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假如總統不同意國會的立法，又怎麼辦？他能不能有否決權？富蘭克林根據賓夕法尼亞的經驗，認為行政否決權不好。因為在殖民時期，總督就有否決權，這往往成為總督敲詐州議會的手段：不同總督講好條件，議會的立法馬上就會被他否決掉。他們在權衡，如果總統沒有否決權，行政長官可能淪為傀儡；可是，如果有了行政否決權，行政長官又會不會權力膨脹？

可假如總統出大問題，又有誰有權力來解僱總統呢？最後他們決定，為了防止行政權力腐敗，如果總統有叛國、受賄等不軌行為，作為人民代表的國會有權彈劾。彈劾總統的程序，必須由較為草根層的眾議院以多數通過而啟動，由更為精英層的參議院模仿法庭形式展開審理，審理過程要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最後經過參議院的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才能成功彈劾總統。

所謂對總統的彈劾，是一個立法機構對行政首腦實施的類似司法審判的機制。審理過程是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參議員做出非常近似於陪審團的投票。但是，這是公開的投票，電視全程轉播。後果的差別是，彈劾成功的話，總統受到的處罰只是丟官，而不是判刑。

促成會議的詹姆斯·麥迪遜，怕會議變得沒有頭緒，他覺得要先有一個建議的文本，一個討論的基礎。更何況，他也想試試，把久遠以來的讀書思考，結合弗吉尼亞州的管理實踐，整理成一個自己的方案。他和弗吉尼亞代表團的同事早來了十幾天，一起工作、討論、成文。最後，帶著一個史稱「弗吉尼亞方案」的文件，來到會場。

站在今天，我們回頭去看這個事件。一個總統犯下「偽證罪」，假如國會什麼都不做，聽之任之，這個國家的立國根本——法治，就形同兒戲了。因此即使在今天去看，彈劾程序的啟動，都不是過分的。對總統來說，彈劾啟動本身，已經是一個警戒或者說懲罰。但是，是否彈劾成功、廢黜總統，又是另一回事。

可是，針對富蘭克林的建議，北卡羅來納州代表的一句回話，讓大家立即看到了當時聯邦政府的窘迫。這位代表很簡單地否決說，「我們根本沒有請牧師的這筆錢」。所以，只好大家每天回去自己禱告吧。

既然立法就是大家推選代表在國會定規則，這樣，要保護自己州的百姓利益，就是在未來的國會立法投票時，要有舉足輕重的分量。那麼，什麼是多數呢？國會若以「州」為單位計數，大州一個代表，小州也一個代表。這樣，小州聯合起來，就可以輕易通過對小州有利的立法。小州就不會「人微言輕」。可是，這個「多數」只是「州數」的多數。以人口計算，「多數州」就可能還是「少數人」。大州覺得，民主的多數，當然以「人」為計數單位。否則，大州那麼多人，卻讓頂著「州」的大帽子的少數人定規則管理，還算什麼「民主」？

結果是，這個憲法成功地運作了二百年，仍然保持著生命力。

這在今天歐盟成立的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和體會到，有英、法、德這樣的大國在，小國們何以放心自己的未來？

讓我們再回到費城會議，回到那關起門窗、與眾隔絕的會場。

這些經驗，使得美國的國父們看到，行政分支，似乎總是隱含著很深的皇帝、總督的歷史根源和專權傾向。自然漸進的制度改革，就是專權者逐步向民間讓權。在一個民主制度下，議會的立法，也不可能有許多執行細則。這些細則往往是留給行政分支制定的。行政這個管家在執行過程中，有相當大的權力膨脹的餘地。再說，行政一頭是具體操作，對大展宏圖自有一套看法，卻必須受到議會的約束。事實上，也常常有這樣的事發生，就是行政明明覺得自己是對的，議會是錯的，卻說服不了議會。這種權力制約的機制，也會演變成降低工作效率的牽扯。行政一方乾著乾著，受不了約束，心生「踢開議會」的想法，這是很容易發生的「正常情況」。

人們最開始理解的「民主制度」，都是簡單的「多數定規則」。對這個基本「民主原則」大家都沒有異議。既然這樣，應該很簡單。可是，美國的情況，偏偏連什麼是「多數」，都會成為難題。

