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外那座古老的公園裡很靜。秋風掃下來的枯黃的楓葉緩緩地飄落在很久不修理的、長滿雜草的小徑上。

達雅一直非常激動地聽著他的話，聽到最後這一句，因為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她嚇了一跳。他接著又說：

「呵，保夫魯沙，保夫魯沙，弟弟呀！要是我們倆能在一起，該有多麼好呵！你的各種意見，對我都會是很有用的。」

他明白，她政治上越成熟，她能照顧他的時間就越少。他坦然地接受了這必然的結果。

公園裡一個人也沒有。他在海邊找了一個長凳子坐下，讓那已經不太熱的陽光照著他的臉。

她母親房裡的鍾敲了兩下的時候，她聽見柵欄門響了一聲。她披上一件短上衣就跑去開門。廖莉亞正在自己的房裡熟睡，喃喃地說著夢話。

他們興奮地談了兩個鐘頭。列傑尼奧夫把有關莫斯科的一些消息告訴了保爾。從列傑尼奧夫那裡，保爾第一次知道了黨的一些重要決議——農業的集體化、農村的改造等等。每一個字他都如飢如渴地注意聽著：

「我們達雅和他不相配。這件事會有什麼結果呢？」

他能夠表示反對嗎？他早就應該料到這一點。過去，曾經有一個時候，達雅曾把她的每個晚上都給了他。那時候對他有更多的溫存和照顧。可是那時候她只是他的朋友和妻子，而現在她卻是他的學生和黨內的同志。

保爾的信上說：

「現在你是這麼說，可是如果你明天能下床，你就把什麼都忘了。」沃利麥爾心裏這樣想，但是沒有說出口。

在他房間靠近窗檯的桌子上，堆著幾摞由黨委圖書館里借來的書、一疊報紙和幾本記得滿滿的筆記本。還有房東借給他的一張床、兩把椅子。在通到達雅房間的那扇門上，掛著很大一幅中國地圖，上面插著許多小黑旗和小紅旗。當地黨委會答應把黨委資料室的書供保爾閱讀，此外，他們還同意請城內最大的港口圖書館主任經常作他的學習輔導員。不久，他就開始從那裡借來大批書籍。廖莉亞看見他一天到晚念書，記筆記，只在吃飯時候才停一會兒，她總覺得驚奇。每天傍晚，他都是和那姐妹倆在廖莉亞房裡度過。他時常把他讀過的東西告訴她們。

他特地跑到這僻靜的地方來，為的是回顧他的生活歷程以及考慮今後怎麼辦。現在已經到了進行總結和作出決定的時候了。

現在，他受了重傷，永遠沒有歸隊的希望了，他應該怎樣來處置他自己呢？他不是已經逼得巴扎諾娃吐露了真情嗎？那麼往後怎麼辦呢？這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像無底的深淵出現在他面前。

保爾不顧一切繼續學習。

「你等著好了，我一定要把你轟出去……」

他這一來，使家庭內部關係更加惡化了。他毫不躊躇地站在他爸爸方面，而且還和那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岳父一家聯合，玩弄陰謀詭計，存心要把保爾從家裡趕出去，叫達雅和他斷絕關係。

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汽船的煙柱像一條黑雲似的在舒展。成群的海鷗嘶叫著向大海衝去。

「這是對的，」保爾說，「我也贊成干一年強過苟且偷安混五年的意見。但是我們在浪費我們的力量方面有時是有罪的。現在我才明白，這與其說是英勇，不如說是任性和不負責任。現在我才認清了我過去實在沒有那樣糟蹋我的健康的權利。原來這是一點也不英勇的。如果我以往不是斯巴達式那種干法，我很可能再多活幾年。總之，『左傾』幼稚病是造成我目前狀況的主要危險之一。」

「我今天什麼也不能對你說，」她說，「這一切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保爾笑著問他：

