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分配土地是共產黨政策中的一個根本要素。這是怎樣進行的？後來，為了全國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慮，蘇維埃土地政策作了大跳步的後退，但是我在西北訪問期間所實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頒布）規定要沒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沒收富農不是由自己耕種的所有土地。不過不論地主或富農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種的土地。在不缺地的鄉里——那樣的鄉在西北有不少——在鄉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實際上一點也沒有沒收，分配的只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時還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給貧農，同樣數量的劣地給地主。

不論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南方的情況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論，如果稱之為農村平均主義，較之馬克思作為自己的模範產兒而認為合適的任何名稱，也許更加確切一些。這在經濟上尤其顯著。在有組織的蘇區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雖然有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簡單指導，但是物質條件的局限性到處是顯而易見的。

從理論上說，教育「免費普及」，但父母有義務借給子女吃穿。實際上，還沒有做到「免費普及」，雖然教育人民委員徐特立向我吹噓，如果他們在西北能有幾年和平，他們在教育方面的成將會使全國震驚。我以後再來更加詳細地談談共產黨人在這一地區消滅文盲所取得的成就和希望做到什麼程度，但是首先使人感興趣的還是弄清楚政府用什麼經費來不僅維持這樣的教育計劃，而且維持我稱之為蘇維埃社會的這個表面看來很簡單但實際上卻極其複雜的機體。

但是農民的反應怎樣？中國農民一般不願受組織、紀律的約束，不願從事超過自己家庭範圍以外的任何社會活動。共產黨聽到這話就大笑。他們說，中國農民如果是為自己工作而不是為民團——地主和稅吏，他們沒有不喜歡組織或社會活動的。我不得不承認，我所接觸到的農民，大多數似乎是擁護蘇維埃和紅軍的，他們有許多人意見批評一大堆，但是問到他們是否願意過現在的生活而不願過以前的生活，答覆幾乎總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們大多數人談到蘇維埃時用的是「我們的政府」，這使我覺得，在中國農村，這是一種新現象。

土地問題——沒收和分配土地問題——在西北由於大地產多數是屬於官僚、稅吏、在外地主而簡單化了。在沒收以後，多數情況是貧農的當前要求得到了滿足，不受在鄉小地主或富農的什麼干擾。因此紅軍不僅由於給貧農和無地農民土地而得到他們擁護的經濟基礎，而且在九九藏書有些情況下也由於取消捐稅剝削而贏得了中農的感激，在少數情況下由於同樣的原因或者通過抗日運動的愛國宣傳而爭取到了小地主的支持。陝西好幾個著名的共產黨員出身於地主家庭。

這些組織和它們各個委員會的工作都是由中央蘇維埃政府、共產黨、紅軍來領導的。我們在這裏不需要引用詳盡的統計數字或令人厭煩的圖表來說明這些機構的組織聯繫，但是總的可能說它們都是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個共產黨員的直接領導下，儘管每個組織似乎是由農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決定、吸收成員、進行工作的。蘇維埃組織的目的顯然是使得每一個男女老幼都是某個組織的成員，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

除了上述以外的階級都不受沒收的影響，因此土地重新分配使得很大比例的農民得到眼前利益。貧農、佃農、僱農都得到了足以維持生計的土地。看來並沒有想起把土地所有權「平均化」。據王觀瀾（二十九歲的俄國留學生，西北三省的土地人民委員）向我解釋，蘇維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為每個人提供足夠的土地，保證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夠過足夠溫飽的生活，他們認為這是農民的最「迫切要求」。

對於貧農還採用低利或無利放款形式給予額外的幫助。高利貸完全取締，但私人借款年息最高不超過百分之十仍屬許可。政府放款年息一般為百分之五。紅軍兵工廠里製造的好幾千簡易農具和成千上萬磅種籽供應無地農民開荒。還開辦了一所簡單的農業學校，據說還要開辦一所畜牧學校，只等這方面一個專家從上海來到。

這裏，共產黨在播下集體勞動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種子——為將來實現集體化做初步的教育工作。同時，一種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觀念開始慢慢地滲入到農民意識的深處去。因為在農民中間建立起來的各種組織，是共產黨稱為經濟、政治、文化三結合的東西。

什麼人算地主？根據共產黨的（大大簡化了的）定義，凡是大部分收入來自出租給別人種的土地而自己不勞動的人都是地主。根據這個定義，高利貸者和土豪與地主屬於同類，因此受到同樣對待。據斯坦普爾博士說，高利貸的利率在西北原來高達百分之六十，在困難時期還要高得多。雖然在甘肅、陝西、寧夏的許多地方，土地很便宜，一個僱工或者佃戶，ｒeａｄ.９９csw•ｃｏｍ如果沒有資金，幾乎不可能積錢為自己家庭買夠足夠的田的。我在紅區遇到過許多農民，他們以前是從來不可能擁有土地的，雖然有些地方地價低到只有二、三元銀洋一英畝。