有時候，我們看來很容易的議題，都不那麼容易。例如，是不是要設立一個國家級的元首。按說，州有一個州長，國家也就該相應地設置一個行政長官，叫做總統，不是就完事了嗎？事實卻不那麼簡單，因為一個小地方有一個行政長官，感覺比較自然，而在當時的世界上，挑出不論哪個大國來，若是有個站在權力頂尖上的人，那肯定就是皇帝了。現在美國這個大國，在行政權力的頂端，站上個人，說是叫總統，怎麼看都叫人不放心。就讓他統治我們大家了嗎？憑什麼相信他不漸漸地變成皇帝？

在北美殖民時期，作為行政read.99csw.com分支的總督與議會之間，從來沒有過歐洲本土那樣兵戎相見的血腥衝突，可是，議會和總督不一致的時候，「法律和秩序」最終得由總督說了算。爭議還是靠一邊壓倒另一邊來解決，權力偏大的一頭，經常是總督。

費城制憲會議最根本的困擾，就是是否真的建立一個大政府。在大政府勢在必行之後，最大的憂慮，又是如何使得政府權力不變成專制。為了防止這一點，他們出過的方案，現在看來，都有些可笑。比如說，不讓總統沾錢——根本不給他發工資。這其實也是美國的一個傳統，當時除了一個州之外，都不給公職人員發工資。就是今天在一些美國小鎮上，鎮長都是義務的，反而是具體的工作人員有工資。因為鎮長工作量也不大，自己另外有一份謀生的職業，只是業餘當官，為居民服務。這和高薪養廉的思路恰恰相反。

另一個最受質疑的問題，就是聯邦和現有的主權州的關係。按照麥迪遜對「弗吉尼亞方案」的解釋，他認為，所謂聯邦制，就是以州為運作基礎的政府，而所謂國家制政府，則是直接統治民眾個人的政府。我剛才提到過，這個跨越對當時的美國，實在太大。大家馬上要問：國家制？州怎麼辦？其實問題後面是大家對「美國」本身的認同困難。

在倫道夫講完之後，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代表平克尼，也站起來發表了自己的構想。他的方案和弗吉尼亞的構想非常接近。他的方案分出章節，非常細緻。主要內容聽上去簡直就像是把「弗吉尼亞方案」的主要思路重複了一遍。

「弗吉尼亞方案」就政府結構本身來說，對這些與會的代表們，並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因為他們都是州政府的成員，對類似的共和政府結構並不陌生。可是，他們還是嚇了一跳。為什麼呢？那就是我前面說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知道要加強聯邦政府，可是，真的一個如此結構完整的、大一統的、強大有力的美國中央政府端出來，大家又看到，這完全顛覆了原來的聯邦概念。

這種情況，非常像聯合國的建立。美國今天毫無疑問已經是一個國家，因此，我們常常會忘記，當初，它是農商時代的十三個獨立小國家的微弱聯邦。沒有這個聯邦，小國家們感覺一樣可以自己過日子，對聯邦反倒是顧慮重重。它們在歷史上一直有獨立的殖民地主權，習慣了自己是獨立的「國家」，習慣了我行我素。現在，說是要有一個聯邦和聯邦政府，就像突然要出現一個聯合「國」和聯合國「政府」一樣，人們怎麼看待它？

這一點，也是費城會議最擔心的地方。因為他們知道，要使一部憲法在十三個主權州的聯合體、在一個複雜的移民國家正常運作，大半的成功，不是紙上的制度構築，而是在今後的實踐操作。

「案情」你都已經很熟悉了。柯林頓總統在執政期間有了婚外情，非常不巧的是由於其他案子，當時他正好面臨獨立檢察官的調查。於是，他在總統任期中的私人生活問題，被無孔不入的檢察官列入了司法調查範圍。最後，柯林頓內外交困，在大陪審團面前、在誓言之下，面對自己的隱私問題，有了一次「誓言之下」的謊言。