槍口輕蔑地對著他的眼睛。他把手槍放在膝上，狠狠地罵著說：

坐在桌邊的第三個人是潘科夫。他正低著頭讀德文雜誌，並且不時地扶一扶鼻樑上的玳瑁眼鏡，他的側影很美，很像古代的雕像。當你看到這位三十歲的大力士艱難地抬起他那隻不聽指揮的腿的時候，就不禁替他難過。潘科夫是一個編輯、作家，在教育人民委員部工作。他很熟悉歐洲，通曉好幾種外國語。他知識豐富，就是很穩重的切爾諾科佐夫對他也很尊敬。

沃利麥爾來回地走累了，就坐在椅子上，說：

列傑尼奧夫傾聽著保爾敘述自己的生活，同時保爾也看到了列傑尼奧夫正用著生氣勃勃的、贊成的目光瞧著他。

他既然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戰鬥的httｐｓ://ｒeaｄ•９９ｃsw•ｃｏｍ能力，為什麼還要活著呢？在現在和在凄涼的將來，他將怎樣才能證明自己生活得有價值呢？用什麼來充實這生活呢？光是吃喝和呼吸嗎？只作一個無用的旁觀者，看著同志們在戰鬥中向前猛進嗎？成為隊伍的累贅嗎？他應不應該毀掉這個背叛了他的肉體呢？朝心口打一槍——一切難題都解決了！以往既然能夠生活得不壞，現在就應當在適當的時間結束這個生命。誰能責備一個不願意作絕望呻|吟的戰士呢？

天黑的時候，三隻燈亮了，列夫鄭重地把耳機遞給保爾。太空中傳來一片雜音。接著是像鳥的啁啾聲一樣的海港電報的電碼聲，從某一地方——顯然是在附近的海里——又傳來了輪船無線電台發報的聲音。然後，可變電感器的線圈從雜亂的吵鬧聲中尋到了一個越來越清楚的、沉著而自信的說話聲：

他站起來走到大路上。一個趕著牛車到鎮上去的山裡人搭載了他。到了鎮上，他在一個十字路口買了一份當地的報紙。報上登著城裡黨組織在傑米揚·別德內依俱樂部開會的消息。那天，他直到深夜才回去。他沒有想到他在那次積極分子會議上的發言竟是他最後一次在大會上的演說。

達雅躊躇了一下。這怎麼行？在深夜裡和他對談？要是母親知道了，她會怎樣想呢？然而她不能對他這樣說，他會難過的。而且，他究竟要告訴她什麼呢？就在她這樣想著的時候，她已經把保爾帶進了自己的房間。

「達雅，是這麼回事。」他們坐在黑暗的房間里，互相離得那樣近，她甚至可以感覺到他的呼吸。他壓低了聲音說：「生活變得有時讓我也覺得奇怪。這些日子我的心情非常壞。我不知道我以後在世上怎樣生活下去。我有生以來從沒有像這些日子這樣心情沉重。可是今天，我召集了一次我個人的『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一個極端重要的決議案。我把這些告訴你，你可不要覺得奇怪。」

「要是我們給你一個小組，派你一些工作，別爾謝涅夫也一定要說：『你們為什麼要給他這麼多的工作呢？』而他對他自己呢，倒這樣說：『在緊張的工作中活一年，比在醫院里苟且偷安地混五年要強得多。』顯然，只有在我們建成了社會主義之後，我們才能談得上珍惜人。」

「我應當等一等。如果真是沒有前進的可能了，如果失明把我直到現在為了恢復工作所盡的一切努力都給取消了，如果我再也不能歸隊了——那就應當結束這生命。」

老頭子在半夜的時候再也看不見房角窗戶里的燈光了，同時母親卻開始看出達雅眼睛里的隱秘的快樂。她那雙被愛情的火燒得發亮的眼睛下面有著兩塊黑暈——這是睡眠不足的結果。這座小院里經常可以聽到吉他聲和達雅的歌聲了。

