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告訴你。巴里斯住在Plaza酒店。」女人說。

「真糟糕，」她終於說話了，「他們不再要紐扣了。」

「Plaza酒店是上流人住的地方。」男人說。

人們可以兩手空空從商店和舞會出來，但是在紐約，你沒有理由不飽眼福。

「他們還沒賣完我給他們做的紐扣。」

「嘿，夥計們，看看我的新手錶。」一位警察說。

「法律。」她說。說這個單詞時，她的嘴唇團成圓形。

「嫌疑犯在這棟樓里失蹤了。我們到處都找不著，法官只好推遲聽證。你可以走了。」

紐扣實際上指的是手鐲。她在木珠和耳環上作些花樣設計，然後兩塊錢一對賣給某個小販。那類小販通常是醜陋的老太婆。她不再記得，她為什麼把手鐲叫做「紐扣」，也許是因為這些手鐲看起來像紐扣。

她走了。我看著她穿著高跟鞋走過大理石地板。看著她走路的姿勢，我忽然想起一個人用手指比劃著別人走路的樣子。她進了法庭的門，不見了。到現在，我已經沒心思看表了，也不知道我已在那兒待了多久。我什麼也沒做，只是坐在那長椅上出汗。我不知道那個警察的新手錶是不是壞了。我站起來，又看了一眼曼哈頓聳入天際的輪廓線，那裡好像汽霧升騰。我凝視著天上的雲，想從它們那裡讀出什麼含義。過了很久很久，公訴人又現身了。

我以為他還會打電話。他沒有，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有些不安。一個月後，我碰巧又看到了三角形的、幽靈般的光柱從格柵投射到地鐵站的月台上，我決定去找他。這一方面是我想把他搖醒，攪亂他安寧的心境，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很好奇。我在布魯克林電話簿里找到他的名字。一個女人接了電話，但不是他的妻子。她要我再也不要打那個電話了。這個電話號碼的前主人已經死於一次車禍。

「他們會的，」男人說，「我們為什麼不給巴里斯打個電話？他想看你的畫室。」

「如果他是個好人，為什麼住在Plaza酒店，他為什麼能掙這麼多錢？」

但是，這些犯罪者當中，總有一些人縱情于罪惡的生活，他們驕傲地保持著這個習慣，至少是在家中如此。我見過那些快樂、有教養、自律、富有的老一代人，他們抽煙時間太長而無法戒除，因此對吸煙可能導致過早死亡，採取了順其自然的態度。有些人則相反，他們和在工作場所嚴禁吸煙的那種年輕商務人士不斷發生衝突。他們把年輕人的做法當做對自身自由的束縛。我記得，我曾和一個年紀比我大很多的作家，坐在一家小快餐館的前窗旁，看著頂部打有香煙廣告的黃色計程車在眼前駛過。終於，我們談到了香煙的滋味。義大利語中有這樣的說法，他「抽起煙來像個土耳其人」。就像一位閑散的貴族談論罕有的好葡萄酒一樣，這位作家談到了長裝駱駝煙的粗澀口感，以及短裝健牌煙的美妙、精醇滋味。在我看來，他似乎在毫無畏懼地捍衛罪惡的滋味。每次提到香煙，人們都會把對生命的熱愛和死亡的恐懼置於對立衝突之中。這讓我疑心，紐約的香煙意識形態是否是某種宗教。

她走了。我沒得到允許進法庭，只好坐在外面的長椅上。過了一會，開車送我來的那兩位警察也到了，也坐在長椅上。但不久，他們又站了起來。我覺得好奇，就走過去問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96街，車廂里有人又推又搡。對面月台有一趟快車。他迅速記下我的號碼，然後消失在兩趟列車間推推搡搡的人群中。兩輛列車同時離開了站台，快車慢慢超過我們時，我透過那輛快車的窗戶，看到他正在注視著我：他的眼光顯得好奇、懷疑，而且充滿了鄙視。

「你就是一個土耳其女孩，」男人生氣地說，「即使你的那些東西能算做是畫，你也是一個不明白怎樣把自己的畫賣出去的土耳其女孩。」

過了唐人街，我們到達法院，上了電梯。電梯又往上走了很長一段路程。然後，他們把我帶到了公訴人的辦公室。她不是我想像中的公訴人，而更像是一位溫柔可愛的老同學。她草草地跟我交待了幾件事情，說了句「我馬上就回來」，然後匆匆離開了辦公室。

不過，還是有幾個夢幻般的景象我永遠不會忘掉。那張白色福米加塑料桌面的桌子支在人行道上，上面擺放著帶點綠色的啤酒瓶和奶油色咖啡杯。我們前面的桌子那裡，坐著一位穿綠色套頭毛衣的女人，她的寬大背影甚至讓我們難以看到路上的人群。路邊石屋的正面在夜色中變得模糊，窗里透出淡淡的橘黃色燈光，正慢慢變成紫色。因為街道狹窄，路這邊大樹的枝葉，遮住了對面的一盞路燈。幾輛大轎車安靜地停在路邊。我不時看到，那盞街燈的白色燈光在轎車上舞動。

