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洋教士雖然被燎掉了賴以跟中國人區別的標誌之一的大鬍子，但並沒有像那幾個教民一樣暴跳如雷，七嘴八舌斷定張洛待是存心要謀害人命；告官的主意也是教民出的，而且是由教民出面的，可是汪縣令的模稜斷案和打狗不看主人的掌嘴，卻激起了他的無名「洋火」，一個小報告通過主教打到了法國公使那裡，事情就這麼鬧大了。

同治五年（1866）一開春，已經被各地民教糾紛攪得焦頭爛額的總理衙門，迎頭就碰上了一件「爆炸性」的教案。法國公使氣勢洶洶地打上門來，提交抗議照會，說是就在直隸的寧晉縣發生了一起惡性教案。法國傳教士艾清照被該縣雙井村村民張洛待設計陷害，以火藥轟傷，「幾至殞命」，而寧晉縣政府有意袒護兇手，竟然放縱不管。要求中國政府立即查明此事，嚴懲罪犯以及有關官員。

過分強調晚清教案的文化衝突意義，在今天看來應該是有些問題。認為晚清基督教傳播過程中糾紛不斷，衝突連連，主要是由於文化上的阻礙，顯然不好解釋為什麼在基本文化因素並沒有根本改變的今天，基督教在中國農村卻會以驚人速度擴張。中國農民包容性極強的宗教觀念，往往會在實用的尺度面前遮蔽了文化的衝突，所以，晚清教案的發生不大可能多是文化衝突所致，無論如何，教案的政治因素還是第一位的。不過，這種政治因素並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我們某些主流歷史學家所力主的「反帝愛國主義」，而是清朝官方政策的直接和曲折的反映，至少，在庚子以前是如此。

這個貌似平淡而且近乎乏味的教案，沒有死人，沒有人搶東西燒教堂，洋人也沒有因此而開來炮艦卸下炮衣，卻引起了我濃厚的興趣。因為它有點像一隻扎眼的「白烏鴉」，令許多研究這段中西衝突史的人們為難。

這個教案的案卷給我們透露的另一個消息，就是中國農民對於基督教在文化上的抵觸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大，即使是鄉紳，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對基督教天然的反感。富有的農民張洛待可以與教民是好朋友，他們的兒子在一起讀中國的聖賢書，準備將來的科舉考試，而本村的紳士、張洛待的岳父副榜劉洛明對此事也不反對，甚至當女婿要請洋教士來驅邪時，他依然「沒有理會」，當然更談不上出面阻止。這裡有兩處可能，一是當地的鄉紳不像南方那樣有威信，不可能對鄉村事務事事干預；一是天主教的進入，還沒有構成對當地鄉紳權威的實質性威脅。在我看來，更有可能是兩者兼而有之，鄉紳的權威應該還是有的，他們所具有的政治與文化權威看來並沒有受到很嚴重的挑戰，此案的了結，官府還是藉助了他們參与。信教的李洛來和不信教的張洛待，他們的兒子在一起讀聖賢之書，日後可能還會一起走鄉紳們走過的科場之路，雖然一個信仰外來的天主，一個迷信本土的神仙，可要背誦念熟的卻是一樣的「子曰詩云」，關鍵是倆人都自覺不自覺地把天主教限定在傳統認定的領域，事實上是將天主教看成了本土宗教更具靈驗的替代。