「呵，這是保爾·柯察金。淑拉，應當介紹給你們認識認識。是疾病把他絆倒了，不然的話，把這小夥子派到我們那些老大難的地方是可以起作用的。他是第一代的共青團員。總之，要是咱們能幫助這個小夥子的話，他將來還能夠工作的。我已下定決心扶他一把。」

現在，一個可怕的障礙——所以可怕，是因為它似乎是不能克服的——已經悄悄地擋住了他的進路，阻止他繼續前進。他的母親和妻子悲觀失望到了極點，但是他本人卻很冷靜。他堅決地對自己說：

「達雅，親愛的，我是到死也不會出什麼事的。怎麼，廖莉亞睡了嗎？你知道，我一點也不想睡。我要把今天發生的事情告訴你。我們到你房裡去吧，要不我們會吵醒廖莉亞的。」

坐在切爾諾科佐夫對面的，是一邊沉思一邊抽煙的日基廖娃。她今年三十七歲，入黨已經十九年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時候，大家都叫她「金工小淑拉」。她差不多還是女孩子的時候，就嘗過流放西伯利亞的味道了。

切爾諾科佐夫是邊區黨委會常委和政府委員。一種痛苦的病——腿上的壞疽病——不斷消耗他的精力。他非常痛恨這條病腿，它已經叫他在床上躺了差不多半年了。

他停了一下，然後又用一種溫和而親切的聲音說：

「你永遠不會遺棄我嗎？」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事情？這消息今天才由區里傳到呀！」

「注意，注意，這是莫斯科廣播電台……」

「呵，有了，我們有一個人可以派到你這兒來，那就是列夫·別爾謝涅夫！你再也找不到一個比他更好的同志了。你們兩個的性情也相近。你們兩個簡直就是兩個高頻變壓器。你知道，我作過電工，所以我拿這樣的東西來打比方。列夫還可以給你裝一個無線電收音機，他是一個無線電專家。你知道，我常常在他那裡戴上耳機，一直聽到夜rｅad.9９cｓｗ.ｃom裡兩點。連我老伴也起了疑心，她說，老鬼，你每天夜裡究竟到什麼地方逛去了？」

沃利麥爾站住了，問：

他站起來說：

沃利麥爾眯著眼瞟了保爾一下，說：

「別人都睡了，可是這個屋子的燈總是整夜點著。他在家裡晃來晃去，就像當家的一樣。兩個黃毛丫頭也開始跟我犟嘴了。」老頭子很不高興地這樣想著，又走開了。

「什麼，達雅，那個洗家什的女工？原來她是你的妻子呀！哈哈，我還不知道哪！」沃利麥爾想了一會兒，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額，說：

潘科夫傾聽著切爾諾科佐夫的敘述。

阿爾焦姆很少接到他弟弟的來信，但是，在鎮蘇維埃里，每逢他看見自己桌子上的灰信封和有稜有角的熟悉字體的時候，他就要失去往常的平靜。這一回，當他撕開信封的時候，他滿懷深情地想道：

他的手在口袋裡摸著勃朗寧的光滑槍身，指頭習慣地握住了槍柄。他慢慢地抽出手槍來，大聲對自己說：

他把他最近幾個月來的全部心情，以及他在城外公園裡的大部分想法都告訴了她。

青年們開始來找保爾了。小房間里有時擠滿了人。這時候老頭子就可以聽到像一群蜜蜂似的嗡嗡聲。時常聽見大家一齊合唱：

「我還以為你在你的家鄉烏克蘭什麼地方工作呢，哪知道是這樣不幸。不過沒有關係，過去我的情形比你還壞，我曾經完全卧床不起，可是現在，你看我不是挺精神嗎？要知道，現在我們絕對不能懶懶散散地過日子。這樣不行！我有時這樣想：好歹要休息休息，稍微喘一口氣。現在已經上了年紀了，每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時實在吃不消。可是，只要這樣想一想，檢查一下工作，看看能不能卸掉一部分責任，結果每次總是這樣——單單為了想要卸除一部分責任，你就得釘在那兒辦移交，每天別想在十二點以前回家休息。機器開得越快，每一個輪子也就轉得越快。而我們現在——速度沒有一天不是激增著的，因此，像我們這些老頭子，也不得不和年輕的時候一樣幹了。」

