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帥先生一直不說話，臉上蒼白得和死人一般。他一定要送我上車，車子是停在飲馬池邊等我的。我們倆穿過了整個花園都沒有說一句話。我身上帶著花園的鑰匙，我就用這鑰匙開了園門，之後，我沒有把鑰匙放回口袋，默默無言地遞給他了。他接著鑰匙，激動的神情令人吃驚，從那以後，我時常情不自禁地想到他的這種表情。我一輩子也沒有遇到比這次別離更痛苦的時刻了。擁抱是長久的、默默無言的：彼此都感到這一次擁抱就是最後的訣別。

我從蒙莫朗西動身去瑞士的時候，曾決定到依弗東去，在我那善良的老朋友羅甘先生家裡住下來，羅甘退休在那裡已經有幾年了，他曾邀我去看他。我在路上聽說到里昂去要走彎路，這就省得我路過里昂了。但是，不路過里昂就要路過伯藏松，這也是個要塞，因而也就有同樣的不便。我就想不如繞點路經過薩蘭，託辭去看杜賓先生的侄子梅朗先生，他在那裡的鹽場工作，以前曾多次邀我去看他。這個辦法成功了；我沒有找到梅朗先生，也就用不著停留，我對此感到十分高興，又繼續走我的路，誰也沒有盤問我一句。

我的車座很硬，我身子又不舒服，不能多趕路。此外，我的樣子又不夠威風，不能使人家好好地服侍我，而在法國，大家都知道，要驛馬感到鞭子，就非經過車快的肩膀不可。我以為多多塞錢給執疆人，就可以補充我言不驚人、貌不壓眾的缺陷，誰知結果更糟。他們以為我是當差的下人，平生第一次坐驛車。從此我就只能得到些駑馬，自己也成了車伕的笑料。我最後只好耐下性子，什麼也不說，憑他們的高興去趕路——其實我一開始就應該這樣做的。

假設為了執行以我為對象的那個陰謀，人家非要我走開不可，那麼，一切經過就應該差不多象實際發生的那樣，才能使我走開。但是，如果我不被盧森堡夫人在半派人前來所嚇倒，不為她神色慌張所感動，而繼續保持堅定，如果我不待在府第里，而回到床上去安安靜靜地睡到大天亮，我會同樣被下令逮捕嗎？這是個大問題，許多別的問題的解答都是以這個大問題為轉移的，而要研究這個大問題，那恫嚇性的逮捕令的下達時間和那實際逮捕令的下達時間都不是沒有注意的價值的。這是一個粗淺的、卻又明顯的實例，說明在事實的陳述中，你若想探索事實的隱秘原因，那些最不足道的細節也有其重要性，它可以引導你去用歸納法把隱秘原因揭發出來。

幾天之後，元帥先生從一位德耶的教區神父那裡收到一封信，這神父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信里有個通知，說是認可靠方面得來的消息：議院將極其嚴厲地對我進行起訴，並註明某日將下令逮捕我。我判斷這個通知是霍爾巴赫派製造出來的；我知道議院非常注意手續，在當前這種場合下，不先依司法手續去了解我是否承認這部書，了解我是否真正是這部書的作者，而劈頭就下令逮捕，這就違反一切手續了。「只有，」我對布弗萊夫人說，「只有危害公安的罪行，才能根據一點犯罪的跡象就下令逮捕，因為怕被告人逃脫法網。但是要懲罰我這個理應得到榮譽和受到獎勵的行為，總是只對作品起訴而儘可能不找上作者的。」關於這一點，她給我指出了一種很微妙的區別，我現在忘記了，目的是向我證明，不先行傳訊就下令逮捕，那還是對我的一種優待呢。第二天我收到居伊一封信，告訴我說，那天他到檢察長家裡去，曾在他的寫字檯上看到了對《愛彌兒》和作者的公訴狀的草稿。請注意，這個居伊是迪舍納的合夥經營人，作品就是他承印的，他自己倒處之泰然，反而大發慈悲給作者來這樣一個通知。人們可以判斷，這種事在我眼裡能有幾分可信的成分吧！一個書商被檢察長先生接見了，竟能安安靜靜地在這位官員的寫字檯上讀到零散的手稿和底稿，這可是太簡單、太自然了！布弗萊夫人和別的許多人也都向我肯定了這件事。聽到人們不斷在我耳朵里灌進去的那許多荒謬絕倫的話，我簡直以為所有的人都瘋了。

