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當我的其他問題都得到答覆以後，毛澤東便開始回答我列為「個人歷史」的問題表。他看到「你結過幾次婚」這個問題的時候微笑起來。後來傳出謠言說我問毛澤東有幾個老婆，但是他畢竟是主張實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樣，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傳的。但我力爭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所提供的情況更為重要。我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

「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堂讀書，一直讀到十三歲。早晚我到地里幹活。白天我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我的國文教員是主張嚴格對待學生的。他態度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我十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縣城的方向走去，以為縣城就在一個山谷里。亂跑了三天之後，終於被我家裡的人找到了。我這才知道我只是來回兜了幾個圈子，走了那麼久，離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裡以後，想不到情形有點改善。我父親比以前稍微體諒一些了，老師態度也比較溫和一些。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罷課』勝利了。

「我十三歲時，終於離開了小學堂，開始整天在地里幫長工幹活，白天做—個全勞力的活，晚上替父親記帳。儘管這樣，我還是繼續讀書，如飢如渴地閱讀凡是我能夠找到的一切書籍，經書除外。這教我父親很生氣，他希望我熟讀經書，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時，由於對造在法庭上很恰當地引經據典，使他敗訴之後，更是這樣了。我常常在深夜裡把我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就這樣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這本書我非常喜歡。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義學者，以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器械——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傳入中國。我父親認為讀這些書是浪費時間。他要我讀一些象經書那樣實用的東西，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

「我父親讀過兩年書，認識一些宇，足夠記帳之用。我母親完全不識字。兩人都是農民家庭出身。我是家裡的『讀書人』。我熟讀經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於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時候，儘管老師嚴加防範，還是讀了《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和《西遊記》。這位老先生討厭這些禁書，說它們是壞書。我常常在學堂里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正經書遮住。大多數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許多故事，我們幾乎背得出，而且反覆討論了許多次。關於這些故事，我們比村裡的老人知道得還要多些。他們也喜歡這些故事，常常和我們互相講述。我認為這些書大概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齡里讀的。

「我在這個學堂里有了不少進步。教員都喜歡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員，因為我寫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無心讀古文。當時我正在讀表兄送給我的兩本書，講的是康有為的變法運動。一本是《新民叢報》，是梁啟超編的。這兩本書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也非常感謝我的表兄，當時我以為他是很進步的，但是他後來變成了反革命，變成了一個豪紳，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參加了反動派。九九藏書

「我隨表兄到那所學堂去報了名。我說我是湘鄉人，以為這所學堂只收湘鄉人。後來我發現這所學堂招收各地學生，我就改用湘潭的真籍貫了。我繳納一千四百個銅元，作為五個月的膳宿費和學雜費。我父親最後也同意我進這所學堂了，因為朋友們對他說，這種『先進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賺錢的本領。這是我第一次到離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去。那時我十六歲。

「老頭兒繼續『聚財』，這筆財產在那個小村子里已被認為是筆大財了。他不再買進土地，但他典進了許多別人的地。他的資本增加到了兩三千元。我的不滿增加了。在我們家裡，辯證的鬥爭在不斷地發展著。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大約十三歲的時候，有一次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裡；我們兩人在他們面前爭論了起來。父親當眾罵我懶而無用。這激怒了我。我罵了他，就離開了家。母親追上前來，竭力勸我回去。父親也趕來，一邊罵一邊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旁邊，恫嚇說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提出了停止內戰的要求和反要求。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認錯。我表示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條腿磕頭。戰爭就這樣結束了。我從這件事認識到，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仍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

「《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復學業的厚望，我也逐漸討厭田間勞動了。不消說，我父親是反對這件事的。為此我們發生了爭吵，最後我從家裡跑了。我到一個失業的法科學生家裡，在那裡讀了半年書。以後我又在一位老先生那裡讀了更多的經書，也讀了許多時論和一些新書。

我交給毛澤東一大串有關他個人的問題要他回答，我為我的愛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幾乎就像一個日本移民官員應該——然而卻沒有——為他的無禮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樣。對於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組問題，毛澤東一談就是十幾個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個人在談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開始以為，要想他給我談談這方面的詳細情況是不可能的了：他顯然認為個人是不關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見過的其他共產黨人一樣，往往只談委員會啦、組織啦、軍隊啦、決議案啦、戰役啦、戰術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談到個人的經歷。

「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穀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里幹活。我六歲就開始干農活了。我read.99csw.com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只是從貧苦農民那裡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裡賣給商人，在那裡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谷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飯。我家吃得很儉省，不過總是夠吃的。