好了，下次再把費城制憲的故事聊下去。

因此，在真的面臨是否彈劾的時候，議員們又是在非常謹慎地對待這個美國歷史上的先例。好在，彈劾本身並不是司法程序，而是一個類司法的國會投票。因此，參議員們有一定的法理上的迴旋餘地。畢竟柯林頓不是賣國賊，事件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慎重地對待彈劾，其實是慎重地對待兩大分支的平衡。

會議開始的時候，富蘭克林曾經建議請一個牧師，每天清晨來一次，以祈禱作為每天會議的開端。也許，他希望在一個矛盾重重的會議上，大家不要每日揣著一團「爭」的火氣來。這是他們在那個時代，面對內心和外部的困境時的精神出路，上蒼的存在，使他們打消霸氣，也時時避免過度的自我膨脹，以致認為自己「天下第一」。

富蘭克林年事已高，但是腦子很清楚。他經常是寫好了發言稿，讓威爾遜代讀。他也不贊成給總統發薪水。他認為，不管行政長官是一人還是多人，都不應該有薪水，因為人都會受野心和貪慾的誘惑，開了這個口子，他就會利用權力給自己漲薪水。他說，英國的高官就是沒有薪水的，賓夕法尼亞的教友派也是這樣，把擔任公職看成榮譽，榮譽重於酬勞。從這裏，你也可以看到美國民主政體的歐洲傳統。它自然地從上層精英向下逐步擴展。一開始人們都認為，參政者不會來自底層，不會有養家糊口的問題。

又經過半個月的爭論，一致認為，解決的方案是，不給絕對的行政否決權，而是給相對否決權，否決之後，國會還有一次再否決的機會。就是說，在議會立法后，總統九九藏書可以行使否決權，表達自己的不滿。主人吩咐怎麼做，作為執行的管家，也有權說，這規矩我根本沒法執行。總統否決之後，議會若要再次通過，一半的多數就不夠了，就必須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才能壓倒總統否決權。這時，總統就必須執行了。這就是直到今天還在運行的做法。

這就是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制國家，面對「多數決定」時，從自然冒出來的「大州小州」議題中，凸現的此後將會不斷遇到的「少數」的擔憂。顯然，了解民主制度這個基本原則的人，誰也不想在社會中，成為利益被忽略的「少數」。一開始，問題就出來了：少數也應該有他們的生存權利和合法利益。他們怎麼保護自己？

因此，雖然你可以說，一方面，這確實是兩百多年前，費城會議設計制度的成功。因為，憲法規定了，彈劾必須達到三分之二的票數，方能成功。根據兩黨席位，當時在野的共和黨一方，還沒有佔到三分之二。

不僅是總統讓他們不放心。北美的形勢，也使得他們對所謂代表人民利益的立法議會一頭，同樣充滿警惕。在美國這一段各州的共和制實踐中，他們看到，一些州里因欠債者佔上風，就通過立法緩償（stay law）；不想還債，就立法迫使債主接受貶值的紙幣（tender law）。所以立法機構的權力膨脹，也同樣危險，因為他們可能既損害了自己的長遠利益，也忽略了少數人的死活。

另外，他們還提出過，設立三個並列的行政長官，就是相當於三個權力相等的總統，組成一個執政小組。這個想法其實還是在追尋古羅馬的遺迹，他們實在沒有同時代的民主大國可以參照。總之，按照富蘭克林說過的那句著名的話，就是，我們知道第一個總統會是個好人，可是，誰知道後面會選出什麼傢伙來呢。而那個大家都知道的「第一個好人」華盛頓，正默默地坐在那兒，一聲不出。

但是也有人反對。討論到後來，就連宣讀「弗吉尼亞方案」的倫道夫，也改初衷，開始發言反對單一元首制，主張三元首制了。

行政、立法兩大分支，命定就是不斷地在「鬥法」。在此後實際的運作中，美國國會就有一些立法，被總統否決之後，永遠也休想達到三分之二的強行通過票數。結果，他們就把總統不肯簽字的立法，和總統急著需要的立法捆在一起，算作同一個法案。總統按照規定，不能部分簽署立法。就是說，同一個法案，總統要簽就全簽，而不能局部否決其中的條款。迫使總統為了促成自己需要的立法，也就只好把自己不喜歡的立法也一起簽下來。這種法案在美國被稱為「豬肉桶」。反「豬肉桶」，也是今天美國政治改革的一個細節內容。

