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革命發生在1789年，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是在1788年去世的，此前執政整整三十年。查理三世之開明，和法王路易十六卻實在很是相似，當時西班牙和法國也有很多相像之處。君主身邊都出來一大批輔助君王改革的王公貴族、思想家。1778年，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抱怨說，宮廷的上層都在讀法國哲學。這兩個國家還都花了大筆的銀子支持美國革命。

今天的馬德里已經是一個現代化大都市，要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裡建造一座紀念碑，著實不易。這座紀念塞萬提斯的紀念碑也沒能避開都市裡的高樓。可是西班牙人精心布置，終於使得這座以石塊厚厚實實壘起來的高大紀念碑，不被群起的都市高樓吞噬。在塞萬提斯紀念碑之後有一棟高層建築，我沒有細細去數，就算沒有四十層，三十層一定是有的。我也沒有去考證紀念碑和高樓孰先孰后，可是，那個后建者的建築師一定是為兩者的關係苦惱過。最後，真是處理得好極了。利用透視，拉開一段距離之後，後面的高樓體量就「變小」了。大樓和紀念碑的主體，都是中軸線對稱，非常恰如其分地疊加在一起。從紀念碑前面走去，你會感覺那棟穩穩噹噹、三台階收分的大樓，就是紀念碑設計中的一個背景。它們作為建築群，活像是一個整體。

馬約爾廣場和老市政廣場所在的這一片，就是這個城市的老城區。可惜我們沒有時間能像在巴塞羅那一樣，好好在馬德里的老城區逛逛。在馬德里擴建的新城區，也有一些很好玩的地方。例如塞萬提斯的紀念碑。

廣場四周的券廊里，都是特色商店。我們的朋友進去了一會兒，就高高興興地頂了一頂漂亮帽子出來。已經不記得我們都點了什麼飲料，卻能記得坐在陰影里，看著夕陽下的馬約爾廣場：一張張小桌子邊是懶懶散散的遊客，遠處是畫家們的攤位，還有靠歌唱謀生的藝術家，不失時機地彈起吉他唱起來——那是一種微微有點奇特的感覺，即便在今天，我們回想起來，仍然能夠體會到廣場那一絲由規整而起的內在拘謹。圍繞廣場四周的建築，不論是紅牆還是白石，都由「時間」調入了一種只屬於歷史的黃色。紅白之間就不僅只有設計師造就的色彩對比，還有歲月引出的色彩調和。感覺的奇特，源自於這裏被歷史做舊了的建築形制和色彩氛圍。置身其中，猶如不留神一腳踏進了歷史。

前面是又一個兩百年，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偏偏就在這新的兩百年即將開始的時候，西班牙的王位被傳給了法國路易王朝。從地理上來說，終年雪頂的比利牛斯山，分割了法國和西班牙，因此人們總說，「歐洲到比利牛斯山為止」，就是把西班牙這個文化混雜、有點異域味道的地方，排除在歐洲之外。現在人們發現，比利牛斯山突然「消失」了。

極度文明與極度野蠻並存，大概最恰當的稱呼，就是文明古國。那是人類的童年，對於野蠻的事情，木知木覺。轉折就是急轉彎，本來就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不論如何危險，這個轉折又是必然要到來的，此後它的觀念將明顯地有別於人類的童年——古代社會。至於轉折的輕重緩急，是要依靠經驗來調整的。那些先行轉折的國家，就很可能轉出許多血的教訓來。一些人先醒來，開始大聲呼叫，也許有人叫過了頭，反而翻了車。車毀人亡，引出一場事與願違的更野蠻暴亂。聰明的，是看到前面別人翻車，就趕緊調整自己的轉彎角九-九-藏-書度，不重蹈前車之覆轍，也不掉頭而返回去。笨的，就不提了。

這塑像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才移入這個廣場的。就雕塑本身來說，做得真是好。這座雕像的生動，在十九世紀之後終於打破了廣場方正形制的拘束。看著雕塑我忽然想到，歐洲大帝的雕塑，多半是類似的馬上英雄造型，記得以前在巴黎大街上看到的美國總統華盛頓塑像，也是同樣的思路。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從小看到的領袖塑像，做工如何且不講，從創作思路來說，就截然不同。

藍天和碑前面的水池，打破了「紀念」的沉悶。紀念碑的主角高高在上，卻和整個紀念碑的色調沒有區分。塞萬提斯在那裡，可是他已經和西班牙的巨石融為一體了。那石砌的紀念碑，就如同西班牙那綿綿不盡的群山。而接近地面、無可阻擋地在走出來的，是那幾近黑色的兩個青銅塑像，那就是騎在瘦馬上的堂·吉訶德和騎在驢子上的桑丘。

