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密爾頓和伯爾的決鬥，一共發了兩槍。伯爾沒有受傷，而漢密爾頓受到致命的重傷。

這個時候，亞當斯已經讀過漢密爾頓寫的小冊子，也看到了兩黨互相攻擊中種種惡語相向的情狀，他差不多知道自己馬上就將永遠地離開這個地方了。他寫下的，是那個正在逝去的時代的一個古典政治家，為他們曾經有過的理想，在白宮留下的一個紀念。

歷史學家認為，「即便是以挑剔的眼光去看，這樣的讓步也足以結束這個事件了」。伯爾應該把它看做是一個間接的道歉。因為這是常識，也是規則：所謂的名譽問題，所謂的紳士名譽糾紛，只和對個人品行的攻擊有關，無涉政治等其他大話題。這些公共話題哪怕分歧再大，爭論、反對、攻擊的言辭再激烈，也和紳士的個人名譽無涉。漢密爾頓完全是循著決鬥規則，來劃開個人和政治批評的界限的。

在聯邦黨人一方，漢密爾頓在大選前，突然寫出一本五十幾頁的攻擊亞當斯總統的小冊子，在國會的一些議員中散發，並且很快被對手黨拿去在紐約出版。這使得聯邦黨人產生分裂。

這場決鬥事後被交付法庭調查，雖然決鬥發生在可以合法決鬥的新澤西州，雖然並沒有發現伯爾有違反決鬥規則的行為，因此他沒有被法律起訴。可是，那已經是美國決鬥文化的末期，一些地方如紐約州已經禁止決鬥。也就是說，很多人對這樣的「傳統」已經感到完全無法接受。因此，作為副總統和參院議長的伯爾回到參院時，議員們看著他，就像在看著一個謀殺犯。他殺死漢密爾頓的名聲使他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1805年，據說伯爾想在美國西部包括密西西比河谷、墨西哥等地建立一個王國。為此，1807年他被以叛國罪起訴，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主持審判。最後，由於他沒有具體顛覆美國的行動，他的叛國罪指控沒有成立，被宣布無罪開釋。但是，從此伯爾再也沒有回到政界。

1800年，托馬斯·傑弗遜和伯爾得以入選正副總統，又因兩人票數相等，在決定誰是總統、副總統的問題上，形成僵局。按照憲法，這種情況下，將由眾議院一州一票決定。漢密爾頓看不起傑弗遜，但是更討厭伯爾。漢密爾頓表示，儘管傑弗遜在政治觀點上和他相衝突，卻「遠不是一個危險的人」，而伯爾則「一無是處，就連最偏袒他的朋友，都不會認為他有好的私德。他已經身敗名裂」。他宣稱伯爾「不論于私于公，都不是一個有原則的人」。因此，不能讓伯爾當總統。他積極活動，利用他在眾議院聯邦黨人中的影響，遊說眾議員投票給傑弗遜。眾議院經過幾十次投票，終於選出傑弗遜成為美國第三任總統。伯爾落為副總統。

美國是一個共和國，可在兩百多年之前的建國之初，還是過渡中的精英政治的舞台。我們前面說起過，華盛頓的內閣一開始只有四個部長。聯邦的政界人數並不多。最初的選舉選出來的，自然主要還是原來各州的紳士們。華盛頓的第一任內閣，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參加過獨立戰爭的第一代國家的創建者。可是，建國以後，不僅政治格局不一樣了，人們對待公職的態度也在變化。對從政有興趣的人們都看到，聯邦政府正在給大家提供一個越來越有前途的政治活動大舞台。

目擊者是雙方的助手，醫生只是聽到兩聲相隔數秒的槍聲。可是，兩名助手的描述又不盡相同。此後，各方面，包括法庭，展開了詳細的調查。基本事實是，漢密爾頓在「赴約」之前，曾經寫下：由於宗教信仰原因，他將不會開槍。可是，後來發生的事情又似乎不是這樣。在決鬥開始前，他曾要求推遲一會兒，容他戴上眼鏡。漢密爾頓率先開槍，事後也找到了他發出的槍彈，但是，子彈偏離伯爾所站的位置很多。另外，可以確定的是，伯爾對漢密爾頓事先寫過不開槍的想法，完全不知情。他后開槍，但是擊中了對方，漢密爾頓應聲倒地。當時，伯爾表現得非常震驚，立即要到漢密爾頓身邊去，卻被助手阻止，把他帶向小船。走九*九*藏*書在半路，他堅持要回去和漢密爾頓講話，可是助手還是不同意他過去，讓他立即離開了決鬥現場。