這次談話雖然很短，卻使我看清了我的處境，至少是在某一方面；它使我了解到，人家恨的確實是我本人。我只怪那聞所未聞的宿命，它把我說的好話、做的好事都一律變成我的禍根。然而，我覺得在這件事上有盧森堡夫人和馬勒賽爾卜先生做擋箭牌，也就看不出人家會有什麼辦法能撇開他們而一直攻擊到我本人頭上，因為，從那時候起我就已經清楚感覺到，這已經不是什麼公正不公正、法理不法理的問題了，人家是不會勞神去審查我實際上是做得對還是不對的。這時候，隆隆的雷聲越響越厲害，就連內奧姆也不免在他那東拉西扯的閑談中向我表示，他後悔不該牽涉到這部著作里來，並且他似乎認為威脅書和作者的那種命運已經是萬難倖免的了。然而有一件事卻始終使我安心：我看盧森堡夫人還是那麼安靜，那麼高興，甚至還那麼笑呵呵的，一定是她對她所做的事確有把握，才不為我感到絲毫的不安，才不對我說出半句同情或抱歉的話，才能那麼冷靜地看著事態的發展，就彷彿她根本沒有插過手，就彷彿她對我一直毫不關心似的。使我詫異的是她什麼話也不對我說，我總覺得她倒該告訴我一點什麼才是。布弗萊夫人就顯得不那麼安靜了。她一會兒來，一會兒去。一副焦躁的樣子，忙得不可開交，並且向我保證說，孔蒂親王先生也正在大忙特忙，想擋掉人家準備給我的那個打擊；她總認為這個打擊是當前形勢促成的，議院那時有必要不讓耶穌會教士罵它不關心宗教。然而她對親王和她自己的活動，又似乎不抱多大的成功希望。她的歷次談話，使人驚慌的成分多，使人安心的成分少，都是傾向於促我退避的，她還老是勸我到英國去，願為我在英國介紹很多朋友，其中有她多年的老朋友——著名的休謨。她看我堅持要安安靜靜地待下來，便轉了一個較能打動我的話頭。她讓我了解到，如果我被捕，受到審訊，我就會不得不把盧森堡夫人也供出來，而她對我的友誼很值得我不要眼睜睜地把她也株連進去。我回答說，在這種情況下她盡可放心，我是絕不會連累她的。她又反駁說，這個決心下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關於這一點，她說得也對，尤其是對我這樣一個人，因為不管說真話可能有多大的危險，我是絕對不會在審判官面前背誓或說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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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工作恢復之後，就一直繼續下去，甚至相當平安無事地完成了；我注意到一點奇怪的現象，就是人們對頭兩卷嚴格要求改版，而對后兩卷什麼話也沒說就放過去了，這兩卷的內容沒有為出版造成任何障礙。然而，我還是有點不放心，應該在這裏提一提。我在害怕耶穌會教士之後，又對讓賽尼優斯派和哲學家們害怕起來了。我憎恨一切所謂黨、所謂派、所謂系，我從來不指望屬於黨、派、系的人對我會有什麼好感。那兩個「長舌婦」前些時離開他們原來的住所，跑來住在緊挨著我的地方：從他們的房間就可以聽到我房間里和平台上所說的一切，從他們的園子可以很容易爬過把他們的園子和我的碉樓隔開的那堵小牆。我曾把這座碉樓當作我的工作室，所以裏面有一張桌子，擺滿了《愛彌兒》和《社會契約論》的校樣和印成的散頁；人家把這種散頁寄來，我就邊收邊裝訂，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前很久，桌上就有了我的全部成書。我的輕率、我的粗疏以及我對馬達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園裡面的）就使得我常常晚上忘九*九*藏*書記鎖碉樓的門，而早晨發現綢樓門大開著，如果不是覺得我的稿件有些翻動，這倒不會叫我怎樣不安。我好幾次看出這種現象之後，就變得仔細些，把碉樓門鎖上了，但門上的鎖不好，鑰匙只能轉半個圈子。我比較注意了，就發現我的稿件反而比我讓門大開著的時候被翻動得更厲害。最後，我裝訂成冊的書有一冊不見了，有一天兩夜都沒法知道給搞到什麼地方去了，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在桌上找到。當時和以後我都不曾對馬達斯先生有所懷疑，我也不懷疑他的外侄迪穆朗先生，因為我知道他們倆都喜愛我，我完全信任他們。可是我對那兩個「長舌婦」就開始不那麼信任了。我知道他們雖然是讓賽尼優斯派，卻跟達朗貝有些關係，並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這部書的出版，沒有引起我所有的作品出版時曾博得的那種轟轟烈烈的彩聲。從來沒有一部著作曾獲得那麼多的私下的頌揚，也從來沒有一部著作曾獲得那麼少的公開的讚美。最有能力評論我這部書的人們對我說的話，給我寫的信，都證實這是我最好的作品，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但是所有這些意見，說出時都帶著最離奇的謹慎態度，就彷彿要說這部書好，非得保密不可。布弗萊夫人告訴我說，這部書的作者理應給樹銅像，值得受一切人的推崇，信未卻毫不客氣地請我把原信退回；達朗貝寫信給我說，這部著作決定了我的優越，應該把我放到全體文學家的領袖地位，信末卻不署名，雖然他前此給我寫的許多信沒有一封不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靠得住的朋友，為人真誠，但是很圓通，他很重視這部書，卻避免用書信對我說；拉·孔達米納抓住《信條錄》東拉西扯；克萊羅在他的來信里也只談那一篇；但是他敢於表示他讀這篇文章時所受到的感動，並且明明白白對我說這次閱讀溫暖了他那顆衰老的心：在接受我贈送的這部書的所有人之中，只有他一人大聲地、自由地對大家說出了他對這部書的全部好評。

我已經把我這個計劃告訴過盧森堡先生，他勸我不要去；這次我又對他重新提起，說是決心已下，不可動搖。於是他就建議我住到距巴黎十五里約的美爾魯府去，認為可能是於我相宜的一個去處，他們夫婦倆都樂於把我安頓到那裡。這個建議很使我感動，也很中我的意。首先，必須看看那個地方；我們就約好日子，由元帥先生派他的親隨帶車子來領我前去。到了那天，我恰好感到很不舒服，就不得不把這事推遲，接著又來了些不湊巧的事，根本就沒有去成。後來我聽說美爾魯那片地產不是屬於元帥先生的，而是屬於元帥夫人的，我沒有去成，也就比較容易釋然於懷了。

風暴前的隱隱雷聲已經開始聽到了，凡是稍有眼光的人都看得清楚，針對我的書和我本人，有個陰謀正在醞釀著，不久就要爆發出來。而我呢，我的安全感、我的愚蠢竟到了這種程度：我遠沒有預見到我的災難，甚至感到了災難的效果還猜不透災難的原因。人們先相當巧妙地放出風聲說，在嚴厲對待耶穌會教士的同時，也不能偏袒攻擊宗教的書和作者。人們責怪我不該在《愛彌兒》上署名，好象我過去沒在所有其他作品上署了名而沒見誰說過半句閑話似的。看樣子，大家擔心，形勢將迫使人們採取一些原來不願採取的措施，而我做事不慎，又給了可乘之機。這些流言傳到我耳朵里來了，卻沒有使我不安。我甚至根本想不到這裏面與我本人會有一絲一毫的關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太無可譴責了，太有靠山了，又在各方面都太合規定了。我也絕不擔心盧森堡夫人會讓我因某一過失而陷入窘境，而這一過失，如果有的話，也完全是由她一人造成的。再說，我知道在處理這種案件的時候，通常總是嚴懲書商而曲全作者，所以我還不免為那可憐的迪舍納提心弔膽呢——萬一馬勒賽爾卜先生把他撇開不管的話。