這小小的收音機和它的天線可以收聽世界上六十個電台的廣播。保爾長期被隔絕的生活現在突然從耳機的膜片沖了出來，使他感到了它那巨大的搏動。疲倦的列夫·別爾謝涅夫看見保爾的眼睛現出的喜悅的神情，滿意地微笑了。

「誰能想到你會有今天哪？」

「睡吧，達雅，天就快亮了。」

「你別提學習小組的事了。你所需要的是休息，還要問問眼睛有沒有法治。也許還可以挽救。你到莫斯科去一趟好不好？你好好考慮一下……」

「我的情況就是這樣。現在我要說到最重要的部分了。你們的家庭糾紛還剛在開始。你應當離開這兒，到空氣新鮮的地方去，儘可能離這個窩遠一點兒，開始過新的生活。我既然捲入了這場鬥爭，就得干到底。你我兩人的個人生活現在都沒樂趣。我已經決心給它放一把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你願意作我的伴侶，我的妻子嗎？」

「現在，我把我的友誼和愛情獻給你。」

「呵，你還活著？那麼，你說，有什麼可以讓我高興的事嗎？呵，怎麼，你當真當起病號來了？我不贊成。你可以拿我作例子。醫生也早說過我非退休不可，可是我像故意和他們作對似的，仍然支持到現在。」說到這裏，列傑尼奧夫溫和地笑起來了。

「沃利麥爾同志，我需要的是人，是活的人！我不能獨自過活。我現在比以前任何時候更需要與活人接觸。給我找一些青年人來，最好是一些沒有什麼經驗的小夥子。在你們的鄉村裡，他們都是非常『左』的，都想組織公社，——他們嫌集體農莊不夠味了。要是你再不注意這事情，那就難怪團員們還不會走就想跑了。我從前也是這樣的，我了解這一點。」

他第二次回來，使丘查姆家的衝突極端尖銳化了。那老頭子聽說他來了，非常憤怒，在家裡引起了一次可怕的爭吵。領導這次反抗的自然是保爾。老頭兒突然遭到了他老婆和女兒們的強烈反攻。從保爾第二次回來的第一天起，全家就分成兩個敵對的和互相仇視的陣營。通到老頭子那邊去的門已經釘上了，把側面一間小房租給保爾住。房錢預先付給老頭子。他似乎很快就坦然了，因為兩個女兒既然同他斷絕了關係，他就不必再負擔她們的生活費。

他想象著像大群母狼一樣殘暴的大風雪，想象著烏拉爾地區可怕的嚴寒。狂風徹夜怒吼，由第二代的共青團員組成的隊伍整夜在暴風雪裡，藉著弧光燈的亮光，安裝那巨大廠房房頂上的玻璃，搶救了大規模的聯合企業剛建好的第一批車間。基輔的第一代共青團員冒著風雪建築起來的運輸木材的鐵路支線，和它比起來好像是微不足道了。祖國壯大了，人民也成長起來了。

在第聶伯河上，大水衝垮了鋼閘，波浪洶湧，淹沒了機器和活人。又是共青團員去和災害進行鬥爭。不休息不睡眠，經過兩天苦戰之後，他們終於把衝出來的洪水趕回鋼閘里去了。在這艱巨的鬥爭中，新一代的共青團員起著帶頭作用；而在那些英雄人物中，保爾喜悅地九-九-藏-書聽到一個熟悉的名字——潘克拉托夫。