他們在42街的拐角處相遇，但沒有停下來說話，而是徑直走入他們能找到的第一家小快餐店。雨開始下了，在第五大道兜售無線電話和收音機的黑人，都已離開了街道。餐館里可以聞到蒸汽和菜油的味道。與櫃檯平行的地方，有一排桌子和裝飾成紅色的小隔間。有個男子脫下舊外套，小心地把衣服放在近旁靠隔間的牆壁處。有個女子坐下身來，也脫下了衣服。櫃檯旁的一張長凳上，坐著一個老人，正抱著報紙的體育版打瞌睡。

「我也想要點吃的。」女人說，但此時侍者已經離開了。他們沉默了一陣。

他有博士學位，在自己的領域是個專家。他說話吐詞不清，但極好讀書。他舔嘴唇的動作像只猴子，對社會學、心理學和哲學方面最新的觀念如饑似渴。我們都笑著承認，他比大部分那些在鄰近大學教書的呆裡呆氣的教書匠要高明，但他就是找不到工作。隨後，我們又想起了他妻子說給我們的那些傷心話：有些人曾告訴他，找工作應該一家一家找，應該讓人家了解他，應該給人家寫信。對這些人，他回答說：「我不去找他們，他們應該來找我。」到現在為止，他的大部分朋友都已放棄，不再試圖要他改變想法。而我們這些人，可能不久也會放棄，只能對他保持充滿敬意的沉默。對此，他很感激。

我可能正陷入沉思中，構思著我的小說。我一定是坐在一間房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煙，這樣我才沒能看到他。他們後來跟我是這麼說的。就在偉大的尤爾·伯連納去世之前，他的形象還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我從未真正喜歡過他，他的電影我也不是很喜歡。此刻，這位禿頂的演員，正衣著不整地躺在醫院病床上。他痛苦地呼吸著，眼睛直視著電視機前的觀眾，說了這樣一些話：

「也許，因為他好奇。」

「如果這就是我要賣給別人的東西，那我寧願什麼都不賣。」

他們沉默reａd.９９csｗ•cｏｍ了。有人在餐館遠端的自動點唱機里塞了枚硬幣，屋裡旋即充滿了甜美、溫柔的音樂。然後，有個疲倦、憂鬱的藍調歌手加入進來。他們聽著。那女人將顫抖的手從桌上拿開，開始緊張地在外套口袋和手提包里找東西。那男人知道：她在找那塊丟掉的手帕擦眼淚。

「他們已經到了法院，但現在我們找不著他們。」她說。

一個剛到紐約的人，會以為這一切有更多的含義。如果這裏的人都像那肉桂甜甜圈，會怎麼樣？如果他們殷勤的微笑和友善的問題並不那麼真誠，又會怎樣？如果他們想騙我，該怎麼辦？在電梯里每次都要坐那麼長時間，如果其中一個乘客突然向我問好，那這個人是真的想知道我好不好嗎？旅行社的那個女孩，在核實完我預訂的出行計劃后，她是真的對我旅行計劃的細節感興趣，還是覺得她必須得裝著感興趣呢？他們問我關於土耳其的那些傻問題，是在找話題，還是他們真的好奇呢？他們為什麼總對我微笑，為什麼總向我道歉，為什麼總這麼殷勤呢？

「小就小，」男的說，他晃著腿，「該對他們嚴厲點兒了。」

「你是誰？」

「嫌疑犯到了，但電梯壞了。」一個警察告訴我。

在習慣這座城市之前，你每天會有很多時間都想著這些缺失的味道。我們如今對一堵真正的磚牆是什麼樣子，是如何砌成的已經了如指掌，而如果一堵水泥牆被砌成磚牆的樣子，那就是在造假。但對此，我們大多數人不會感到痛苦。可是，假如你看到人們把高樓大廈建造成與它們不同類的東西，你又會作何感想呢？現在，那些奢華的後現代建築在整個紐約層出不窮，這是專門幹這種事的建築師們的作品。他們特意強調他們的建築就是模仿：那些巨大的玻璃門面，那些曲里拐彎的中世紀設計都讓我覺得，他們實際上並沒有想建成任何東西的慾望。他們是想欺騙我們，要裝成它們所不是的東西嗎？可是，這麼明顯的欺騙，還能稱得上是欺騙嗎？

那位從頭到尾發生變化的朋友跟我講起了他與一個幫助人們戒煙的組織接觸的經歷。尼古丁脫癮戒毒的前幾天，他痛苦難忍，於是撥打了求助電話。電話上有個甜美、充滿同情的聲音告訴他說，只要他擺脫這個習慣，他就會如何如何地幸福。他需要做的，就是再咬緊牙關堅持一會就行。這位朋友繼續說，那個聲音跟他講他所經歷的痛苦有意義，甚至可能是精神意義，因此他只需微笑即可解決問題。這時，我點起了一支香煙，他馬上就驚慌不已，對我的看法也急轉直下。現在我知道，在麥迪遜大街上乞討香煙的黑人，是人們同情的對象。這並非因為他沒錢買煙，而是因為他的第一要求是抽煙。那意味著，這個人沒有意志力，沒有教養，他對生活期待無幾。如果一個人有抽煙的品性，那麼他淪為乞丐也就不足為奇了。在紐約，憐憫心慢慢地變成了時髦。

「他的確說想看一下你的畫室。不買東西去你的畫室看什麼？」

我衝過柵欄，跑下樓梯，但還是沒趕上這趟地鐵。門已經關上，地鐵飛速地開走了。在下午這個時間段，地鐵車次少。因此，我只能在月台的一把長椅上坐下，等下一班地鐵。室外陽光晃眼，熱氣蒸人，坐在這涼爽的空椅上，我感到很愜意。上面，百老匯人行道的格欄投下一柱溫暖的光線，裏面纖塵飛揚。這光線就像史前山洞里的光線一樣，呈三角形。那些從光線里走過的人，如同幽靈一般。有那麼一會兒，我一直在聽旁邊一對夫妻的談話。