這個大舞台是開放式的，和美國的制憲會議的精英小圈子完全不同。制憲會議之後，一批人離開了政治，如莫利斯這樣的經營者。一些人有著很強的責任心，如華盛頓總統等，在眾望所歸之下，被推上了這樣的位置。他們還保留著西方古典政治時期的觀念：公職就是奉獻，是服務公眾。還有一些人，熱衷於政治活動，主要是出於他們對國家的責任。也有一些人，責任感和政治雄心兼而有之。在他們的周圍，從聯邦權力結構誕生的那天起，就立即聚集起大批形形色|色的、對政治活動有濃厚興趣的人們。聯邦政治權力在展現著它的魅力，古典政治，不論從觀念到形式，都無可避免地在向現代政治轉化。

那時候，古典紳士的傳統還在。我們在講著的紳士，不僅是我們理解的溫文爾雅、有教養的君子，還有騎士一樣的規則。那個時代，紳士是一個分量很重的稱號。紳士是重榮譽的，這不是一句空話。從歐洲的中世紀開始，就留下了榮譽重過生命的概念，也留下了決鬥這樣一種古老的、紳士之間為了榮譽而在決鬥中押上生命的特殊傳統。

在費城會議之後，為了推動憲法的通過，漢密爾頓和麥迪遜曾經一起寫了大量文章，表達他們的主張，被稱為是聯邦黨人。可是事實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政黨。之後，反對聯邦黨人觀點的人，就被稱為是反聯邦黨人，也不是一個明確的政黨。一開始，對於「結黨」，仍然是有顧慮的。可是，隨著大規模的政治運作，以及由於觀點相同人群的組合，開放式的現代政黨，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自然形成起來。不論人們最初是多麼憎惡結黨，最後都如孤立的小舟，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一個個政黨的大潮，也捲入了與此相關的黨派糾葛。

很高興收到你的來信。你提到，以前聽說過漢密爾頓死於決鬥，很想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事情的起因，看來似乎不是一件大事。1804年6月18日，伯爾要求漢密爾頓對一封信件的內容做出解釋。信的作者是庫派博士，上面有這樣一句：「我還可以告訴你有關漢密爾頓將軍對伯爾先生鄙視的看法細節。」

1801年冬天，漢密爾頓十九歲的長子菲利普，為了維護父親的聲譽和別人發生爭吵，爭吵中對方使用了一句罵人的話。那時候，是有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的，某些被認為是羞辱人格的話，例如「懦夫」這樣的詞，是不能出口的，一經出口，對方必提出決鬥的挑戰，否則就沒有尊嚴再活下去了。因此，年輕氣盛的菲利普隨即向對方提出決鬥挑戰。有一種說法是，漢密爾頓的兒子在決鬥前，和父親有一番談話。他想問父親，他應該不應該去決鬥，他在決鬥時能不能殺死對方？漢密爾頓說，一個紳士，必須維護自己的聲譽；但是，他提醒兒子，他是一個基督徒。結果，漢密爾頓的長子在決鬥中沒有開槍，自己卻身負重傷。

在美國的第一、第二兩屆總統選舉中，這樣的古典政治的理想似乎在實現，全票當選的華盛頓總統和他的副總統約翰·亞當斯，都算是「德高望重」的老派紳士，是很能夠自律的政治家，因此，似乎這樣的設置能夠達到目的。雖然現在來看，這隻是一個歷史過渡而已。華盛頓總統完全是一個古典政治中的楷模。他其實非常不適應在黨派對立的政治生活中發生著的種種弊端。他雖然兩次以全票當選為總統，可是，華盛頓在第一次任滿時就不想連任。混亂的局面使他心灰意懶。也正是大家認為，除了華盛頓，沒有其他人能夠穩住和平衡最初的這陣混亂，才力勸他連任。任滿兩期，華盛頓說什麼也不幹了。

盧兄：

可以確定的是，漢密爾頓帶著他的親戚丘吉的一把手槍。這把手槍至少已經兩次用於決鬥。1799年，丘吉曾經用這把手槍崩掉了伯爾的一粒扣子。它的另一個故事，卻是漢密爾頓一家最大的一個傷痛。