在此之前，聯邦的概念就是各州各自為政，所謂聯邦政府，就是大家出點錢，設立一個辦事機構略為協調而已。它是不立法、不干預州的統治的。雖然事實證明行不通，要加強，可是，「弗吉尼亞方案」中如此龐大的、完整的政府，眼看著要對各州人民做直接統治。假如是這樣的話，歷史上長期存在、從「獨立殖民地」進化成的「主權州」，就可能要被徹底改變了。一個他們陌生的大「美國」將站起來。這個「美國」要自己立法，讓「美國人」遵守。那不是要把主權州的政府統統取代掉？是不是矯枉過正了？在此之前，美國是「有美國而沒有美國人」，民眾只是一個個像個小國家一樣的主權州的公民。現在，大家都是「美國人」嗎？

決議召開費城會議，目的只是「修改」原來的政府結構。也就是修改《邦聯條款》。可是，大家都明白，以前這「友好聯盟」的弊病，不是小修小補就能解決。所以，他們心裏都有「大動」，甚至另起爐灶建立一個全新政府的思想準備。各州憲法近幾年已經紛紛出籠，代表們又都是各州的政府中人，對一般的共和政府構架，並不陌生。可是，現在要端出來的，是一個凌駕在各州之上的聯邦政府，究竟如何是好，大家也心中無數。比如說，一個最基本的困惑就是，弱政府不行，是要強一些，可是，多強？它和州政府的關係又是什麼？

彈劾制的來源是英國，可是今天的英國已經廢除了這種制度。彈劾制在費城會議進入美國憲法，是他們擔心總統萬一要發展成皇帝、為所欲為的時候，國會可以合法地把他趕下台。

祝好！

好在，方案不是決議。大會的「委員會制」和「全體大會制」，又給所有的代表留下了充分討論、反覆決議的空間。所以，雖然不同意，還可以商量。有著最大衝突的難題httpｓ://reａd•9９ｃsw.cｏm，一開始就先擱下了。

在制憲會議上，對於行政、立法、司法這三權，要平衡和制約。從理論追溯的話，原則在古代就有了，可是具體怎麼做？其中討論得最多的，還是立法者和執行者，就是立法和行政的關係。原則上，是立法的一方定規則，身份上是主人，總統照規則做，就是個管家。原則是這樣，事實上卻並不那麼簡單。

可富蘭克林也反對單一元首制，他認為單一元首制風險太大，一方面是要防止這位元首自我膨脹，再有，萬一他生病、去世了又怎麼辦？缺任期間，誰來管行政？

這使得他們對總統很不放心。最後經過充分的辯論，權衡利弊，好不容易才通過了單一元首制，也就是今天美國的總統制。

他們知道，每天，一船船的移民還在到來。他們知道，貧困的美國人正懷抱著希望，興緻勃勃地向西部開發挺進，在日日開拓擴大美國的疆界。他們因此在討論著新的州如何加入美國的憲法條款。他們在預料一個迅速成長的美國。可是，他們仍然無法料到，美國今天會是這樣的規模。因此，他們一邊在起草憲法，為管理美國打下基礎，一邊又很悲觀，其中一位代表的想法很典型，他說，「我們的憲法能有二十年的正常運作，就算很不錯了。」

再舉個例子，你或許就能夠更容易地理解這個變化的震動烈度了。這個變化，相當於歐洲獨立的國家們，走向今天統一貨幣、沒有邊境、擁有憲法的歐盟。然後，再進一步，走向一個統一的「歐盟國家」，由歐盟政府直接管理全歐洲人民，而原來的國家政府，退為一個省政府的地位。在歐洲，這最後一步，在我們今天看來，還是難度大得幾乎不可能實現的事情。而「弗吉尼亞方案」，就是要一步完成這幾乎不可能的三級跳。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個「聯合國政府」對我們有什麼樣的約束？聯合國既然誕生，當然是因為有需要，是時事所迫，可是，我們應該把它作為政府的能力維持在怎樣的強度上？弱了不管事，過強了，是不是會動輒干涉我們的內政？這也正是當年美國人的擔心。