在這些限度內，凡是政權穩定的地方，蘇維埃似乎工作得很順利。代議制政府結構是從最小的單位村蘇維埃開始建立的，上面是鄉蘇維埃、縣蘇維埃、省蘇維埃，最後是中央蘇維埃。每村各選代表若干人參加上級蘇維埃，依此類推，一直到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凡年滿十六歲的，普遍有選舉權，但選舉權不是平等的，理由已如上述。

組織工作並不是到政府機構為止。共產黨在工農、城鄉中有大量的黨員。此外，還有共青團，團之下又有兩個組織，把大部分青年都組織起來。這兩個組織是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把婦女們也組織到共青團、抗日協會、幼兒院、紡紗班、耕種隊中去。成年的農民組織在貧民會、抗日協會中。甚至哥老會這個古老的秘密會社，也讓它參加到蘇維埃生活中來，從事公開合法的活動。農衛隊和游擊隊也屬於組織嚴密的農村政治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共產黨在這些人們中間所取得的文化上的成就，按西方先進標準來衡量，的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陝西北部的二十幾個蘇維埃化已久的縣裡，中國大部分地方常見的某些明顯的弊端，肯定是被消滅了。而且在新區的居民中間也在進行大力的宣傳，要在那裡進行同樣的基本改革。陝北已經徹底消滅了鴉片，這是個傑出的成就。事實上，我一進蘇區以後就沒有看到過什麼罌粟的影子。貪官污吏幾乎是從來沒有聽到過。乞丐和失業的確象共產黨所說的那樣被「消滅」了。我在紅區旅行期間沒有看到過一個乞丐。纏足和溺嬰是犯法的，奴婢和賣淫已經絕跡，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有基礎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蘇區里，警衛工作幾乎全部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擔任的。蘇區很少有紅軍的駐防部隊，因為所有戰鬥力量都在前線。地方的保衛工作是由村革命保衛隊、農衛隊、游擊隊分擔的。這個事實可以說明，紅軍在農民中九-九-藏-書間得到擁護的一部分原因，因為紅軍很少象其他軍隊那樣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壓迫和剝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線，在那裡為自己的口糧作戰，應付敵人進攻。另一方面，把農民嚴密地組織起來，紅軍便有了後衛和基地，可以放手進行極其機動的作戰，而這正是它的特點。

前已強調指出西北沒有任何有重要意義的機器工業，這個地區比中國東部一些地區受到的工業化影響要少得多，它主要是農業和畜牧區，好幾個世紀以來，文化趨於停滯狀態，雖然現在存在的許多經濟上的弊端無疑地是半工業化城市中經濟情況變化的反映。但是紅軍本身就是「工業化」對中國的影響的顯著產物，它對這裏化石般的文化所帶來的思想震蕩確確實實是革命性質的。

關於「共妻」和「婦女國有化」的謠言，一望而知是荒謬可笑的，不屑一駁。但在結婚、離婚、遺產等方面的改革，按照中國其他地方的半封建法律和習慣來看，本身就是很激進徹底的。婚姻法里有這樣的有趣規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婦、買賣妻妾以及「包辦婚姻」的習慣。婚姻必須取得雙方同意，婚齡提高到男子二十歲，女子十八歲，禁止彩禮，到縣、市、村蘇維埃登記結婚的，發給一份結婚證書，不取任何費用。男女同居的，不論是否登過記，都算是合法結過婚，——這似乎排除了亂|交——而且他們的子女都是合法的。不承認有私生子。

這項命令為了擴大勞動力，特別是爭取婦女直接參加農業生產（尤其是那些由於參加紅軍而男性人口減少的地方）所提出的方法中，下面這個絕妙的指示說明紅軍利用現有材料極有效果：

蘇維埃這種緊張頻繁的活動具有典型性的一個例子，是他們為了要增加產量、利用大片荒地而採取的方法。我弄到土地委員會發給各個分支機構，指導他們組織農民從事耕種和在這方面進行宣傳的許多命令，範圍之廣和內容之實際，使人相當驚訝。例如，我在土地委員會一個辦事處看到的一項命令，對於春耕工作發出了具體的批示，土地委員會要求工作人員「進行廣泛的宣傳，爭取農民自願參加，不要有任何強迫命令」。對於如何在耕種季節完成四項主九*九*藏*書要的要求，提出了具體的意見。這四項要求根據去年冬天蘇維埃的決定是：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擴大紅軍耕地；增加作物產量；擴大作物品種，特別重視新品種的瓜菜；擴大棉花種植面積。