在這部書公開出售前，我也送了一本給馬達斯，他又把這本書借給斯特拉斯堡總督的父親、參議員布萊爾先生看了。布萊爾先生有所別墅在聖格拉田，馬達斯是他的老熟人，有時得便就到那裡去看看他。他使他在《愛彌兒》公開出售之前先談到這部書。布萊爾先生把書還給他的時候對他說了這樣一句話，這句話當天就傳到我耳朵里來了：「馬達斯先生，這是部極好的書，但是不久就會眾口喧騰，超過作者所希望的程度。」當他向我轉述這句話的時候，我只是發笑，覺得那是一個做文官的人自高自大的習氣，不管說什麼都要帶點神秘色彩。種種令人不安的話，凡是傳到我耳朵里來的，都沒有比這句話給我更深的印象。我遠沒有料到我已經瀕於災難的邊緣，卻堅信我的書既有益處，又寫得好，堅信我在各方面都合乎規定，堅信——如我當時以為確有把握的那樣——我有盧森堡夫人的全力支持，甚至還有主管部門的愛護，所以我深自慶幸我是在節節勝利之中抽身，在壓倒一切忌妒者的時候撒手，還以為我這個決定非常之妙呢。

我一進入伯爾尼郊境內，就叫車子停下來，我走下車，趴下來親吻大地，並在情感激動中叫道：「天啊！你是道德的保護者，我讚美你，我踏上自由的土地了！」我就是這樣，一有了希望，眼就瞎了，滿心信任了，老是把要成為我的災殃的事物也熱愛起來。我的車伕大吃一驚，以為我瘋了。我又登上車，不幾小時，就得到那既強烈又純粹的快樂，緊抱在那可敬的羅甘的雙臂之中了。啊！讓我在這位賢主人家裡喘息片刻吧！我需要在這裏恢復一下勇氣和精力，不久我就會找到使用這勇氣和精力的地方的。

我當然有理由在這時候比在任何時候都更指望盧森堡先生的盛情，于必要時為我撐腰，因為他這時候所給我的友好表示比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動人。在他復活節來旅行的時期，我因為身體太壞，不能去拜會他，他就沒有一天不來看我；最後，他看我痛個不止，使極力勸我讓科姆修士來診視；他派人去找科姆，親自把他領來，並且居然有勇氣——在一個達官貴人身上，這種勇氣的確是稀罕而又可佩的——待在我家裡看著動手術，而那次手術既使我疼痛難堪，又費時甚久。然而，所謂手術不過是探測而已；不過我一直就沒有被探測過，即使是莫朗，他試了好幾次也都沒有成功。科姆修士的手法既輕又巧，無與倫比，他使我劇痛了兩個多小時之後，總算插|進了一根很小的探條——我在這兩個多小時里極力忍住了呻|吟，以免惹得那位仁慈而敏感的元帥為我心碎。第一次檢查，科姆修士覺得探到了一塊大結石，並且把這結果告訴我了；第二次檢查，他又沒有探到那塊結石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既仔細又準確地探著，使得我感到時間很長，之後，他宣布說，並沒有什麼結石，只是前列腺患硬性腫瘤，也比一般人的粗，他發現膀胱很大，情況良好，最後對我說我將來要吃不少苦，活的也很長。如果他預言的第二點也和第一點一樣能實現的話，我的痛苦一時還結束不了呢。

最後，《愛彌兒》總算出版了，我沒有再聽說有什麼改版，也沒有聽說有什麼困難。出版前，元帥先生向我要去了馬勒賽爾卜先生與這部著作有關的全部信件。我對他們兩人都太信任了，自己又覺得很保險，就不會去考慮在索回信件這件事上有什麼非常的、乃至令人不安的因素。我把那些信件都給了他，只有一兩封，我無意中夾到別的書里去了，沒有退還。在這以前不久，馬勒賽爾卜先生曾通知我說，他要把我在為耶穌會教士而驚慌時寫給迪舍納的那些信都收回來；必須承認，這https://read.99csw.com些信都不會怎樣使人佩服我的理智的。但是我告訴他說，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願在表面上顯得比實際上更好，因此他盡可以把那些信留在迪舍納手裡。後來究竟怎樣，我就不得而知了。

現在我剩下要做的就是考慮動身的事了。法院的人原該是十點鐘就來，我動身時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他們還沒有到。我們早就商量好了，我將租用驛馬。我沒有轎車，元帥先生就送了我一輛三輪小篷車，並且臨時借給我兩匹馬和一個車伕，把我送到第一個驛站。到了驛站，由於他事先的安排，人家就毫不留難地給我提供了驛馬。

她顯得焦躁不安，這還是第一次呢。她的慌亂感動了我。在這種意外的時刻，又是在半夜裡，我自己也免不了有點激動，但是一見到她，我就忘了我自己而只想到她了，只想到我如果被捕，她就要擔任可悲的角色。因為，我雖然感到有足夠的勇氣永遠只說實話，哪怕說實話於我有害，把我毀掉，但我卻感到自己沒有足夠的鎮定和機智，也許也沒有足夠的堅毅在被逼得太緊的時候避免連累到她。這就使我決計為她的安寧而犧牲我的榮譽，決計在這種場合下做出我為自己怎麼也不會做出的事。我的決心一下定，立即就向她說了出來，絕不願意要她付出代價來降低我這一犧牲的價值。我確信她對我的動機絕不會有所誤解，然而她竟沒有對我說半句感激的話，我對這種不在乎的態度頗為不快，以至猶豫起來，很想取消前言。但是元帥先生來了，不一會兒布弗萊夫人也從巴黎趕到了。他們做到了盧森堡夫人所應該做的事。我被恭維了一番，羞於改口，自此，問題就只在於逃往何處和何時動身了。盧森堡先生建議我先在他家裡匿名隱藏幾天，好商量商量，比較從容地採取措施，我不同意，也沒有採納要我秘密跑到老聖堂區的建議。我堅持當天就走，不願到什麼地方躲藏起來。