大家之所以沒有在費城會議上特別重視平克尼的方案，就因為他的方案和率先宣布的「弗吉尼亞方案」撞車了。這是一個非常務實的會議，不是在做方案評獎。所以，大家沒準還在想，你沒有不同意見，就別再浪費大家的時間重複一遍了。平克尼因為年紀輕，實在很為自己驕傲，捨不得埋沒了自己。多年之後，他還高興地對別人提起：在制憲會議上，大家還叫我「憲法查理」呢。

在當時，有各種各樣的「少數」的問題存在。而在初生的美國，最先提出的問題是「少數州的地方利益」。各州都要避免成為被忽略、被多數吞噬的少數。所以，小州的方法，是堅持「未來的國會，必須一州一票」，避免自己變成「少數」。小州雖小，一聯合，就是有力的「多數」，這是依靠民主制度、以小變大的魔術。而提出第一個方案的弗吉尼亞，本身是個大州，自然會提出按人口計算的比例代表制，也是為避免在「一州一票」之下，大州變小，「變」成「少數」。

「弗吉尼亞方案」描述了這樣的一個全國性政府：這個政府設有一個國家元首，或者說國家行政長官；有一個國家司法機構，還有兩院制的國家立法機構，其中，第一院是眾議院，由民眾普選產生，第二院是參議院，由第一院選出。對於立法機構的產生，弗吉尼亞方案提出，兩院的議員人數都依各州人口的多寡，按照比例分配。

到底是國家制還是要聯邦制，其實是「要鬆散的『聯合國』，還是要美國」。這樣大的討論馬上會僵住。大會再次避開難題，先易后難。這種做法在這次會議上一再使用：僵住了就拐彎討論其他容易的條款，再僵住就再拐彎，等解決了容易的問題再回頭討論難的。所以，費城會議的討論，就像螺旋一樣一圈圈地轉著討論，直至最後全部議題都化解開來。

對一個從舊制度向新制度過渡的國家，試圖去「破」的一方，對「立」有什麼程度的關注，這對「破」之後的局面非常重要。否則，在「破」了之後，就可能青黃不接，帶來大的動蕩和傷害。

富蘭克林是東道主賓夕法尼亞的代表，已經八十一歲，正生著痛風病。他是當地人，就住在兩條街以外的地方。我們曾經去參觀過他的家，樓下就是他自己開的印刷廠。他每天坐著特製的轎子來開會。他多年在歐洲擔任外交工作，是當時美國罕見的具有國際聲譽的人。在這個分歧重重的大會上，富蘭克林以他獨九_九_藏_書有的智慧、名望，總是在關鍵時刻起著「和稀泥」的作用。

和行政分支相關的，還有一個任命和解僱的問題。總統雖然是最高行政官，有權任命他自己手下的行政內閣官員，各部部長、外交大使什麼的。可是，任命都必須得到參議院的通過。

現在，一切時過境遷。人們已淡忘了當年的那場大風波。柯林頓總統也在正常任滿離職、回歸平淡之後，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回顧往事，他一方面表示了對個人行為的反省，一方面，卻憋著一口氣，在回憶錄中強烈抨擊了國會的彈劾運作本身，指責這是對立政黨在政治上的惡意炒作。

通常來說，正因為參議院的投票是公開的，那麼，他們的態度，其實是在選民面前的一個亮相。我在想的是，假如依據對事實的判斷來投票的話，全票通過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可是，彈劾沒有被通過，幾乎又是大家事先都已經預料到的結果。這裏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國政壇面對從未料到的、已經走得十分尷尬的棋局，依據他們對憲法的理解，運用了他們政治實踐的智慧。

