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一切只是象徵著佛教的式微。從某種意義上講，邢肅芝老人的老師太虛法師提倡的「人間佛教」的努力，以及一向看不起藏傳佛教的內地佛教界引入藏密，都可以說是佛教界某種挽回頹勢的嘗試。正是由於這種嘗試，年輕的邢肅芝有緣接觸到了藏密，從而引發了他雪域求法的念頭。

西藏地方政府被稱為噶廈，或者是噶廈政府，噶廈由四位平行的噶倫（類似於宰相）執政，四噶倫中，有一個僧侶的席位，三個世俗的席位。噶倫以下，基巧、宗本、代本、甲本都是僧俗並設，有僧官有俗官。這種僧俗混合的政府官吏體制，俗官由貴族擔任，僧官則由喇嘛接任。由於擔任僧官的喇嘛不可能在血緣上世襲，這樣等於是在貴族社會裡面為平民另闢了一條升遷的小道，平民可以做喇嘛，然後通過投靠僧官，刻苦學習，慢慢熬上去。平民當然大大地多於貴族，做喇嘛的平民更是多於做喇嘛的貴族（平民做喇嘛，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西藏的民俗），所以競爭性無疑是很強的。平民出身的喇嘛必須具有相當的資質，不僅精通密、顯兩套佛學，而且醫卜、星相都通才可能被僧官看上，看上以後，還要學點做官的公文書寫。

邢肅芝老人出家的那個年代，無論在世界還是中國，都處於宗教勢力消退的勢頭上。老人童年出家生活的回憶無疑是準確的，寺廟不僅會遭到軍警的騷擾，而且連記者也會欺負到和尚頭上。更大危險來自於辦學堂的熱潮，老人第二次出家住的種善寺，就因當地鄉紳的辦學熱情被強佔了去，連一向號稱靈驗的菩薩也被從大殿里搬出來堆在院子里。實際上，這種毀廟辦學的現象從戊戌維新的時候就已經有了苗頭，到了清末廢科舉之後，已經成為一種時髦。在西人東來的過程中，中學的節節敗退，也累帶著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成了落伍的宗教，其教義和軌儀似乎只剩下了「迷信」的意義，而其僧團和寺廟更是只有浪費資源的價值。這種源於現代化的毀佛勢頭，攪雜著傳統的道學精神，來勢相當兇猛，以至於佛教界不得不更加依賴於有權勢的軍閥政客，施展靈異的旁門左道，以求自存。佛教對世俗權力的依賴，無可挽回地墮入了更低一層次。

信夫？

由於進入了權力中心，所以俗界所有的權力鬥爭，宮廷陰謀，打打殺殺，佛教界自然也都卷了進去，有時候甚至連達賴、班禪也成為受害者。分裂西藏的陰謀雖然跟某些國外勢力有主要的干係，實際上佛教界的某些領袖也墮入其中。為了適應掌握政權的需要，佛教界最大限度地被武裝了起來。在內地只有少數寺廟才有的武僧，在藏地普遍地存在，這些習武的僧人不習佛經，不守戒律read.99csw.com，卻要像士兵那樣習武操練，擁有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實際上是僧兵。遇有戰事，各寺都要像領主一樣，派自己所屬的僧兵參戰。佛教的基本戒律就是不殺生，但由於在遊牧的藏地，絕對的不殺生無以為活，所以在傳人之初就已經有了變通——殺大牲以救小生。而由於操縱權力又不得不來第二次變通，由那些不諳佛理的習武僧來操辦殺人之事，任由他們墮諸惡道，從而換來「真正的僧侶」的清凈。

大約是在八年前，那時我還是一個正在就學的老童生，閑暇時間比較多，書看得相當雜。一次旅行，在火車即將要開的時候，上來了一個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約有六七十歲的樣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鋪，硬卧列車的上鋪高且險，見他有點不方便，我就將下鋪讓了出來，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謝，坐了下來。由此我們談了起來，他是僧人，話題自然而然地轉到了三界之外。好在我還看過幾本佛經，記得隻言片語，因此總能接上幾句，逗起老和尚的談興。火車在咣啷咣啷地走（那時還沒有提速），我們在嘰哩咕嚕地談佛論經，最後，要熄燈前他告訴我，現在他正在跟某活佛修習藏傳密法，灌頂一次勝過讀經幾十年。