遍翻此案的卷宗，我突然意識到，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存在最在乎和最有敵意的其實是清朝官方。基督教的開禁，是在西方列強的炮口下被人強按頭的結果，這口惡氣當然是https://read.99csw.com官府方面的肚子里比較的多一點。是氣總要出一點的，逢著民教衝突官府總是有意無意往往向著民方，惟洋人之命是從的情形一般是義和團鬧過以後的事，而19世紀60年代，各地官府大凡遇到民教衝突案件，還是以偏向民方的居多。雖然事情鬧到北京以後，在西方武力的壓力下，最終往往會以民方的敗訴告終，但在案件的初始階段卻往往相反。在福建、江西等地，居然還出現過由官府出面操縱的所謂教案。在雙井村的案件中，縣令汪顯達居然連火是從何而來的這種最基本的案由都不願意追問，就糊裡糊塗地結案。當然有張洛待打點（賄賂）的可能，但更可能的是縣令出於保護本地鄉紳富戶的本能（別忘了，張洛待還有一個副榜的岳父）。更加令人不解的是，當案情大白，當事的教士和教民都無意再追究時，官府卻對這件本屬於平常的民事糾紛的案子痛下殺手，竟然把張家父子依「妄布邪言」和「湯火傷人」之罪，「加一等」處罰，判刑的判刑，流放的流放，而且這種加重處罰絕非洋人的意思。如果此事在平時，就是驚動了官府，頂天了也就是賠些錢算了，也就是說，即使按清朝的法律，這隻能是個民事賠償的「細事」，斷然不會有人因此而被判罪。而在同時期，同樣惹出外交麻煩的教案，對民方較重的處罰都是在西方的直接壓力下做出的。張家父子的遭遇，並不全是因為他們給官府找了麻煩，惹來了外交糾紛（惹起外交糾紛，其實主要責任應該是汪縣令來負），更重要的是由於張家對洋教中人的友好和信任的態度。清朝政府從來對於非正統的宗教懷著一種強烈的政治戒備，對民間非法宗教如此，對基督教在華各派更是如此。雖然在各個時期和各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庚子以前，官方的遏制政策還是佔主導地位的。正是由於遏制政策屢屢受挫，才使得相當多官員對基督教積怨甚深。實際上只有官方的遏制政策與鄉村的鄉紳以及農民和教會教民在文化和具體利益的衝突糾葛到了一起，兩者交互作用，教案才會愈演愈烈，才會有義和團運動那種排外（主要是排教）的浪潮。也可以說，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就是遏制心理的大宣洩。

在中國的天主教洋教士竟然也熱衷於驅魔祛邪，這多少讓某些研究者感到意外。按一般的常理，驅魔法這些功能應該是中國本土宗教才具有的。而西方來的洋教給人印象是不提倡至少不擅長此道的，怎麼會突然間冒出來個洋教士為人祛邪呢？其實，在案發當時，連直隸總督官文都有些不解，在此案的案卷里可以發現他先後兩次提及「天主教向無符咒及作法驅魔等術」，顯然，他是將此視為此案的疑點提出的。在我們有些研究者眼裡，近代西方的基督教往往是與科學ｈｔｔｐｓ://rｅａｄ.９９ｃsw.coｍ和先進聯繫在一起的，從利瑪竇時代開始就是如此，我們念念不忘的往往是利瑪竇帶來的歐幾里得、世界地圖和三稜鏡。那麼，此案中的洋教士艾清照的行為是不是可以用特例來解釋呢？顯然不是。不少由中國的天主教教會自己編的文獻如《拳時北京教友致命》，記載了許多教士和教民搞的驅魔驅鬼活動，而且往往是由於中國本土的僧道和術士法術不靈的時候，西方教會的把戲才冒出來，而他們的成功，往往會拉動一批老百姓入教。教士艾清照所做的，只不過是重複了他的同事干過的事情。

洋教士的大鬍子碰到了中國古老的發明——火藥，究竟為什麼發出火來其實還真的需要琢磨才是。

第二天，被燒著了的教民一紙訴狀，將張洛待告到了縣衙，說他設計謀害外國傳教士。寧晉縣令汪顯達像大多數心存「模稜」的地方官一樣，碰上麻煩的案子就想給它模稜過去。他提來了原被兩告，看驗了艾清照等人的傷處，發現洋教士雖然鬍子被燎掉了大半，臉也有點灼傷，衣服被燒了若干個洞，其實並不嚴重，其他的教民被燒的情況也差不多。當堂審問被告，張洛待一口咬定不知道火從何而來，汪縣令居然也就不再追問，要張洛待給被告賠償燒壞的衣服和負擔醫療費，然後宣布退堂。教民金池蘭不服，大聲抗議，汪縣令喝令掌嘴，於是金教民就挨了若干個嘴巴。如果汪縣令知道，這幾個嘴巴，後來居然斷送了他的前程的話，那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將手中的令簽扔下去的。

