因為活不下去。

這一拖，就拖到了萬曆四十八年的夏天。

沒想到，計劃沒有變化快。婺源縣準備得差不多了，京里又傳來消息，泰昌帝即位不過一個月，突然病逝。現在是由泰昌帝的長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啟。

這次清查，可謂是摧枯拉朽，犁庭掃閭。龍脈嶺上的灰窯又一次被一掃而空，光是拘押的就有幾十人，連坐者更多。金德義甚至公開表示，這一次絕要嚴懲：「若稍從末減，則雖欲禁之不過隔靴搔癢耳。」

這句就更狠辣了。這些人私自燒灰，連官府都不放在眼裡，如果不管，恐怕是要化身流賊謀反啊。到時候，倒霉的又豈止是教育部門。

不過周士昌覺得光自己批准，還是有點不踏實，又去找應天巡按易應昌，請他背個書。應天巡按相當於省高級法院院長，他們發布的禁令，最具威懾力。

他準確地把握住了分寸，一口咬定灰戶們是朧告——朧即含糊不清，類似於莫須有，是十詞九謊。既然他們說的都是謊話，燒灰助遼餉什麼的自然也是瞎說八道了。

也就是說，灰戶們並沒有在明末徹底銷聲匿跡，反有愈演愈烈之勢。此後的保龍戰爭幾乎貫穿了整個清代，訴訟交加，其中詭詐離奇之處，一點也不遜色于明代保龍。

跟他相比，無論年紀、資歷還是官職，周士昌都只是個小字輩。

連「勿謂吾言不驗」都說出來了，說明真的要開打了。

這一次聯合執法，力度空前，真正細到一窯一戶一地，逐一查實。事後黃世臣寫了一份工作報告，簡單引用一段，感受一下其細緻程度：

汪應蛟隻字不提，是在暗示周士昌：你不用怕別人扯遼餉的事，朝廷有什麼問題，儘管往我這兒推。

其中張作楫考了三甲二百六十六名、胡士昌三甲二百一十七名、余自怡三甲一百六十五、汪全智考得二甲五十四名。就數量而言，已與歷史最高紀錄持平。

這一年的八月，恰好又是秋闈鄉試。這一次婺源學子中了三個舉人，其中兩個人是婺源本籍，分別叫汪全智和余自怡。在次年的春闈和殿試中，還有一位婺源籍舉人汪秉忠得中三甲。

灰戶的這些狀紙，還把遼餉的事拿出來當擋箭牌：為了更好地支持遼東戰局，我們多賺銀子多交稅，可一旦禁灰沒收入了，遼餉也會受影響，難道你們為了婺源龍脈一己私利，要置國家大局于不顧嗎？

十六個首犯被判刑，沒什麼，那點罰款不算疼。但這個查抄家產，可就太重了，不說官府有沒有這個執行力度，就是被垂涎自家的鄰居誣告一下，也受不了啊。

原來只是罰錢了事，這次是直接查抄家產，算得上從重治罪了。周士昌轉發這道禁令時，還叮囑說，罰沒家產不得拿去做別的，要用來資助那些貧苦的讀書士子。

「里長施時高，引至十七都小嚴前，有窯一所，查出窯戶呂乞、呂正、呂愛、呂芝、呂奇、呂呈等；樓下有窯一所，查出窯戶洪澤、洪星、洪新壽、洪三保、洪福忠、洪互等；外施村有窯一所，查出窯戶何興、何德桂、洪象、洪善、汪虎、方子等；戴貳拾塢有窯一所，查出窯戶程法互、程新明、程高、程文辛、詹華，以上司窯俱在十七都地方……藏在窮源幽塢。」

這份呈文的震撼效果，真是立竿見影。金德義讀完以後，對保龍的態度一下子變得積極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