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海灣的冰上散步。我沿著洞庭湖環行，繞保定府城牆走了一圈。《三國》上有名的徐州城牆，歷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牆，我都環繞過一次。最後，我登了泰山，看了孔墓。這些事情，我在那時看來，是可以同步行遊歷湖南相比美的。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可是我到達浦口的時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沒有車票。沒有人可以借錢給我，我不知道怎樣才能離開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僅有的一雙鞋子給賊偷去了。哎喲！怎麼辦呢？又是『天無絕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運氣。在火車站外，我遇見了從湖南來的一個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薩』。他借錢給我買了一雙鞋，還足夠買一張到上誨去的車票。就這樣，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隨時留神著我的新鞋。到了上海，我了解到已經募集了大批款項，協助把學生送到法國去，還撥出一些錢幫助我回湖南。我送朋友們上輪船以後，就起程回長沙了。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裡，我遇到了別的學生，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當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之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黨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母親去世了，這樣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決定到北平去，當時叫北京。當時湖南有許多學生打算用『勤工儉學』的辦法到法國去留學。法國在世界大戰中曾經用這種辦法https://read.99csw.com招募中國青年為它工作。這些學生打算出國前先去北京學法文。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在一批批出國的人裏面有許多湖南師範學校的學生，其中大多數後來成了著名的激進分子。徐特立也受到這個運動的影響，他放棄了湖南師範學校的教席到法國去，這時他已經四十多歲了。不過他到一九二七年才參加共產黨。

「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還遇到了張國燾——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後來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加入了三K黨［！！！］；段錫朋，現在在南京當教育部次長。也是在這裏，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裡我再次看見了陳獨秀。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那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接著我回到長沙著手組織聯盟。我ｈttｐｓ://ｒｅad.9９csｗ.ｃｏｍ在長沙一邊當教員，一邊繼續我在新民學會的活動。那時新民學會的綱領要爭取湖南『獨立』，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我們的團體對於北洋政府感到厭惡。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脫離關係，可以更加迅速地現代化，所以主張同北京分離。那時候，我是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的堅決擁護者。

「於是我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那裡組織反軍閥運動。新民學會把反對張敬堯的鬥爭擴大成為普遍的反軍閥的宣傳，為了促進這個工作我擔任了一個通訊社社長的職務。這個運動在湖南取得了一些成功。張敬堯被譚延闓推翻了，長沙建立了新政權。大致就在這個時候，新民學會開始分成兩派——右派和左派，左派堅持進行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改革的綱領。

「譚廷闓被一個叫做趙恆惕的軍閥趕出湖南，趙利用『湖南獨立』運動來達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假裝擁護這個運動，主張中國聯省自治。可是他一旦當權，就大力鎮壓民主運動了。我們的團體曾經要求實行男女平權和代議制政府，一般地贊成資產階級民主綱領。我們在自己辦的報紙《新湖南》上公開鼓吹進行這些改革。我們領導了一次對省議會的衝擊，因為大多數議員都是軍閥指派的地主豪紳。這次鬥爭的結果，我們把省議會裡張掛的胡說八道和歌功頌德的對聯匾額都扯了下來。

「衝擊省議會這件事被看成湖南的一件大事，嚇慌了統治者。但是，趙恆惕篡奪控制權以後，背叛了他支持過的一切主張，特別是他凶暴地壓制一切民主要求。因此，我們的學會就把鬥爭矛頭轉向他。我記得一九二〇年的一個插曲，那年新民學會組織了一個示威遊行，慶祝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這次示威遊行遭到警察鎮壓。有些示威者要想在會場上升起紅旗，警察禁止這樣做。示威者指出，依照憲法第十二條，人民有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的權利，但是警察聽不進去。他們回答說，他們不是來上憲法課，而是來執行省長趙恆惕的命令的。從此以後，我越來越相信，只九九藏書有經過群眾行動取得群眾政治權力，才能保證有力的改革的實現。

「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我已經把這種情況的背景告訴你了。可是就在這時候，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來說，我正在找尋出路。我讀了一些關於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一個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在那個時候，我贊同許多無政府主義的主張。

「我陪同一些湖南學生去北京。雖然我協助組織了這個運動，而且新民學會也支持這個運動，但是我並不想去歐洲。我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那些決定去法國的學生從現在任中法大學校長的李石曾那裡學習法文，我卻沒有這樣做。我另有打算。

「記得我在第一次到北方去的途中遊歷過這些地方：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條件很可憐，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對於我是一種豐富多采、生動有趣的補償。我住在一個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個人住在一間小屋于里。我們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時候，擠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兩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園裡，在故宮的庭院里，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還結著堅冰的時候，我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我看到楊柳倒垂在北海上，枝頭懸挂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北梅冬樹掛珠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不盡的樹木激起了我的驚嘆和讚美。

「北京對我來說開銷太大。我是向朋友們借了錢來首都的，來了以後，非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佗理學教員楊昌濟，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主任。他就是李大釗，後來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始人，被張作霖殺害。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九_九_藏_書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

「一九一九年初，我和要去法國的學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車票，不知道到后怎樣才能再向前走。可是，象中國俗語所說的，『天無絕人之路』，很幸運，一位同學從北京孔德學校弄到了一些錢，他借了十元給我，使我能夠買一張到浦口的車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聖人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歷史性的孔廟附近那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有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東的神岳泰山，馮玉樣將軍曾在這裏隱居，並且寫了些愛國的對聯。

在毛澤東追述往事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一個旁聽者至少和我同樣感興趣，這就是他的妻子賀子珍。很明顯，他談到的有關自己和共產主義運動情況，有許多是她以前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毛澤東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數也是這樣。後來，當我向紅軍其他領導人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他們的同事常常圍攏來興趣盎然地聆聽他們第一次聽到的故事。儘管他們已經在一起戰鬥了多年，他們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參加共產黨以前的日子的情況，他們往往把這些日子看做一種黑暗時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為共產黨人以後才開始的。

在另一個晚上，毛澤東盤膝而坐，背靠在兩隻公文箱上。他點燃了一直紙煙，接起前一天晚上中斷的故事的線索說下去：

「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們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的影響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鬥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和楊開慧結了婚。」httｐｓ://rｅａd.９9ｃsw•cｏm

「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總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塊錢——裡面包括我許多次的報名費！在這筆錢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因為訂閱費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誌。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我回到長沙以後，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在五四運動以後，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學生的政治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筆；這是湖南學生的報紙，對於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這是一個研究現代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特別是新民學會，都激烈地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張敬堯，這傢伙很壞。我們領導了一次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撤換他，並且派遣代表團分赴北京和西南進行反張的宣傳，因為那時孫中山正在西南進行活動。張敬堯查禁了《湘訌評論》來報復學生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