「我不是要你今天答覆我，達雅。你得好好想一想。你當然不明白，我這個人怎麼能這樣，一點也沒有像平常人做的那樣，獻殷勤，說花言巧語，直接就向你提出這個要求。可是那種花言巧語有什麼用處呢？這兒是我的手，你瞧，小姑娘，在這兒。要是你這次相信了，那麼，你是不會受騙的。我有許多你所需要的東西，同樣，你也有許多是我所需要的。我已經決定：我們的結合要一直繼續到你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成為我們當中的一個，我一定要幫助你做到這一點，要不我就一錢不值。在這之前，我們不應當破壞我們的結合。一到你長成了，你就可以不受任何束縛。誰知道，也許我有一天會變成一個完全的廢人。你記住，到了那時候，我決不拖累你。」

「我已經把我的衣櫃移開了，通你屋子的門已經可以打開了。要是你有什麼事情要和我談，你可以直接進來，用不著經過廖莉亞的房間了。」達雅說。

保爾也低聲回答說：

「怎樣，生活好嗎？你怎麼能這樣過日子呢？起來吧，我們馬上派你下地幹活去。」他說著就大聲笑起來。

達雅還沒有睡。她很著急，因為保爾出去了那麼久沒回來。他發生了什麼事嗎？他到哪兒去了？她今天看出來在保爾眼裡有一種往常所沒有的冷酷的表情。他很少說到他自己，但是她感覺到他正在遭受著什麼不幸。

保爾的臉上現出了光彩，達雅給他一個高興的微笑——他們的結合成功了。

「那是一九二○年內戰的時候得的，他脊椎骨受過傷。我和這裏的大夫已經談過了，你知道，恐怕那樣的暗傷會使他完全癱瘓。你瞧有多麼嚴重！」

「保夫魯沙，我現在是候補黨員了！」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這兒沒有姑娘，又沒有戲院，只有豺狼。一個人逛……你要在這兒幹什麼呢？我真不明白！還是讓我拉你回去吧，同志先生！」

「達雅，親愛的，咱們倆只得離婚了。咱們在約定的時候並沒有說可以這樣過下去呀。親愛的，今天我要好好考慮這個問題。」

當他由天線的電波中收聽到由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企業建築工地上發出的消息，知道那些接替他這一代共青團崗位的青年們，高舉青年共產國際的旗幟取得了光榮的成就時，他異常地快樂。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就連保爾也沒有想到，後來日基廖娃和切爾諾科佐夫都成了他最親近的人，在他以後病重的幾年裡，他們都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還是照舊。達雅做她的工。保爾讀他的書。但是他剛剛要開始小組的工作，一個新的不幸又悄悄地向他襲來——他的兩條腿完全癱瘓了。現在能聽他使喚的只有右手了。經過長期的和完全無效的努力之後，他知道他實在是再也不能走動了，這時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達雅勇敢地掩蓋著她的失望和由於無力幫助他而引起的苦痛。可是保爾卻像抱歉似的微笑著說：

保爾打斷他的話，說：

他寫了許多信給他的朋友們。他們都回信勸他堅定和繼續奮鬥。

每天晚上他屋子裡又熱鬧起來了。跟青年人在一起的時間使保爾得到了精力和朝氣。

第一個知道達雅眼睛為什麼那樣明亮的，是她的姐姐。從那天起姐妹倆就疏遠了。不久她母親也知道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猜到了。她防範起來了。她沒有料想到保爾·柯察金會這樣。有一天，她對廖莉亞說：

「我馬上去把他推到這邊來。」日基廖娃說。

保爾兩手抱著頭，陷入了沉思。他的一生，由幼年到現在，一幕幕地在他眼前閃過。他這二十四年的生活過得好呢，還是不好？他一年又一年地回想著，像一個鐵面無私的法官似地檢查著自己的生活。結果他非常滿意，認為他的生活過得還不算怎麼壞。但是也犯過不少的錯誤，這都是由於缺乏經驗，由於年輕，然而大半還是由於無知。最主要的是在火熱鬥爭的年代他並沒有睡覺，在爭奪政權的殘酷鬥爭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崗位，而且在那革命的紅旗上，也有他的幾滴鮮血。

「別爾謝涅夫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他回到自己房裡，沒有脫衣裳就躺下去，頭一挨著枕頭，立刻就睡熟了。

