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無論任人唯賢，還是依法治國，都無法消除益州人士的「反側之心」。因為只要不改變「荊州第一，東州第二，益州第三」的「雞尾酒政權結構」，無論諸葛亮怎樣出以公心，在益州士族眼裡也都是「寬嚴皆誤」。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動對外戰爭，使國家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以外戰防內戰。

這是有旁證的，旁證就在《三國志·張裔傳》。張裔對諸葛亮的依法治國也有一個評價：「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所謂「僉忘其身」，就是奮不顧身。所謂「賞不遺遠，罰不阿近」，就是公正、公平。也就是說，正因為諸葛亮公正公平，所以大家工作起來都奮不顧身。而且，這裏說的遠和近，也不只是當事人與諸葛亮的私人關係，更指是否屬於荊州集團。也就是說，無論你屬於荊州集團，還是東州集團，還是益州集團，該賞就賞，該罰就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九_九_藏_書這正是諸葛亮能夠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剩下的就是依法治國了。我一向認為，這是諸葛亮治蜀最精彩也最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陳壽的評價也非常高。他的《三國志·諸葛亮傳》評語，幾乎通篇都在講這個問題。陳壽說：「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詞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這叫什麼？這叫公開、公正、公平！結果是什麼？是「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

第二，武侯執法也有不夠公平的時候。比如他對法正，就很「寬」。據《三國志·法正傳》，當時有人向諸葛亮報告，說法正這個人太跋扈，太霸道，不但錙銖必較，而且擅殺無辜，應該繩之以法。諸葛亮卻說法正功勞太大，沒有法正，就沒有我們的今天，怎麼能夠不讓法正爽一把呢（如何禁止rｅａｄ.９9ｃｓw.cｏm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顯然，這就是「以政治代法治」了。作為一位政治家，諸葛亮不可能不把政治問題放在首位。然而一旦如此，就很難完全做到「寬嚴皆不誤」。比如對待益州土著，他的執法就基本上是「從重從快」，甚至「製造冤案」。比如冤殺益州豪族常房諸子，就被裴松之認為是「妄殺不辜」。此案記載在《三國志·後主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讀者不妨自己查看。

這就是我要說北伐曹魏是「安內必先攘外」的原因。可惜的是，這一招不但未能搞定國內的反對派，反倒加速了蜀漢的滅亡。

第三，即便諸葛亮執法完全公平，益州集團也不會滿意。因為蜀漢政權的許多法律，就是針對所謂「蜀土人士，專權自恣」的情況制定的，是專門用來對付他們、整治他們的，他們怎麼會喜歡？恐怕是執法越嚴，他們越倒霉，越反對。何況執法人又不是諸葛亮一個。諸葛亮公平，其他人也能保證公平？要知道，那些人九-九-藏-書不是荊州集團的，就是東州集團的，很難說他們不濫用職權，利用執法之便打擊益州集團。這一點，羅開玉先生的《成都武侯祠「攻心」聯再研究》一文有很清楚的闡述，也請讀者自己查看。

辦法其實就是三個：任人唯賢、依法治國、北伐曹魏。這三條，應該說都很好。尤其是前兩條，從理論上講絕無問題。任人唯賢能有什麼問題呢？難道要任人唯親？當然不是。問題在於對「賢」這個字的理解。在這個問題上，諸葛亮和曹操是不同的。曹操的做法是「唯才是舉」，諸葛亮的標準則首先是「志慮忠純」（《出師表》）。這當然是對的。但具體到蜀漢，就會有些麻煩。比如前面說的那些反對派，算不算「志慮忠純」呢？恐怕不算。其他那些益州人士，他們的「志慮」又是否「忠純」呢？恐怕需要考驗。不要說諸葛亮，就連他們自己，也未必就能擔保沒有「二心」。總之，荊州集團與益州集團之間，事實上是有政治隔閡和心理障礙的。在這種九*九*藏*書情況下，諸葛亮堅持「政治標準第一」，把忠於蜀漢政權放在首位，客觀上就會妨礙許多益州人士的政治前途。所以，這一條，並不能消除他們的「反側之心」。

張裔是蜀郡成都人，屬於益州集團。他這麼說，說明諸葛亮確實儘可能地做到了公平執法，並沒有多麼虧待益州人。遺憾的是，在這個問題上，他還是有問題。有什麼問題呢？首先是「過嚴」。諸葛亮的執法之嚴也是有記載的。《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蜀記》就說「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晉人袁宏的《後漢紀》也說「劉備克成都，諸葛亮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這與陳壽的評語「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似乎矛盾，其實不然。因為諸葛亮治蜀雖然偏「嚴」，但基本上「嚴」得公平。公平，正是諸葛亮大得人心之處。實際上，在「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的後面，陳壽還有一句話，即「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開。公正公開，read.99csw.com也就公平。正因為如此，所以「而無怨者」；但過於嚴峻（刑政雖峻），也是事實。也就是說，民眾雖然不會抱怨不公平（刑政雖峻而無怨者），卻仍會抱怨太嚴峻（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此其一。

這就要看諸葛亮怎樣解決益州集團「反側」的問題。

北伐曹魏也不能。戰爭雖然能夠起到轉移注意力、加強凝聚力、提高執行力的作用，但同時也有一個副作用，就是增加人民的經濟負擔。打仗是要用錢的。這些錢，天上掉不下來，地上長不出來，劉備他們帶不進來，只能向益州人要，而且主要靠益州的世家大族和土著豪強出。他們當然不樂意。所以，益州的「反對派」，幾乎同時也是「反戰派」。比如前面說過的譙周，便專門發表了一篇題為《仇國論》的「反戰宣言」，明確指出如果不審時度勢，一味窮兵黷武（極武黷征），勢必土崩瓦解（土崩勢生）。那個時候，可就「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三國志·譙周傳》）！這話實在可以看作「從古知兵非好戰」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