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費城制憲的思想基礎。同時，從英國移植過來的管理方式，歷經在北美的百年演變，推進是扎紮實實的。費城制憲的社會實踐基礎，是美國憲法之樹生長的豐饒土壤。

因此，在各州代表背後，站著全美國的民眾。代表們耐心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知道，他們每一個人最終要回到自己的州里，公開他們制定出來的憲法，得到每一個州的民眾的認同。在討論時，假如一個代表希望條款成為事實，那麼，為了它能被本州百姓通過，你必須堅持你的原則；同時，為了也能被其他州的百姓通過，你又必須做一定的妥協。

熟悉英國議會制度的代表們，在費城會議中也設立了全體委員會，作用卻不一樣。它只是一個矛盾的緩衝設置。全體委員會討論時，華盛頓不再「高高在上」做主席，而是坐到自己那個州代表的桌子旁。討論一陣，就表決一次，看看結果如何。這時的表決結果，只相當於委員會推薦方案，是對可行方案的試探。可以一次一次地表決、試探。這種嘗試接近的感覺，使大家比較容易放鬆，互不相讓的意見也容易漸漸平衡。一直到統一得差不多了，才作為方案提出。然後，原班人馬，再開全體大會，華盛頓回到主席椅子上，再次正式表決。

華盛頓最後決定出席制憲會議，就想讓自己小心翼翼地避開辛辛那提協會。戰鬥歲月剛剛過去四年，他一定也很想和昔日軍中袍澤聚會，可他還是給協會寫信說，自己身體欠佳，不能出席。不過，當華盛頓將軍到達費城的時候，辛辛那提協會的弟兄們，還是在諾克斯將軍的帶領下，騎馬列隊迎接了他們昔日的統帥。費城人也熱情洋溢地歡迎這位獨立戰爭的英雄，教堂為此敲響了鐘聲，禮炮齊鳴，費城人在馬路邊，看著辛辛那提協會的軍官們，簇擁著華盛頓將軍，把他一路送到他的住處——豪斯夫人開設的小旅館。

麥迪遜並不把人性理想化。他知道，人性是複雜的。人有自私、妒忌、自我膨脹的本能。他贊同蘇格蘭思想家大衛·休謨的看法，人在孤處時比在公共生活中更誠實，「良心，這唯一殘留的紐帶，在個人身上實為不足。在稠人廣眾之中，人們對良心實無期待」，大家一起做事，如渾水摸魚，對個人行為的制約力反而消失了，結成群的人會互相為不良行為提供虛假理由。這就是一些平時看看還蠻善良的人，一進入群體就表現得十分邪惡的原因。

規則中還有現代辯論中的「同等時間」原則，對一個議題，每個人的發言時間是同等的，一圈一圈地輪過來。甚至有對禮儀的規定，規定發言者要文雅禮貌。別人發言時，不可喧嘩走動，不可看書看報。每次會議結束，等主席起身離開，代表們才能起立離座。

制憲會議召開的費城，我們去過兩次，非常喜歡那個城市。最近收到DZ的來信，他總是問起你，並讓我向你轉達問候。他和他的鋼琴家妻子，剛剛搬到那裡。以後再去，我們就可以去他們家落腳了。我們喜歡費城，大概是因為我們一直轉在老城區，也就是制憲會議舉行的獨立宮附近。相對來說，老城區街道不那麼寬，建築物也沒有那麼尖利炫目，歷經歲月的紅色磚牆，溫和、給人以親近感。

有一個人，在整個會議過程中格外辛苦。他就是詹姆斯·麥迪遜。會議一開始，他就找了個好座位，可以聽清楚各個角落的發言。他要做一份筆記。也許，他的筆記只是為了自己，有助於他對會議的分析和進一步思考。而我相信，深思熟慮的麥迪遜，也一定有這樣的歷史感，要為未來的美國留下一份歷史記錄。

這一規則非常罕見，是這次費城會議很特別的地方。因此，在我們看制憲會議筆記的時候，會發現他們不停地在一個個條款上返工，簡直就跟車輪大戰一樣，不斷地重新一次次表決前面已經有了決議的條款。我一開始也想，這不是自找麻煩嗎？