「可是，我看的書，逐漸對我產生了影響，我自己也越來越懷疑了。我母親開始為我擔憂，責備我不熱心拜佛，可是我父親卻不置可否。後來，有一天，他出去收帳，路上遇到一隻老虎。老虎猝然遇見人，慌忙逃跑了。可是我父親卻感到更加吃驚，對於他這次脫險的奇迹，他後來想得很多。他開始覺得，是不是得罪 了神佛。從此，他開始比較敬佛，有時也燒些香。然而，對於我越來越不信佛，老頭兒卻不加干涉。他只有處境不順當的時候，才求神拜佛。」

「我以前從沒有見過這麼多孩子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數是地主子弟，穿著講究；很少農民供得起於弟上這樣的學堂。我的穿著比別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象樣的短衫褲。學生是不|穿大褂的，只有教員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我平常總是穿一身破舊的衫褲，許多闊學生因此看不起我。可是在他們當中我也有朋友，特別有兩個是我的好同志。其中一個現在是作家，住在蘇聯。

「我從假洋鬼子那裡學到的就是這些。

「我繼續讀中國舊小說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情很特別，就是裏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於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後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全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

「這時還有一件事對我有影響，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學來了一個『激進派』教師。說他是『激進派』，是因為他反對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勸人把廟宇改成學堂。大家對他議論紛紛。我欽佩他，贊成他的主張。

「這些事情接連發生，在我已有反抗童識的年輕心靈上，留下了磨滅不掉的印象。在這個時期，我也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特別是在讀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後。我現在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這本書談到了日本佔領朝鮮、台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逾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這首歌是歌頌日本戰勝俄國的，我當時從這首歌里了解到 並且感覺到日本的美，也感覺到一些日本的驕傲和強大。我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在這所新學堂里，我能夠學到自然科學和西學的新學科。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教員中有一個日本留學生，他戴著假辮子。很容易看出他的辮子是假的。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僱工也hｔｔps://rｅａｄ.９９cｓｗ.ｃom包括在內。可是在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部，存在著意見分歧。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凡是明顯的感情流露或者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都批評，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做法。

「那年發生了嚴重的飢荒，長沙有成千上萬的人餓飯。饑民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撫台衙門請求救擠。但撫台傲慢地回答他們說：『為什麼你們沒有飯吃?城裡有的是。我就總是吃得飽飽的。』撫台的答覆一傳到人們的耳朵里，大家都非常憤怒，他們舉行了群眾大會，並且組織了一次遊行示威。他們攻打清朝衙門，砍斷了作為官府標誌的旗杆，趕走了撫台。這以後，一個姓庄的布政使騎馬出來，曉諭百姓，說官府要採取措施幫助他們。這個姓庄的說話顯然是有誠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歡他，責他同『暴民』勾結。結果他被革職，接著來了一個新撫台，馬上下令逮捕鬧事的領袖，其中許多人被斬首示眾，他們的頭掛在旗杆上，作為對今後的『叛逆』的警告。

「許多學生因為假辮子而不喜歡那個『假洋鬼子』，可是我喜歡聽他談日本的事情。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的歌中有一首叫做(黃海之戰》的日本歌，我還記得裏面的一些動人的歌詞：

「不久以後，在韶山，秘密會社哥老會里的人同本地一個地主發生了衝突。這個地主到衙門裡去控告他們。因為他有錢有勢，所以很容易勝訴。哥老會裡的人敗訴了。但是他們並沒有屈服，他們起來反抗地主和政府，撤到本地一個叫做瀏山的山裡，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山寨。官府派兵去攻打他們，那個地主散布謠言說，哥老會舉起義旗的時候，曾經殺死一個小孩祭旗。起義的領袖，是一個叫做彭鐵匠的人。最後他們被鎮壓下去了，彭鐵匠被逼逃走，後來終於被捕斬首。但是在學生眼裡，他是一個英雄，因為大家都同情這次起義。

「但我到了十三歲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同我父親辯論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辦法，引經據典地來駁他。父親喜歡責備我不孝和懶惰。我就引用經書上長者必須仁慈的話來回敬。他指摘我懶惰，我就反駁說，年紀大的應該比年紀小的多幹活，我父親年紀比我大兩倍多，所以應該多幹活。我還宣稱：等我到他這樣年紀的時候，我會比他勤快得多。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衝。我父親叫毛順生，我母親在娘家的名寧叫文其美。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只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我還記得我是在那個時候第一次聽說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已死去的——雖然新皇帝宣統［溥儀］已經在朝兩年了。那時我還不是一個反對帝制派；說實在的，我認為皇帝象大多數官吏一樣都是誠實、善良和聰明的人。他們不過需要康有為幫助他們變法罷了。中國古代帝王堯、舜、秦皇、漢武的事迹使我嚮往，我讀了許多關於他們的書。同時我也學了一些外國歷史和地理，在一篇講美國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聽到美國這個國家，裏面有這樣一句：『華盛頓經八年苦戰始獲勝利遂建https://read.99csw.com國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傑傳》的書里，我也讀到了拿破崙、俄國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頓、格萊斯頓、盧梭、盂德斯鳩和林肯」。