可是，從投票情況來看，參眾兩院的兩次投票，分別有20％和10％的共和党參議員，投了否決票。也就是說，假設當年的費城制憲會議，定下彈劾不是以三分之二、而是以超過一半的多數票為準，那麼，在這個共和黨占多數席位的參議院，對柯林頓的彈劾仍然不會成功。因為在對手黨中，也會產生相當比例的、以克制的態度，來對待可以名正言順、合法地把對方黨總統趕下台的機會。而當年定下眾議員以半數票啟動彈劾，參議員以三分之二票實現彈劾這樣的比例，表現了制憲者保持政治穩定的智慧和技巧。

賓夕法尼亞的詹姆斯·威爾遜起來主張單一元首。威爾遜出生在蘇格蘭，在蘇格蘭啟蒙思潮的大本營愛丁堡大學等三所大學接受教育，在美國宣布獨立之前十年的1766年，當時才二十四歲的威爾遜，已經受聘于費城學院，任拉丁語教授。之後，他師從約翰·迪金森，學成一位出色的律師，也是一位法學專家。美國歷史學家稱他為費城會議上最深刻的思想家和最精確的理論家。他也是當年《獨立宣言》的簽署人。他認為，行政長官辦事必須快、決斷，而這隻有單一元首製做得到。

因此，追究的是偽證行為本身，而不是偽證的內容是否重要。而柯林頓總統的偽證行為，最終被事實揭露，導致國會對柯林頓總統啟動彈劾程序。這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二次。

代表們不追逐個人在聯邦政府的私人權力，可是，這並不意味著費城制憲會議就沒有利益之爭。他們是各州民眾的代表，代表了一方民眾的利益。民主並不是大公無私，民眾也不是「公」，不是抽象的人民，不是鐵板一塊。他們是一個個的個人，由不同個人利益的組合出現，所謂「地方利益」，就是其中最基本的一種。更何況，美國相對「中央」的「地方」，就是「主權州」。他們以前樣樣都自己說了算的，當然更重視聯邦政府增強之後，自己對「地方利益」還有多大的保護能力。

提到這樣一個細節，是想讓你知道，在美國制憲之前，精英們普遍地對於歐洲傳統的政治學就有研究、實踐的風氣。甚至早在獨立戰爭的年代，各州已經有一批人，很仔細地在做「立」的工作。例如，早在1774年，即美國宣布獨立前兩年，賓夕法尼亞的詹姆斯·威爾遜，就對未來國家的發展提出過設想。他說，理想的形式是，各個不同的國家，在同一主權下，彼此獨立，互相聯合。這就是後來合眾國的形式。

難道我們不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成了「聯合國人」？還是我們又是中國人又是聯合國人？這個問題你一定覺得聽上去很奇怪。可是，這正是當年美國人的問題。他們甚至無法接受自己突然成了什麼勞什子「美國人」。

可是，這也有危險的一面。美國總統由民眾普選，而不是從議會誕生，所以，占國會多數席位的政黨和總統所屬的政黨，經常不是同一個黨。國會和總統有重大分歧不稀奇。假如國會沒有自制能力，那麼，彈劾制很可能被濫用，造成國會動輒趕總統下台，政局就不穩定。

可是，在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上，國會只有兩次動用彈劾程序，而且都沒有成功。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我們都看到的幾年前對柯林頓總統的彈劾案了。

在這個彈劾案開始之後，我就一直有些疑惑，因為，按照它的程序，參議員們是對柯林頓總統「是否作了偽證」，投出「事實與罪名相符」或者「不相符」的選擇票。根據當時公布的確鑿證據，「偽證」幾乎已經是一個人皆盡知的事實。

給你講著費城會議審慎對待兩大分支平衡的過程，我重提柯林頓的故事，是讓你看到，一個憲法條文的精巧設置，固然重要。可是，它依然只是「紙面文章」。它需要執行者的自律，來完善制度實踐的另一半。

其實，「弗吉尼亞方案」只談聯邦政府的建立，卻一點沒提最棘手的州的主權問題。但是，方案中的「立法機構實行比例代表制」，已經觸痛了小州們。這是美國制憲會議中，最為敏感的議題。

美國法庭要求作證者發誓保證證詞都是實話。「誓言之下」的謊言，在美國就是「作偽證」，就是刑事重罪。因為證言的可靠，是司法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假如司法證據任憑偽造，作偽證不受重罰，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司法公正了。