這次決鬥不僅僅是兩個政治家的個人爭執導致了悲劇的結果。在這一幕悲劇之下，潛藏著建國初期美國的政治文化。

在這個當口，誰也沒有料定事情一定要走向嚴重的後果。伯爾的信只是要求解釋而已。

所以，你可以又一次看到距離——我們今天的時代和他們的時代之間的距離。雖然在同一個憲法之下，那時的美國還遠遠不是我們今天認識中的那個國家。

當時，這樣的挑戰雖然經常發生，可是，大多數決鬥，又能夠經過一套由助手協助的操作，有面子地和解而取消。漢密爾頓在那時自己已經遇到過七八次這樣的挑戰，其中一次的對手，就是後來的門羅總統。但是，一次次地，這些決鬥挑戰都「榮譽化解」了，沒有走到動武的那一步。因此，還有一種說法是，漢密爾頓聽說兒子的事情之後，憑經驗認為會化解取消，沒有認真干預。直到他聽說雙方溝通失敗，決鬥已經發生，他大吃一驚趕去，兒子已經身負重傷。

避免決鬥的「榮譽化解」是需要雙方退步的。大多數情況，尤其是處在決鬥時代的尾聲，在成熟的政治家之間，大家都知道，以生命為賭注不是上策。所以，一旦由於一怒之下發生的危機出現，他們大多是雙方在主觀上尋求保留各自面子的「榮譽化解」。在過去漢密爾頓和門羅的決鬥挑戰事件中，顯然可以看出，他們溝通的信件是在相互找台階、也是相互給台階的。而假如一方下定決心決鬥，另一方就很難解脫，因為強行掙脫的行為，本身是損害自己名譽的。正如漢密爾頓在留下的聲明中，坦承自己對伯爾的政治原則、品格和看法，都有過批評，也批評過他作為紳士的私人舉止。可是，漢密爾頓也表示，伯爾要求他做一個「不限定範圍的、廣泛的道歉」，是「超出了他的可能」。

1800年大選，給了美國政界很深的影響，現代政黨政治已經事實上成為民意集中表達的一種渠道和主要方式，可是它還遠遠沒有規範，還沒有發展出大家認可的遊戲規則。

信件內容沒有漢密爾頓的原話。因此，伯爾的指控顯得空泛。按照歷史學家們對此類榮譽糾紛的研究，漢密爾頓假如斷然否認有這樣的事情，很抱歉發生如此誤會，那麼，伯爾就很難不接受這樣的解釋，事情也就過去了。

祝好！

漢密爾頓和伯爾，他們不僅是政壇上的老相識，還是獨立戰爭期間的老戰友。1804年7月4日的美國獨立日，獨立戰爭義軍的老兵組織，「辛辛那提退伍軍人協會」聚餐，他們最後一次坐在同一席就餐。伯爾在那天顯得沉默而情緒低落，而漢密爾頓卻高亢地唱了一首英國軍隊的老歌：「戰士啊，為什麼你的事業就是赴死？」在此前一天，漢密爾頓還舉行了家宴，來客中，漢密爾頓邀請了他的政治對手傑弗遜的前私人秘書，還有他已與之決裂的前亞當斯總統的女兒和女婿。

又經過一段時間的通信談判，伯爾完全失去耐心，1804年6月27日，他對漢密爾頓發出了赴新澤西州某地「約會」的邀請。漢密爾頓要求推遲幾天，處理了自己的私人事務。他們雙方都各自立下了遺囑。如他們的助手事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他們雙方都是遵守了古老的決鬥法則，他們雖然是違反法律，可是他們遵循了維護紳士們榮譽的更高的律令」。

1804年7月11日清晨，漢密爾頓和伯爾，雙方各自帶著自己的助手，還有一名醫生，分別乘著小船，來到相鄰的新澤西州，在野外的一塊小空地上，履行「約會」。當然，他們知道，這是在赴一場決鬥。可是在他們交往的信件中，都把它稱為是「約會」，並且不在自己所住的紐約州進行，那是因為，在他們所住的紐約州，決鬥已經是非法的了，而在相鄰的新澤西州，卻還沒有制定這樣的法律。

在我上次寫漢密爾頓的時候，省略了他的決鬥。看了各種相關的研究和資料之後，我想另外寫封信，專門給你講講這個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決鬥。因為它不僅是漢密爾頓的個人悲劇，事件本身也和我們在聊著的制度實踐的主題有關。

