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選舉結果出來后，右翼的政黨領袖們要求他們的總理宣布全國戒嚴，不把政權交出去，以防止國家進入暴力的無政府狀態。當時的佛朗哥將軍是西班牙軍隊的總參謀長，雖然沒有接到戒嚴令，他還是竭力主張全國戒嚴。遭到右翼政府的總理拒絕。

雙方理念對立，相互完全不認同。兩年執政，右翼政府廢除了前兩年左翼政府的大部分改革立法，左翼為此將其稱之為「黑色兩年」。西班牙分裂的左翼，在右翼執政的威脅下，被迫聯合組成「人民陣線」，參与了1936年競選。

社會上左右民眾的衝突，開始泛濫。

在這樣的形勢下，可以料想，即將上台的左翼政府，相比強調秩序的右翼政府，更難控制局面。

假如社會大眾和政治精英有個最底線的基本共識，那麼左右兩翼輪換上台，就只會是一些小的政策調整，改革只是小變動的漸進累積。今天成熟的民主國家都是這樣，兩大黨在競選的時候，都有很鮮明的立場，承諾很大、很有勇士的樣子。可是真的上了台，立場就往中間靠，「改」的動作一般都變得很謹慎。最怕的就是當時的西班牙模式。執政者的改革理念，與在野者完全相悖。在野黨派不是通過議會，而是用煽動民間暴動來說話，非逼得官方武力鎮壓，在民間種下更深的仇恨，如此周而復始。

阿薩尼亞曾經警告雙方，這是西班牙通過議會道路實現進步的最後機會，要求雙方的極端組織，都不要有「超越議會」的舉動。激|情的群眾卻不理會、也不可能理解這個警告的分量。要踢掉議會的力量來自左右雙方。

右翼的基本要求「財產，信仰，祖國」，現在全都岌岌可危。真是亂——政治對立是一筆賬，地區自治又是一筆賬，還相互攪在一起。

西班牙的右翼極端此後被稱為「法西斯」，倒也不去說它，西班牙的左翼後來被稱為「共和派」，卻令人起疑，因為只有在左翼自己執政的時候，他們才大力主張「共和」，一旦在野，他們主張的和實踐的往往都是革命，而不是走議會道路的「代議制」。每一次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理由是一回事，可是革命黨是不是「共和派」，就是另一回事了。

西班牙第二共和國這一屆政府的改革，是要走向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其中包括要由國家來確定僱主應該給工人多少工資。同時憲法明文規定，不論是什麼財產，只要社會有這個需求，就可以收歸國有。這樣的公有制傾向右翼當然不能接受。

事件發生后，議會本身劍拔弩張，眼看著暴力衝突可能在議會內部發生。為此，議會宣布休會一周。在卡爾沃·索特羅的葬禮上，引發了右翼民眾聲勢浩大的送葬遊行，結果警察向送葬隊伍開槍，又當場打死兩人。

至於宗教，不要說和「人」與生俱來，更何況這還是在西班牙。君不見，在西班牙歷史上，有哪場戰爭能離得了宗教。

1933年西班牙成立了一個很小的群眾組織，叫做長槍黨（Falange）。不知為什麼，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Falange被翻譯成了長槍黨，可是它原意和長槍沒有關係，最初字面上的意思，是指古希臘人打仗時的方陣隊列。西班牙人在戰爭中使用火槍以後，還是排成這樣的隊列，也叫Falange。簡單起見，我們還是用約定俗成的叫法，把它叫做「長槍黨」。西班牙的長槍黨更像是右翼保守民眾草根層的群眾組織。他們沒有什麼理論，一些人湊在一起，只要志趣相投、贊同保守，說自己是長槍黨，就是了。它並不是一個嚴密的政黨。

有關這名議員死去的細節，我至少看到兩個版本。一種說法是，1936年7月13日凌晨4點，民衛隊中的一些左翼隊員決定報復。他們把卡爾沃·索特羅從床上拖起來，塞進汽車開走，他的屍體第二天在馬德里附近的一個墓地里被發現。另一種說法是，他們衝到議員家中，他在搏鬥中被打死。

1933年新年伊始，巴塞羅那的無政府主義者和勞聯就暴動，攻打兵營。三天衝突，打死二十來人。暴力和總罷工擴大到各個城市。政府就戒嚴，宣布刑事犯一律由軍事法庭審理。右翼政府釋放了在前政府執政時期參加聖胡爾霍將軍暴動的人，歸還了被沒收的土地。