例如在法國，它的議會是所謂三級會議，出現的年頭並不晚，也就是說，就漸進改革的「起步」來說，它並不落後于英國。只是，路易十三的攝政王一強，就把議會給停了。如此打破權力結構的平衡，在英國也屢次上演，只是英國沒有像法國那樣，出現議會中斷一百六十年，也就是政治改革中斷一百六十年的糟糕局面。

盧兄：

查理·平克尼所代表的南卡羅來納州，緊挨著我們住的喬治亞州，就是今天，在美國都算是個落後的地方。平克尼那年才二十九歲。那麼，是不是有人會懷疑他抄襲了「弗吉尼亞方案」呢？不會。在場的諸位，彼此都在大陸議會相熟，都知道那是聰明的年輕人在偏遠的南方，自己閉門造車的傑作。因為遠在一年之前，他就已經在大陸議會建議和宣讀過一次了。

所以，對「比例代表制」反應最強烈的，就是小州特拉華。按照人口比例，弗吉尼亞要選出十六個國會代表，特拉華才能攤上一個。按照總體人口計算的話，他們只佔九十分之一。所以，在費城會議一開始宣讀各州對代表的任命書時，他們的任命書就非常特別。由於這個會議本身的表決，也有如何計數的問題。特拉華州議會有先見之明，在任命書上規定，假如費城會議上的投票，不是一州一票，而是要實行什麼「比例代表制」的話，「州」就不給這些代表授權，他們就可以馬上退出會議回家了。

你知道，論面積，今天的美國和中國差不多大，已經大得有五十個州了。成立之初的美國要小得多，國土就是今天的東海岸，細細窄窄的，只有十三個州。這些州來自於不同年代自然形成的英屬殖民地，大的大，小的小，很不整齊。這裏的大小還不僅是指面積，更是指人口的多寡。例如成立最早的殖民地弗吉尼亞，在1780年是七十四萬人口，而我們居住的喬治亞州，面積雖大，在那年只有五萬六千人，不到弗吉尼亞的十分之一。算起來，基本上是三個大州，十個小州。

他們推出年僅三十三歲的州長愛德蒙·倫道夫，宣讀和解釋這個方案，他一口氣講了三四個小時，這個方案有新政府的十五條提綱。

在當時的歐洲，民主在漸進中，就是從國王大權獨攬，到漸漸產生立法議會。立法議會本身，又是從貴族獨佔議席，到作為平民的上層紳士和商人逐漸分佔席位。然後，是君權漸弱而立法議會漸強。直到美國的制憲會議時，歐洲那頭的民主演進，還在君權和議會爭高低、求平衡的階段。這樣的演進是利益分配的過程，一頭覺得不合算了，就會有擺脫對方的念頭冒出來。

這也令我再次回想這個彈劾案的意義。最初引起我注意的，是國會在彈劾案當時的投票結果。在啟動彈劾的時候，就「偽證」本身來說，事實已經非常清楚，幾乎沒有什麼疑問。這是彈劾案啟動的依據。假如這是一個似有似無、模稜兩可的事情，相信彈劾案根本不會啟動。

彈劾總統成功，美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發生過。追溯費城制憲會議的制度設置，最基本的出發點之一，是防止政府的行政、立法兩大分支失去平衡。最危險的事情，是一頭過大。也就是說，最怕的是總統可以輕易地合法解散國會，或者是動輒國會能夠合法地趕總統下台。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的話，說明政府的建制本身是失敗的。國家也就可能隨之動蕩。

再三平衡之後，他們做出的選擇，是讓這兩個分支儘可能沒有牽扯。在來源上，不是由國會推出總統，而是國會、總統都分別由各州選出。在決策上，他們相互制約。總統雖然可以提出議案，但必須由議會超過一半的多數通過才能立法。

倫道夫說完，全場一片寂靜。大家心中暗驚，卻並沒有真的跳起來。因為大家知道，根據會議規則，「弗吉尼亞方案」還只是一個建議。他們若有不同意見，還有的是時間和機會表達。

這些今天看來並不複雜的問題，在兩百多年前，卻是很費推敲的困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