馬勒賽爾卜先生看到我這樣焦躁不安，又聽到我的傾訴，便費盡心思要把我的情緒安定下來，他這番心思正足以證明他那無窮的樂善之心。盧森堡夫人世襄助了這一善舉，往迪舍納那裡去了好幾次，了解出版工作究竟進展到了什麼程度。最後，印刷總算又開始了，並且進行得比較順利，可是我始終還不知道它過去為什麼擱置起來。馬勒賽爾卜先生還不厭其煩地到蒙莫朗西來寬慰我，結果，我的心安定下來了。我絕對信任他為人公正，這種信任就戰勝了我這可憐的頭腦里的迷惘，因而他為促我醒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產生了效果。他看到我那麼焦急、那麼惶惑的樣子，自然會覺得我的處境是值得憐憫的。他又想起了包圍他的那個哲學家集團所不斷給他灌輸的那些話。我已經說過，當我住到退隱廬去的時候，他們就宣稱我在那裡不可能久留。當他們看見我堅持下去的時候，他們又說那是因為我執拗，我驕傲，不好意思反悔，說我實際上在鄉下悶得要死，日子過得十分不幸。馬勒賽爾卜先生信以為真，並且寫信勸我；我那麼敬仰的一個人居然會有這樣錯誤的看法，我心裏頗為感慨，便給他一連寫了四封信，向他說明我的行為的真正動機。我在這四封信里忠實地描寫了我的愛好、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全部心事。這四封信都沒有草稿，縱筆寫去，甚至寫后也沒有重讀一遍，它們也許是我生平唯—一氣呵成的作品；在我當時那種種痛苦和極度頹喪之中而能如此，實在令人驚訝。我覺得我已經日漸衰亡，一想到我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會留下這樣一個對我不公平的看法，便感到肝膽俱裂，所以我努力用我在這四封信里倉卒草成的那個綱要來或多或少代替我計劃中的那部回憶錄。這幾封信，馬勒賽爾卜先生很滿意，在巴黎拿出去給人家看，它們可以說是我在這裏詳細敘述的內容的摘要，是值得保留下來的。我曾請他叫人抄出一份給我，幾年後他把抄稿寄來了，現在收在我的文件中。

在我的書出版之前或之後不幾天（我記得不很清楚了），曾出現另一部同樣題材的作品，逐字逐句都是從我的第一卷里抽出來的，外加上若干無謂之詞，穿插在這篇摘抄里。這部書上的署名是一個日內瓦人，叫作巴勒克賽爾；題下註明曾獲得哈萊姆學院的獎金。不難理解，這個學院和這個獎金都是嶄新的創造，為的是要在社會大眾的眼裡把剽竊行為掩蓋起來，但是我也看出這裡有我當時尚不理解的陰謀：我既不理解我的原稿怎麼被傳出去的——原稿不傳出去就不可能進行剽竊，也不理解為什麼要捏造出這個所謂獎金的故事，因為要捏造，總得要給它一點根據。只是很多年以後，我從狄維爾諾瓦漏出的一句話里才識破了這個秘密，約略知道了那些盜用巴勒克賽爾君名字的人們。

我可說是又恢復了生命，所以也就越發想到我要安度餘生的那個計劃了，我只等《愛彌兒》一出版就去執行這個計劃。我那時想到的是都蘭地區，那個地方我到過，很中我的意，不但氣候溫和，居民也很溫和。

我清楚地感覺到這裏面有些什麼人家不願意告訴我的秘密，也就安安靜靜地等候事態的發展，反正我自己在這件事上是正直的、無辜的，同時，不管是什麼樣的迫害在等著我，我能有為真理而受苦的光榮，也就太可慶幸了。我絕對不怕，絕對不隱藏起來，仍然天天到府第里去，每天下午照常散步。六月八日，逮捕令下達的前夕，我跟兩個奧拉托利會的教師阿拉曼尼神父和曼達爾神父一同去遠足。我們帶了點心到尚波去，吃得很起勁，由於忘了帶酒杯，就拿麥稈插到瓶里吸，各人都選頂粗的麥稈，爭著多吸，以競相誇耀。我一輩子也沒有那麼快樂過。

她看她這種想法在我身上起了一點作用，卻還不能使我下定決心逃走，便談起巴士底獄，說把我在那裡關幾個星期，作為逃脫議院裁判權的手段，因為議院是管不到國事犯的。我對這種離奇的恩典一點也沒有反對，只要它不是用我的名義求來的。可是她後來又不再跟我提這件事了，所以我事後判斷，她給我出這個主意不過是要試探我一下，人家並不曾願意採取這個一了百了的不得已辦法。

我既已決定當天離開，他們一清早就對外面說，我已經動身了；拉·羅什是我派去拿我那些文稿的，他連對戴萊絲也不肯說我是不是真的動身了。自從我決定將來有一天要寫我的回憶錄以來，我就積累了很多信件和其他文件，需要來回好幾趟才能拿完。這些文件的一部分，已經挑選好的，都放到一邊了，上午剩餘的時間，我就忙著挑選其餘的部分，以便把可能有用的帶走，剩下的一把火燒掉。盧森堡先生很樂意幫我做這項工作，誰知需要的時間太久，上午沒有做完，哪還有工夫去燒呢。元帥先生自告奮勇，答應由他負責挑選剩餘的文件，把不要的親自燒掉，不交給任何人，並把挑出來的寄給我。我接受了這個盛意，樂於擺脫這件差使，好跟我最親愛的、行將永別的人們在一起度過我剩下的那為數不多的幾個小時。他拿上我在放這些文件的房間的鑰匙，並且在我的懇切請求下派人去把我那可憐的姨媽我來——她當時正急得要死，既不知道我究竟怎麼樣了，又不知道她將來會怎麼樣，她時刻等著法院的人的到來，卻不知道該怎麼辦，怎樣回答他們。拉·羅什把她帶到府里來了，什麼話也不對她說，她原以為我已經走遠了，一看到我，她就一聲尖叫，撲到了我的懷裡。啊！友情，心靈的契合，習慣，親密！在這甜蜜而又慘痛的一剎那間，我們在一起度過的那麼多幸福、溫馨、安謐的日子全都湧上了心頭，使我在ｈttｐs://reａｄ•9９ｃsw•ｃｏm近十七年幾乎沒有一天不形影相隨的生活之後，更深切地感到第一次別離的錐心之痛。元帥看到我們這樣的擁抱也忍不住流下淚來，他走開了。戴萊絲不願意再離開我。我叫她想到，她這時跟著我走是多麼不便，同時她又是多麼有必要留下來，為我清理衣物、催收款項。依慣例，每逢下令逮捕一個人。就要提走他的文稿，查封他的衣物或開具衣物清單，並指定一個保管人。因此她必須留下來辦理善後事宜，對一切都儘可能作最妥善的處理。我答應她不久就會跟我相會，元帥先生也保證我的諾言，但是我始終不願對她說出我要到什麼地方去，以便將來逮捕我的人逼問她時，她可以照實說她毫無所知。我臨別擁抱她時，內心裡也感到一種異常的激動，在一陣激奮之中——唉！這激奮具有何等的預言意味啊！我對她說：「孩子，要拿出勇氣把自己武裝起來。你在我幸福的日子里曾跟我共安樂，今後，既然你願意這樣做，就要跟我共患難了。從此以後，等著你的只是跟在我後面受侮辱、遭災殃。這個可悲的日子為我啟開的命運是要把我逼到最後一息的。」