一個波斯老馬車夫把保爾從城裡拉到這兒來。當他扶著這個奇怪的乘客下車的時候，他禁不住問道：

早上，有幾個人爬到屋頂上去架設天線，列夫一面在房裡安裝收音機，一面講述著他經歷過的一些有趣的故事。保爾看不見他，但根據達雅的敘述，他知道列夫是一個長著淡黃色頭髮的、眼睛淡藍、身體高大和舉動read.99csw.com敏捷的人，也就是說，這跟保爾在他們會面的最初幾分鐘所想象的一模一樣。

無線電廣播把失明所奪去的東西又給了他，——他又有了學習的可能，而且因為他不顧一切地努力學習，他就忘掉了身體經常發燒帶來的劇烈疼痛，忘掉了眼睛的火燒火燎的炎腫，以及對他殘酷無情的生活。

保爾能有這麼多的閑工夫，又不擔任一點工作，這在八年來還是第一次。他像一個剛剛入門的學生，如饑似渴地閱讀。甚至一天一夜讀十八個鐘頭。假如不是達雅彷彿無意似的說了這樣幾句話，他的健康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是很難說的：

阿爾焦姆知道了弟弟的病情，就寫信給他母親，老人家立刻拋下一切，到保爾這兒來了。現在母親、保爾和達雅三個住在一起，老太太跟兒媳婦很合得來。

她憂心忡忡，可是她又沒有決心和保爾談這樁事情。

在喬治回來兩個星期之後，廖莉亞在鄰近的一個區里找到了工作。她把母親和孩子都帶到那兒去，保爾和達雅也搬到離得很遠的一個濱海小城去了。

他始終握著她的手指頭，而且是那樣的鎮定，就像她已經同意了似的。

第二天，保爾寫信給區委書記，請他來看他。當天晚上，一輛滿是泥漿的汽車停在門口，留著大鬍子的中年的拉脫維亞人沃利麥爾握著保爾的手，說道：

列傑尼奧夫用手摸了摸他那高大的額頭，用父親一樣慈愛的口吻親切地說：

但是生活給他帶來了一個接著一個的障礙。每次出現障礙，他就擔心地想著，這些障礙對他要達到的目標會有多大的影響呢？

「你怕什麼呢？仔細分析起來，你我就是這裏的主人。安心地睡吧，誰也沒有權利干涉我們的共同生活。」

「同志，你也許還記得我的妻子吧？」保爾微笑著說，「你們昨天才接受她入黨。這是她告訴我的。」

「別爾謝涅夫是我們這兒的公證人。可是他當公證人，正像我當芭蕾舞|女演員一樣外行。不久以前，他是一個擔任重要職務的幹部。他從一九一二年起就參加了革命運動，十月革命時就入了黨。內戰時期他是軍級幹部——在騎兵第二軍負責革命法庭，在高加索地方肅清『白』虱子。他到過察里津、南部前線，在遠東管過一個共和國的最高軍事法庭工作。他是一個經歷過艱難困苦的人。後來肺結核使他躺倒了，因此才從遠東調到這兒來。到高加索這兒，他作過省法院院長和邊區法院的副院長。後來他的肺病更嚴重了，有了致命的危險，他們才把他送到這兒來。這就是我們得到這個不尋常的公證人的經過。公證人的職務十分清閑，因此，他還活著。後來大家就悄悄地讓他領導一個支部，接著又叫他參加區委會，又叫他領導政治學校，再後來又叫他參加監察委員會；不論成立解決什麼難題的重要委員會，都得有他參加。除此之外，他又愛打獵，又是一個熱心的無線電迷；雖然他只有半個肺，可是他一點也不像個病人。他的精力非常充沛。我相信，有一天他總要在由區委會趕到法院去的路上死去的。」

