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因為雪，它已不再像卡爾斯美麗、富有、快樂之時那樣落下。中產階級家庭，曾在蘇聯及其解體之後的一個時期內，與俄羅斯人做生意；曾在卡爾斯河進入冰凍期時，在河上滑冰玩耍；曾乘著雪橇穿游城市，盡情地嬉鬧——這些人，後來紛紛舉家離去。他們走後，白雪也就拋棄了這座城市。如今，卡爾斯的雪，便再無往日的充沛和豐腴了。

我的另一個印象或許也是錯覺：這裏的生活顯得有些卑微。人們也是如此：坐在咖啡館里，或是漫步街頭，我所遇到的當地人在我看來，往往比小說中的人物更為簡單和質樸，後者來自卡爾斯之外。或許，是日常生活（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生活）使我產生了諸如此類的印象。或許，要是在某個特殊時刻，也會有自殺或謀殺事件，就發生在我曾經半醒半睡的咖啡館，而生活又會看似稀鬆平常地繼續。

小說中的政治災難（以及貧窮等諸多不幸）也是整個土耳其的遭遇，只不過在此處沒有那麼激烈。或許也曾激烈過，只是人人都忘記了：是這裏的街巷讓我產生了這種感覺。當然，那一定是我的錯覺。

門打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隨後又跟進一個。「朋友們，早上好！」「朋友們，早上好，祝你們好牌運！」（因為另一張桌子上，遊戲又開始了）。現在，是早上八點半。還有整整一個冬日要打發呢。賣餡餅的小販走了進來：「餡餅，餡餅，餡餅！」為什麼我喜歡坐在卡爾斯的茶室里，特別是這家團結茶室？餡餅小販又來了，頭上頂著盛滿餡餅的托盤。我想，也許就是因為這些，這裏的「大清早」才能讓我很好地寫作。早上，我穿過陰冷、空闊、寒風凌厲、空無一人的卡爾斯街道，總覺得自己能寫出一切，並且將一氣呵成。任何事物都令我興奮不已，而我的筆尖，會將一切令我興奮不已的事情描述。茶室牆上有一面掛歷，一幅阿塔圖爾克的肖像；室內還有一台電視（就在一刻鐘之前，他們關閉了聲音。上帝保佑，但願在這次曾經中斷的會議上，總理和總統能達成一些一致意見），百無聊賴地搖晃著的椅子，煤爐的煙囪，以及紙牌、髒兮兮的牆面和硬邦邦的地毯。

後來，曼紐爾帶著他的相機過來了。我們在優素福帕夏大街上漫步，這是卡爾斯最美麗的地區。伊斯邁特帕夏小學就坐落在一棟美麗的俄式古建築里。從頂層敞開的窗戶，傳來老師聲嘶力竭憤怒呵斥學生的聲音。「如果我們能進去的話，我真想拍張照片。」要是他們把我們扔出來怎麼辦？「九九藏書他們也許會認出你呢！」曼紐爾說。

今天早晨，那個餡餅小販又到團結茶室來了，頭上依舊頂著托盤。我正想著這些事情的時候，團結茶室里和我坐在一桌的朋友們聊起了失業問題，談到了在茶室里那種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的感受。「記下這些了嗎？」他們問道，「記下來。共和國總統養活了我們公民。總統是個好人。其他人只知道偷摸，投機取巧。記下來。議員們年薪二十億，他們還要剝奪我們的權利，賺取上千億。記下來，再記下我的名字。寫吧，寫吧！」

對我來說，為了讓自己相信我的故事，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經常需要描述的，並非真實的卡爾斯，而是我想像中的卡爾斯，它是我必須講述的故事。而且，只有當我講述內心故事的時候（儘管充斥著政治暴力），一切對我來說才會變得美麗。另一方面，這種交替使人們認清在心底深處確實存在、我也無意去揭露的謊言與困境，以及隱約存在的良心悲痛和內疚。這種焦慮的另一個原因是，我非常清楚，我的小說會令卡爾斯的朋友難過——比方說賽宰先生，或那個彬彬有禮的市長，他們都對我期望甚高。我於是一直處在矛盾之中。只要我一打開錄音機，只要我想尋找關於卡爾斯該寫些什麼，每個人就會異常激昂地開始抱怨貧窮、政府的疏漏和壓迫、不公正，以及殘忍和冷酷。我向他們表示感謝時，他們都會說：「把所有這些都寫下來吧！」但同時又補充道，「不過，寫寫卡爾斯的好處吧。」可他們告訴我的，卻根本沒有什麼「好處」！