這是歷史學家們儘可能地依據事實做出的研究，由於推測的都是決鬥雙方在瞬間的念頭，其實，那是永遠也無法真正確定的了。可是，他們為什麼要決鬥？在當時，大量決鬥挑戰都可以通過溝通化解而避免動武。就漢密爾頓來說，他遇到過十一次決鬥挑戰，只有這次走到最後一步。為什麼這次就不能避免？最重要的是：這場決鬥究竟表達著什ｈｔｔpｓ://ｒｅad•99csｗ•com麼？

那天發生的事情，是美國歷史學家們不斷研究的對象，可它至今還是一樁歷史疑案。有一部分事實始終不清楚。

1796年，華盛頓的離任是美國古典政治結束的第一個信號。美國歷史上，再也沒有「全票當選」這樣的事情了。黨派兩分，選票也兩分。華盛頓的副總統亞當斯，已經身不由己地成了聯邦黨人的重要領袖之一，並且當選了總統，可是，他已經不是那麼勝券在握了。亞當斯比副總統托馬斯·傑弗遜只多了三票，而且，他們兩人分屬對立的兩黨，觀點對立。

也許你會問，那麼伯爾這個人究竟如何呢？歷史學家一般認為，在對待公眾事務上，他和華盛頓將軍的形象恰成反比。華盛頓將軍沒有私心，而伯爾是個私心很重的人。漢密爾頓在十五年中，當然是攻擊過伯爾的私德。可是，要漢密爾頓就他們十五年的恩怨和對伯爾的攻擊做廣泛的道歉，又是不可能答應的要求。假如漢密爾頓這樣做了，那就是他自己的紳士名譽被終結了。

美國的開端，隨著規模的突然升級，古典政治無可避免地在向現代政治轉變。這是一個轉型期。而他們，也處於古典紳士向現代政治家的轉變。這是紳士們最後的時代。我想，就像歐洲最後的騎士、日本最後的武士那樣，美國最後的古典紳士也是非常困惑，也有著很深的悲劇性。

只能說，一些歷史學家根據漢密爾頓事先寫下的文件，和他事後自己的說法認為，雖然漢密爾頓先開了槍，卻是有意地打偏的，他不想傷害對方。一些歷史學家也根據當時決鬥的一般規律，以及伯爾事後的表現認為，伯爾也並沒有要在決鬥中殺死漢密爾頓的打算。比較可能的情況是，伯爾在對方先開槍的刺|激下，也只是想打中大腿之類的不致命部位，以造成對方輕傷結束這場決鬥。可是，他也打偏了。

他們曾經是老相識，相識大致都要超過三十年了。之所以提起十五年的這一段，是因為他們在十五年前，在美國成立之後，都開始從政，而分歧由此而來。

漢密爾頓對伯爾的戒心不是憑空而起的。伯爾出生於名門望族，他的父親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校長，他參加過獨立戰爭，是一顆迅速上升的政治新星。但是，他被包括漢密爾頓在內的很多人認為有野心而無原則。

美國獨立日的七天之後，本來可以避免的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1789年，漢密爾頓和紐約州的州長科林頓競選，漢密爾頓失敗了。事後，曾經幫助漢密爾頓競選的伯爾，最終接受了科林頓委任的州司法部長的職位。這是他們之間第一次有了裂痕。漢密爾頓認為伯爾是缺少政治原則，去幫了他的對手的忙。兩年之後，1791年，在紐約州的國會參議員的競選中，伯爾擊敗了打算連任的漢密爾頓的岳父，取代了他的位置。而後者是國會中漢密爾頓最有力的支持者。伯爾進入國會參議院之後，又反對漢密爾頓提出的財政計劃。後來，伯爾反對漢密爾頓成為紐約州的候選人，而到1792年，漢密爾頓反對伯爾成為副總統候選人。

在制度實行的過程中，美國人終於發現，在政黨政治之下，最可能的情況，是得票最多和次多的兩人，分別是對立兩黨的領袖。誰都可以一眼看出，這樣對立的總統和副總統，無論如何算不上是什麼合作的好搭配。就這樣，到1800年大選，黨派競爭更為明顯了，現在成了分屬兩黨的現任總統和副總統，在競爭下任總統。而年輕的共和國，不僅監督機制沒有完善，黨派興起之後，運作的規則也還沒有建立。在這個開放的政治大舞台上，許多人或許出於政治熱情，或許出於權力的慾望，開始對他們的政黨領袖推波助瀾。1800年大選演成了一場相互攻擊的軒然大|波。