「你不給他打電話嗎？」

我感到這裏的人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一個少年穿著皮夾克，剃光了部分頭髮，頭頂扎著小小的紫色馬尾。有個女孩和一個胖得出奇的女人走在一起。一位穿套裝的男人飛快地從我身邊跑過。一個黑人路過我身旁，手裡的晶體管收音機碩大無比。還有臉色蒼白的長腿女人們，她們戴著耳機和寵物狗一道從我身邊跑過，那些狗彷彿和主人目的相同。在人行道上，這些人和我們擦肩而過。

「但這並不能解釋他們為什麼把其他的罪行也招供了，」我說，「難道這不會加重對他們的量刑嗎？他們會判多少年？」

「但是他們搶了你的二十美元，」她說，「你知道他們拿你的錢買了什麼嗎？」

「他是個好人！」女人頑固地堅持著。

「他什麼都不想買，」女人說，「他只想去看看。我也不能因為他可能會買東西就給他打電話。」

這時侍者端著兩杯咖啡過來了。女人沒有回話。

「我有點興緻啦，」朋友的妻子說，「至少我們應該出去走走，看看人群。」

「什麼職業？」我問。

「博斯普魯斯橋確實建成了嗎？」

「我告訴他們，如果他們交代所有罪行，」另一個警察解釋說，「我會告訴法官他們不是壞蛋，法官會給他們減輕刑罰。他們還以為我上中學就認識法官呢。」

我們上了另外一輛電梯，又坐了很長時間。沒有人說話，所有人的眼睛都盯著門上方接連閃過的數字。走出電梯時，公訴人在走廊里一條長椅邊停了下來。

我又說了幾件事情，但這一次，我沒有笑。讓我吃驚的，不是他的問題，而是他對我回答的關注。不久，列車的噪音大了起來，他根本聽不清我說話，但他還是看著我，一臉心領神會的樣子，好像他聽見了所有我說的話。列車到達103街時，我們之間有一陣緊張的沉默。然後，他突然大發脾氣，問道：「他們還竊聽電話嗎？」接著狂笑了起來。這讓我脊椎骨直發涼，他喊道：「這些愚蠢的白痴！」

「我們的錢不夠維持到星期一了。他卻在Plaza酒店小口、小口地啃食牡蠣和龍蝦。他竟然是個好人？！」

「我們還得等。」

給我帶來這許多麻煩的，並不是我從電視、收音機上聽到的內容，也不是從雜誌和報紙上讀到的內容。我早已習慣了這類宣傳活動，看夠了種種可怕的形象：肺部被焦油堵塞，各種肺模型里充滿了焦油，使他們看起來像黃色的海綿體一樣。尼古丁的毒害致使血管堵塞，嚴重到引發心臟病的程度。還有一些心髒的彩色圖示，它們因為不幸處於吸煙者體內而在逐漸衰竭。我茫然地讀著雜誌上的專欄文章：他們都斥責仍在抽煙的蠢貨，斥責孕婦抽煙毒害未出生的孩子。我凝視著繚繚香煙環繞著墓碑的景象，在達觀的平靜中又抽起煙來。吸煙導致死亡。這一觀點對我的影響，不會大於舊公寓四處可見的萬寶路和泛美航空公司的廣告，也不會大於在電視屏幕上ｈttｐｓ://rｅａｄ.9９cｓw.ｃoｍ一閃而過的可口可樂和夏威夷的優美景緻。這種死亡已經作了徹底的闡釋，而且各種慘樣我也見了，但我仍然記不住它。而在紐約，吸煙還會給我帶來另外一個問題：我去參加過啤酒、薯條和沙司之類的聚會，但每當我不經意點起一支煙時，我發現人們馬上就會從我身邊跑開，好像我要把艾滋病毒傳染給他們似的。

我們走進車廂。我微笑著回答了他的問題。車廂里又熱又擠：從布朗克斯區和哈萊姆區下來很多人，各個種族的都有，年輕人都穿著運動鞋。我們抓著同一個柱子肩並肩站著，就像兄弟倆一樣。但是，當列車讓我們東晃西搖時，我們看著對方的臉，就像看陌生人似的。我以前認識他時，覺得他除了不吃大蒜，很少剪指甲以外，沒什麼特別之處。他跟我說了幾件事情，因為列車的噪音，我沒聽清。到達119街時，我才意識到他問了什麼。

「我知道……」

「他們說你在寫小說，是真的嗎？」他問我。

天色已晚，朋友的妻子下班后，我們一起去了家油酥點心店，這家店外的人行道上也擴出地方賣咖啡，我們在擁擠的店裡找了張桌子坐下。他們問了我幾個有關土耳其的問題，我咕噥著回答了幾句。隨後又是些問題，我又作了回答。如此這般，我試圖說服自己，我已經進入了這個城市的生活。現在，這個城市不單單是喧囂和躁動的夏夜，幽靈般地回應著它所營造出來的虛構世界，它更像個獨特的地方，一個真實的世界，徹頭徹尾都是真人真事。我注視著這些街道，看著後來我無比熟悉的燈光和景象慢慢地從夢境變成眼前的瀝青柏油路。誰能分辨出，哪個世界才是真正的紐約？