他們從不擔心我離他們太近，聽到他們的談話。一個人會說：「是的，他在寫東西，他是個記者」；另一個會問：「他在寫什麼呢？」早上，團結茶室幾乎空無一人。房間的另一邊，擺著一張桌子，約莫八點開始，就開始有人圍在那裡打牌了。那邊，有個不到四十歲的男人，總愛說自己多麼幸運。另一張桌子上，兩個退休男人相對而坐。他們一面聊天，一面打量著那個自詡幸運的男人。不一會兒，自詡幸運的人將視線從牌桌上挪開來，開始講一些有關艾傑維特總理的笑料。他的談話，總是和總理與總統間荒謬可笑的爭吵有關。他一會兒說艾傑維特又要到電視上來抱怨總統了，一會兒又揚言股票就要崩盤，土耳其貨幣就要貶值了。這時，坐在鄰桌的某人會附和幾句。咖啡室里另有十二個人（我目測了一下），皆圍爐而坐，離我約有三步之遙。他們看上去很疲憊，毫無生氣地read.99csw.com開著玩笑。這裏滿是「大清早」的氛圍。「別這麼做，別那麼說，這可是大清早！」爐子熱起來了，甜美的溫暖撲到我的臉上……此時，團結茶室陷入了寂靜。

坐在團結茶室的人們，儘管貧窮，卻不是卡爾斯境遇最糟的人。例如，剛才我和他說話的那個人是個紳士，曾經有過工作；其他人，有的做過生意，後來失敗了；有的曾是醫院主管、部門經理，現在退休了；有的人有自己的運輸車。但是如今，他們都無所事事了，就像上次我們在這裏遇到的那個破產的裁縫（他曾經擁有不小的服裝廠，織布機有十二架）。這些人都曾富有，也獲得過成功。這是團結茶室與其他茶室的不同之處。光顧其他茶室的，幾乎都是絕望的無業人群——他們是文盲，居住在城市的貧民區內。而我們在這裏看到的，卻是老式綜合俱樂部的延續。

我們再次走上街頭，沿著已經冰凍的卡爾斯河還有那些鐵橋，走了很久很久。這裡是我最喜歡的地方之一。但無論何時，即使是大白天走到這裏，我仍會感到難以承受的哀傷和挫敗。現在，小說寫了大部分，已經接近完成，但它如今就像這城市一樣向我壓來。現在，我只想埋頭創作小說。這城市彷彿再無秘密可言。我們參觀了一座建築，它曾是俄羅斯領事館的所在地。過去的日子里，它曾是某個亞美尼亞富豪的私人住宅。後來，俄羅斯軍隊佔領這座城市，他們趕走了亞美尼亞人，將這裏變成了自己的軍事總部。再後來，城市回到了土耳其人手裡。共和國初期，這棟樓房屬於某個亞塞拜然商賈，此人曾與俄羅斯人做生意。之後，它被租給了蘇聯人做領事館。如今，這棟樓又為居住在此的家族所有。一個好心人帶我在其四周參觀時說，他們可不是租下的這棟樓，這個家族買下了它的所有權。

「你又回來啦，對吧？」他說。

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在於，我寫這部小說並非想要再現這座城市：我所期望的，是把自己對城市氛圍的體味，以及它給我帶來的困惑投射到卡爾斯身上。還有雪，多年以來，在我構思這部小說之時，它浮現於我的每一個夢境。我需要這綿綿不絕的雪，將書中的城市與土耳其其他地方隔絕開來……

在小說里，我將這裏描繪成一棟更大的豪宅，也並未將其賣給現在的所有者，而是租給了一所宗教學校。真正的宗教學校實際上距此很遠，坐落在山腳下。為什麼我要作這樣的小調整呢？我也說不清楚，只是想這麼做，如此而已。也許這會使小說更可信，更真實。不管怎樣，在我的小說中，九-九-藏-書宗教學校的地理位置並不具有特殊意義。同時，諸如此類的小調整可以使小說跳出「現實」的窠臼，從而更有利於我的寫作。