代表們多數任殖民地議會或戰後州議會的議員多年，執行這些英國式規則，可以說是輕車熟路。這是紳士們的規則，典型地表現了英國式的經驗主義智慧，也在證明著民主作為一種文明成果，是怎樣在有教養的階層中生長出來，因為它是不可能從街頭市井的吵架中誕生的。規則雖小，背後卻是漫長積累的文明。

https://read.99csw.com華盛頓抵達費城的時候，當時三十六歲的詹姆斯·麥迪遜，已經在那裡等候著他了。是的，你一定覺得他年輕。我上次提到的那位天才漢密爾頓，也是制憲會議紐約州的代表，他那年才三十歲，五十五位代表的平均年齡只有四十三歲。最年輕的二十六歲。而年紀最大的，就是那個用風箏從天上扯下雷電、發明避雷針的富蘭克林，他那年八十一歲了。

這樣一來，即使有非常對立的不同意見，看上去發言人也是在向主席正面表述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和不同意見的人在直接爭執。主席按照慣例是中立的，於是針鋒相對的觀點，被隔在了主席這堵防火牆的兩邊，想吵也吵不起來了。這些規則來源於英國的國會規則，一直在英國保持到今天。現在每次電視轉播他們的國會辯論，我們都要稍稍看一會兒，因為實在很有趣，他們幾百年練下來，已經非常熟練。議員們一個個伶牙俐齒，飛快地把自己與對手的爭執，轉化為面對主席的陳述。激烈，卻很有秩序。

當英國國王還出席議會的年代，平民百姓是不能太過放肆地議論國家大事的，不小心說過頭就可能被入罪。一旦龍顏大怒，議員就麻煩了。也就是說，沒有現代議會的「議員豁免權」。後來王權漸弱，英王不再出席下議院會議，妥協的做法是，議長面前的桌子上，必須放著代表國王的權杖，以示王權威懾還在。英國下議院的對策就是，另設委員會。委員會開會，就可以把權杖收起來，表示國王不在，而且，議員們的發言和表決都不予記錄，國王被蒙在鼓裡，也就無從發怒。這就是「全體委員會」的來歷。

你可別小看這一步，這步一跨出，共和制就初具規模了。

當然，今天費城的老城區也已經發展了。雖然獨立宮附近的街道，還保持了二百多年前的大致格局，路面的設施，卻完全現代化了。唯有獨立宮門口這一段路面還鋪著小石塊，其餘街道都是平整的水泥路面了。遙想當年，這裏還都是土路，過著馬車，下雨天一片泥濘，遠不是那麼乾淨。為了制憲會議，獨立宮前面的道路曾經給撒上一層小石子，這已經是非常考究的待遇了。

獨立之後，沒有遙遠的英國君主了，就連英王派來的總督，也走了。在費城制憲會議之前，聯邦政府雖然仍是戰時的孱弱狀態，但從獨立戰爭開始，各州政府就扎紮實實在基本維持原來格局的基礎上，開始立憲、立法並完善議會。他們普遍地推出了一個州長，替代原來的總督，作為州的行政長官。也就是說，在制憲會議之前，初步的共和制，已經是各州在實行中的實際政體。比起殖民時代，從總督到州長，州一級的政體就悄悄地又進了一步。

我們都見過許多國家的高層會議，總是有一個一言九鼎的人物，在那裡氣吞山河地主導會議方向。而華盛頓將軍，卻因為自己被選做會議主席，反倒做了一個奇怪的選擇：自己不發表意見。

說實在的，就像我給你講過的兩個州在波托馬克河爭航運權的故事，小小的一個單純的具體問題，尚且達不成協議。就算費城會議只有一半的任務，都艱巨得看上去無法完成。因為可以料想，相互之間的看法矛盾重重，州與州之間在利益衝突之下，也充滿猜忌和不信任。每走一步都會出現分歧。

而這些衣冠楚楚、重視榮譽的紳士們，關在一個房間里，他們的思路相對笨拙和單純。他們想，事情複雜，意見不同，就要多多討論，好好商量。本來是因為各州有矛盾才要開這個會，要達到統一就只能先避開民眾，在代表們之間，依靠交流，彼此溝通。不能依靠實力較量，也不能依靠機巧運作。