1931年，馬德里的街頭紅旗飄揚。在世界共和潮流之中，西班牙又一次共和，這是它的第二共和國。

1933年10月，換上了新首相，在野的社會主義者號召總罷工。

民眾在向兩極撕裂。二十世紀初種種思潮，流行的首要條件是能夠「得民心」，也就是迎合民眾的饑渴，讓困苦生活的底層民眾非常直觀地感到，它提供的理想是解決困境的一條出路。這些思潮都面向底層。因此各種思潮都很容易流行，而且都在不斷地變化和轉換。有時候一不小心，就出來一個新的變種，活像無害的病毒突然變異而變得有害。

不管怎麼說，他們完成了一次和平的政權交替。應該說，民主共和制似乎鞏固有望。因此，在1933年開端的時候，西班牙人對前景似乎很樂觀。可是，外面看著他們的人，卻在搖頭，認為那是一種「西班牙式」的樂觀。一個如此複雜而不穩定的國家變數太多，有沒有希望，要看具體演進。整個社會太脆弱了，很可能小小一個變故，就引髮根本轉向的大亂子。

可是，第二共和的內閣總理一上來，就在替所有的人做宗教選擇。他說，「西班牙再也不信天主教了」。左翼宣布一些他們看上去是理所當然的政策。以前，西班牙的學校幾乎全是教會學校，這些學校被強令解散。傳統上天主教徒不離婚，現在政府宣布離婚合法。可這是右翼和眾多篤信天主教信仰的民眾絕對無法接受的政策。政教分離、教育的改革都是合理的，只是無可通融地過早一刀切，就可能是非常危險的。

回看西班牙，我們發現，對立著的雙方常常有著許多相似性。連他們的宣傳畫都風格近似，如果不看文字內容，有時候都分不清，到底這是左翼在宣揚工農掌權，還是右翼在呼籲民族統一。

在整個進攻戰中，有二百名政府一方的士兵和警衛隊員陣亡。攻下來之後，是無節制的報復，有一千人被屠殺，三千人被捕，甚至包括前左翼政府的總理阿薩尼亞。西部阿斯圖利阿斯的鎮壓殃及東部的加泰羅尼亞地區，那兒的自治也因此被撤銷。

可是，極端派更能影響民眾，極端的左右兩邊拖走了幾乎所有的民眾。還在十九世紀末，巨大的社會潮流推動下，就有無數政治組織在那裡，而且已經所謂「加入國際」，聲勢浩大。世界在「全球化」之前，早就「國際化」了。議會舉足輕重，君主能起的作用已經微乎其微。

問題出在支持左翼政府當選的「自己人」這頭，他們要求政府實行更左的政策，不滿意就乾脆自己動手。新上任的政府，很難下決心對推自己上台的民眾嚴厲鎮壓。監獄發生暴亂，政府無能為力，居然未經議會批准，順水推舟，乾脆大九-九-藏-書赦暴亂的犯人，使得原來動蕩的街頭，平添一群罪犯。富人的私人財產被搶劫。在艾斯特雷馬杜拉地區，土地被農民以哄搶的方式瓜分。之後，政府發布特殊公告，宣布認可了這次分田分地，這等於宣布這樣的方式是合法的行為。

西班牙也一樣，它的立憲轉變是法國輸出革命協同完成的。之後，君王想挾民眾對法國革命的情緒反彈，重走王朝專制的回頭路，也被「立憲」二字逼死。西班牙君主立憲的「君主」，越走越弱，弱到沒有人當一回事的時候，幾乎是糊裡糊塗的就「共和」了。西班牙的第一共和國將近一年，時間很短。君主再歸來，也沒被看成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當家的是議會。在1901年的西班牙議會裡，自由主義代表已經能促成決議，減少婦女兒童在周六的工作時間。

西班牙人尚武，危機時刻軍人干政被看作是一種傳統。難怪那些承襲西班牙、葡萄牙傳統的南美國家，也是動不動就軍事政變。西班牙沒有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但當時卻擁有龐大的軍隊，軍官特多，六個當兵的就有一個軍官。註冊在案的有五百六十六個將軍和二萬二千個軍官。這屆政府的戰爭部長、後來的總理馬奴埃爾·阿薩尼亞（Manuel Azania）看著龐大的軍官集團，覺得實在危險。他認為，軍隊是「西班牙民間精神發展的主要制度性障礙」，就主張裁軍。他答應軍官全薪退休，將級軍官減半。可是，軍官們討厭來自文官政府的干預。人們認為，阿薩尼亞的軍事改革，在軍官中植下了對左翼的抵觸和反感。

