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從來都是複雜的，北洋時期紛亂的歷史，就更加複雜，這個複雜，蘊含著機遇，一種可以解開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現代化轉型迷局的機遇，但願，當我們再次面對北洋歷史的時候，不要再放過了。

帝制結束之後，中國變了民國，在名義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經掛在了首都的城門樓上，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議制政府。民國的前半段，人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從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這一段歷史，類似東漢末年，群雄並起，亂打群架的時光，今兒聯甲倒乙，明兒乙聯丙倒甲，後天甲再聯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與北打，東與西打，一省甚至一區之內，幾個小軍閥忽而刀兵相見，忽而握手言歡。看這段歷史，誰都頭大，不僅頭痛混戰不已，民生塗炭，還頭痛找不到頭緒，連最好讀的陶菊隱先生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往往幾頁就冒出來幾十個人名，幾場亂仗同時開打，亂鬨哄，你未唱罷我登場，叫我如何認得他！

北洋時期這種延下降線行進的政治演進，值得後來的人們認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軍閥武夫們，不見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見得都是背後受帝國主義列強牽線操縱的牽線木偶。中國政治從代議制逐漸演變軍事專制，最後變成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黨治和軍事專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絕非一句轉型期的特有現象可以說清楚。

這一時期雖然也不乏有留學西方，專攻憲政和民主的學者回國，但就總體而言，西方民主憲政理論的研究，在中國並無多大起色，即使在學界也沒有多少聲音，學界喪失了對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觀和階級話語，倒在學界逐漸發出大聲，甚至佔據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來自於主張文化保守主義的陳寅恪、錢穆等人。

當然，奉系時代的序幕，有一個國民軍和奉系共同當家的過渡，此時的臨時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頭銜，是臨時執政，執政府，根本沒有立法機關。接下來的奉系政府，乾脆就是軍政府，鬍子出身的張作霖，做了大元帥，代議機關，連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沒有了。

段祺瑞最後栽就栽在武力統一的策略上。武力統一南方，在用武過程中，同室相殘，消耗掉同屬九九藏書「北洋團體」的直系力量，借刀殺人，一石二鳥。直系的吳佩孚賣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軍卻給了只知道撈錢的張敬堯，只因為張是段的親信，而立下大功的吳佩孚只許在湘南前線拚命。算盤打得不錯，但誰都不是傻子，包括吳佩孚的「主公」，人稱曹三傻子的曹錕。結果是，武力統一，變成了北洋火併，直系從湖南前線回師北上，段祺瑞花大錢養的少爺兵，敵不住吳佩孚，天下從此變了顏色。

直系的垮掉，跟內部分裂有關。一方面是吳佩孚個人專權，排擠同一系統的其它將領，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員驍將馮玉祥。一方面也是由於吳佩孚民族主義的高調唱得太高，上去下不來，阻礙了北京政府靠出賣主權換取借款的途徑，導致中央政府財力枯竭，機關幹部和軍警一起上街遊行討薪。財力有限，難免就分贓不均，吳佩孚自家的嫡系還能保障供給，而別的人，尤其是沒有地盤的馮玉祥就好鬧窮，轉而接受直系夙敵奉系的資助，一旦直奉開戰，馮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當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當口，直系一個方面軍回師倒戈，抄了大隊人馬的後路，吳佩孚再硬也撐不下去，於是，開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時代。

當袁世凱尊重憲政的時候，民元的國會選舉，他沒有干預，甚至沒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資源，對自己所期待的政黨施一援手，眼睜睜看著同盟會變的國民黨，取得優勢，成了國會具有絕對優勢的第一大黨。然而，在這種情況下，他步履維艱了，面對辛亥革命后各地亂糟糟的局面，遍地民軍，遍地軍政府，土匪，幫會橫行，中央政府，統一財政，削減民軍，整頓地方，一樣也做不成。然而，最後袁世凱動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國民黨勢力土崩瓦解，大小頭目出國流亡。更損的是，袁世凱派人化裝成「公民」，組織「公民團」包圍國會，逼國會選他為正式大總統，居然這個國民黨人占多數的國會，還就真的把他選成了正式大總統。吃硬不吃軟的政治現實，逼得北洋軍閥走回了老路。