這些參加會議的紳士們知道，美國再次面臨生死存亡。決定命運的不是外部敵人，而是他們自己能不能找到一條出路，建立一種能經得住今天的、甚至是遙遠未來的社會複雜運作考驗的制度。制度不是什麼抽象的東西，它是社會在探索管理自己的辦法。看看九九藏書容易，可是，就像制憲會議的馬薩諸塞州代表、美國的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的那樣：「擊敗歐洲所有炮艦軍隊易，管理好自己難之又難。」

因此，從制度上來看，費城制憲雖是一個創新，卻不是一個斬斷傳統、開天闢地的事件。他們只是對現有的文明成果，適度做出進一步改革而已。

麥迪遜只是一個代表人物，同時代的紳士精英們，大多和他一樣，長期地在歐洲的知識源流中學習、積累、相互交流，也在自己州的建制中實踐，為美國的憲政制度做準備。

北美這塊土地，當它還在英國統治之下的時候，共和的萌芽已經在生長了。

你想想，我們就說這個費城制憲會議吧，假如會議本身是以一種「專制的思維方式」在舉行，假如華盛頓將軍什麼都要他說了算，誰都要聽他的；或者裏面開會的人個個膨脹著「專制性格」，互不相讓甚至爭鬥得你死我活，你還怎麼指望由他們為一個「民主社會」制定一部能夠認真實行的憲法？在初生的美國尤其如此，他們不是在移植一個現成的制度，而是在自己孕育。假如他們的文明程度還沒有達到，那麼，美國憲法這個新生兒，也許根本就不會在費城獨立宮，在那間擠著一些鋪著綠檯布桌子的房間里誕生了。

那是夏季，天氣有時十分炎熱，對於來開會的代表們，真不是什麼舒服的事情。他們戴著假髮，穿著正式場合必需的禮服，擠在一間並不那麼大的房間里。房間裏面是十三張鋪著墨綠色檯布的桌子，每州的代表各圍一桌。幸虧那是公共建築的一個大廳，屋子足夠高敞，空間雖不算寬敞，卻並不壓抑。最裡面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椅子，那是會議主席華盛頓將軍的雕花座椅。

也就是說，一個好的政府，它的權力既要強到能夠管得了下面的人和事兒，卻又不能過強，以致去侵犯公民們保留給自己的自然權利。道理是對，可是，又怎樣在「制度上」使這個「好政府」的權力，就恰到「好」處呢？在麥迪遜看來，這就是費城制憲會議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也見慣了這樣的場面，一旦沒有重量級人物壓陣，一群意見各異的人們馬上就要吵翻天。是啊，我們都知道，人實在是一種很難說服的動物，人不僅會趨向于自以為是，而且常有虛榮、固執的一面。一旦爭執發生，不要說認為自己沒錯，就是明明知道自己是錯的，也會因為放不下面子，就非要堅持自己錯誤的主張。

他們還仿照自己在各州議會的長期經驗，搬來一些議事程序。例如，委員會的制度。這個制度在美國議會一直保持到今天，而且在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今天的美國國會，都組成不同的委員會，像外交委員會、預算委員會等等，讓議員們能夠根據自己的專長，內行地對一些國事專題深入探討、提出建議。

這聽起來簡直就是多此一舉，可是，在英國議會歷史上，卻有重要的理由。

這不僅是我們剛才說的個人的紳士風度、「民主性格」在起作用，這個規則的背後，還有美國的「民主背景」在起作用。哪怕強大的聯邦政府建成，各州還是擁有自己一定的「主權」的實體。為了防止各州出門反悔，他們尋求的不是各州政府的批准，而是民眾對憲法的投票認同。把「政權的合法性」落到最基礎的層面。

這樣的規則，可以用來開費城制憲會議，也可以用來開非常小的會議。這些思維方式，可以在大大小小的社會交往中都形成一些規則，最後，逐漸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成為一種習慣。個人養成這樣的習慣，我們會說，這個人有「民主性格」，而一個社群以這樣的習慣交往，就是「一種生活方式」了。以這種思維方式去主導建立一個政治制度，就是民主政治制度了。