正像邢肅芝老人口述史里說的那樣，風頭最勁的太虛法師既要藉助張學良的力量保護陝西的佛寺，還要答應去蔣介石的小小的祖廟雪竇寺擔任方丈，更需要將一堆軍長師長甚至國民黨中委納入自己的門下。佛教的高僧大德，要為軍閥政客做升遷法事、護國（集團的命運）法事、平安法事，許多赫赫有名的軍閥，像趙恆惕、孫傳芳、劉湘以及書中提到的四川省長王陵基（書中提到的是他的號王芳洲，似有誤，應為方舟），都是那時節大開法會的主兒。更有甚者，還讓佛教直接作用於軍閥集團對內部的整合，比如湖南軍閥唐生智，就在擅長藏密的顧法長的參与下，讓全軍將士受居士戒，練成了一支「佛軍」。

不過，雖說是已經放下，但一旦讀書涉及藏密，提到活佛和灌頂。甚至出現達賴、班禪的字樣，心裏還是有點怪怪的。這種感覺，終於在因朋友之賜吞了一本書之後基本消失了。

說「吞」是名副其實，因為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中間連口水都沒喝。這是一本口述史，記錄了一個上世紀30年代由於國外勢力的策動，西藏地方政權對內地心存敵視的條件下，憑著兩腳走進西藏的漢人的故事。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西藏的三大寺獲得最高佛學學位的漢人喇嘛的傳奇，一個身為國民政府高級官員的喇嘛在西藏辦學的經歷。更重要的是，這本書給我們解剖和展示了那個神秘的，飽浸藏密文化的西藏，read.99csw.com告訴了我們許許多多連做夢都想知道，但卻無從知曉的那個時代西藏僧、俗兩界的細節。

在很久以前，一位藏族學者就跟我說過這樣的話，在西藏，喇嘛是唯一的文化創造者。這話當時我並不太理解，現在我明白了，在西藏，佛教不僅是—般人升遷的唯—途徑，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好智慧的人們的心靈需求。不少平民通過當喇嘛，進入寺廟學佛，做上僧官，變成了僧侶貴族；也有不少的平民通過做喇嘛的修習，多數是一邊為人傭工一邊修習，最後修成高僧大德（自然也有躲進深山進一步修行，從此在俗界消失的痴迷者）。因此，佛教在精神和世俗兩個方面，將西藏的精英（包括貴族的有志之士）吸引了進去，自然擁有最大的文化創造力。不僅如此，佛教在西藏還有另外一層的意義，佛教在自己名義下籠蓋了一切文化。在近代科學技術沒有傳人之前，中世紀的所有學問幾乎都包含在了佛教裏面，凡諸文學、繪畫、音樂、建築、醫藥等等，都是僧侶的專利，僧侶既是社會的上層也屬於下層，正是他們中的精英決定了西藏文化的走向。而導致佛教吸引精英、籠蓋一切的原因，恰恰有佛教在政壇上起主導地位的因素。

大約是在八年前，那時我還是一個正在就學的老童生，閑暇時間比較多，書看得相當雜。一次旅行，在火車即將要開的時候，上來了一個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約有六七十歲的樣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鋪，硬卧列車的上鋪高且險，見他有點不方便，我就將下鋪讓了出來，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謝，坐了下來。

甚至，權力和金錢也侵蝕到了佛學的領域。在西藏，凡是佛教中人，除了習武僧之外都要研習佛理，就是大小活佛和達賴、班禪也不例外。學習佛理需要獲得佛學階位，不僅要熟悉佛教的經典五部經論，以及黃教祖師宗咯巴的理論，而且要善於運用經典解答各種問題，最後通過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的考試答辯才能如願。一般的喇嘛當然需要學習，因為沒有學位不僅只好做低級喇嘛，而且也沒有機會擔任高級僧官。大小活佛也要學習，因為得不到學位他們就名不符實。但是，在三大寺的學習狀況往往跟你的權勢和財力密切相關，因為在寺里不僅吃住請師傅授課都要錢，而且只有有財力放小布施（給自己學習單元的喇嘛施捨錢糧），才能免予做雜務，也就是說才好安心學習。有權勢的活佛們，往往動輒搞大布施，即全寺甚至全部三大寺的僧侶每人一份茶飯和錢。所以，隨著布施能力的增大，活佛們通過考試的難度則降低，至於最大的幾個活佛，他們的考試只是走過場而已。這樣，同在三大寺學佛的人們就ｈttps://rｅad•99csw.ｃｏｍ分出了三六九等，最低等的是不僅要承擔各種雜工義務，還要為別人服役掙錢才能維持學習的；高一點的是能夠做小布施免除雜役，可以專心學習的；再高一點的不僅可以免除雜役，還能僱人服侍；最高等級的當然是那些學習期間依然僕役成群的活佛們。邢肅芝就是在內地政府和一些財東的支持下，才放得起小布施，得以專心學習，獲得了藏傳佛教的最高學階。

