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後世文人（包括蘇東坡、辛棄疾輩）但凡失意，幾乎言必稱陶令。然而當真學陶和官場決裂的卻幾乎沒有（也包括蘇東坡、辛棄疾輩），這又是為什麼呢？

真正想得開的是陶淵明（最想不開的是李白，資先生的文章中已有盡述）。如果說，蘇東坡的「想得開」是因為看透了人生，那麼，陶淵明的「想得開」則是因為看透了官場。陶淵明是做過幾天小官的，但很快就受不了，迫不及待地「自免去職」，而且再也不踏入官場一步。我們讀他的《歸去來兮辭》，聽他說「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這些話，就知道陶淵明之於官場，可謂「徹底決裂」。歷史上的讀書人，有幾個會https://read.99csw.com說仕途是迷途呢？也就陶淵明吧？

再說「際遇」。

蘇東坡和辛棄疾的想得開似乎不成問題，至少他們沒有整天哭哭啼啼、唉聲嘆氣、怨天尤人，倒是寫了不少豁達豪放的詞章。不過兩人的「想得開」並不相同。蘇東坡是身處治世卻又「滿肚皮不合時宜」，政見總與當權派相左（王安石搞新法時他反新法，司馬光搞復辟時他又反覆辟），每每「不相與謀」，因而一貶再貶。遇到這種情況，傳統讀書人的選擇往往是兩個極端：要麼見風使舵隨波逐流，要麼堅持到底以死相爭，不願意走極端的則忍氣吞聲牢騷滿腹。蘇東坡卻完全不同於這三者，因為他是一個真正融會九_九_藏_書貫通了儒道釋三家，對宇宙人生有著透徹了悟的人。有一件小事頗能說明問題。宋神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因「烏台詩案」而謫居黃州的蘇東坡在外出途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唯獨坡公滿不在乎。蘇東坡說：「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風雨任平生。」實際上，所謂「一蓑風雨任平生」，表達的恰是蘇東坡的人生觀。因此，儘管朝廷上風雲變幻天威難測，他自己也顛沛流離身不由己，但在他的心中，卻是風平浪靜，甚至「也無風雨也無晴」的。

辛棄疾則不同。他是身處危世，憂國憂民，而且滿腹韜略，滿腔熱情，卻又無能為力徒喚奈何。所謂「rｅaｄ•９9ｃsｗ•com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云云，與其說是「想得開」，不如說是「氣不過」。畢竟，他念念不忘的，是「壯歲旌旗擁萬夫」；耿耿於懷的，是「竟須賣劍酬黃犢」；痛心疾首的，是「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心馳神往的，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所以，辛棄疾在出處問題上其實是進退兩難的。他不像蘇東坡，看透了宇宙人生：「獨笑書生爭底事，曹公黃祖俱飄忽。」既然成敗榮辱都不過過眼煙雲，那又有什麼好爭的（爭底事）？辛棄疾卻沒有這種「境界」。他的想法，仍不出「建功立業，功成身退」的窠臼。因此，他雖以隱居山林自相期許（雲山自許，平生意氣），也明白「意倦須還，身閑九-九-藏-書貴早」的道理，不願落得在官場奔命被人恥笑（衣冠人笑，抵死塵埃）的結局，但總認為歸隱應該是「整頓乾坤事了」以後的事情，所以六十高齡時還寫出「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詩句。蘇辛二人的態度誰更可取，當然可以討論。但辛棄疾並不那麼「想得開」，或者「想得開」當中有「想不開」，恐怕也是事實。

際遇好的，仍可以諸葛亮、謝安為例。因為際遇好，所以雖身處亂世，仍能有作為。不好的，則也有兩種。一種是想不開的，如屈原、賈誼；一種是想得開的，如蘇東坡、辛棄疾。賈誼的想不開前面已經說過，屈原是不是自殺則很難說，依我看是被人謀殺（裝在麻袋裡捆得像粽子一樣扔進汨羅江，國人吃粽子即祭奠他九_九_藏_書的冤死，有如基督徒之吃麵餅和紅酒）。所以屈原和賈誼就不說了，這裏只說蘇東坡和辛棄疾。

因為陶淵明其實學不得。

際遇也是很重要的，它甚至比時世還重要。因為你即便「生逢盛世」，如果「不得其君」，便也是枉然。比如孟浩然，原本是很想做官的，否則不會有「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的「干謁詩」（干謁就是求請、走後門）。可是沒想到，一句「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得罪了皇帝。萬歲爺說，明明是你不來求朕，朕又何曾棄過你？沒法子，孟浩然便只好回家一輩子當農民。柳永也一樣，一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惹翻宋仁宗，批出最高指示「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也只好一輩子去淺斟低唱。際遇實在比時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