一陣沉默。

他們逃離的，並不是吸煙可能引起的癌症，而是吸煙者本人。我慢慢地認識到，我抽煙是缺乏意志力、缺乏教養的表現，是生活混亂、漠視他人、失敗的表現。（這些是美國最可怕的噩夢。）我有位朋友，他聲稱自己在美國待了五年，從頭到腳都已發生變化。但他土耳其人的特點仍然很多，就連胡亂分類和瞎擺理論的民族習慣都擺脫不掉。他後來告訴我說，紐約人分為兩類：吸煙者和不吸煙者。那些屬於第一階層的人曾經帶著刀、槍和煙盒來到街上搶劫屬於第二階層的人。後者在焦慮中走過黑暗的街道時會被搶劫，有時，甚至在光天化日下也是如此。除了這段時間之外，你很少能看到這兩種人捲入任何形式的階層衝突。相反，報紙和電視公司努力通過香煙這一途徑，來聯合兩大對立分明的階層。香煙的價格在每個商店、每個住區都有所不同。香煙廣告也在竭力糅合兩大階層。廣告上大口抽煙的模特，一點都不像尼古丁上癮的人，反而很像工作努力、富有意志力和教養、不抽煙的人。你還能聽到激動人心的快樂故事：有些人從吸煙階層成功進入非吸煙階層。

「因為我們對他們很好，這就是原因。」那個留著淺鬍子的警察回答道。

「你知道那樣不行，」男人說，「如果你找份工作，就沒有剩餘時間來畫畫。」

我的兩個朋友（他們是夫婦），皺著臉，彷彿他們同意我的看法。但早些時候，我們還在開懷大笑，為這裏超市的各色商品感到眼花繚亂。成千上萬種不同的品牌、顏色、盒子、圖片和數字，都擺放在寬敞、香噴噴的商店裡，讓人大飽眼福。

「到現在，他應該已經忘了一切。」

我們拋開這位教授，又回到了是不是該去參加哥倫比亞大學晚會的話題。我們都知道，一走進那燈火輝煌的舞會，我們就會再次強烈地感受到味道的缺失。在入口，有人會幫我們把名字寫到大標籤上，然後將標籤繫到我們衣服的翻領處，這樣我們才可以和參加晚會的人進行交流。舞廳的燈光黃燦燦的，像炸土豆片的顏色。我看到有些賓客站在那裡，手裡抓著杯子在找人，他們都一臉的無助。我們就像超市貨架上的產品，等著有人介紹我們，並因此得以和別人交談幾句。為了給自己打廣告，我們得亮出自己與眾不同的地方，表明自己的興趣所在，展示自己的言談舉止、才智、幽默感、應變能力、概括能力以及對我們文化的深刻了解。就像雞蛋洗髮水必須要和蘋果洗髮水區分開來一樣，在紐約社會的購物架上，我們開始在指定的位置上各就各位。

他知道這些話會激怒她。這個女人已經為一家公司設計了數百個圖案，這家公司主要給公用廁所製作男女廁標牌。女人設計的形狀有雨傘、雪茄、高跟鞋、男女側面輪廓、男式禮帽、手提包、撒尿的小孩等。她開始為這些公司工作以後，常常取笑自己畫的那些東西，但現在她痛恨它們。

不久，他又打過來了。這次，他有一半的時間在電話里跟我說話，另一半的時間在電話那頭跟他妻子爭吵。因為他妻子不停地說太晚了。他描述他工作的電訊公司，說他能偷聽到世界上的任何談話，說他自己的電話也被竊聽了。然後，在沒有任何先兆的情況下，他問起了他大學認識的若干個女孩子：誰和誰在一起，他們處得怎樣，他們能處好嗎？我跟他講了幾個平淡無奇的故事，結尾都是結婚。他仔細聽著，然後帶著鄙視的聲音笑起來。

當我告訴他們，我們在麵包店買的肉桂甜甜圈味道全失時，他們都笑話我。這是一個周六下午，天色晦暗，下著雨。我們一邊喝茶，一邊討論是否要去參加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們為學生舉行的晚會。他們解釋說，我走進麵包店時，以為自己聞到了極其香甜的氣味，所以忍不住想吃肉桂甜甜圈，但那實際上是因為店家往空氣中打了人造香精。受到那香味的引誘，顧客們就想吃那些麵包。而事實上，後面的廚房裡連個烤箱都沒有。你可以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把這叫做「消失的幻覺」，或許你可以更客觀而不帶感情|色彩地說，這是味道的缺失。但你當然也可以說，這是店家造假。

「如果他看到喜歡的東西，他會買的。」男人說。

朋友開車到肯尼迪機場接我。在去布魯克林的高速公路上，我們感到很迷惘：貧窮的街區，倉庫，磚屋，破落的加油站，沒有靈魂的公寓……事實上，透過這些房屋，我們不時能看到其後曼哈頓高聳入雲的輪廓線，但這不是我夢想中的紐約。於是，我輕易得出了結論，布魯克林不是紐約。我把包留在一位布魯克林朋友的褐砂石屋裡。我們一起喝茶，抽煙。在公寓周圍漫步時，我心裏仍然在想，這裏不是紐約。我真正要去的地方——我的夢想所在——在那邊，在河對岸。