西班牙當時也有一批踏踏實實的改革派。最有名的就是霍維加諾斯（Gaspar Melchor de Jovellanos）。他是貴族出身，在塞維利亞和馬德里當法官，堅持公正、要求廢除酷刑，主張監獄的人道化改革。精神的探索和演進是整體在走，科學和經濟領域也在進入近代。霍維加諾斯進入查理三世的最高層內閣后，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兩年前，寫出了對西班牙農業改革的報告，得到整個歐洲好評。

多多少少、或早或晚，我們都被生命的衝動、被莫名的精神和情緒的洶湧潮水推動過。在看不到意義的時候尋求人生的意義，在不同的時候，因不同的位置，出現不同的幻想。有時，我們給自己的人生以理由。這些理由是我們希望自己相信，也希望別人信服的；有時，你的衝動引出幻想，幻想指引著行為，行為牽出的後果，都巧合重疊，指向一個你希望看到的景象，人生似乎就是成功的。因為這個最後的景象和後果出自你的行為，所以它似乎印證了那不是人生莫名的衝動帶出的夢幻，而原本就是某種純粹的、莊嚴的、理性的東西在推動。我們大多數人都會說服自己這樣相信的。

十八世紀開端，西班牙走近法國，而且越走越近，又在這個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因法王路易十六被砍頭、法國一片混亂而使西班牙倒退三步，和法國拉開了距離。

我們很快找到了那個小廣場，這就是馬德里的老市政廣場（Plaza de la Villa）。那是大都市裡小環境氣氛最好的一塊了。它和馬約爾廣場不同，不是人工設計味道那麼足的地方，而是給你自然天成、很不經意的感覺。它是由一些不同年代留下的古建築輕鬆環繞起來的，最早的一棟建於十五世紀。在那棟樓里，還關押過戰敗的弗朗索瓦一世，他可是法國文藝復興時期最著名的君主，達·芬奇的保護者。這裏的主要建築物是馬德里的老市政廳。我們在這裏感受輕鬆或許因為，這個小廣場屬於一個自由城鎮馬德里，而不是像馬約爾廣場那樣，更有西班牙皇家廣場的意味、更屬於一個帝王的首都。

馬德里作為首都，當然也見證過宗教裁判。這裏就曾經是一個公審公判和行刑的地方。現在，西班牙還保留了藝術家在1683年所畫的這個廣場在1680年6月30日審判新教異端的場景。審判的時候，連國王都來了，除了四周樓房的窗口，還在廣場兩側搭起一層層的看台。那些不肯悔過的新教徒，會在當晚被處死。當時的廣場中央是空敞的，空了兩百年。而今天，在廣場中央，畫龍點睛一樣，點著菲利普三世在馬背上的青銅塑像，因為當年就是他下令建造了這個廣場。所以，廣場形式也就更有正式的官方意味。

在馬德里，我們是開車去馬約爾廣場的。就在途中，車窗外一閃而過的是一個特別精緻典雅的小環境。當時的感覺，就像是有人拿著一束雛菊，突然在車窗前搖晃了一下，不僅眼前一亮，還有芬芳久久不散。我們趕緊記住方向。幸而車很快就停了，也就是說，這個地方離馬約爾廣場並不遠。從馬約爾廣場出來，我們提議去找找那個地方。走著過去，在街邊看到一個一臉滄桑的西班牙老人，正在路邊給餐館描畫著菜單。在夕陽塗抹之下，被抹得像一幅油畫。

啟蒙運動的毛病也與生俱來。就是呼籲太容易，要做起來太難。法國和西班牙這樣有待轉彎的國家，都是老舊的龐大機器，轉折談何容易。所以，先行的法國，言、行兩幫人的脫節特別明顯，鼓動家特別出風頭，而實幹家相比之下，要默默無聞得多。結果，前者飆車無度，翻車的時候，首當其衝的犧牲者，就都是曾經默默在那裡工作的人。

