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滅六國，天下一統，四海一家，郡縣制取代了封建制，任命制取代了世襲制，以後科舉制又取代了門閥制。原來那個國（封國）和家（采邑）的概念變了，合併為「國家」且與「天下」相等同。諸侯沒有了，大夫由「世襲家臣」變成了「朝廷命官」，而且在實行科舉制以後，還可以由「寒士」充任。於是，正如國和家合併為國家，士和大夫也合併為士大夫。當然，士的「身」與大夫的「家」也合併為「身家」，而與「天下」相對應。

不過，士雖然也是貴族，但他們和天子、諸侯、大夫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沒有或很少有土地這個「不動產」，不像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封國，大夫有采邑。也就九*九*藏*書是說，只有知識或武藝、智力或體力的士，是「以身報國」的。所以對於士來說，第一重要的是「修身」。一個士，如果既有高尚的品德，又有一肚子好學問或者一身好武藝，就可以幫助大夫打理采邑，這就是「齊家」；協助諸侯管理領地，這就是「治國」；輔助天子征服世界，這就是「平天下」。之所以如此，就因為士不為土地所束縛，又是貴族，人身相對自由，施展抱負和身手的空間也就比較大。可以這麼說，同為貴族，諸侯和大夫的任務主要是「保家衛國」，士的任務卻是「修齊治平」。結果，品級較低的士，反倒比諸侯、大夫「理想遠大」（諸侯和大夫如果動不九*九*藏*書動就要「賓士天下」，是會有「圖謀不軌」之嫌疑的）。後世以「國士」自居的讀書人無不「以天下為己任」，「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其根源就在於此。

實際上，我們前面說到的（也是資先生文章中說到的）那些典型，有兩個人是不可學的。一個是謝安（謝安石），一個是陶潛（陶淵明）。謝安不可學，是學不來；陶潛不可學，是學不得。為什麼學不得呢？因為當真一學，就把讀書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丟掉了。

中國傳統社會的讀書人，是由「士」演變而來的，而「士」的前身則是「巫」。巫，是原始社會的「高級知識分子」，是那個時代最有文化的人，也是很管事hｔｔpｓ://ｒeａｄ.９９ｃｓｗ•ｃoｍ的人，是社會的棟樑，要參与部落大事之決策的。因此，如果說原始社會也有「官」的話，巫就是最早的官之一（範文瀾先生就說中國文化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史官文化，一個是巫官文化）。可見讀書人之與官，從祖上起就有「血緣關係」。

進入國家時代（也就是階級社會）以後，巫就變成了士。士在這個時代，是屬於貴族階級的。西周封建（封土建國之封建）時期，貴族有四等。第一等是天子，他有「天下」。第二等是諸侯，他們有「國」。第三等是卿和大夫，他們有「家」。第四等就是士，他們沒有「家國」只有「身」，但畢竟不像庶人那樣「身不由己」，所以仍是貴族。

為此reａｄ.９９cｓｗ•com，我們還得把「讀書人」的來龍去脈再說一遍。

這樣一來，幾乎每個相當於上古之士的人便都會面臨一個選擇：是把「身家」放在首位呢，還是把「天下」放在首位？以天下為己任者「出」，也叫「入世」，即「兼濟天下」。明哲保身者「處」，也叫「出世」，即「獨善其身」。可見所謂「出處問題」，其實就是「天下」與「身家」孰先孰后、孰重孰輕的問題。這是士大夫的問題，也是幾乎所有讀書人的問題。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還必須把讀書人和士大夫的關係講講清楚。

士包括文士和武士。大約文士由原始社會的巫祝演變而來，武士由原始社會的戰士演變而來，但不論文士、武士，都是貴族。因為是貴族九九藏書，所以，他們成年時和天子、諸侯、大夫一樣，也要舉行成人禮，戴上象徵治權的「緇冠」、象徵兵權的「皮弁」和象徵祀權的「爵弁」（爵讀如雀，爵弁也叫雀弁）。「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可見士是有資格也有義務參与國家大事的，只不過這種參与之於天子、諸侯、大夫，主要意味著權利，對於士而言則主要意味著義務。但有此義務也很榮耀，所以「冠」之於「士」，便有非同小可的意義，應視為生命的一部分（君子死，冠不免）。孔子的忠實信徒子路在公元前480年的衛國內亂中，寧肯被人砍成肉泥，也要雙手系著冠纓，就因為珍惜參与國家大事的資格和義務。子路是典型的「士」。他的理念，也是後來許多讀書人的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