當時的美國局勢，你已經看到了，費城會議是被內外交困的局勢逼出來的。他們的面前擺的是一個立憲、建立大政府的任務，將有許多九*九*藏*書創新，同時，還牽涉到未來聯邦政府的管理規則，是否能對各州都公平。前者，有對憲政理念的分歧；後者，隱含著各州對自己的未來利益是否受損的擔心。

費城制憲會議的一個最重要的憲法方案，就是弗吉尼亞州提出的方案。而這個州在殖民時期，就已經有了多年的憲政歷史。在費城制憲會議之前，托馬斯·傑弗遜就和麥迪遜合作，在弗吉尼亞州議會，通過了保障政教分離的「宗教自由法案」和保障個人自由的「權利法案」。所以，當時是弗吉尼亞州代表團，圍繞著麥迪遜的思考，對新的憲法準備得最充分，這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1787年，費城是美國最大的城市。多大呢？人口四萬。你也許會問到紐約，紐約當時比費城還小，只有三萬三千居民。波士頓更是只有一萬八千人。這就算是美國的幾個最大都市了！只要做個比較，你就可以知道美國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了。當時的巴黎有六十萬人口，倫敦有九十五萬人口。根據今天專家的考證，當時北京的人口大致是一百萬，面積據說比剛剛擴建的倫敦城還要大，是十八世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所以，很好理解，為什麼當時的歐洲人眼中沒有美國，因為直到今天還有這樣的規律：沒有多少人會在意一個窮鄉僻壤發生了什麼事情。

夏天的費城非常悶熱，他們經常連窗子也不打開，以免從街上能聽到會議上的爭論，也避免成群討厭的馬蠅湧入。冗長的會議和濕熱的氣候，把與會代表折磨得痛苦不堪。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麥迪遜竟從頭到尾記錄了會議的發言和一次次表決，同時還積极參与討論。白天，他用各種速記符號記下代表的發言，入夜之後，他獨自埋首工作，重新整理成文。

這個會議本身就是一個民主實踐。他們在會議之前，先制定規則。

盧兄：

麥迪遜通讀了這些著作。他常常從早到晚讀書，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也許是因為美國有「實用」的需要，他特別注意研究西方歷史上的各種政府形式，特別是共和制政府，研究它們的結構和運作狀況。1787年初，他開始注重將歷史上的政府和當時的美國政府加以比較。他把自己的思路寫下來，寫成一篇《美利堅合眾國政治制度之缺失》，這篇文章就被當時的人稱作「麥迪遜缺失」。

1787年5月25日，新澤西州代表趕到，終於達到法定數目，會議開始了。地點就在費城的市場街和第三街之間的市議會大樓，一棟二層樓磚房。會場在東廳。如今，這個市議會大樓被大家叫做「獨立宮」，十一年前，就在這同一個地方，北美各州的代表通過了《獨立宣言》，宣告了美國的誕生。現在，是在同一間房間里，各州代表再次聚會，這次是要解決美國怎麼生存的問題。

華盛頓這個會議主席，是被麥迪遜和其他人花了很大力氣才勸來的。那麼，這樣一個不吭氣的主席，是不是讓大家很失望呢？其實他們都是華盛頓多年的好友或政界同事，他們對他再了解不過。再說，這些美國紳士對會議主席的理解，也本來就不以為他應當是自以為是的領袖，而只應當是一個謙和的「公正」的象徵。他們之間的這種默契，其實已經是一種文化習慣。

英國在向殖民地移植制度的時候，由於皇帝太遠，出現了一個非常具有意義的間接權力，這就是總督的產生。在英國，國王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存在，傳統力量以及那些看上去只不過是繁文縟節的皇家典儀和排場，有效地構築了民眾「服」的心理。而殖民地民眾是從來就看不見什麼皇上的，當然也就看不到那套皇上的漂亮排場。他們能夠看到的，就是總督。可是，對總督的「服」就大打折扣了。

費城會議定於5月14日開會，可是，或路途遙遠、盤纏不足，或本州的事務繁忙，種種原因使代表們姍姍來遲，會議不能如期舉行。因為照規矩，這樣的會議必須達到法定出席人數。十三個州相約開會，必須有超過半數的七個州到會，才能開起來。