他又發出狂笑聲。「現在是迪拜上午十一點！」他喊道，「在迪拜，在伊斯坦布爾……九*九*藏*書」掛電話的時候，他顯得很高興。

那個男子站起身來遠遠地走到餐館的另一端，在電話簿里找到了酒店，撥了號碼，那女人好長一段時間都注視著他。他的臉色蒼白，但是身板強壯，體態優美，身體很健康。他身後，是人們在這類餐館經常看到的那種海報：希臘和愛琴海，乘坐泛美航空公司飛機前往羅德島的陽光天堂。712房間沒有應答。他回到了座位上。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回去，是嗎？因為我受不了土耳其男人。」

過了一會，那兩個警察回來了。他們倆在談話。我忍不住想聽他們都說了什麼。他們提到一個朋友休班時在自家門前目擊了一樁案件發生的過程，嫌疑犯在逃跑時開槍打傷了他。因為在逃的嫌疑犯知道休班警察的地址，那警察開始接到一連串威脅電話。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好搬到了另一個街區。那兩個警察從我身邊經過走進法庭時，一邊笑著，一邊談論著其他瑣事。過了很長時間，還是沒有人出來。我坐在靜悄悄的走廊里，以為他們已經把我忘記了。大理石地板擦得乾乾淨淨，反射著天花板上的燈光，映照著走廊上空空的椅子和長凳。我出的汗更多了。又過了一會兒，公訴人再次出來了。

「兩杯咖啡。」男人說。然後他轉過來對那位女子說：「你要杯咖啡，是嗎？」

她的桌子上滿是文件。為了打發時間，我想我不妨看一眼。這是搶劫我的那幾個男孩的供詞。我已經知道他們當時使用的不是真槍，但我還是感到很生氣。他們把我稱為「一個白人佬」。他們用搶了我的二十美元買了可卡因。這時，我意識到我也許不應該翻看這些文件，於是又把它們放回桌上。隨後，我又隨手翻了翻一本擺在桌上的厚書：《公訴人審問手冊》。書里有一部分內容，向我們解釋了為什麼公訴人不能指控某位辯方律師，即使他和謀殺犯串通，拒絕透露屍體埋藏地點。這時候，公訴人回來了。

那女人的眼光在菜單上游移著。兩人都年近三十。那男子開始神經緊張地摸出煙來抽，女人則把包從剛才掛的地方挪開，放在她身旁的外套上面。

一小時后，太陽就要下山了，是它將一天拖得如此漫長。我們越過布魯克林橋，來到曼哈頓。所有的城市看起來都差不多，但如果有哪個城市的輪廓人們不會弄錯的話，那就是我現在看到的紐約。在伊斯坦布爾，我剛剛寫完一本新小說，其他的事情接踵而來；我感到很疲憊。此刻，儘管有四十個小時沒有合眼，我還是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彷彿覺得在這些巨型輪廓的某處陰影中，我不僅能找到解決地球上任何事情的要訣，而且還能發現我多年夢想的緣由。也許所有的大城市都會讓人產生這種幻想。

「是的。」

「給我來個漢堡。」我說，沒有坐下。

坐了很長的電梯后，我來到街上，想洗把臉。我走進一家餐館，一個服務員說：「只有顧客才能用衛生間。您請坐。」

「他沒說過想要看我的畫，他說想看我的畫室，」女人說，「他是個好人。我為什麼要騙他，讓他買紐約沒一個人願意買的畫？」

「你還認得我嗎？」我用土耳其語問，但他臉上毫無表情。我知道，他沒認出我來。我屬於他從前的生活，十四年前他離開時，就已把這段生活甩在腦後了。

「坐在這裏的女士？」侍者問，「剛才坐在這裏的女士已經走了。」

「那麼告訴我，你當初為什麼要來紐約？」男人又問道。這次的語氣很憤怒。

他留了土耳其式的鬍子。但在紐約，他的鬍子看起來更像是墨西哥式的。

後來我們又通了兩次電話，他都津津有味地重複這句話，以強調他的觀點。他談論間諜、黑手黨的詭計、竊聽電話，以及電子方面的最新發展。我不時能隱約聽到他妻子的聲音。有一次，她好像要把他手裡的杯子或是話筒拿走。我想像著，他或許住在布魯克林那頭哪幢高樓的小公寓里。這種公寓只要你交三十年的分期付款，房子就屬於你了。我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在這種房子里，你沖廁所時管子發出的哀號聲，不僅自己的房間聽得到，其他與之對稱設計的八套公寓也能聽到，因為這些房子共用一個下水道。像瀑布一般傾瀉而下的水流聲，把所有的蟑螂從藏身之處趕了出來。它們四處奔竄逃跑。後來，我後悔沒問他這一點。凌晨三點鐘，他又問了我這個問題：

「他們不是從樓梯上來了嗎？」

「在人行道上買的。八美元。」坐在前面的警察說。

「那個上流人不在！」

「耳環呢？」

侍者這時過來取點菜單。

把這段錄音講給我聽的，是我的朋友。這些話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聽他講完后，我笑了，把我的萬寶路遞給他一支，兩人都把煙點燃了。我們相對一望，此刻，卻再也笑不出來。我在土耳其抽煙時，從來不會有太多顧慮，雖然我知道，在紐約抽煙會帶來一些麻煩，但沒想到麻煩會如此之多。