我感到在法蘭西王國里有些隱秘的、強有力的敵人，所以我認為，儘管我留戀法蘭西，我還是應該走出國境，以保證我的安寧。我最初的想法是到日內瓦退隱，但是只消片刻的考慮，就打消了我去做這種傻事的念頭。我知道法國內閣在日內瓦比在巴黎還更有力量，如果它決計要困擾我，就絕不會讓我在日內瓦比在巴黎更安靜些。我知道我那篇《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曾在日內瓦議會裡引起了仇恨心理，這種仇恨越是不敢表現出來就越危險。最近我知道，在《新愛洛伊絲》出版的時候，日內瓦議會在特龍香大醫師的敦促之下曾匆忙禁止它發行，但是一看連巴黎也沒人響應，它就自慚冒失，又把它的禁令撤回了。我毫不懷疑，它這次既然覺得機會更為有利，就一定要儘力利用的。我知道所有的日內瓦人儘管表面上做得那麼漂亮，心裏卻對我懷有一種隱秘的忌妒，只等機會一到就去泄憤。不過，愛國熱忱召喚我回到祖國去，而且如果我能指望在祖國安安靜靜地生活下去的話，我就會毫不猶疑地這樣做。但是，既然榮譽與理智都不容許我以逃亡者的身份回到祖國去避難，我就只好作出這樣的決定：在靠近祖國的地方待下，到瑞士去等著，看看日內瓦將對我作出什麼決定。人們過一會兒就會看到，這種猶豫的時間並未持續多久。

從動身的第二天起，我就把剛剛發生的一切都忘得一乾二淨了，我在整個旅途中，除了不得不時刻予以提防的那些事情外，什麼議院，什麼蓬巴杜爾夫人，什麼舒瓦瑟爾先生，什麼格里姆，什麼達朗貝，以及他們的陰謀和他們的同夥，連想都不去想了。然而代替這一切而湧上了我心頭的，就是我動身前夕所讀的那一卷書。我也想起了格斯耐爾的《牧歌》——這是他的譯者于貝爾前些時候寄贈給我的。這兩個念頭老是浮現在我的腦際，它們是那樣清晰，那樣交織在一起，以至我想嘗試一下，把二者給合起來，用格斯耐爾的詩體，寫「以法蓮山的利未人」這個題材。這種歌詠田園的純樸風格似乎是頗不適於寫這樣一個慘烈的題材的，同時我眼前的處境也不能給我提供多少歡快的思想來把這個題材寫得活潑些。然而我還是勉力為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供我在車中消遣，絕不抱成功的希望。我剛一嘗試，就驚訝地感覺到，我的思想是那麼溫和，而表達時又那麼得心應手。三天工夫就把這首小詩的頭三章寫成了，後來在莫蒂埃又完成了全作。我敢說，我一輩子也沒有寫過一點東西能比這篇詩有更動人的淳樸風尚，更鮮艷的色彩，更樸素自然的描寫，更貼切的性格勾划，更古色古香的質樸；而這一切，並沒有受到那可憎的恐怖題材的影響，因此，除了其他優點以外，我還有戰勝困難的優點。《以法蓮山的利未人》如果不是我的最佳作品，也永遠是我所最喜愛的作品。我從來不能、也永遠不能重讀這篇詩而不感到一種無怨無艾的心靈的歡樂——這個心絕不因自己所遭遇的不幸而憤懣，卻反而能自寬自|慰，從自身找到一種東西來補償它所遭遇的不幸。請你把所有那些在著作中對他們並未經歷的逆境顯得那麼豁達大度的大哲學家都集合起來，把他們放到象我所處的這種境況里，讓他們在感到榮譽受到了侮辱的那最初的一陣憤慨之中去寫這樣一部作品吧，那時你就會看到他們將怎樣處理這部作品了。

因為我沒有在席上吃午飯，也沒有在府第里露面，夫人們就到我整天沒有離開的那層底樓來跟我告別。元帥夫人擁抱了我好幾次，神色相當悲凄，但是在這幾次擁抱中，我不再感到兩三年前她動輒擁抱我時的那種親熱勁兒了。布弗萊夫人也擁抱了我，並且對我說了些很親切的話。有一個人的擁抱使我更感驚訝，那就是米爾普瓦夫人，當時她也在場。米爾普瓦元帥夫人是個非常冷淡、端莊而矜持的人，我覺得她還沒有完全擺脫洛林家族那種與生俱來的傲氣。她從來沒有對我表示過很多的關注。也許因為我受寵若驚，便對自己著意抬高這次寵遇的價值，也許因為她在這次的擁抱里確實放進了一點凡屬高貴心靈都生而有之的那種同情心，反正我在她的動作和眼神里發現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強有力的東西，直沁入我的心脾。後來我想起這件事，常作這樣的猜測：她既然知道我註定要走上什麼樣的一條末路，就一定是情不自禁地對我的命運動了一剎那的憐憫之情。

