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我在那裡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穆勒的一部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盂德斯鳩寫的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歷史地理的同時，也閱讀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

「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力報》，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報紙，刊載著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的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我深受這篇報道的感動，發現《民力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這份報紙是于右任主編的，他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個有名的領導人。這個時候，我也聽說了孫中山這個人和同盟會的綱領。當時全國處於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動之下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堂的牆上。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政見，思想還有些糊塗。我還沒有放棄我對康有為、梁啟超的欽佩。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的差別。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孫中山從日本請回來當新政府的總統，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

「學校里有一個國文教員，學生紿他起了『袁大鬍子』的綽號。他嘲笑我的作文，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變文風。我鑽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文體。所以，多虧袁大鬍子，今天我在必要時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文言文。

「這時候，我有一個朋友成了法政學生，他勸我進他的學校。我也讀到了這所法政學堂的娓娓動聽的廣告，它許下種種好聽的諾言，答應在三年內教完全部法律課程，並且保證期滿之後馬上可以當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斷向我稱讚這個學校，最後我寫信給家裡，把廣告上所答應的一切諾言重述一遍，要求給我寄學 費來。我把將來當法官的光明圖景向他們描述丁一番，我向法政學堂交了一元錢的報名費，等侯父母的回信。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許多學生和朋友建立了廣泛的通信關係。我逐漸認識到有必要建立一個比較嚴密的組織。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幾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學會。學會有七、八十名會員，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參加過新民學會的較為知名的共產黨人有：羅邁，現任黨的組織委員會書記；夏曦，現在在二方面軍；何叔衡，中央蘇區的最高法院法官，後來被蔣介石殺害；郭亮，有名的工會組織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殺害；蕭子（日章），作家，現在在蘇聯；蔡和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二七年被蔣介石殺害；

「黎元洪領導的武漢起義發生以後，湖南宣布了戒嚴令。政局迅速改觀。有一天，一個革命黨人得到校長的許可，到中學來作了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當場有七八個學生站起來，支持他的主張，強烈抨擊清廷，號召大家行動起來，建立民國。會上人人聚精會神地聽著。那個革命的演說家是黎元洪屬下的一個官員，他向興奮的學生演說的時候，會場裏面鴉雀無聲。

「我那時住在湘鄉會館里。許多士兵也住在那裡，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湘鄉人。他們沒有工作，也九-九-藏-書沒有什麼錢。住在會館里的學生和士兵總是吵架。一天晚上，他們之間的這種敵對爆發成為武鬥了。士兵襲擊學生，要想殺死他們。我躲到廁所里去，直到毆鬥結束以後才出來。

「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我開始嚮往到長沙去。長沙是一個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會，離我家一百二十里。聽說這個城市很大，有許許多多的人，不少的學堂，撫台衙門也在那裡。總之，那是個很繁華的地方。那時我非常想到那裡去，進一所專為湘鄉人辦的中學。那年冬天，我請我的一位高小教員介紹我去，他同意了。我步行到長沙去，極其興奮，一面又擔心不讓我入學，我幾乎不敢希望真能進這所有名的學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沒有遇到困難就入學了。但是政局迅速發生變化，我後來在那裡只呆了半年。

「但是，我逐漸地團結了一批學生在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核心，後來成為對中國的國事和命運產生廣泛影響的一個學會。這是一小批態度嚴肅的人，他們不屑於議論身邊瑣事。他們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個目的。他們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他們認為時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許他們去談論女人或私人問題。我對女人不感興趣。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恬過——後來也投有。我並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這時也沒有想到她。在這個年齡的青年的生恬中，議論女性的魅力通常佔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沒有這樣做，而且連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絕談論。記得有一次我在一個青年的家裡，他對我說起要買些肉，當著我的面把他的傭人叫來，談買肉的事，最後吩咐他去買一塊。我生氣了，以後再也不同那個傢伙見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願意談論大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職不久。他們不是壞人，而幾有些革命要求。但他們很窮，代表被壓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對他們不滿。過了沒有幾天，我去拜訪一個朋友的時候，看見他們已經陳屍街頭了。原來代表湖南地主和軍閥的譚延闓組織了一次叛亂推翻了他們。

「那時候我沒有錢，家裡不肯供養我，除非我進學校讀書。由於我在會館里住不下去了，我開始尋找新的住處。同時，我也在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經作出結論，我最適合於教書。我又開始留意廣告了。這時候湖南師範學校的一則動聽的廣告，引起我的注意，我津津有味地讀著它的優點：不收學費，膳宿費低廉。有兩個朋友也鼓勵我投考。他們需要我幫助他們準備入學考試的作文。我把我的打算寫信告訴家裡，結果得到他們的同意。我替那兩位朋友寫了作文，為自己也寫了一篇。三個人都錄取了——因此，我實際上是考取了三次。那時候我並不ｈｔtｐｓ://reaｄ.9９csw•cｏｍ認為我為朋友代筆是不道德的行為，這不過是朋友之間的義氣。