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三一年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中詳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提到「最高綱領」的話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目的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建設一個真正的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此以前，必須記住，紅區的社會、政治、經濟組織一直不過是一種非常臨時性的過渡。甚至在江西，也完全是如此。由於蘇區從一開始起就得為生存而戰，他們的主要任務一直是建設一個軍事政治根據地，以便在更廣泛、更深刻地規模上擴大革命，而不是「在中國試行共產主義」，而有不少人卻以為這就是共產黨在他們小小的被封鎖的地區中在嘗試的事情。

如果夫妻雙方有任何一方「堅決要求」就可以到蘇維埃登記處離婚，不需任何費用，但紅軍的妻子須得到男方同意才可離婚。離婚雙方財產均分，雙方都有法律義務撫養子女，但債務卻由男方單獨負擔（！），他並有義務提供子女三分之二的生活費。

共產黨在西北所以受到群眾擁護，其當前的基礎顯然不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點象孫逸仙博士的主張：「耕者有其田」。共產黨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經濟改革措施中，對農民最有重要意義的顯然有這四項：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貸，取消苛捐雜稅，消滅特權階級。

合作化運動在大力推廣，其活動已超過生產和分配合作社，而擴大到象集體使用牲口和農具——特別是耕種公共土地和紅軍土地——這樣新奇（對中國來說）形式方面的合作，和組織勞動互助組方面的合作。用后一種方法，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體耕種、集體收穫，個別農民一時農閑現象就不再出現。共產黨做到每個人都不是白白得到土地的！在農忙季節里，採用了「星期六突擊隊」的辦法，不僅所有的兒童組織，而且所有的蘇維埃幹部、游擊隊員、赤衛隊員、婦女組織的會員、駐在附近的紅軍部隊都動員起來，每個星期至少要有一天到田裡勞動。甚至毛澤東也參加了這種勞動。

每一鄉蘇維埃下設各種委員會。權力最大的委員會是革命委員會，那往往是紅軍佔領一個鄉以後經過一陣緊張的宣傳運動再reａｄ.９９csｗ.ｃoｍ舉行群眾大會選出來的。它有決定選舉或改選權，同共產黨合作緊密。鄉蘇維埃下面設教育、合作社、軍訓、政訓、土地、衛生、游擊隊訓練、革命防禦、擴大紅軍、農業互助、紅軍耕田等等委員會，由鄉蘇維埃指派。蘇維埃的每一分支機構中都有這種委員會，一直到負責統一各項政策和作出全國性決策的中央政府。

但是要真正了解農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擁護，必須記住它的經濟基礎。我已經談到過西北農民在舊政權下所承受的沉重負擔。現在，紅軍不論到哪裡，他們都毫無疑問地根本改變了佃農、貧農、中農以及所有「貧苦」成分的處境。在新區在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租稅，使農民有透口氣的機會，在老區里，只保留一種單一的累進土地稅和一種單一的小額營業稅（百分之五到十）。其次，他們把土地分給缺地的農民，大片大片地開「荒」——多數是在外或在逃地主的土地。第三，他們沒收有錢階級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給窮人。

但是，客觀條件不允許共產黨有可能組織大大超過社會主義經濟初生時期的政治體制，對此他們自然只能從未來角度來加以考慮，以期有朝一日他們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權，那時他們可以把外國租界中的工業基地接過手來，從而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奠定基礎。在此以前，他們在農村地區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解決農民的當前問題——土地和租稅。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象俄國以前的民粹派反動綱領，但是，其根本不同之處在於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人從來只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設群眾基礎的一個階段，使他們能夠發展革命鬥爭，以奪取政權和最後實現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革的一種策略。屆時集體化就勢所難免。

從理論上來說，蘇維埃固然是一種「工農」政府，但在實際執行中，全部選民中不論從成分上來說，還是從職業上來說，農民佔壓倒多數，因此政權得與此適應。為了要制約農民的勢力，抵消這種勢力，把農村從口劃分這幾個階層：大地主、中小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佃農、僱農、手工業者、流氓無產階級和自由職業者，即專業工作者，包括教員、醫生、技術人員、「農村知識分子」。這種劃分不僅是經濟上的劃分，也是政治上的劃分，在蘇區選舉中，佃農、僱農、手工業者等比其他階層的代表是名額比例大得多，其目的顯然是要造成「農村無產階級」的某種民主專政。但是，很難看到這些類別之中有什麼重要的根本階級區別在起作用，因為他們都是直接依附於農業經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