麥迪遜當然也知道，歷史不是照著理想化的理論發生的，但是他相信，通過人的努力，契約論的理想是可能實現的。在合適條件下，一群有理性、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完全可能坐下來達成協議，按九*九*藏*書照契約構築一個管理自己的形式。他相信，只要做得好，他們完全可能建立一個比歷史上所有政府都好得多的政府。他的信念的基礎之一，就是美國各州這些年的制度實踐。

也許你會問，那麼，對那些移植他人文明制度的地方呢？我想，制度是容易的，因為已經是現成的了，例如可以去抄一部憲法，可是制度之樹生長的土壤，仍然是需要改良的。

在費城制憲會議上，各州紛紛拿自己本州的政府體制來做參照，這實在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為在此之前，十三個州都已經通過了他們各自的州憲法，有些甚至是基本沿用殖民地憲法，只是把裏面跟國王有關的字眼去掉。在美國制憲會議七年前的1780年，馬薩諸塞就已經採用了州憲法交全民討論批准的形式，這正是後來美國憲法通過的方式。

讓內行的委員會在小範圍里討論出推薦方案，表決通過，再提交大會討論和表決，這種做法比較好理解。可是，在今天的英國議會下議院，還有一種全體委員會，出席的是所有的人。就是同樣一撥人，以委員會的名義先做出一次決議，這個決議只算是委員會的推薦方案；還是這撥人，在全體大會上再表決一次，才算是正式通過的決議。

祝好！

面對這樣一個可以事先預料的困難局面，人們可能很自然會走到這樣一條路上，就是私下做些手腳，玩一些政治手腕，來一點陰謀陽謀。在火候差不多的時候，就趕緊投票，投完之後，決議出來，就是定局。事後發現上當的人，悔斷腸子也沒用了；而上了當的人，又會通過教訓學會更高明的手段，三十六計，在下一次再「玩」回來。幾經循環操練，也形成一種文化習慣。在這樣的文化中，人們自然開始厭惡政治。政治不再是對良好的人類管理方式的探索，而是一場道德淪喪、追名逐利的骯髒遊戲。

現在人們常常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這有時候讓人很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搞不清這民主明明是一種制度，怎麼又變成了生活方式？但從這個思路推衍，也許更容易理解，民主制度背後，是一種思維方式。

社會契約論只是一種理論。人類歷史上的國家和政府，都是歷史地自然地形成的，而不是依據理論、依據純粹的契約過程建立起來的，現實和歷史中充滿了血腥污穢，根本沒那麼理性。這是政治家們常常拋棄契約論的原因。他們想，算了吧，就算理想中的政府應該是這樣形成，可是事實並不按照理想發生啊。

當時英屬殖民地的總督，在功能上很像是現在的英國首相。他名義上是女王的代表，事實上，在他所管轄的範圍里，他具有非常大的行政權力。他給了殖民地的民眾一個行政官加議會統治的示範。這種殖民地模式，其實是在進一步地實現英國式的漸進改革，使得北美在獨立的時候，民眾對「行政官加議會」統治模式的認同，遠高於對一個新皇帝的期待。

規則規定，代表發言，必須站起來面對主席，先稱主席「先生」，然後把會議主席作為表達自己意見的對象。在提到在場的他人時，要用第三人稱。

這一批美國的開國先賢，並非草莽英雄。他們大多是原來殖民地體制內的政治家。美國宣告獨立后，他們還是回到自己家鄉，回到議會，在過去叫做殖民地、現在叫做州的小國家裡，繼續自己在獨立戰爭之前就從事的參政工作。

與許多十八世紀的思想家一樣，麥迪遜的思考建立在對人性本質的理解上。他接受當時流行的一種觀點：國家及其政府建立在「社會契約」的基礎上。這個理論認為，權力起源於人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權利。人有權自由地處置他們的權利，他們相約聯盟，這就是國家。然後，他們在自己內部達成契約，把一部分權利轉讓給管理者，這就有了政府，另外一部分權利保留給自己，這就是政府所不能侵犯的個人權利。

