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報》原是一介普通的小報，在風氣漸開的19世紀末，上海這個華洋雜處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閑和有閑錢的人，學洋人辦報，是這些閑人和閑錢的一種出路。《蘇報》的創辦人胡璋，不過是為了拿這個報紙生錢，跟辦工廠、開錢莊差不多，只是胡某人辦得不好，賠累不起。轉給陳范之後，雖說陳有政治傾向，同情變法，但也跟銀子沒仇（不掙錢的報紙辦不下去），所以，也得謀經營之道。談政治雖然危險，但在那個年月，卻是時髦，有市場。據阿英研究，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中國的通商口岸，講政治是最受歡迎的，連小說不講政read.99csw.com治都沒有人讀。只是《蘇報》最初談政治，完全是康黨（康有為）的口吻，可是隨著朝廷政治顛三倒四地開倒車，戊戌政變，直至鬧到庚子之變，殺教士和教民，打使館（外國輿論以為我們在搞恐怖主義），鬧完之後，又遲遲不肯認錯，《蘇報》也逐漸地走向激進，傾向革命了。當然，這裏也有市場的原因，因為在這個時候，越是激進的言論，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實，《蘇報》案的一千主角們，跟孫中山不一樣，當初也都是康黨，或者傾向維新的，章太炎就參与過《時務報》的事務。由改良轉為革命，也都是由於對ｈｔｔｐs://ｒｅad•9９csw•ｃｏｍ清政府的失望。

《蘇報》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場的拉動，當然，一個很關鍵的催化劑是存在租界這種國中之「國」。《蘇報》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遲處死的）輕判，對於後來的輿論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遊盪于租界內外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受到了鼓舞。從那以後，輿論界一發不可收拾，形成了對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壓力，起了改革的推進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

可是《蘇報》辦在租界里，一千「亂黨」，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章九_九_藏_書太炎、鄒容等等，也在租界和華界之間出沒，稍有風吹草動，就溜到租界去，讓清朝的官員望「界」興嘆。還好，由於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壓力足夠的大，而且章太炎們罵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時的西方列強，對已經伏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給點面子，所以列強的領事們同意查辦這些革命黨，只是只能在租界內審辦。清朝官場徇私玩忽的積習，在這個時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辦案的江蘇候補道俞明震，跟這些黨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兵馬未動，風卻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這些人趕緊開溜（此公後來做了礦務學堂的總辦，給學生出國九-九-藏-書文題，有「項羽拿破崙論」這樣的好題目。這個學堂最有名的學生叫周樹人，即後來的魯迅）。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加上報紙的老闆陳范，很識趣地走開了，只有罵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幾乎是自投羅網似的被提了進去。講義氣的鄒容不忍心讓老大哥獨自坐監，也投案自首。在名為中外合議、實際上是洋人當家的會審公廨上，章太炎發揮自己文字學的學問，硬是考證出「小丑」的古義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沒有罵人。鄒容則辯解說，他那號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軍》，根本就是別人的盜版，他寫是寫了，但沒有發表。儘管兩位經過高人指點，通曉西方法律的九-九-藏-書革命黨，在法庭上辯得讓人直暈，但是原本就打算給清政府面子的法官，還是判他們二人有罪，分別服刑兩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1903年的《蘇報》案，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來歷史學家的視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幾個特別善於舞文弄墨、也特別能戰鬥的革命黨人，接辦了租界里一張影響並不大的小報，公開抨擊政府，指名道姓地罵街，說光緒皇帝「載滯小丑，未辨菽麥」（章太炎），要與「愛新覺羅氏相馳騁于槍林彈雨之中」（鄒容）。罵得剛迴鑾不久的西太后無論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當時的兩江總督魏光燾，無論如何要將這一干亂黨捉拿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