來到馬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看看馬約爾廣場（Plaza Mayor）。很久以前，在有關建築史的書里讀到這個廣場，那是西方國家被寫入建築史的幾個頂尖著名的廣場之一。真的坐在那裡，心裏就暗暗有點激動，腦子裡會出現當年教科書里那張模模糊糊的馬約爾廣場照片。心裏喃喃地重複說，這就是馬約爾廣場、這就是馬約爾廣場啊。一直以為，這「馬約爾」大概是個什麼歷史著名人物吧，到了西班牙才知道，原來在西班牙語中，「馬約爾」就是「大」和「主要」的意思，馬約爾廣場也就是大廣場。西班牙的城市們大多各有自己的馬約爾廣場。提到這個廣場，必須說是「馬德里的馬約爾廣場」，那才是它了。

又是那個老問題，「文明」是什麼？這真是很糾纏不清的事情。各地界的人，上兩千年開始，就在慢慢學著燒出精美的瓷器、織出綾羅綢緞、蓋起華屋、烹調精細的美食，今天的我們，只有在博物館里望古驚嘆的份兒。說這僅僅是「物質的」也肯定不對，還有精美的詩文，甚至是繁複的上上下下的禮儀。再說，物質的發展，「器」之中，還蘊藏著「美」，還是藝術呢，這明明就屬於「精神」。所以，要說那個時代「不文明」，實在是說不過去。可是與此同時，東西方不約而同發生的是：歐洲的廣場上在焚燒異端、車裂囚徒，亞洲的廣場上在凌遲皇上看不順眼的傢伙。要說這是「文明」社會，也斷斷說不過去。

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輸出革命的法國，竟直接把槍頂上了西班牙的脊背。西班牙失去了在歷史軌道上小心慢轉的機會。在十九世紀一開頭，站在懸崖邊的西班牙，被法國一把推進了深淵。

在這裏，人們對帝王的認識，是一個個人主義的英雄，一個能身先士卒、衝鋒陷陣、集大智大勇於一身的騎士。我們從小看到的雕塑所傳達的領袖概念，並不是一個特別勇猛讓你不服不行的個人英雄，九-九-藏-書而是有權替你思考、規定你前進方向的權力象徵。站在這個位置上，就是在理所當然地等著你崇敬仰慕的。所以，有一陣，我們的領袖雕像幾乎不外乎三種模式，手背在身後挺胸站立的，揮手接受歡呼的，再就是舉手指引方向的。看一件公共藝術品或許可以看出一個時代。假如一件作品中只看見威權的力量，卻幾乎找不到藝術家的靈魂，那個時代一定是被壓扁了的。因為，藝術家的靈魂是最難被規範的一種。歐洲的希望，或許就曾孕育在那些帝王雕塑中，在這裏至少還能讀到藝術家自己的精神和靈氣。

堂·吉訶德的追求始終是錯亂的，他不停地和幻想中的敵人搏殺，取悅一個不存在的女人。我想，正是這種錯亂，使得窮困潦倒的作家塞萬提斯，變得如此不朽。塞萬提斯，在自己短短的一生中，卻走過了整個西班牙黃金時代、走過整個歐洲中古史、走過無數人的生命歷程，他對人性深有所悟，對人性的弱點也深有所悟。他筆下的堂·吉訶德和桑丘在打動我們，因為他們是緊緊跟在我們身後的影子。陽光的投射，使得我們的影子在不斷地變幻，影子不離大形。那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投影。

這位當著西班牙國王的法國人，既在動用法國的力量為西班牙爭得利益，也把西班牙拖入原本可能不會參加的戰爭。就在十八世紀一開始的1704年，在和英國人的衝突中，西班牙失去了一座小島——孤零零的直布羅陀島。這就是當年受阿拉伯人派遣的柏柏人，從非洲北上入侵西班牙時的第一塊墊腳石。這個小島地處歐非之間的咽喉地位，命定要在此後的世界歷史中，再次扮演重要角色。西班牙此一敗，興許世界因此得救。這又都是后話了。

站在十八世紀尾端，西班牙還是有理由自豪的，它在下半世紀的改革，清點起來，成果不算小。又似乎成功地避免了激烈革命動蕩的衝擊。不說別的，西班牙的人口在這個世紀整整翻了一倍。馬德里已經從歐洲出名的骯髒城市，變成最美的城市之一。當然，海外殖民地源源不斷的財富，是這些變化的有力支撐。