由於政黨是自然形成的，規則規範一開始顯然沒有跟上。大範圍的、無規則的政黨活動魚龍混雜，言論行為都開始失控。政治觀點的對立，很快走向人身攻擊，開始惡性循環。費城會議上，雖然觀點對立，激烈爭論，卻能夠光明正大、以誠相見。可是今天，在大批民眾參与的政黨活動中，這種古典的傳統氛圍必然受到污染。也使得很多昔日朋友一旦成為政治上的對手，立即就勢不兩立起來。假如說，人們還在試圖把漢密爾頓和伯爾歸作不同政治品格的衝突，那麼，當我們看九九藏書到漢密爾頓和傑弗遜的對立，看到漢密爾頓和亞當斯的對立，以及其他不勝枚舉的例子，就會發現，在現代政治運作中，政治對立最後演化為個人之間相互的不信任甚至怨恨，是多麼容易發生。

此後的故事，我前面已經講過，漢密爾頓在大選前夕造成聯邦黨人分裂，成為亞當斯在1800年大選中落選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向支持聯邦黨人的紐約州，倒向民主共和黨候選人。結果，亞當斯落選，傑弗遜和伯爾因兩人票數相等，誰當總統，相持不下。眾議院在經過三十六次投票，才選出傑弗遜成為美國第三任總統。而漢密爾頓由於支持傑弗遜，也因此和副總統伯爾加深了怨恨。

這個傳統一直傳下來，被帶到了北美洲，一直流傳到美國誕生之後。在1804年，正在邁向一個現代國家的美國，已經意識到決鬥這個傳統不合時宜。一些州（如紐約州）已經開始立法禁止決鬥。一些觀念已經在轉化的紳士，也摒棄了決鬥的方式。可是，決鬥在美國紳士們之間還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相反，亞當斯的競選對手傑弗遜已經完全適應了新的時代。他參与了競選中的種種活動，有的還算是光明正大，有的已經不是古典政治風格了。最終，這一切深深傷害了亞當斯和傑弗遜從爭取獨立時代就開始的私人感情。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這一切已經太晚了。

這兩種說法並不完全衝突，可能都是不同側面的事實。確切發生的，是決鬥的第二天菲利普死去了。漢密爾頓十七歲的女兒，經受不了如此打擊，精神失常。

今天去看，那真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1804年，漢密爾頓雖然已經離開公職，可是，他不僅是美國屈指可數的那些建國者們之一，還是聯邦黨人的一個重要政治領袖，可以說是當時美國已經離開公職的政界名人。而他的決鬥對手艾倫·伯爾，更是當時的美國副總統。我們如何能夠想象，今天的美國副總統，會提著一把手槍，去跟人家決一生死呢。

即便是主動挑戰的伯爾，也是在拿自己的生命爭回自己的榮譽。漢密爾頓也一定要把自己的榮譽堅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令人驚奇的是，論及當時的狀態，他們兩人其實在政界都已經沒有很大的前途。伯爾既失去了繼任副總統的可能，也失去了民主共和黨的信任，又無法被聯邦黨人真正接納。漢密爾頓離開公職多年，由於他和聯邦黨人的分裂，即使在他的第二家鄉紐約州，影響力也已經越來越小。可是，他們兩人不約而同地，對於自己仍然必須被看做是一個「紳士」，竟然看得如此重要。

第一批建國者們的政治經驗，一開始是基於一個個「小共和國」的古典政治模式的。在這樣的政治文化之下，在制定憲法的時候，雖然設立了監督機制，可是在內心深處，美國的建國者們，還是會依據他們以往在古典政治中的從政經驗，不由自主地預想著，通過選舉是挑選出一批私德相對可靠的好人，作為這個國家的管理人員。因此，在憲法中才出現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選舉總統的條款，那就是，大選舉團選舉總統的時候，每人可以投兩張總統票。得票最多的人，當選總統，而得票次多的人，當選為副總統。因為按照古典政治的推論，得票最多的人，應該是「最好」的人，而得票次多的人，自然就是「第二好的人」。這樣的搭配，不就是最佳組合嗎？

不提也罷，一提十五年來的政治對立，伯爾顯然被惹火了。爭論也馬上升級。言辭中更多地涉及了雙方的榮譽。一個星期的來回交鋒之後，事態的走勢已經非常不妙。這個時候，也許雙方都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都開始為自己找了交涉的助手。後來，這就是他們各自的決鬥助手。漢密爾頓第一次請了自己的朋友潘德爾頓作為助手。在這樣的情況下，潘德爾頓腦子非常清楚，他的任務就是要避免決鬥。他依據古老的「決鬥法則」，終於勸說漢密爾頓寫下了如下聲明：對庫派的談話，現在回憶起來，「凡我有關政治原則和對伯爾上校看法的相關言論，無一例涉及他過去的行為或九_九_藏_書私德」。針對規則，漢密爾頓再一次強調，他和庫派的談話，「完全是政治話題，沒有一點涉及伯爾的不名譽行為或者私德」。