他和巴里斯在伊斯坦布爾的一所大學一起學習過。現在，他的老朋友來紐約和一家計算機公司進行洽談。

「你在哪弄到這麼一塊表？」坐在我旁邊的警察問道。

戴新手錶的警察指著走廊那頭。「那個傢伙也要來作證。他知道怎麼給人留個好印象。」

大概就在那時，我第一次看到那張臉從那柱光線里經過，但我沒認出來。直到他緊繃的身形走到月台的盡頭時，我才認出他來。他是我的中學同學，在伊斯坦布爾上了兩年大學，卷進了幾次政治活動，然後就突然消失了。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去了美國。據說他富裕的父母對他參加政治活動很是擔憂，就把他送走了。但我知道，他的父母並沒有那麼富裕。後來，我不記得是誰告訴我，他死了，死於車禍或飛機失事之類的事故。我從眼角觀察著他，並沒有覺得十分激動。我想起一個紐約熟人曾提到過，他認識另一個從伊斯坦布爾來的人，還把這個人的名字給了我，說他在電力公司工作。這是最近的事。不知為什麼，我似乎忘記了以前聽說過他已死去。要是我記得，我想我此時不會如此吃驚。我只會想，就像現在這麼想一樣，這兩個傳聞中只有一個可能是真的。

他們又笑了。我回到長椅上。那兩個警察被叫進法庭。又是漫長的等待。陽光直射著長椅這邊，我開始出汗了。於是，我站了起來，開始在長長的、空蕩蕩的走廊里來回走動。我不再想看紐約建築物的空中輪廓線了。彷彿一切——那一幢幢摩天大樓、一個個廣告牌都將在我眼前崩塌。又過了一段時間。最後，公訴人終於來了。

我們坐電梯下去，法庭就在街對面的摩天大樓里。公訴人把文件抱在胸前，九*九*藏*書像個大學生。經過其他公訴人時，她向他們打招呼問好，還很友善地跟我說她自己的事情：她是內華達人，在阿肯色州學海洋生物學，只是後來她才找到註定屬於自己的職業。

「從來沒有人買過我一幅畫。」

我告訴他我的名字時，他記起來了。有一刻，他看著我，好像我還是十四年前的我。然後，我們開始交換信息，彷彿我們都得向對方解釋，為什麼我們都會站在116街下面的地鐵站里。他結婚了；在電訊公司上班，而不是電力公司；他是個工程師；妻子是美國人；他的家離這很遠，在布魯克林，房子在他名下。

「你覺得他會買點什麼嗎？」女人問。

「那麼告訴我，你當初為什麼要來紐約？」男人怨恨地說。

在中世紀，人們相信上帝給大地帶來瘟疫，是為了區分有罪者和無辜者。如果你能猜到有些死於瘟疫的人會反對這種想法，那麼你也就應該能夠理解，為什麼美國的吸煙者會如此熱切地想證明，他們是好公民。不論何時，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在會議上或工作場地上退到某個角落圍著煙灰缸聚成一團，或者在吸煙室里（如果真有吸煙室存在的話）濟濟一堂，那麼這些該死的癮君子就會急著想你表白，說他們很快就會戒煙。事實上，他們是好公民，但因為後悔有這種由缺乏教養、意志力和成功意識而帶來的習慣，他們都認為自己不過是暫時抽抽煙而已。他們的腦中都有一個故事，可以把自己從竊賊和罪人的國度里解放出來。那就是，他們認為自己在解決完與情人之間的問題后，在完成了那些寫不完的論文後，或者在找到工作后，就會戒除這個該死的惡習，加入到過著健康生活的美國人行列中去。有些人甚至為自己在煙灰缸旁邊的不良行徑感到日益不安，並試圖向他人證明，自己犯下的罪行並非真正有罪。他們會告訴你說，他們根本不抽煙，只是在某個特別不愉快的一天，抽了那麼一支而已。或者說，那種煙的焦油和尼古丁含量極低，他們實際上一天只吸三支。而且，如你所見，他們連火柴或打火機都不隨身帶著。

「他們不要紐扣，他們也不要耳環。」

「先生，你看，」那個戴手錶的警察開始生氣了，「我們沒動他們一根頭髮。犯案的那天晚上，我什麼也沒吃，但他們吃了。你懂了嗎？」

同樣奇怪的是，一切廣告、電台口號、廣告牌、電視里美麗的模特，都在明目張胆地欺騙你。你知道冰激凌里紅色的冰塊是人造色素，而不是草莓；你知道就連作家也不相信他們的書封皮上的推薦廣告；你知道持續出現在公眾視線內四十年的著名女演員，其實並不真如她整容后那麼年輕；你也知道雷納德·里根的演講詞是另有人替他寫的。但我又明白，很多人對此並不在意。也許，走在第五大道上疲憊的公民會這麼解釋：「那朵漂亮的花是不是塑料花，我應該為此擔心嗎？它看上去悅目，讓我賞心，對我來說這才重要。」