從某種意義上講，處於藏傳佛教頂端的佛學重鎮甘丹、哲蚌、色拉這三大寺，在神學的研修上更接近於近代的研究性大學。每個寺廟就像大學本部，下分成大的學區札倉，札倉則由更小的學習單元康村組成。每個學員都有具體的導師指導，寺廟、札倉和康村三個層次的結場辯經，有點類似於課堂討論和學術討論會，經過反覆而且平和講理的辯難，學業自然會更加精進。這種學習體制，讓人很容易想到英國的劍橋和牛津，的確比較容易出學理型的人才。

臨別時，他預言我早晚要入空門，因此給我留下了地址，告訴我他的身份，記得好像是五台山龍捧寺的住持。回學校以後，不知怎麼就對藏傳佛教來了點興趣，當然，我並沒有野心探究藏密的玄理，只是想弄清楚藏傳佛教的來龍去脈。於是去了幾趟雍和宮，找來若干介紹藏傳佛教的書看，忙活了一通，橫豎就是弄不明白，隨即也就放下了，顯然我不是老和尚預言的個中人，資質有限，連這種門外的東西都弄不明白，更弗論升堂入室了。

佛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其實夢幻泡影就是歷史，歷史總是跟權杖與袈裟相伴而行。

邢肅芝老人是位智者，他的智慧不僅僅是因為他通曉佛家經典，掌握了數百種的密法，而在於他明了佛家的真義，恰在於太虛提倡的「人間佛教」四字。離開了「人間」，不管是遁入深山也罷，修成一道紅光也罷，總之是不見了蹤影，不見了蹤影對這個世界也就沒有意義了。所以，佛教的真諦不是逃世，也不是避世，而是人世。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有善業惡業，佛教自也難免。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縱有十力精進，得十地正果，也須在人間吃苦。正因為如此，邢肅芝老人在學成了之後，開始了出入僧、俗兩界，亦官亦僧的生涯，爭得了國民政府最高層的支持，憑藉自己在藏地佛教界的優勢，招徠內地第一流的師資，在西藏辦學，以文化教育交流的形式，抵禦國外勢力的大規模滲透。雖然，由於時局的變幻和中央政府政策的失當，使得老人當年的努力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但是這種嘗試在今天也是富有積極意義的。

在人們的印象中，宗教幾乎都跟政治有著不解之緣。成千上萬的宗教九-九-藏-書教派初始的時候，也許只是教主「借教斂錢」或者「借教成名」，一旦成了點氣候，無一不在政壇短兵相接，做鐵鎚的有，成鐵砧也有。佛教在諸宗教中，大概要算是最為軟性的一種，凡是篤信佛教的國家，國勢往往不昌，大概是過於慈悲為懷，缺乏攻擊性所至。在中世紀，佛教對政治的干預遠遠抵不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甚至連曇花一現的拜火教和摩尼教也有所不如。佛教進入中國以後，「沙門不敬王者」的舊習逐漸在王權的威勢下消盡，連最痴迷佛門的皇帝也不過是用佛教來當工具而已，梁武帝總是玩著要當和尚的遊戲，但畢竟沒有真的出家。武則天佞佛，但卻讓俊俏的小和尚給她做面首。凡是佛教勢力一大，佔了過多的資源，就會生出滅佛的「法難」。不過，即便如此，並不等於佛教界在政治上無所作為，佛界只是退到了一個合適的清客位置，依然對俗界的政務發生著或大或小的影響。只有一個地方例外，那就是西藏。西藏佛教進入得比內地晚，但發展的勢頭卻要猛得多，最後居然形成了僧侶直接掌權的政教合一的局面，一直維持到和平解放。口述史的主人邢肅芝老人在內地就已享高僧之名，而進入西藏之後，又獲得了藏傳佛教最高的佛學學階——拉然巴格西。使得他無論是在佛教處於清客地位的內地，還是在處於主人地位的西藏，均能佔據一個顯要的高位勢來介入政治，為我們留下了袈裟與權杖關係的最好註釋。