20世紀70年代的后五年間，卡爾斯經歷了極端暴力時期。政府和情報機構用高壓手腕改變了城市的歷史進程。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庫爾德游擊隊奮起於群山草莽之間。除此而外（或許正因為如此），談論政治暴力或政治災難被視為近乎無理的行為，近乎令人羞恥的夸夸其談——彷彿我在說謊。是的，一個真實的謊言。

他們果真認出了我們，把我們請到教師辦公室，為我們端來了茶和香料。我和一些老師握手致意。沿著高高的走廊走下來，經過那些門窗緊閉的教室，我們幾乎感覺得到裏面的擁擠。看著美術老師畫的那幅阿塔圖爾克巨幅肖像，我們心想，在這樣一所學校里做學生，究竟意味著什麼？

他取下掛在牆上的外套，我也回到了寫作之中，在筆記本上塗寫。他拿著外套，起身離開團結茶室，同時大聲對我說：「去寫吧，寫寫大家要向政府官員交多少苛捐雜稅吧！寫寫官員們控制了多少卡爾斯的煤炭！」

我回到了團結茶室。一早我就開始在那裡寫東西了。一個年邁的老者試圖和我攀談。說他年邁，但實際上也許並不比我更老。他體格魁偉，頭髮捲曲，戴著帽子，身穿灰色夾克，看上去非常健朗，嘴裏還叼著煙。

從踏進卡爾斯的第一天開始，我就不斷告訴自己，此行真可謂明智之舉。我如此喜歡這座城市，喜歡它美麗、破舊的老式建築，寬廣的俄式街道，以及特有的地方氣息，和那種被世界徹底遺忘的感受。正因為如此，我才滿懷激|情地聆聽人們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們的故事。我帶著小小的錄音機和攝影機，從臨時搭建的帳篷到黨總部大樓，從鬥雞娛樂場所到政府辦公室，從小報社到茶室，來回穿梭，採訪那些渴望對我講述的人們。我一共收集了二十五到三十個小時的素材。用我簡陋的照相機，拍下了感興趣的一切。我記得，第一次前往卡爾斯的最後一天，我來回奔波，竭盡全力地記錄一切，一個當地警察還緊緊尾隨在我身後。每次訪問卡爾斯，我都會一早前往柏里客茶室（即團結茶室），在筆記本上匆匆記錄我的思緒。此外，除了收集這些素材（我真不喜歡用這個詞），我還要不斷記述的，並不完全是我對卡爾斯及卡爾斯人的印象，還包括我頭腦中的故事雛形。

「這兒沒有一個人感到快樂，一切都是被禁止的。」有人說。卡爾斯的每個read.99csw.com人都在抱怨；沒有人感到快樂；每個人都處在痛苦崩潰的邊緣。即使城裡尚有片刻寧靜和安穩，以及奇異的平和氛圍，那也是因為，滿街皆是悲哀和無助卻努力表現出和平模樣的人們。政府壓制一切變革的可能，甚至不惜以武力鎮壓。快樂已是遙遠的另一回事。當然，這是在寫小說時，我自己的感覺。我感到自己內心浮現的，並非因無法分擔這些人的命運而感到的內疚，而是一種絕望之感。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在看得見的未來，這裏絲毫不會有發生重大變革的希望。但還是讓我相信有這個希望，並且是由衷地相信吧。讓我懷著如此的信念來寫小說吧。我能為卡爾斯人做的最大好事，就是誠心地寫作，寫一部好小說。

我記憶中第一次前往卡爾斯，是在二十五年前。城市的陰冷、它夢幻般白雪皚皚的冬季，這些都是最初的動因，令我深信我必將有一部小說紮根於此。因此，在完成《我的名字叫紅》之後，我來到了卡爾斯，口袋裡裝著一則從伊斯坦布爾《晨報》（Sabah）上剪下來的新聞報道，並開始尋訪城市的美麗和它的白雪。因為我深信，我的故事將在此生髮。而我的目的，絕不僅僅是記錄卡爾斯的故事，聆聽它的居民在我耳邊喃喃低語的那些或悲或喜的傳聞，而是要實現我的最初想法，寫一部關於卡爾斯的小說。