在我死期將近的時候，唯一使我傷心的就是沒有一個具有文學修養的心腹人，能把我的文稿保存起來，在我死後加以整理。自從我到日內瓦旅行以後，就跟穆爾杜結交了；我很喜歡這個青年，倒很盼望他能為我送終。我向他表示了這個願望，並且我相信，如果他的事務和他的家庭容許他來，他一定會欣然前來盡這種人道責任的。我既得不到這種安慰，至少我要向他表示出我的信任，就把我的《薩瓦副主教信條錄》在出版前寄給他了。他對這篇文章很滿意，但是在他的回信里，我覺得他似乎不象我當時等著看《信條錄》的效果時那樣放心。他又希望從我手裡得到幾篇別人沒有看過的文章。我就把《故奧爾良公爵悼詞》寄給他了，這篇悼詞是我代達爾蒂神父寫的，神父並沒有拿去宣讀，因為出乎他意料之外，奉派去讀悼詞的不是他。

我感到我自己真是氣息奄奄了；我現在都難以理解，怎麼我這種想法當時竟沒有使我憂憤而死。我想到，我這部最有價值、最好的著作反而使我落得個身後名譽掃地，實在是太可怕了。我從來沒有那麼怕死，而且我相信，如果我真是在那種情況下死去，我是死不瞑目的。就是今天，我看到一個為毀壞一個人的身後名聲而布置的空前陰險、空前醜惡的陰謀正在毫無阻礙地付諸實施，我也會比那個時候死得泰然得多，因為我確信在我的許多作品里已經留下了於我有利的證據，它遲早會戰勝人們的陰謀。

在我上面的這一段敘述里，凡是我能想得起來的情節我都不厭其詳地寫了出來，這並不是沒有理由的。雖然這些情節本身不見得十分清楚，可是，你一旦抓住了那陰謀的線索，這些情節就能照亮那陰謀的進程；比方吧，它們對我行將提出的問題固然不能提供基本概念，卻大有助於這一問題的解答。

一方面，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壞下去，另一方面，《愛彌兒》的印刷一天比一天慢起來，最後完全停頓了，而我無法打聽出原因，居伊再也不肯寫信給我，也不肯復我的信，我又無九*九*藏*書法得到任何人的消息，無法了解情況，因為馬勒賽爾卜先生當時正在鄉下。不問是什麼不幸的事，只要我知道它是怎麼加回事，我就不會慌亂，不會氣餒；但是我生來就害怕黑暗，我害怕並且恨黑暗的那種陰森森的樣子，神秘永遠是使我不安眠我生性坦率到不謹慎的程度，神秘與我的生性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我覺得，在白天，最猙獰的怪物形象都不會使我怎樣驚慌的；但是，如果我在夜裡看到一個人以白布蒙頭，就會害怕。因此，我的想象力被這個長期的沉默煽動起來，就在我眼前畫出許多鬼影。我越是關心我這部最後的又是最好的作品的出版，我就越冥思苦想去找那可能阻礙出版的原因；我對任何事情都是走極端的，所以我在這部書印刷的停頓之中，就以為看到了它的被取締。然而，我既想象不出為什麼要取締，又想象不出是怎樣被取締的，所以我就陷於最難堪的惴惴不安之中。我左一封、右一封地寫信給居伊，給馬勒賽爾卜先生，給盧森堡夫人；回信不到，或沒有按我預期的時間到，我就完全慌亂和發狂了。不幸得很，就在這時候聽說耶穌會教士格里非神父曾談到《愛彌兒》，甚至還引用過幾段。我的想象力登時就象閃電一般奔騰起來，把那不義的神秘給我整個揭開了：我看到那神秘的進程，就和神靈給我啟示了一樣，又清楚、又確實。我想象那些耶穌會教士在看到我論中學時所用的那種鄙視的語氣便暴跳如雷，奪去了我的作品；阻礙這部作品出版的就是他們；他們從他們的朋友蓋蘭那裡得知我當時的病情，預料我死期已近——我自己當時對此也不懷疑——所以要把印刷拖到我死的時候，存心要閹割、篡改我的作品，給我偽造些與我的意見不同的意見，好達到他們的目的。說來也真驚人，有多少事實和情節都跑到我的腦子裡來印證這種瘋狂的想法，使它顯得活龍活現。啊！豈止是活龍活現！簡直顯得我那種想法有根有據，象明擺著似的。蓋蘭已經完全投向耶穌會教士了，我是曉得的。我就認為他以前向我要求結交的表示都是出於耶穌會教士的授意，我深信他當初敦促我跟內奧姆訂合同，就是那些教士策動的，他們就是通過內奧姆得到了我的著作的頭幾負，後來他們又想辦法把迪舍納那裡的印刷也制止了，也許還奪去了我的手稿，以便從從容容地搞些鬼把戲，等我死了，好讓他們自由自在地把我的作品依他們的意思篡改后再發表出來。我一直感覺到，不管貝蒂埃神父怎樣巧言令色，耶穌會教士全都是不喜歡我的，不但因為我是百科全書派，而且因為我的全部觀點比起我那些同行的不信神主義更加違反他們的教義和威信，還因為無神的狂熱和有神的狂熱由於它們共同的不容忍態度而能互相接近，甚至還能聯合起來。他們過去在中國是這樣，現在一起反對我也是這樣；相反，合理的、道德的宗教則取消一切人對宗教信仰的管理權，因而就不讓掌握這種權力的那些專斷者再有立足之地了。我知道大臣先生對耶穌會教士也是很友好的，我生怕兒子懾于父親的威勢，就被迫把他所曾保護的作品交給他們。我甚至從人們開始從頭兩卷給我找的那許許多多麻煩之中，看出了這種撒手的後果，因為在頭兩卷里，人們為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問題就要求重新改版，而另外兩卷，人們並不是不知道，都是充滿了極其厲害的話的，如果都象前兩卷那樣審查的話，就非整個改寫不可。此外我還知道，並且也是馬勒賽爾卜先生親自告訴我的，他是托格拉夫神父監督這部書的出版的，而格拉夫神父又是耶穌會的支持者。我到處都只看到耶穌會教士，而真沒想到他們已經處在被取締的前夕，正自顧不暇，哪還會跟一部與他們無關的書的印刷問題找麻煩。我說「真沒想到」是不對的，因為我的的確確想到了，甚至這就是馬勒賽爾卜先生一知道我這種胡思亂想時就特意給我提出的一個反駁的理由。然而，一個人要想從他的隱居深處對他毫無所知的國家大事判斷出其中的奧妙，必然是要乖謬百出的；我的另一個乖謬之見就是怎麼也不肯相信耶穌會教士真處於危境之中，我認為散布出來的這種謠言正是他們使出的一種障眼法，好麻痹他們的敵人。他們過去著著成功，從來就沒有一點跡象能證明他們會失敗，這就使我對他們的勢力有那麼一種可怕的印象，竟為議院行將垮台而悲嘆。我知道舒瓦瑟爾先生曾在耶穌會教士那裡讀過書，蓬巴杜爾夫人跟他們相處得也不壞，他們跟宮廷寵幸和大臣們結成的同盟，就對付共同的敵人而論，對於雙方也都一直顯得是有利的。宮廷似乎是什麼事都不管。我深信，如果耶穌會有一天受到嚴重挫折，那麼有足夠的力量打擊它的也不會是議院，所以我根據宮廷這種袖手旁觀的態度就判斷耶穌會的信心是有根據的，他們的勝利是有朕兆的。總之，我從當時的一切傳言里只看到他們的偽詐手法和他們布置的陷講，認為他們太平無事，有的是時間，什麼都能管；因而我毫不懷疑他們不久就會粉碎讓賽尼優斯派，粉碎議院，粉碎百科全書派，粉碎不受他們奴役的一切勢力。到最後，如果他們讓我的書出版，那也只是在把它改到能由他們用作武器的地步之後，才利用我的名字去欺騙讀者。