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麼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總統寶座的袁世凱，乾脆以收繳議員國民黨黨證的方式，把國民黨議員統統趕走，迫使hｔｔpｓ://reaｄ•99ｃsｗ.ｃom國會因不過半數開不成會，然後自己一家說了算，連剛剛的盟友進步黨人，也一塊涮。然而，接下來，他進入了自家統治的最高點，秩序穩定，改革前進，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軍人，也開始被收撫，國家的財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歐洲列強忙於世界大戰之際，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讓袁世凱做不起人，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一切看起來很是不錯。當然，真的把袁世凱毀了的，還是他的帝制「改革」，這一招，不僅沒能實現他加強中央權力的初衷，反而給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過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勢力以反抗的借口，一個合乎進化論意識形態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陳湯」（原本是他親信的四川督軍陳宦、陝西督軍陳樹藩和湖南督軍湯薌銘都宣布獨立反袁），本是自家從藥店買來的。

但是，在這16年中，我們也看到了另外一種場景，每當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議制的時候，跟國會往往很難處理好關係，處處是坎，衝突不斷，什麼事都做不成。當他們拋棄了對憲法，和對國會的尊重，實踐起他們一向熟悉的權術操作、軍人干政時，則到處綠燈，諸事遂順，想幹什麼往往就能成什麼。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現實，但的確是現實。

更令人悲哀的是，這一時期的知識界，不但沒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學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兩個方面特別的活躍，一方面依然沉醉於「根本解決」的方案，當發現制度改變沒有能改變中國的時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倫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運動本身倒無可厚非，但知識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僅過於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變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識精英，又對好人政治，賢人政治有過多的幻想，甚至希望託庇于某個好軍閥，藉助軍事和政治的強力，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不過，如果粗線條的概括，民國北洋這段，從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體上是袁世凱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凱，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戲。這16年，雖然依王闓運的對子，「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read.99csw.com言之，不是東西」，但細分起來，還是有分別。比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這一時期的民國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著下降線行進。袁世凱時期，民國元年的國會，是全國普選的，儘管農民們未必知道選舉是怎麼回事，大多數人實際上是由別人包辦著投的票，但普選的形式，畢竟在，人為操縱的痕迹不大，其實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們的意志，選出了他們心目中應該做議員的人（有的地方，人還在國外留學，已經被選為議員）。到了皖繫上台，組織了安福俱樂部，操縱選舉，結果弄出來一個安福國會。輪到直系出頭，居然公開賄選，議員成了豬仔。馮玉祥聯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來的臨時政府，居然連代議制機關都沒有，接下來的奉系政府，乾脆就是軍政府，首領是大元帥。套一句俗語，黃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皖系倒台之後，有一個直系和奉系共同當家的時段，在這個階段，佔了優勢的直系調子唱得很高，對憲政看起來相當尊重，不僅民元國會重開，連黎元洪都再作馮婦，重回總統寶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驅逐出關，直系一統北京政府之後，曹錕就公然搞起了賄選，早就墮落成政客的民元國會議員，也相當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個文字上只知道寫一筆「虎」字的曹錕，選成了民國大總統。連選總統都可以收錢投票的國會，自然做不起代議機關，國會，從此廢掉。北京政府，進入了曹錕要錢，吳佩孚專權的時代。

從骨子裡講，北洋時代跟中國歷史其它歷史階段出現的軍閥統治時期，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個社會進入一個武化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原有的調節機制受到很大破壞，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槍杆子，成為這一時期最有價值的物品。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實際上是湖南一個文人出身的軍閥譚延闓總結出來的，很形象地揭示了這一時期政治的真諦。

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治，跟東漢末年和五代十國時期又有不一樣的地方。這時的中國，已經被西方拉入了它們的世界體系，軍閥政治，無論在操作手段上多麼的傳統，但畢竟擺脫不了現代性的印痕。中國農民，在鬧義和團的時候，對洋槍洋炮還相當地陌生，想擁有，九九藏書但擁有了卻不會使用。可是經過軍閥多年混戰、兵變為匪，匪變成兵的戰爭習染，農民對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實現了質的飛躍。招來農民，稍加訓練，就是兵，當兵也成為很多地區農民的一項還算不壞的職業選擇，這一切，也為後來的共產主義的農村革命，提供了準備。