我們還參觀了城市第一座「複原的官邸」，就在學校旁邊。一位安卡拉建築師買下了這棟美麗的建築，為它耗費了大量資金，將其修繕成了時尚裝潢雜誌喜愛的那種風格。卡爾斯窮成這樣，竟有如此富庶、奢華的建築，真是咄咄怪事：你一方面對其精美讚賞有加，另一方面又覺得這麼說幾近殘忍。

一個畫家，竭盡一生光陰，最終能以最迷人的方式畫出一棵樹時，當他用藝術語言使這棵樹復活，然後帶著創造的喜悅再次回到畫中，看看那棵樹，此時他必定會有某種挫敗感，甚至會覺得自己被出賣了……今天，我走在卡爾斯的街頭，就有這種感覺。我仍將繼續漫步，體味迄今為止那街道仍賦予我的深深的孤獨感和隔絕感。

這是我在卡爾斯的最後幾個小時。我再也不會回來了。我沿著結冰的路面走了片刻。每次知道自己即將離開卡爾斯，我彷彿總是有著難以承受的深重憂鬱。簡樸的生活、溫存的友誼、親昵的感情、脆弱的生命和它的延續，以及身處時間流逝緩慢之地的感觸，所有這些都將我和卡爾斯緊密連在一起。

這是我第四次返回卡爾斯。早上十點，我和攝影師朋友曼紐爾抵達這裏。我們在街頭漫步，一整天都在聊攝影。之後，我的情緒奇怪地低落下來。已經是第四次涉足此地了，卡爾斯再也不像往常那樣令我興奮。這些街巷，這些老式的俄羅斯建築、陰鬱的庭院、破敗的茶室——整座城市深深的憂傷，它的孤獨和美麗——我再也不堪忍受這些，再也不希望將其寫入小說了。我的大部分小說，有五分之三描述過這個地方；有時我會將現在這部小說稱為《卡》（Kar即雪），有時又會稱之為《卡爾斯的雪》（Kar in Kars），它也已經完成構思。我知道它會是個什麼樣子，我將如何從這座城市，從它在我內心激起的孤獨和隔絕感中來採擷素材。此刻我所思考的，並不是卡爾斯這座真實的城市，而是小說《雪》（或《卡爾斯的雪》）。我也明白，這座城市的擁擠，它的街巷、居所、樹木、店鋪，甚至某些人的面容，構成了小說的內容。但我同樣知道，小說中的城市仍然不像這座真實的城市。九*九*藏*書

在卡爾斯，「伊斯蘭政治運動」並沒有小說中描寫的那麼激烈。另一方面，直至昨天，市長才告訴我們，在伊斯蘭政治的影響下，亞塞拜然勢力開始慢慢消退；那些本要去伊朗庫姆求學的人，對其什葉派身份也已頗感厭煩。哈桑·侯塞因·卡爾巴拉宗教典禮即將在此舉行，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他說這話的時候，餐廳服務生正打開爐蓋，用鉗子往裡面加煤。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坐在卡爾斯的茶室里，打開錄音機，周圍的人就會開始對我傾吐他們的不滿，包括煤炭價格不斷上漲。這會使你明白，當我手裡拿著筆記本，在茶室附近轉悠時，人們是怎麼看我的。很少有人知道我是作家，即便知道，他們也不清楚我只是想寫在卡爾斯發生的小說而已。當我說我是記者時，他們立刻會問：「是那家報紙的？有一次我在電視上見過你。寫吧，記者，寫吧！」

今天早上，我五點半醒來。天已經亮了，但街上空無一人。我坐在賓館里的小桌子前，桌子上鑲著鏡子，我開始寫作。在卡爾斯，只有這麼早的時分，在這裏醒來，知道自己將再次穿越荒涼的街道，再次步入那間茶室，然後潦潦草草地作些記錄，我才會感到高興。猶如每次即將返回伊斯坦布爾的時刻來臨之際，我渴望把整個卡爾斯都記錄下來——它哀傷的街巷、狗、各類茶室，以及理髮店——把它們留在膠捲上，將其埋藏。

我站起身，和他握了握手。「是的，我回來了。」我笑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