現在他雙手又握住舵輪了，而生活呢，在幾經波折之後，又趨向了一個新的目標。保爾現在正夢想著通過研究和通過文學重返戰鬥的行列。

「這就是你同房的病友嗎？」日基廖娃瞧著坐在手車裡的保爾，輕輕地問切爾諾科佐夫。

老頭子在沒到合作社工作之前，會兩門手藝——鞋匠和木工活，現在把板棚改成了作坊，一有空就做這兩項行當，弄一點零錢。後來，為了跟他的房客作對，他就把工作台移到保爾房子的窗戶底下，拚命敲著釘子。老頭子很開心，他知道這樣可以妨礙保爾讀書。他時常低聲狠狠地自言自語地說：

保爾在這談笑里體會到一種暗含著的同情和憂慮。

達雅看見保爾回來了，十分高興，等他一走進門廊，就低聲對他說：

在一個陰濕的冬天的晚上，達雅帶著第一個勝利的消息回到家裡——她被選為市蘇維埃的委員了。從那天起，保爾就開始不常看見她了。達雅常從她洗家什的那個療養院廚房，徑自上蘇維埃或婦女部去，深夜才回到家裡，因此非常疲倦，但是腦子裡卻裝滿了新鮮事兒。接受她作候補黨員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她正十分興奮地準備著。可是，就在這時候，新的不幸又來了。保爾的病情繼續惡化。他的右眼火燒火燎地疼起來，連左眼也疼起來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明白了什麼叫作失明——周圍的一切都像蒙上了一層黑紗。

大房子里所有的人都睡熟了，達雅不安地說著夢話。她每天很晚才回家，又冷又累。保爾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很少。她工作越是積極，閑暇的晚上就越少，這讓保爾想起了別爾謝涅夫某次說的話：

這是黨內工人積極分子的學習小組在聚會，這個小組是在保爾寫信要求參加宣傳工作以後黨委會交給保爾負責的。他的日子就是這樣度過的。

「如果一個布爾什維克的妻read.99csw.com子是個黨內的同志，他們相互見面的機會就很少。這有兩點好處：既不會互相膩煩，又沒有時間吵嘴。」

「現在，你把你的事情講一講吧。」

其他的時間，他總是聽廣播。為了要喂他食物，她母親總得費好大勁才能使他放下聽筒。

保爾付了車錢，那老頭也就走了。

突然，那個沒考上大學的喬治·丘查姆帶著老婆從莫斯科回來了。他住在那個在沙皇時代作過律師的岳父家裡，可是時常回家來刮他母親的錢。

黨交給了他一個學習小組。

「達雅，口說不足為憑。你只相信一點好了——相信像我這樣的人是不會背叛朋友的……但願別人也不背叛我。」他痛苦地結束了他的話。

成了婦人以後，她有一件事常常覺得苦惱，那就是，他們的愛情好像是偷來的。只要一聽到沙沙的聲音她就嚇得哆嗦，總覺得是母親的腳步聲。還有一點也很使她不安：要是有人問她，為什麼現在夜裡要把房門扣上，她該怎樣回答呢？保爾看出了她的心理，便溫柔地安慰她說：

老瑪切斯塔第五療養院的三層石頭樓房建在從懸崖上開闢出來的一個平場上。它周圍全是森林，下山的道路曲曲彎彎。各房間的窗戶都開著，陣陣的微風把下面硫磺礦泉的味道吹上來。保爾現在一個人住著一個房間。明天有新的同志來。那時他就有同伴了。窗外有腳步聲和一個人的熟悉的說話聲。有幾個人在談話。可是他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個很粗的男低音呢？他仔細一想，忽然想起那個雖然藏在記憶深處但還沒有忘掉的名字：「列傑尼奧夫。這是他，絕不是別人。」保爾確信不會弄錯，於是喊了他一聲。一分鐘之後，列傑尼奧夫已經坐在他身邊，快活地拉著他的手說：

第二天晚上，列夫·別爾謝涅夫來看保爾。他直到半夜才走。列夫離開他的新朋友時，他覺得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樣。