「難道他們不能為自己辯護嗎？」

「他們付錢了嗎？」

「忘了他說的話，忘了說過想看你的畫。」

「只付了我一半。」

「你還在這。電梯壞了，嫌疑犯從樓梯走上來了。我們還得等他們。」

「但他們還太小。」女的說。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我正是以這種心情觀看周圍的景色。我看到了水管是色彩豐富的，注意到油泵上印著數字；看到城市路面上，當汽車停下來時，一些黑人小孩拿著臟抹布飛跑過來，要把車窗「擦拭乾凈」；看到穿著短褲和跑鞋的男人，以及淺藍色、泛著金屬光澤的電話亭；我看到牆壁、磚瓦、大塊的玻璃、樹木、狗、黃色計程車、熟食店……我彷彿在觀看平鋪在大地上的一幅完美精緻的風景畫。在畫中，消防龍頭、垃圾桶、磚牆和啤酒罐不厭其煩地一再出現。每條街道，每個街區，甚至我們坐下來喝啤酒或咖啡的地方，都好像在印證同樣的夢想。

「我是他們的朋友。」留鬍子的警察說。

我叫了他名字時，他顯得很吃驚。

我很高興他沒有給我打電話，他可能把我的號碼弄丟了吧。但是，一個月後，有天半夜，他給我打電話了。他連珠炮似的向我提了很多令人惱火的問題：我想獲得美國國籍嗎，我為什麼在紐約，我有沒有聽說過黑手黨最近乾的一件謀殺案是出於什麼原因，我知不知道為什麼華爾街的電話和電子公司的股票在下跌？我挨個回答他那連串的問題，他仔細地聽我回答，還時不時地責備我前後矛盾，就像警察想抓住撒謊的嫌疑犯。

「它明天就會壞的。」另一個警察說。

當你的眼睛掃過這些東西五顏六色的表面時，你沒時間去考慮，它們可能是在騙你，彷彿你已經忘記了事物表象和真實這一古老的哲學區別。你完全臣服於這個購物天堂的美麗，享受這眼睛的盛宴。隨著時間流逝，你終於接受了這一事實，那就是，麵包店的肉桂甜甜圈拿到家裡時，就和在店裡的味道不一樣了，這不是什麼大問題。

「我希望這是我最後一次到這來。」我說。

「馬車也能上博斯普魯斯橋嗎？」

「哪些孩子？」

「現在土耳其早餐有玉米片嗎？」

「哦，求你了，別又來生事！」女人說。

「忘了什麼？」

他很激動，又跟我說了幾件事，由於列車的噪音，我沒聽到。當我看到我們並排抓在柱子上的手時，我發現我們的手很相似，這讓我難過。他的手腕上也有一塊表，跟我的一樣，顯示著紐約、倫敦、莫斯科、迪拜和東京的時間。

「我為那些孩子感到難過。」我說。

那一刻，列車轟隆隆進站了，那噪音總把我嚇一跳。地鐵門開時，我們都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他問了點別的。

「在這兒等著。法官叫你的時候，你就把最後一次和我見面時說的話原樣敘述一遍。」她說。

「他對我在忙什麼感興趣，就這麼簡單。」女人說，「他想知道，我在怎樣的地方工作。」

「你覺得我應該找份工作嗎？」女人問。

「每個人都這樣賣東西，」男人說，「每個人首先都是把東西賣給朋友。」

「不要把包掛在那裡，」那男人對女人說，「如果有人搶了包，他很快就能跑出門去，沒人能來得及阻攔他。」

「如果他不想買東西，為什麼他想看畫室？」男人說,「我無法想像他在伊斯坦布爾做生意時，會對新表現主義感興趣。」

「他們想賣玉米餡油炸麵糰，但是沒有成功，」我說，「顧客在上面澆熱牛奶。」

十天後，他又給我打了電話。這次打得更晚，他喝得更醉。他花了很長時間，九*九*藏*書詳細地敘述了前蘇聯克格勃間諜阿納托利·澤林斯基叛逃美國的故事。根據報紙的描述，他找到了澤林斯基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接頭的那棟位於42街的大樓，並去那兒檢查了一番。為此，他還先去理髮店剃了頭。他發現那個間諜撒了幾個小謊。聽到這裏，我試著指出他的故事中前後矛盾的地方，就像他曾對我做的那樣。然而，他生氣了。他問我在紐約幹什麼，接著，跟上次他嘲笑博斯普魯斯橋一樣，他狂笑起來，然後，把電話掛斷了。

「我住在紐約，並不是為了要把我的畫賣給土耳其來的老朋友，」女人說，「我不是為了做這種事來紐約的。而且，不管怎樣，我覺得他什麼都不會買。」

「你猜怎麼著？」女人報復地說，「你在空等。我是不會回土耳其的。」

「那地方發生不了什麼好事，」他說，「沒什麼好事！」他猜想我一定是被他嚇住了，因此在我還沒回答他之前，他又洋洋得意地說，「聽到了嗎，兄弟？那兒沒什麼好事。以後也不會。」

在曼哈頓縱橫交錯的街道上驅車而行時，我試圖把眼前所見和心中的形象作個比較。街道擁擠不堪，人行道上的人群像沉浸在寧靜的夢境中似的緩慢移動著，還有晚上常見的燈火。但真正吸引我的，並不是這些東西。當朋友已厭煩了在街上來回開車逡巡之際，我卻明白了：我的眼睛在不停地搜索，因為它們尚未找到這些風景背後的奧秘，尚未發現所有夢想者希望有朝一日能揭示的真相。我決心要謙虛一點：我必須堅韌不拔、逆來順受，從街道的風景中找到這個奧秘——從平常的路面，街上的小店，還有那街燈令人熟悉的光亮中去尋找。如果我在夢中曾瞥見的偉大真理確實存在，那它也絕不會在那些摩天大樓的陰影中顯現，它需要我用自己的耐心和細微的探索去察看。