我已經講過我年輕時怎樣失眠。從那時起我就養成習慣，天天晚上躺在床上看書，感覺到眼皮發重了，我就滅掉蠟燭，勉力眯盹一會兒，時間總是長不了。我晚上通常是讀《聖經》，我這樣把它周而復始地讀著，至少接連有五、六遍了。那天晚上，我比平時更少睡意，就把讀書的時間拖得更長，我把由以法蓮山的利未人作結的那一卷《聖經》整個讀完了。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那一卷就是《士師記》；因為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讀過這卷書了。這卷史書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正在朦朧中思考著，忽然被響聲和燈光驚醒了。戴萊絲拿著燈，照著拉·羅什先生，拉·羅什先生看我突然坐了起來，便對我說：「不要驚慌，是元帥夫人派我來的，她給你寫了一封信，還把孔蒂親王先生的一封信帶來了。」果然，在盧森堡夫人的信里，我看到這位親王剛派快差送給她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說，儘管他盡了一切努力，人家還是決定要用最嚴厲的方式對我起訴。「局勢緊張到極點了，」他對她說，「怎麼也擋不住了；朝廷交辦，議院要辦；早晨七點鐘就要發出逮捕令，登時就要差人去逮捕他；人家總算答應我，如果他走了，也就不追了；但是如果他執意要讓人家抓住他的話，他就一定會被捕的。」拉·羅什傳達元帥夫人的意思，催我起來去跟她商量。當時是下兩點，她剛睡下。「她在等你，」他又補充說，「看不到你就不肯入睡。」我趕緊穿上衣服就去了。

就這樣，我先後就醫那麼多年，說的病不下二十種之多，其實我一種也沒有，最後我總算知道了我的病是個不治之症，卻又不是死症，它將拖得和我的壽命一樣久。我的想象力從此便約束在這個範圍里，不再瞻望我要在結石的痛苦中慘死了，也不再怕很久以前在尿道里折斷的那一小截探條會構成結石的核心了。對我來說，那些假想的病痛比實際的病痛還難受，現在解除了假想的病痛，我對實際的病痛也就能較安靜地忍受了。實際上也一直就是這樣，從那時起，我在我這個病上所感到的痛苦就比以前少得多，每逢我想到，我的病痛之所以能減輕，完全得力于盧森堡先生，我就不能不為追懷死者而動容。

我是有法子使我在旅途中不感到寂寞的，那就是對最近的一切遭遇來一番思索，弄個水落石出！但是我既沒有這九*九*藏*書樣的性格，也沒有這樣的心情。說來也真怪，已經過去了的災難，不管它隔得多麼近，我是很容易忘記的。當災難還沒有來到時，稍一想及就使我驚慌不知所措，可是災難一旦發生了，對它的回憶也就非常淡薄，而且也非常容易消失。我這個害死人的想象力，它不斷地使我煩惱，使我總想預防尚未發生的災難，而且使我的記憶不能專註，不讓我把已經過去的災難再回想起來。對於木已成舟的事情，就用不著再預防了，而且再去想它也徒勞無益。我的苦難可以說在發生以前就已經叫我受盡了，在等待期間，我越是感到痛苦，忘記也就越發容易；而與此相反，我總是不斷地記住我過去的幸福，我回想它，咀嚼它，可以說是什麼時候願意就什麼時候能重新享受一次。我感覺到，我就是虧了有這種絕妙的秉賦，所以從來就不曉得什麼叫作記仇。這種記仇的脾氣，由於對所受的侮辱耿耿於懷，所以經常在一顆好報復的心裏發酵，它恨不得叫仇人受盡痛苦，然而自己卻先受盡痛苦了。我生性急躁，在感情衝動時曾感到氣憤，甚至感到狂怒，但是報仇的慾念從來沒有在我心裏紮根。我太少想到所受的冒犯了，因而也就不會怎樣多想到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想到他給我造成的損害，只是因為怕他再給我造成損害，如果我確信他不再來害我，那麼他給我帶來的痛苦便立刻被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人們常向我們說教，要我們寬恕別人對我們的冒犯，這當然是個美德，但對我是用不上的。我不知道我的心靈能否抑制仇恨，因為它從來沒有感到仇恨，同時，我也太少想到我的仇人了，不可能有寬恕他們的美德。我的仇人們為著叫我苦惱而自己就先苦惱到什麼地步，這我說不上來。我是聽憑他們擺布的；他們有絕對的權力，他們還使用這個絕對的權力。只有一件事是超乎他們的權力之外的，並且我量他們也做不到：他們為害我而傷腦筋，卻不能強迫我也為害他們而傷腦筋。