中央政府在下降線上行進，其它地方也如此。孫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國會，也一樣卷在陰謀、暗殺，軍閥惡鬥之中難以自拔，孫中山在罵南北軍閥一丘之貉的時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沒有脫離權術和武力威脅的窠臼。湖南的趙恆惕，廣東的陳炯明提倡聯省自治，省憲倒是做的像模像樣，可是基於省憲的自治卻都談不上，還是有槍的說了算。

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個時期，當政的都是軍閥武夫，不知道憲政是怎麼回事，就像民國的外交家顧維鈞所說的那樣，袁世凱對西方民主，缺乏起碼的認識。袁世凱如此，袁世凱之後的「北洋團體」中的驍將，則更是等而下之。不過，事情還有另一面，雖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議制，更不懂民主是什麼，可畢竟他們都是從晚清過來的，深知清朝積弱積貧的歷史，明了若干年來中國學習西方的艱苦努力，雖然他們不了解代議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這個制度的優越，卻是經過西方的「先生們」驗證過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貴族最喜歡的帝制德國，也有國會和憲法。吃過西方軍隊苦頭，並且受過西式軍事教育，其中有些人還留過學（德國和日本）的經歷，至少知道他們所效法的西方，稱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武夫，實際上，對風靡知識界的進化論，也略曉一二，他們對當時堪稱時代的意識形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從心底里服膺的，就當時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著進步，意味著進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議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不理會這個制度，不希望嘗試按照這個制度操作一下，好讓中國也強盛起來。我們所說的北洋軍閥，其實是中國人學習西方推行軍事現代化的產物，他們不見得都是我們教科書所說的賣國賊，至少，也有希望中國好起來的願望。所謂的「北洋團體」中，像張勳這樣的人是少數，而且屬於團體的邊緣人物（不是北洋軍事學校出來的人），其https://read.99csw.com它的人，即使對共和並不熱心，也不至於公然開倒車，所謂的袁世凱復辟，他的帝制，其實並沒有取消代議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憲制。反過來也可以理解，儘管中國進入共和政體以來，國家之混亂，國勢之衰落，比之晚清有過之而無不及，可復辟卻總也實現不了（包括強人袁世凱所嘗試的看起來僅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對者中，最有力量的還是「北洋團體」的軍人們。進化論的魅力，在那個時代，顯然不是其它什麼力量可以抵消的。

後來，由於小張（張學良）後來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一白遮百丑，結果，父藉子貴，連老張（張作霖）的種種，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變得很是正面，實在是歷史敘述的滑稽。當然，這已經是后話了。

奉系統治的4年，是北洋時期最黑暗的時期。不僅連形式上的代議機關不復存在，連起碼的言論自由，也遭到封殺。敢言的記者被捕殺，民國最有名的兩個名記者，邵飄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軍閥手裡。學生的遊行請願，也遭到軍警射殺，著名的3·18慘案，被魯迅稱為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這樣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現。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獨立，由專家教授治校，但奉繫上台之後，派人接管，說是教員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須聽話，如果不聽話，就軍法從事。張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聽話怎麼能行？漢高祖劉邦約法三章，我只一章，不聽話就槍斃。

同樣，接下來統領北洋團體，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當身為國務總理的他，尊重民元國會，尊重民元約法的時候，幾乎寸步難行，處處掣肘，跟國會以及虛位的總統黎元洪的關係，越來越僵，直至最後絕裂。當他玩陰謀，耍詭計，煽動督軍團干政，最後利用張勳趕走黎元洪，復辟帝制，把遜清的小皇帝抬出來的時候，反而左右逢源，連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為國務總理，組織討逆軍，殺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後，接受前段時間府院之爭的教訓，開始組織選舉聽話的國會，從日本弄來的西原大借款，多半養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參戰軍，少部分堆出來一個安福國會，選出一個乖巧的聽話總統徐世昌，從此，政治強人段祺瑞要什麼有什麼，再也沒人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