「如果你覺得自己在欺騙想買你畫的人，那麼你一張也賣不出去。」男人說。

他們倆都笑了。

「每搶劫一次四年，總共二十八年。」

我們正在西高速公路上沿著哈德遜河往南行駛，上午我們要趕到法院。一個月前，我遭到了搶劫。搶劫我的黑人青年笨手笨腳，被抓了起來，現在要我去辨認他們的身份。他們對所有的罪行供認不諱，我於是被傳喚去法庭作證。公訴人前一天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擔心我對作證並不熱衷，於是為了避免我拒絕作證，她告訴我，早上會有輛警車接我去法庭。坐在我旁邊的兩位白人警察也要去作證。那幾個年輕、笨拙的搶劫犯在搶劫我之後，又在兩個街區之外等待下一個打劫對象，結果被坐在我旁邊的兩位警察抓獲。

「我沒說他是個上流人，我說他是一個好人。」女人小心翼翼地說。

那個雨天的下午，我們吃了毫無味道的肉桂甜甜圈以後，朋友對我關於「無味」的大道理失去了耐性。他認為，我的國家太過強調對與錯、好與壞、美味和無味。我對自己知之甚少的東西想得太多，那些無名機構、不熟悉的企業、電視旁白，以及街上貼得到處都是的廣告，我彷彿總在期待它們能像一位鄰居或朋友那樣，真誠地和我交談。然後，我們想起了一個共同的朋友，他的事情讓我們狂笑不已。

我走進衛生間，把臉洗了。

「他們還是那麼小的嬰兒。」女的柔聲說。

「我已經戴了兩天了。」

「剛才坐在這裏的女人走了嗎？」

他伸出胳膊。車後座有三個人，我坐在右後窗旁，身邊坐著兩個警察。

我們決定就這麼做。

他走到角落，斜靠在一個支撐上邊大街的巨大鋼柱上。我站起來，向他走過去。

「我要走了。」男人說著，站起身來，拿起外套走了出去。

「我知道你為什麼來到這裏。你來這裏不是為了我。而且很明顯，到目前為止，你來這裏也不是為了繪畫。你來這裏，好像只是為了給戒指和公廁畫點圖案。」

「為什麼不要？」

「我很奇怪，他們幹嗎把什麼都招了。」我說。

「就一個普通漢堡嗎？」

「巴里斯住在哪個酒店？」男人問道。

「在你們看到這個節目時，我已經死了。我很快就要因為肺癌而死去。這全是我的錯。現在我正痛苦地死去。雖然我富裕、成功，本可以活得更長，本可以享受生活，但我卻沒有。這一切都是因為抽煙。請不要像我以前那樣。戒煙吧！如果你不戒煙，你將無法充分享受生活，你會因此毫無必要地死去。」

進入市區后，交通擁擠，這幾個警察開始討論一部電視劇。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得知，電視劇里的人物也是紐約警察，他們開著藍白相間的警車四處轉悠，和我們乘坐的車子一模一樣。他們在與同樣的歹徒和毒品販子鬥爭，同樣也感到精疲力竭。這兩個警察在討論電視劇時，把自己想像成劇中的主人公，彷彿劇里描述的就是自己的生活。這讓我想起19世紀那些未經世面的女孩和做著白日夢、心情鬱悶的家庭主婦，她們讀小說時，總是把自己想像成女主人公。這些警察使用的語言和常人不同，很多罵人的話我還是第一次聽說。

夜色已深，沿街桌邊的顧客都已離去，油酥點心店就要打烊。我的朋友打著哈欠，問我是不是已經把手錶調到紐約時間。我告訴他說，我戴了十五年的手錶在飛機上壞了；我把表從手腕上褪下來給他看。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戴過那塊表。

「你好像並不想做證人。」她說。我們已經離開她的辦公室，走在走廊上。

「那些搶劫我的孩子。他們會判多少年？」

雨下得更大了，街上越發黑暗。在摩天大樓燈光之間的那片天空，像暗夜一樣漆黑。他走到42街，然後左拐。不久前還在兜售無繩電話的人們，現在賣起雨傘來，手臂上、腿上都掛著雨傘。當他走到第六大道時，街道上一下亮堂起來。人們從濕漉漉的人行道上走過，黑人們站在門口，站在閃爍著條狀燈光的商店前面，哼唱著同樣的字眼，好像他們在一起學唱這首歌：「壞女孩，炫女孩，漂亮女孩，女孩女孩女孩！進來吧！進來瞧瞧，先生！瞧一瞧，瞧一瞧！我們有隱秘的單間、單向鏡、現場表演、真正的乳|頭、女孩女孩女孩！進來瞧瞧，看一看，瞧一瞧！」有些還未決定是否入場的人，就站在外邊，看著海報：夢想擁有一個狂野的小騷|貨，陰|唇濕滑，慾望無窮。在經過第七大道的一塊空地之後，他聞到了蘆薈的味道。一個陰暗的角落裡，聚集著一群身穿長袍的巴基斯坦人，他們在賣英文版的《古蘭經》、一串串碩大的念珠、一瓶瓶芳香劑，還有宗教小冊子。他茫然凝視著公交車終點站，許久之後，才穿過黑暗，經41街回到第五大道。小餐館的名稱是湯姆家餐館。那女子已經不在桌旁。他向侍者打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