「我的軍餉是每月七元——不過，這比我現在在紅軍所得的要多了。在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兩元。我還得花錢買水。士兵用水必須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個學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買水。剩下的餉銀，我都用在訂報紙上，貪讀不厭。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中有《湘江日報》，裏面討論到社會主義，我就是從那裡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的。我也同其他學生和士兵討論社會主義，其實那只是社會改良主義。我讀了江亢虎寫的一些關於社會主義及其原理的小冊子。我熱情地寫信給幾個同班同學，討論這個問題，可是只有一位同學回信表示同意。

「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響之下，讀了蔡元培翻譯的一本倫理學的書。我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文章。那時我是一個唯心主義者，楊昌濟老師從他的唯心主義觀點出發，高度讚賞我的那篇文章。他給了我一百分。

「我發現，在這所新學校上學的困難是大多數課程都用英語講授。我和其他學生一樣，不懂得什麼英語；說實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麼了。另外一個困難是學校沒有英語教師。這種情況使我感到很討厭，所以到月底就退學了，繼續留心報上的廣告。

「聽了這次演講以後四五天，我決心參加黎元洪的革命軍。我決定同其他幾位朋友到漢口去，我們從同學那裡籌到了一些錢。聽說漢口的街道很濕，必需穿雨鞋，於是我到一個駐紮在城外的軍隊里的朋友那裡去借鞋。我被防守的衛兵攔住了。那個地方顯得非常緊張。士兵們第一次領到子彈，他們正誦到街上去。

「第二年夏天，我開始在湖南徒步旅行，遊歷了五個縣。一個名叫蕭瑜的學生與我同行。我們走遍了這五個縣，沒有花一個銅板。農民們給我們吃的，給我們地方睡覺，所到之處，都受到款待和歡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蕭瑜這個傢伙，後來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當國民黨的官。易培基原來是湖南師範的校長，後來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給蕭瑜謀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管理的職位，蕭瑜盜賣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貴的文物，於一九三四年捲款潛逃。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個團體，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學會性質相近。它的許多社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人。其中有它的領袖惲代英，在反革命政變中被蔣介石殺害。現在的紅軍大學校長林彪也是社員。還有張浩，現在負責白軍工作。北京也有一個團體叫做輔社，它的一些社員後來也成了共產黨員。在中國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漢口、天津，一些激進的團體由富有戰鬥九九藏書精神的青年組織起來，開始對中國政治產生影響。

「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使人反感。我讀了《御批通鑒輯覽》以後，得出結論，還不如自學更好。我在校六個月就退學了，訂了一個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看書。我非常認真地執行，持之以恆。我這樣度過的半年時間，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每天早晨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中午只停下來買兩塊米糕吃。這就是我每天的午飯。我天天在圖書館讀到關門才出來。

「革命這時還沒有定局。清朝還沒有完全放棄政權，而國民黨內部卻發生了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湖南有人說戰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幾支軍隊組織起來反對清朝，反對袁世凱湘軍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當湘軍準備採取行動的時候，孫中山和袁世凱達成了和議，預定的戰爭取消了，南北『統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為革命已經結束，便退出軍隊，決定回到我的書本子上去。我一共當了半年兵。

「我開始注意報紙上的廣告。那時候，辦了許多學校，通過報紙廣告招徠新生。我並沒有一定的標準來判斷學校的優劣，對自己究竟想做什麼也沒有明確主見。一則警察學堂的廣告，引起我的注意，於是去報名投考。但在考試以前，我看到一所製造肥皂的『學校』的廣告，不收學費，供給膳宿，還答應給些津貼。這則廣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說製造肥皂對社會大有好處，可以富國利民。我改變了投考警校的念頭，決定去做一個肥皂製造家。我在這裏也交了一元錢的報名費。

「這時，有許多學生投軍。一支學生軍已經組織起來，在這些學生裏面有唐生智。我不喜歡這支學生軍，我認為它的基礎太複雜了。我決定參加正規軍，為完成革命儘力。那時清帝還沒有退位，還要經過一個時期的鬥爭。

「起義軍當時正沿著粵漢路逼近長沙，戰鬥已經打響。在長沙城外已經打了一個大仗。同時，城裡面也發生起義，各個城門都被中國工人攻佔了。我穿過一個城門，回到城裡。進城后我就站在一個高地上觀戰，最後終於看到衙門上升起了『漢旗』。那是一面白色的旗子，上面寫著一個『漢』字。我回到學校，發現它已經由軍隊守衛了。第二天成立了都督府，哥老會的兩名首領焦達峰和陳作新被推舉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設在省咨議局的舊址，議長譚延闓被免職了。省咨議局本身也被撤銷。革命黨人所發現的清廷文件中，有幾扮請求召開國會的請願書。原稿是由現在的蘇維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員徐特立用血書寫的。當https://read.99csw.com時他切斷指尖，表示誠意和決心。他的請願書是這樣開頭的：『為籲請召開國會，予［為本省赴京代表］斷指以送。』