但是，如果說在此案發生之前雙井村一帶的鄉紳的權威和鄉村固有秩序還能維持的話，那麼從教民告官的那一時刻起，這種權威和秩序就開始被破壞了。按鄉村社會的慣例，發生糾紛首先要經過親族鄰里乃至鄉紳的調停，實在調停不了了，再進入法律解決的程序，調停不了那是鄉紳的權威和能力的問題，而經不經過調停則是對鄉紳權威和鄉村秩序的尊重和承認的問題。教民在被火藥燒了的第二天就把事情直接捅到了官府，不僅沒有打算經過調停，甚至不給鄉紳以及鄉里宗親過問的機會，不管是由於什麼理由，都明白地蘊涵著對固有鄉村秩序的挑戰。也就是意味著，當教民們自以為遭到了迫害時，有別於原來的鄉村秩序中心的另一個中心就浮出了水面。道理其實非常簡單，當人們以為施與他們迫害的是與鄉紳有緊密關係的一方時，他們會自覺不自覺地求助原來秩序中心以外的力量。一般來講，農民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出此下策，而此案中的教民顯然是過於輕率了。可以想象，在此案結束之後，張洛待一家很可能會由對天主教的親和態度變成敵對，與他有關係的親族和鄉鄰以及被教民們冷落的鄉紳們，對待天主教的態度也會發生相應變化，不言而喻，九*九*藏*書一個局部的民教對立的時代就會由此而到來了。我們知道，寧晉縣後來成了義和團運動相當熱鬧的地區之一。

在19世紀60年代，法國由於擁有天主教的護教權，加上挾剛剛戰勝之威，在所有的教案中總是特別的蠻橫，動輒派來炮艦以武力威脅。總理衙門自然知道洋人的震怒意味著什麼，隨即致函要求直隸總督官文務必查清此案，給洋人一個說法。由於總理衙門是由當時權勢正盛的恭親王奕領銜，一向善於看風使舵的直隸總督官文自然不敢含糊，他和按察使張樹聲立即派人查案，並親自督辦。事情很快就查清楚了，這場在法國公使眼裡蘊涵著莫大陰謀的害命大案，原來竟是一場帶有喜劇色彩的誤會。

說也奇怪，一聽說老爹要給自己娶親，張書琴竟然安靜了許多。而張洛待反而擔心了起來，一面張羅著迎親事宜，準備彩禮，安排花轎，還從本村開雜貨鋪的閻胖子手裡買了幾斤火藥，等新娘子進門放銃好用，一面又害怕萬一迎娶的當口兒子犯了毛病，丟人現眼不說，把婚事給攪了可就麻煩了。於是就跟人嘀咕，想要請個法師驅邪。也是合該有事，與張洛待交情不錯的同村人信奉天主教的李洛來一直把兒子送在張家家塾讀書，家塾散了，兒子讀不成書，所以對張書琴中邪的事他也很關心，見張家想請法師，就出主意說他們外國神父很靈驗，教民們從來不沾染邪祟，不如請神父來念經驅邪。張洛待動了心，答應讓李洛來去請。