這些規則，也讓我又一次想到那個「民主」概念。

兩百多年後的今天，這些枯燥的會議記錄，卻在我們面前展現著一個謎一般的年代，讓我們看九_九_藏_書到一群謎一樣的紳士。他們普普通通、認認真真，讀書、思考、做事。「麥迪遜筆記」的存在，讓我們相信，它真的發生過——它真的曾經如此發生。

也許不必把「制度」二字看得過於高深莫測，制度也可以是非常小的規則。例如，文明產生了符合民主思維的開會原則，就是「讓我說話，也讓你說話」，「誰也不能一個人說了算」，「我有說話的自由，你也有說話的自由，我的自由不能侵犯你的自由」，「要相互尊重」，「要遵守大家規定的程序」等等。

今天人們在討論的民主，往往都是指政治制度。為什麼要去牽扯出「民主是一種思維方式」或者非政治領域的「生活方式」呢？我想，政治制度，其實是需要一個相應的社會文明程度去配合的。在民主制度自然生成的國家，是文明的土壤長出了這棵制度之樹，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說，沒有這樣的土壤，壓根兒長不出這棵樹來。

1784年，傑弗遜以美國駐法大使身份去巴黎的時候，他們倆約定互通信息。麥迪遜給傑弗遜送去了北美大陸特有的動物、植物，以便向歐洲人證明新大陸是一塊豐饒的土地；而傑弗遜給麥迪遜運來歐洲先進的器物，還有一大批法國和歐洲的政治法律書籍，其中有狄德羅新出的《方法論百科全書》。

也許在華盛頓看來，德高望重是一個額外的砝碼，一壓上去，天平馬上傾斜。他若一開口，別人很可能就因為不想違拗他，而不再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或者不再堅持自己的不同意見。所以，他乾脆不發表自己的意見。

他的完整筆記，還有其他幾位代表的簡要筆記，為後世提供了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的全過程。

制度背後，是一種思維的表達。它主張人的平等、寬容，主張一種自由意志與另一種自由意志之間的相互不干預、妥協、禮讓、雙贏等等。我們把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稱為民主式的思維。一個人的個體生活，是不需要什麼民主的。

在小旅館等著華盛頓將軍的麥迪遜，是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發起人，也是個非常仔細認真的人。他第一個到達費城，想趁機有更多時間讀書和思考。

事實上，這一規則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所有代表都在不斷地認真平衡自己和別人的觀點，就同一問題，重複投票表決。一時達不成結果的，就暫時擱置，先議論表決其他問題，等到達成結論，再回到擱置的問題。如此反反覆復，有一個議題甚至表決了有七十次之多。

所以，麥迪遜認為，組成一個好的政府的關鍵，是控制好權力。他說：「如果人人都是天使，那麼政府就根本沒有必要……在構築人管理人的政府時，最困難的是：你先得讓政府有能力控制百姓；接下來，你還得讓它能控制住自己。」

在弗吉尼亞州的政界，麥迪遜和托馬斯·傑弗遜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倆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愛好讀書、都熟悉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不同的是傑弗遜比麥迪遜稍年長，長期被美國派駐在法國。傑弗遜簡直是熱愛法國，他受法國思潮的影響就更深；而麥迪遜是在普林斯頓大學受的教育，更多地接受了那兒二手的蘇格蘭啟蒙思想。

費城制憲會議的另一個規則，是一條條地分別表決提案，任何一條通過之後，都可以再返回來提出異議，要求重新表決。他們還在討論后同意，表決時只以州計數，卻不記錄各代表的投票，這樣就使代表們在改變自己的看法時，沒那麼多的顧慮。

我提到過華盛頓將軍本不想來開制憲會議，另一個原因是，在制憲會議同時，還有一個「辛辛那提」退伍軍人協會，也正在費城聚會。協會由獨立戰爭的退伍軍官們組成，華盛頓將軍作為當年義軍總司令，理所當然就成了協會的名譽主席。雖說那是民間團體，可是不論古今，軍人團體，又都是打下江山的功臣，在政局不穩的時候，人們總是會擔心他們提著槍出來影響局勢。儘管華盛頓知道沒有這種可能性，可是，他畢竟是唯一一個跨越「兩會」的人，他本能地就想避嫌，內心非常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