我安安靜靜地待著。謠言日盛一日，不久就改變調門了。社會大眾，特別是議院，似乎看到我還安安靜靜，就越發惱怒。幾天之後，來勢就凶得可怕了；威脅改變了對象，直接指到我頭上來了。人們聽到議員們公開聲稱，光燒書沒有用，一定要燒死作者。至於書商呢，人家提也不提。這種話，簡直象果阿宗教裁判官的口吻而不象一個參議員的口吻。當它初次傳到我耳朵里來的時候，我毫不懷疑那都是霍爾巴赫派的一種新發明，為的是要權力嚇唬我，促使我逃走。我衝著這種幼稚的狡計直發笑，心裏一面譏誚他們，一面對自己說，如果他們知道底細的話，他們一定會另找別的辦法來嚇唬我的。然而流言最後變得太確鑿了，很明顯，人家真是要這樣幹了。盧森堡先生和夫人這一年是第二次到蒙莫朗西來，他們來得特別早，在六月初就到了。雖然我那兩部新書在巴黎已經鬧得烏煙瘴氣，這裏卻很少有人提起，而這家的兩位主人更是閉口不談。然而，有天早晨我單獨跟盧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時候，他對我說：「你在《社會契約論》里說了舒瓦瑟爾先生的壞話吧？」「我？」我說，驚得向後退了一步，「沒有啊，我可以向你發誓；相反，我以一支不妄許人的筆，為他寫下了一個大臣所從來沒有受到過的最美的讚揚。」我立刻把那一段文章讀給他聽。「在《愛彌兒》里呢？」他又問。「沒有一句話，」我回答說，「沒有一句話與他有關。」「啊！」他帶著比平時更多的激動情緒說，「你在那部書里本來不該說到他呀，或者要說就說得明白些！」「我相信是說明白了，」我又補充說，「我相信他是能看得清楚的。」他還要說話；我看他正要把心裡話全說出來，可是他又縮回去了，一言不發了。不幸的朝臣伎倆啊，在最仁厚的心裏友情也被它壓制下去了！

在《愛彌兒》之前一兩個月，《社會契約論》出版了。我一直要求雷伊決不要把我的任何著作偷運到法國，所以他就正式呈請主管官批准他把這部著作由海路運到盧昂進口。雷伊沒有得到任何批複：他的包裹在盧昂擱了好幾個月，原是打算要沒收的，只因為他大張旗鼓地鬧起來，只好又發還給他。有些好事者從阿姆斯特丹買來了幾部，就在法國不聲不響地流傳開了。莫勒翁曾聽說過這部書，甚至還看了一些，他跟我談起時的那種神秘的口吻，很使我驚訝，如果不是我確信在各方面都符合規定，自覺無可譴責，用我那偉大的信條把我的心完全穩定下來的話，這種口吻甚至會使得我不安起來的。我甚至毫不懷疑，舒瓦瑟爾先生早已對我垂青了，而我對他的敬仰又使我在這部書里對他有所頌揚，他必然心中知感，能在這種場合下支持我，來對付蓬巴杜爾夫人的惡意。

這就使得我有些不安，並且比以前更加小心起來。我把我的稿件都拿回我的房間里，完全終止了和那兩個人見面，因為我還知道他們曾拿我的《愛彌兒》第一卷在好幾個人家招搖，這一卷是我一時不慎借給他們的。雖然他們還繼續做我的鄰居，一直到我離開為止，但是我從那時起就不再和他們有任何往來了。

布弗萊夫人很不贊成我這個決定，再次努力勸我渡海到英國去。她未能使我動搖。我一向就不愛英國，也不愛英國人；布弗萊夫人的全部辯才遠沒有戰勝我的憎惡，卻似乎把這憎惡反而加深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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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書的出版，只有一件事叫我擔憂，而這種擔憂，並不是為了我的安全，而是為了良心的寧靜。在退隱廬，在蒙莫朗西，我曾就近看到，並且憤慨地看到，人們為了不顧一切地維護王爺們的娛樂，就叫那些不幸的農民大遭其殃。農民出於無奈，只好忍受那些供射獵的野獸糟蹋他們的田地，除以聲響驚走野獸外不敢用其他方法來自衛；他們不得不在他們的蠶豆和豌豆田裡過夜，帶著鐵鍋、鼓、鈴襠嚇走野豬。我親眼見到夏洛伊瓦伯爵對待這些窮人的那種野蠻的無情手段，便在《愛彌兒》的末尾把這種暴行罵了幾句，這就違反了我的處世原則，並使我後來為此還吃了虧。那時我聽說孔蒂親王先生的隨從在親王的田產上也同樣殘酷；我是深深敬仰和感激這位親王的，生怕他把我由於人道感受了刺|激而罵他叔父的那幾句話誤認為是罵他而見怪。然而，我的良心告訴我對這件事盡可處之泰然，我憑這點良知也就把心放下了。我這樣做對了。至少，我從沒有聽說這位親王曾稍微注意到這個段落——本來這個段落是在我榮幸地認識他之前很久就寫出來了。

在巴爾與蒙莫朗西之間，我遇到一輛租用的馬車，裏面坐著四個穿黑衣服的人，微笑著向我打招呼。根據後來戴萊絲給我說的法院來人的面容、到達的時刻以及他們表現的態度，我絕不懷疑那四個人就是他們；特別是後來我又聽說，我的逮捕令不是象人家預告我的那樣在七點鐘發出，而是到中午才發出的。我必須直穿巴黎。一個人坐在敞開的篷車裡藏得當然不會很嚴密，我在街上看到好幾個人向我打招呼，樣子象是很熟，可是我一個也不認得。當晚，我繞道從維爾羅瓦領地經過。在里昂，驛運的客人通常都得要帶去見城防司令。這對於一個既不願說謊又不願更姓換名的人來說，可能是很尷尬的。我就帶著盧森堡夫人的一封信去找維爾羅瓦先生，請他設法為我免除這件苦差使。維爾羅瓦先生給了我一封信，結果沒有用上，因為我沒有經過里昂。這封信現在還封得好好的存放在我的文件里。公爵先生苦苦敦勸我在維爾羅瓦過夜，但是我寧願重登大路，所以當天又走了兩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