「由於修築川漢鐵路而興起了反對外國投資的運動。立憲成為廣大人民的要求。皇帝的答覆只是下旨設立一個資政院。在我的學堂里，同學們越來越激動。為了發泄排滿情緒，他們反對留辮子。我的一個朋友和我剪去了我們的辮子，但是，其他一些相約剪辮子的人，後來卻不守信用。於是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強剪他們的辮子，總共有十幾個人成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品。就這樣，在一個很短的時間里，我從譏笑假洋鬼子的假辮子發展到主張全部取消辮子了。政治思想是怎樣能夠改變一個人的觀點呵！

「在我那個班裡，有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我非常喜歡他們。其餘的都是一些庸碌之輩，有一個還是流氓，我另外又勸說兩個學生投了軍，我同排長和大多數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為我能寫字，有些書本知識，他們敬佩我的『大學問』。我可以幫助他們寫信或諸如此類的事情。

「在剪辮子事件上，我和一個在法政學堂的朋友發生了爭論，雙方就這個問題提出了相反的理論。這位法政學生引經據典來論證自己的看法，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但是，我自己和反對蓄辮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場上，提出了一種相反的理論，駁得他啞口無言。

「我在師範學校讀了五年書，抵住了後來一切廣告的引誘。最後，我居然得到了畢業文憑。我在這裏——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度過的生活中發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這個時期開始形成。我也是在這裏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驗的。

「大致就在這個時候，長沙的一個政府火藥庫發生爆炸，引起大火。我們學生卻感到很有趣。成噸的槍彈炮彈爆炸著，火藥燃燒成一片烈焰，比起放爆竹來要好看得多了。過了一個月左右，譚延闓被袁世凱趕走，袁現在控制了民國的政治機器。湯薌銘接替了譚延闓，開始為袁籌備登基。

「我們也熱心於體育鍛煉。在寒假當中，我們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繞城，渡江過河。遇見下雨，我們就脫掉襯衣讓雨淋，說這是雨浴。烈日當空，我們也脫掉襯衣，說是日光浴。春風吹來的時候，我們高聲叫嚷，說這是叫做『風浴』的體育新項目。在已經下霜的日子，我們就露天睡覺，甚至到十一月份，我們還在寒冷的河水裡游泳。這一切都是在『體格鍛煉』的名義下進行的。這對於增強我的體格大概很有幫助，我後來在華南多次往返行軍中，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中，特別需要這樣的體格。

「易禮容，後來當了中央委員，接著『轉向』國民黨，成了一個工會的組織者；蕭錚，黨的一個著名領導人，是在最早發起建黨的文件上簽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學會的大多數會員，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殺害了。

「我這時感到心情舒暢，需要結交一些親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有志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和我聯繫。我指明要結交能刻苦耐勞、意志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我從這個廣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個半人。一個回答來自羅章龍，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接著又轉向了。兩個回答來自後來變成極端反動的青年。『半』個回答來自一個沒 有明白表示意見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聽了我說的話之後，沒有提出任何具體建議就走了。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展起來。九_九_藏_書

毛汗東接著說：

「這所新學校有許多校規，我贊成的極少。例如，我反對自然科學列為必修課。我想專修社會科學。我對自然科學並不特別感興趣，我沒有好好地去學，所以大多數這些課程我得到的分數很差。我尤其討厭一門靜物寫生必修課。我認為這門課極端無聊。我往往想出最簡單的東西來畫，草草畫完就離開教室。記得有一次我畫了一條直線，上面加上一個半圓，表示『半壁見海日』。又有一次，在圖畫考試時，我畫了一個橢圓形就算了事，說這是蛋。結果圖畫課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虧我的社會科學各課得到的分數都很高，這樣就扯平了其他課程的壞分數。

「我下一個嘗試上學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一塊錢報了名，多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這個學校很大，有許多學生，畢業生也不少。那裡的一個國文教員對我幫助很大，他因為我有文學愛好而很願接近我。這位教員借給我一部《御批通鑒輯覽》，其中有乾隆的上諭和御批。

「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我在一九一二年進師範學校，一九一八年畢業。」

「命運再一次插手進來，這一次採取的形式是一則商業學堂的廣告。另外一位朋友勸告我，說國家現在處於經濟戰爭之中，當前最需要的人材是能建設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他的議論打動了我，我又向這個商業中學付了一元錢的報名費。我真的參加考試而且被錄取了。可是我還繼續注意廣告。有一天我讀到一則把一所公立高級商業學狡說得天花亂墜的廣告。它是政府辦的，設有很多課程，而且我聽說它的教且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人。我決定最好能在那裡學成一個商業專家，就付了一塊錢報名，然後把我的決定寫信告訴父親。他聽了很高興。我父親很容易理解善於經商的好處。我進了這個學校，但是只住了一個月。

「一位姓唐的教員常常給我一些舊《民報》看，我讀得很有興趣。從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會的活動和綱領。有一天我讀到一份《民報》，上面刊載兩個中國學生旅行全國的故事，他們一直走到西藏邊境的打箭爐。這件事給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們的榜樣，可是我沒有錢，所以我想應當先在湖南旅行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