「我父親毛順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親信佛卻很虔誠。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因為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我九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從那以後，我們好幾次想把他轉變過來，可是沒有成功。他只是罵我們，在他進攻之下，我們只好退讓，另想辦法。但他總是不願意和神佛打交道。

「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鄉里發生了糧荒。窮人要求富戶接濟，他們開始了一個叫做『吃大戶』的運動。我父親是一個米商，儘管本鄉缺糧，他仍然運出大批糧食到城裡去。其中有一批被窮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我又覺得村民們的方法也不對。

「這時，湖南發生了一件事情，影響了我的一生。在我讀書的那個小學堂外邊，我們學生看到許多豆商從長沙回來。我們問他們為什麼都離開長沙。他們告訴我們城裡鬧了大亂子。

「我母親是個心地善良的婦女，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她可憐窮人，他們在荒年前來討飯的時候，她常常給他們飯吃。但是，如果我父親在場，她就不能這樣做了。我父親是不贊成施捨的。我家為了這事多次發生過爭吵。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不願詳談私事，甚至不願談他們同 志們的個人功績，也許是出於謙虛，或者是對我有所顧忌或懷疑，或者是考慮到其中許多人頭上懸有賞格的緣故。後來我才發現，與其說是出於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實在不記得那些個人瑣事了。當我開始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我一再發現，共產黨人是能夠說山青少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參加紅軍以後，他就把自己給忘掉在什麼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問他，就不會聽到更多關於他自己的事情，你所聽到的只是關於紅軍、蘇維埃或黨的故事——這些名詞的第一個字母都是大寫的。他們能夠滔滔不絕地談每次戰役的日期和經過，他們進進出出別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無數地方的情況；但是這些事件對他們只有集體的意義，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個人在那裡創造了歷史，是因為紅軍曾經到過那裡，而在紅軍後面的是他們為之戰鬥的那個意識形態的整個有機力量。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卻造成了報道的困難。

「這件事在我們學堂里討論了許多天，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數學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們僅僅是從旁觀者的立場出發。他們並不懂得這同他們自己的生活有什麼關係。他們單純地把它看作一件聳聽的事而感興趣。我卻始終忘不掉這件事。我覺得造反的人也是些象我自己家裡人那樣的老百姓，對於他們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

「我要的就是這個！」我叫道。

我提請他注意關於他的死亡的各種傳說，有些人認為他能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則說他是一個無知的農民，有一條消息說他是一個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則強調他是一個發瘋的狂熱分子。他好象稍為感到意外，人們竟然會花費時間對他進行種種猜測。他同意應九_九_藏_書該糾正這類傳說。於是他再一次審閱我寫下的那些問題。

最後他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麼樣?我認為這樣會更容易理解些，結果也等於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

「人家不喜歡我也因為我不是湘鄉人。在這個學堂，是不是湘鄉本地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還要看是湘鄉哪一鄉來的。湘鄉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兩里，純粹出於地域觀念而毆鬥不休，彼此勢不兩立。我在這場鬥爭中採取中立的態度，因為我根本不是本地人。結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壓抑。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擔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二十五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擔谷。當我十歲家中只有十五畝地的時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我們又買了七畝地以後，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個弟弟。可是我們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谷的剩餘，我的父親就靠此漸漸富裕起來。

「回想起來，我認為我父親的嚴厲態度到頭來是自招失敗。我學會了恨他，我們對他建立了真正的統一戰線。同時，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帳，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

「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裡記帳。他要我學珠算。既然我父親堅持，我就在晚上記起帳來。他是一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我閑著；如果沒有帳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對僱工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

「我父親決定送我到湘潭一家同他有來往的米店去當學徒。起初我並不反對，覺得這也許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聽說有一個非常新式的學堂，於是決心不顧父親反對，要到那裡去就學。學堂設在我母親娘家住的湘鄉縣。我的一個表兄就在那裡上學，他向我談了這個新學堂的情況和『新法教育』的改革。那裡不那麼注重經書，西方『新學』教得比較多。教學方法也是很『激進』的。

在以後接著幾個晚上的談話中，我們真象搞密謀的人一樣，躲在那個窯洞里，伏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上，蠟燭在我們中間畢剝著火花，我振筆疾書，一直到倦得要倒頭便睡為止。吳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澤東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譯成英浯，在這種方言中，「雞」不是說成實實在在的北方話的「chi」，而是說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還有許多更奇怪的變音。毛澤東是憑記憶敘述一切的；他邊說我邊記。我在上文已經說過，我記下的筆記又重譯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對耐心的吳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並沒有把它作文學上的加工，下面就是這樣做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