可是西班牙頭腦清醒的人，站在十八世紀的末尾，並不喜氣洋洋。法國在近代化中遇到的障礙，西班牙一樣不缺，肯定還更嚴峻得多。個對個比較的話，西班牙距離「近代化」，顯然要遠得多。要不然，就應該是啟蒙運動先發生在西班牙，由西班牙去影響法國，而不是法國來的啟蒙思想推動西班牙。一棵苗，先躥出來的地方，土壤氣候溫度濕度當然就更合適一點，它自己躥出來、開始生長，是什麼道理大家可以爭論可以慢慢研究，可是，它總有自己長出來的道理，這是沒有異議的。而看著人家的樹苗長得好，要移來自己家試試，一試就成功的可能，就更要小得多。現在，就連近代化的發源地法國，樹苗在急風暴雨之下都岌岌可危、奄奄一息。西班牙當然更有理由憂心忡忡了。他們想到要先保守一點，謹慎處之，是不是先改良土壤、等候氣候的轉變？

馬德里是今天的西班牙首都。它就在西班牙的古老首都托雷多旁邊。托雷多是要塞城市，地勢險要，湍急的河流，高高的圍牆，符合古代戰爭的要求。可是，隨著西班牙的統一、強大，首都要擴展，托雷多險要的地形反倒成了障礙。所以遷都馬德里，應該說是一個必然。

革命一起，法國形勢急轉直下。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斷頭台。西班牙公開抗議，法國人根本不理。

從十八世紀始，西班牙和法國君王同屬波旁王族，這樣的一君兩國，被人們稱作是比利牛斯山的「坍塌」，從此使得西班牙和法國變得更為息息相通。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潮開始湧入西班牙。可是，它總還是處處要比法國慢一拍，就是這慢一拍，使得西班牙走上了和法國完全不同的道路。

該死的塞萬提斯，把堂·吉訶德，那個高高瘦瘦、搖搖晃晃，持著一把長矛沖向風車的模樣，展示給了大家。他懷著同情、帶著苦笑、不乏幽默地對大家開著玩笑：有時候，是不是英雄，不在於你是不是衝上去，而在於你沖向的那架風車，是不是真就是魔鬼的化身；你沖向的那群綿羊，是不是真是你的民族之敵化身的全歐洲雄壯大軍。他讓人們回頭望著自己，突然有了堂·吉訶德問題：我重視的真的就是那個目標，還是那個過程——那個我就是無畏騎士堂·吉訶德的感覺。我們是不是在心裏都隱隱希望，那個被堂·吉訶德慷慨解救的小孩，此後更遭罪就該回家自己哭去，不要出來掃我們英雄的興？究竟哪一部分是我們理性的追求，哪一部分只是我們像堂·吉訶德一樣，讀著騎士的傳奇，就再也不願意在拉曼卻的家裡，寂寂地度過一生？桑丘的毛驢是那個時代的西班牙農民最典型的坐騎。這個騎著毛驢的桑丘，是塞萬提斯眼中真正的西班牙芸芸大眾。桑丘並非沒有英雄幻想，只是短缺堂·吉訶德式的英雄氣概，且也不乏一點隱隱的私心，這才忠心耿耿、天涯海角地在瘦馬後面緊緊跟隨。

這種人道精神的進化，是人類的希望所在。文明、向善，看上去總是弱的，似乎永遠無法和惡的野蠻強勢較量。可是，我們回頭看看歷史的腳步，或許會對歷史的發展添一份信心。

可是，歐洲從古代走入近代的轉折，總是伴隨著困惑的。人們說，西班牙有「法國化」和本國傳統的困惑，其實，就是法國自己，也有「新法國化」和傳統的困惑。那是轉折本身的時代困惑。比如說，怎麼對待宗教傳統和異化了的龐大教會組織呢？法國也有同樣的困擾。

人們大都覺得，塞萬提斯的偉大，是在於他的荒唐行為後面的除強扶弱、見義勇為，也是他為爭得民主、自由、平等，隨時準備為理想赴湯蹈火的精神，是表面荒唐可笑後面潛藏的實質性的、理智的人文主義思想。

我想，可能只是地球這一塊地方的文明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率先離開蒙昧狀態，發矇了，要進入成長的一個新時期。就像小孩子進了學校，突然醒一醒。所以這一段時期才叫做啟蒙時代。「人」是很奇怪的一種動物，「文明」到一定的程度，對以前司空見慣的事情，就會覺得「野蠻」，就說什麼看不下去了。這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精神提升。聽起來好像有點玄，其實是很實實在在的事情。

在這段時間里，馬德里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馬德里屬於卡斯蒂利亞，就是那個女君王伊莎貝拉的領土，她和丈夫的領土阿拉貢合在一起，是西班牙最早的核心。今天的西班牙語，就是卡斯蒂利亞語。