「我正在為你著急呢。」

就在這痛苦的日子里，有一天晚上，達雅懷著無比的快樂和興奮跑回家來，告訴他：

區委書記和保爾談了兩個鐘頭，甚至忘記了他晚上還要開會。他一邊在房間里來回走著，一邊聽著保爾的興奮的談話，最後他說：

「他害的是什麼病？」日基廖娃又輕輕地問。

「朋友，這是假英雄！任何一個笨蛋都會隨時殺死自己！這是最怯懦也是最容易的出路。活著有了困難——就自殺。你有沒有試試去戰勝這種生活？你已經盡了一切力量來設法衝出這個鐵環嗎？難道你已經忘記了在諾沃格勒-沃倫斯基附近一天作過十七次的衝鋒，而終於排除一切困難攻克了那個城市嗎？把手槍藏起來，永遠不要讓別人知道你有過這種念頭。即使生活到了實在是難以忍受的地步，也要活下去，使生命變得有益於人民！」

老頭子每次在午夜過了很久以後到院里去，總是看見他這位討厭的房客的護窗板縫裡有一線燈光。他輕輕地走到窗前，從窗板縫向里一看——保爾正在那裡埋頭讀書。

她不讓他再說下去。她難以抑制地痛哭起來。她的頭緊貼著他的胸脯，抽抽搭搭地哭起來。

海浪在他腳下衝擊著零亂的石堆。從遙遠的土耳其吹來的乾燥的海風吹著他的臉。海港沿岸是個不規則的弓形，由一條用鋼筋水泥築成的防波堤擋著海浪。連亘的山脈伸到海濱就中斷了，城郊那些白色的小房子一直排列到很遠的山頂上。

當保爾聽著她敘述黨支部接受這位新同志的經過時，他想起了當初他自己入黨時的情形。他使勁握著她的手，對她說：

她把臉緊靠著他的胸脯，雙手抱著她的愛人，安心地睡熟了。他一動也不動地躺在那兒，靜聽著她的呼吸，生怕驚醒她的美夢；他對這個把一生託付給他的少女，懷著無限的柔情。

「呵，達雅同志，現在咱們倆可以組成一個小組了！」

在涼台的一角，在濃密的樹蔭底下，聚集著一群病友。切爾諾科佐夫緊皺著濃眉，坐在一張小桌子旁邊讀《真理報》。他的黑斜領襯衫，舊鴨舌帽，瘦削的、好久沒有刮過鬍子、晒黑的臉，一對深陷的藍眼睛——所有這些，都表明他是一個多年的礦工。十二年前，他放下了他的鐵鎬，被派到邊區做領導工作，但是現在看起來，他仍然像是剛從礦井裡出來似的。這從他的言談舉止以及他使用的語彙上都可以感覺出來。

為照顧面子，她們的母親還和老頭子住在一起。老頭子從來不到年輕的人們那一面去，他不願意碰到那個可恨的人，可是在院子里，他卻像火車頭一樣地喘著粗氣，表示他是這裏的主人。

他在力量完全喪失以前並沒有離開隊伍。現在，他被打傷了，不能堅守陣地了，他只剩下了一條路——進後方的醫院。他記得在華沙附近大戰時，一粒子彈射倒了一個戰士。他摔下馬，倒在地上。同志們連忙紮好他的傷口，把他交給救護人員，馬上又去追趕敵人。騎兵隊伍並沒有因為喪失一個戰士而停止前進。在為了偉大的事業而進行的鬥爭中，就是這樣的，而且也應當這樣。不錯，也有過例外。他就看見過一些無腿的機槍手，坐在拉著機槍的車上——這是敵人最怕的人們，他們的機槍給敵人送去死亡和毀滅。他們那鋼鐵一般的意志和銳利的目光，使他們成為各團隊的光榮。但是像他們那樣的人不多。

「你們為什麼要給他這麼多的工作呢？他在你們這兒做的工作，比他原先的工作還多。」

切爾諾科佐夫丟下了報紙，馬上容光煥發地說：

保爾聽到這裏，就插嘴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