回顧這個事件，可以看到許多偶然的因素導致了事件的走向。但人們也發現，事情是如此複雜，除了政治觀點的「對和錯」、政治人格的「優與劣」以外，無可否認，還摻雜著在聲明中、在公開場合不會發表的個人私怨。可是，撇開這些之後，這個被稱為是「美國早期政治史上最戲劇性的一刻」，這樣一場歷史性的決鬥，究竟在告訴我們什麼？

你一定還記得，美國的建國先賢們，曾經是如何真誠地討厭結黨。在聯邦以前的、以州為單位的小國政治以及相對單純的政治環境中，一個正直的政治家，完全可以避免結黨這樣的事情。可是，大國的政治活動是開放式的，自有它自己的規律。幾乎在聯邦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尖銳的政治分歧就出現了。既然民主政治是大家參与的事情，在對立的政治人物周圍，自然聚集起民眾。結黨終於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

新建的總統府開始啟用。1800年11月1日，亞當斯總統在沒有通知下屬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儀式，自己搬進了後來被稱為白宮的地方。剛巧在場的兩名官員和幾個工人迎接了他。第二天，他給妻子寫信，第一行是：「華盛頓市，總統府，1800年11月2日」。然後，他寫道：「我請求上帝賜福于這所房子，以及此後的入住者。但願從此只有誠實和英明的人，才得以住在這個屋頂下，管理國家。」

1804年，美國通過了憲法第十二修正案，將總統和副總統的選舉，在選票上分開。也就在這一年，漢密爾頓和伯爾進行了這場決鬥。1804年的憲法第十二修正案，為美國古典政治時代的遠去，發出了第二個信號，而兩個紳士政治家為榮譽而決鬥的槍聲，成為它的一個回聲。

也許，正因為如此，也因為伯爾手裡沒有什麼把柄，漢密爾頓的回信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還含著一點輕蔑：你似乎認為，我有必要對一件沒有被證明是不恰當的事情，認錯或者不認錯。你給我一大塊捕風捉影的東西，裏面真真假假的可能都有，我怎麼判斷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說過的事情，只是我們競爭十五年來的那些政治對立。原則上說，我如果認同你的質問，先要看別人對我的講話所做的推論是不是公正。

我前面說的、成為疑案的歷史迷霧，是涉及雙方在面對自己和對方生死之時，在開槍的一瞬間的想法和決定。雖然，只要是遵循規則，從決鬥本身來說，他們是在押上自己的生命，也有權擊中對方的要害。可是，在那個時代的美國，已經是決鬥的末期，真的決鬥導致致命的很少。再說，那是兩個如此特殊的人。所以，不僅在當時，而且在以後，一代代歷史學家都想要知道：漢密爾頓，還有伯爾，他們在這一個瞬間，是真想置對方于死地嗎？

亞當斯可謂是代表古典政治理想的最後一人。在競選中，他沒有做任何私下的操縱，去煽動輿論反對自己的對手傑弗遜。他甚至遵循古典政治運作的原則，認為自己為自己宣傳、評功擺好的競選活動，不符合一個紳士的道德觀。他告誡門羅，不要把他的名字和這些競選活動聯繫在一起。在1800年的大選形勢下，有些人甚至認為，亞當斯總統如此「過分天真」，正是他「落後於時代」的表現。

可以想象，事情發生之後，在紐約甚至全國，成為爆炸性新聞。伯爾在刺|激之下一路向南，直奔到喬治亞州才停下來。報紙上謠言四起。例如說伯爾穿的是特製的防彈衣，刀槍不入；也有說他事後彈冠相慶，只後悔沒有射中漢密爾頓的心臟云云。

漢密爾頓和伯爾的決鬥，是古典政治最後的遺風。這並不僅是指決鬥這樣一種習慣，而是在背後把他們送上這條道路的政治文化。在那個時候，美國的建國者們還站在時代的轉化之間。政府官員的個人品格，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謂的紳士榮譽，就是個人品格的被認定。這樣傳統的政治文化，形成了人們對紳士榮譽極度重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