站在這兩個一高瘦一矮胖、萬世不墜的西班牙人面前，我終於感到有必要想想，假如堂·吉訶德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英雄或者騎士，假如他代表了那麼多的精神和思想，他還有什麼意思？他們從西班牙的黃金時代走出來，卻踩著貧瘠的土地。是的，堂·吉訶德連下一頓飯也不知道在哪裡，卻似乎在捨命追求某種屬於精神層面的東西。可是九九藏書，令那個倒霉的塞萬提斯不朽的原因，就是因為堂·吉訶德精神之高尚、追求之正確嗎？從古到今，一分鐘也沒有停止，總有人在向我們推銷不同時代的英雄，這些英雄又有哪一個不是按照人們自己心中的想象，提升塑造出來的完美人物。堂·吉訶德只不過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嗎？他的永恆，就是因為人們犀利的目光，穿透他破舊的盔甲，在他的背後找到了我們心中期待的偉大？就是因為他擁有和我們熟知的多得無以計數的英雄們共同的理想追求乃至思想氣質，人們才因而對他著迷了幾百年、還要繼續著迷下去嗎？我想，鐵定不是的。

歐洲的改革願望，發生在我們中國晚清思變的一百五十年前。現在翻看歷史書，看到歐洲的歷史學家們也常常在問大家同時也在問自己：為什麼？為什麼恰恰在這個時候，歐洲國家在思變？就拿西班牙來說，十八世紀遠不是最糟糕的時候，西班牙還有著源源不斷的、來自殖民地的財富。並不像晚清的中國四面楚歌，有亡國之虞。十八世紀的西班牙，人口整整翻了一倍呢！

塞萬提斯向我們指點了我們每個人的英雄情結，我們是桑丘，也是堂·吉訶德。我們有時候是桑丘，有時候是堂·吉訶德。他們形影不離，可以是同一個人，可以是同一個民族，可以就是我們眼前的這個世界。我們的衝動和幻想卻可能是錯亂的，我們在幻想和錯亂之中摸索著理性。我們不了解這個世界，因為我們不了解自己或者根本不願意了解自己，我們無法控制那支配著我們內心的慾望和衝動。在每一個宣言後面，都肩並肩地站著他們，堂·吉訶德和桑丘。而塞萬提斯，懷著點憂鬱，目送他們前行。

十八世紀，那個油畫完全成熟的十八世紀，那個出現了美國、爆發了法國大革命的十八世紀，對西班牙來說，卻是出師不利。

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法國的啟蒙之風已經吹到了這裏。所謂的法國啟蒙運動，也在西班牙的知識分子中間蓬蓬勃勃推廣傳播開來。豈止西班牙的查理三世把自己叫做開明君主，歐洲的君主們都在爭當法王路易十六式的開明君主，都在想改革。

那天到廣場時，已經接近傍晚，逛了一天後，走進這樣一個廣場，就很想在一個角落坐下來，喝點什麼。廣場在西方城市生活中非常重要，它積淀著城市的公共生活。廣場的性格，是由周圍的建築物決定的。這個廣場的四周，下面是一圈帶著券拱的高高石柱廊，如同一個半實半虛的基座。上面是實的部分，那紅色牆面的三層樓，因為壓得緊，實體牆面並不是底層券廊的三倍高，上下大致符合黃金分割法的比例。石券廊的白色和紅牆形成虛實對比，又形成漂亮的色彩對比。牆面上小小密密的窗戶，又使得實的部分，不那麼沉悶。再上面，照例是一條青黛色的石屋脊鑲邊。牆面上，還綴有刺破牆面的尖塔，就打破了「圍城」的單調和沉悶。就建築來說，不僅大的效果分寸感好，每一個細節都是好眼光好手藝的結果。

那就是塞萬提斯塑造的堂·吉訶德和桑丘。

在十六七世紀的風雲跌宕起伏中，難得有一個平民，活得像塞萬提斯那樣，堪稱是整整一本西班牙的二百年傳奇。他在西班牙遊歷過，也閱讀過和思想過；他高談闊論，又出國打仗，著實衝鋒陷陣、流血受傷，受到皇家嘉獎；他當過海盜的人質奴隸，又逃跑被抓，差點上絞架在海外死個不明不白；等他終於回到故鄉，必須吃吃力力地謀生，卻又蒙冤入獄。最後重病一場，死在家中。甚至沒有人知道他的長相。可是他用筆塑造的兩個人物，卻永久地站在馬德里的市中心，那是遊人必到的地方。沒有一個君主能代表西班牙的形象，可是這兩個人，卻是今天全世界人心中的西班牙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