不過，儘管直接掌握權力，使得藏傳佛教界讓人看起來很是不那麼清凈，但其實跟別的地方一樣，藏傳佛界也存在著研習佛理的熱情與虔誠。幾乎所有沾濡過佛學的人都有這樣的共識，佛學的確堪稱諸神學中最具哲學意味的一種，能相當限度地滿足人們求智的需要。儘管佛教的傳播過程中庸俗化的傾向一直就存在，而且有時還很強烈，但佛學卻以其深邃的人生哲學和平和的論理精神，吸引著士大夫。可以說，自魏晉以來，智者近佛已經成為一種趨勢，而且一直延續到近代。藏傳佛教雖然很有些神秘色彩，西藏原來的本教的因素也在佛教中有所反映，但其佛學的固有吸引力卻並沒有絲毫減弱，甚至可以說，藏傳佛教對教義的講求，對佛理的探索還更加在意。直到今天，佛學界還公認，學習藏文是進一步深研佛理的前提，道理就在於藏文佛典之博大精深。正像邢肅芝老人介紹的那樣，在西藏三大寺求法的人們，對所有的五部經論，不僅要個個研習，而且要求反覆背誦，爛熟於心。其用功程度大大超過內地的學佛者。

在西藏，雖然藏傳佛教與內地佛教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樣一邊是與世俗功利的緊密糾葛，一邊是對佛理佛法的孜孜追求。與九_九_藏_書內地的清客模樣不同，佛教在西藏是唱大戲的主角，喇嘛教中的花教、白教、紅教和黃教各個教派，誰跟權力靠得近，誰就佔主導地位，到了清代，西藏早已是黃教的一統天下，藏地喇嘛教黃教教派的最高領袖——達賴和班禪分別是前藏和后藏的實際統治者。不過，在邢肅芝入藏的時候，達賴已經擠走了班禪，控制了全藏。西藏是個貴族的社會，同時又是一個佛教的社會，這兩個基本點決定了西藏政治的特色。首先，西藏的統治者是以封建領主的形態存在的，100多個世襲貴族家族構成了西藏上層社會的主體，他們都有自己的世襲領地和莊園，擁有對領地農奴生殺予奪的大權，在俗界，只有貴族才有可能成為政府官員。其次，西藏又是個佛教的世界，高級僧侶不僅是社會的精神領袖，而且擁有最高的世俗權力。而他們本身也是另一種形態的貴族，雖然大多無法從血緣上世襲傳承，但通過活佛轉世，同樣可以以寺廟為基地，成為傳世的貴族，一樣擁有領地、財富和農奴，甚至擁有武裝，事實上也是封建領主。對於世俗貴族，信奉佛教是他們之所以可以做貴族的合法性依據，他們不僅要皈依佛祖，布施和供養僧侶，而且要絕對服從宗教領袖，一旦他們有人在這方面出了問題，就可能被革除出貴族行列。對於僧侶貴族，他們雖然是通過宗教的渠道獲得的貴族身份，但卻只能依從世俗的領主方式才能存在。

雖然佛教充盈于整個社會，但官場上卻沒有因此有什麼道德掩飾，所有官的獲得都要買，而且是明碼實價。一個噶倫多少錢，一個宗本多少錢，所有想買的人都清清楚楚。買了之後，上任再利用手中的權力把錢撈回來，而且加倍。當然僧官也不例外，想要做官都得公開地買。喇嘛做官自然得靠當僧官的師傅來買，徒弟做了官，再加倍地孝敬回來。總之大家都是在做投資—回收的買賣，無論僧俗。不過，對於貴族而言，大的貴族領地多，收益豐厚，自然投資的本錢也大，所以一般來說官做得也大，小貴族只有投靠了大貴族，或者有其他的機緣，才可能置身高官的行列。自然，所有的官，最大的賣主就是達賴喇嘛，雖然他不一定親自料理這種買賣，甚至可能並不知情。

從年輕的邢肅芝身上，我們還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雖然佛教在式微，但對佛學的探求在近代知識界卻出現了一個高潮。這其中，既有楊仁山、歐陽竟無以及支那內學院師生的努力，也有馬一浮、章太炎等人對佛理的探究。已經在僧、俗兩界小有名氣的邢肅芝，之所以放棄眼前的尊榮，甘願冒九死一生的危險，嘗艱難跋涉的辛苦，步入一個完全不可知境地，應該說，支配他行動的也是知識界佛學探究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