據此案的卷宗，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同治四年（1865）八月間，直隸寧晉縣雙井村農民張洛待的17歲的二兒子張書琴不知怎麼就中了邪，成天介弄神弄鬼，一會兒說晚上有女鬼陪他睡覺，一會兒又說有仙人把女鬼趕走了，但要把女兒許給他，還弄出了兩張畫著不知什麼東西的紙片，說是仙人給的信物。張家在雙井村算是個富戶，不僅年年余錢剩米，還有能力開個家塾，請了先生在家教二兒子念書。張洛待自家雖然沒有掙上一個半個功名，但卻是本村鄉紳劉洛明副榜老爺的女婿。這裏，需要說明一下，所謂的副榜，就是省試（即舉人考試）正取之外的副額，人稱半個舉人，但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只是在名聲上比秀才高半格。所以說張家在當地算不上是有錢有勢，卻也處處讓人高看一眼。滿心指望二兒子讀書用功，掙個功名，也好光大門風，所以雖然早就給兒子定了親，但為了讓兒子安心攻讀，所以放出話來說是要等到兒子滿二十歲再另行迎娶。可是眼下兒子神神鬼鬼地鬧，老師散了學不說，把個家也搞得雞犬不寧。於是，張老先生決定提前給兒子迎娶，按民間的習俗，「沖沖喜」也許就能把邪給沖走。

然而，李洛來應承下來之後幾天沒有迴音，說話間已經到了同治四年的十二月初五。這天晚上掌燈九*九*藏*書時分，法神父艾清照突然由幾個教民陪著來到了張家，倉促之間，張洛待有點措手不及，慌忙點起一支蠟燭將教士一行迎到了兒子讀書的「學房」，卻忘記了房間的桌子底下還放著放銃用的火藥。為了讓蠟燭亮一點，他習慣性地剪下了蠟花然後隨手一扔，轉身出去安排茶水。哪知剛剛邁出門口，就聽身後一聲巨響，火起煙冒，外國神父和幾個教民被燎得狼狽不堪，滿臉煙火，一邊拍打著身上的火苗，一邊往出跑，嘴裏還大聲咒罵著。

為了給法國公使一個交代，由省里派下來的「委員」們不再敢模稜，提來了所有與此案沾邊的人。經過一番刨根問底的審訊，大概還伴些雷霆手段，很快就弄清了案情，不僅張洛待招出了火藥的由來，而且張洛待兒子張書琴也坦白說他的弄神弄鬼，其實是為了讓父親早一點給他娶親故意裝出來的把戲，連那兩個鬼畫符的紙片，也是按小說《玉匣記》里的東西照貓畫虎搞出來的。顯然，對於這個農家子弟來說，才子佳人的小說要比四書五經更有魅力些。

故事到這裏，按理應該結束了，然而卻拖出了一個有點悲慘的結局：張書琴被「杖一百，流二千里」發配回疆（即今天的新疆）「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為奴」，張洛待「杖六十徒一年」。寧晉縣縣令汪顯達也被「交部議處」，結果不問可知。

無疑，驅魔祛邪屬於巫術和半巫術的行為，天主教的確不精於此道，但是，任何宗教無論是其形態如何完備，總是難以完全清除巫術的痕迹，基督教也不例外。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中，天主教和東正教在主觀上就沒有與過去的巫術痕迹劃清界限，其現代氣息本來就有限。而中國農民的宗教價值，從來都是有用才信的實利主義的，加入天主教的教民，其實也不例外，發展新教徒，更是需要憑藉一些實際的「神效」來吸引和招徠。正因為如此，天主教才會頻繁地進入傳統的半巫術領域，而這個領域所輻射的功能，恰恰是中國農民對所有進入他們視線的宗教所期待的。不錯，天主教不像佛教和道教，沒有專門的驅魔儀式，但是他們可以用諸如念經和灑聖水這樣簡單的儀式來替代。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實際的考慮無疑是傳教對象的需要。因為這種來自中國傳統的強大需要，往往是他們能否在中國農村站住腳的關鍵。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可以說是洋教不自覺地中國化的結果。雙井村教民推薦的洋教士和富戶張洛待接受推薦，歸根結底都是他們在宗教問題上根深蒂固的工具價值在起作用。如果不出火藥爆炸的意外，很可能雙井村從此至少會添一戶教民，事實上當洋教士艾清照和教民們明白了自己原來是在見鬼，其實錯怪了張洛待之後，他們的確對這場官司有些後悔，案卷上記錄的洋教士的「口供」雖然沒有明白地表露出來，卻也不乏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