聽起來哪個國家都有左翼和右翼，可是在西班牙，卻是逐漸在向兩個極端走，兩個極端有著完全分裂的觀念。左翼偏向公有制，右翼偏向私有制；左翼比較能容忍地區自治，右翼要求一個「統一的西班牙」；天主教是左翼摒棄的對象，卻是右翼生命的一部分。極端左翼有無政府傾向，右翼要求社會秩序。兩翼一半對一半地分裂了民眾。再說，那麼多年來，大家習慣了用罷工、起義、暴動來說話，誰也沒有耐性。

今天的宗教回歸了它內省的本原。燭火的隊伍在流動，站在一旁，無緣由地，你會覺得感動。就連這樣的感動，都不是一個行政命令能夠中止的，更不要說宗教信仰本身。

這一次，不僅有西班牙軍團，他還調來了北非殖民地的摩爾軍團。這真是萬分驚心的場面，自從1492年西班牙「光復」以來，這是摩爾兵第一次踏上西班牙的土地，在一個西班牙將軍的指揮下，攻打西班牙人。

右翼長槍黨處處仿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其實是工團主義的另一個變種。一開始長槍黨根本不起眼，沒有在選舉中得到一個席位，誰知群眾組織就是有突然蔓延的能力，曾幾何時，它被極右派民眾看作是最有吸引力的選擇，突然就滿地都是了。極端右翼吸引了另外一半西班牙人。

這屆政府的時間很短，將近兩年之後，第二次選舉，左翼聯合陣線瓦解，右翼聯盟贏得勝利。

1932年8月，右翼的聖胡爾霍（Jose Sanjurjo）將軍，因反對加泰羅尼亞自治，在南方暴動，被左翼政府鎮壓。1932年底的土地政策不見效，南方又有一群無政府主義者的農民，佔領村莊土地，宣布成立他們的自由共產主義公社，比政府還要左，結果也遭到鎮壓。

卡爾沃·索特羅是君主派報紙ABC的一名記者，也是右派在國會的主要發言人。重要的不在於他是一個名人，而在於是一個議員。共和制必須通過代議制的議會來具體立法，以規範這個國家。議會是最重要的合法途徑。對議員開殺戒，是對共和制本身的重大打擊，也令右翼對通過正當的民ｈｔtps://rｅａｄ.９９csｗ•ｃom主程序表達自己，變得完全沒有信心。

西班牙不僅政治分裂，地區也在分離。西班牙在歷史上就有地區問題。北部有巴斯克地區，巴斯克人的種族來源沒有人講得清楚。他們使用的巴斯克語也非常獨特，這種語言到底是什麼來源，和其他語言有什麼淵源關係，也至今沒有確定結論。東部的加泰羅尼亞，就是巴塞羅那所在的地區，使用卡塔蘭語言。他們感覺自己和法國還更親近一些。

1936年2月19日，右翼政府服從選舉結果，按程序交出權力，交給了左翼政府的阿薩尼亞。三天後，新政府就撤掉了佛朗哥的軍隊職務，把他派到遙遠的迦納利群島當軍事總督。

這一措施在實施土地改革上，也遇到問題。農民雖從原來給地主打工，變成給國家打工，但弄不好一樣失業。結果，不要說巴塞羅那的工人要信奉無政府主義，連南方安達盧西亞的農民，都在追隨無政府主義。再說，並不是只有大地主才要求保護私有財產，保護私有財產制度幾乎和人類歷史一樣長。為政者或許應該想到，有這麼長歷史的制度，多多少少有它的一點道理。加泰羅尼亞右翼政黨的口號，就是「小屋子，小院子」。

今天，有些人把「共和」二字看得很重，可能都太重了一點。在那個時代，不論法國還是西班牙，抑或歐洲其他國家，只要在君主立憲制中能夠抑制君權，與共和制之間就沒有太大的差別，一個虛位的君王，還可能從心理上起到協調的作用。

在西班牙，「共和」一詞帶著更為虛幻的假象。所謂「共和派」，涵蓋著大量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極端組織。所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西班牙，察看兩邊的溫和派，他們的主張是接近的，一個主張君主立憲的民主制，另一個主張無君主、共和形式的民主制。他們之間的差別，僅僅是一個無實權的虛設君王。

這兩個地區，從1860年開始工業迅速發展，出現大工業城市，成了西班牙最富裕的區域。他們並不把處於中部的卡斯蒂利亞、阿拉貢、拉曼卻放在眼睛里。他們對馬德里的中央政府缺乏認同。左翼共和政府最終答應了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實行自治。這麼一來，西班牙其他各地區都蠢蠢欲動想自立門戶，甚至南部的安達盧西亞也提出想實行自治。

誰知道歷史在玩的什麼把戲？總之，最無政府的工團主義，站出個魅力領袖，轉個彎強調要眾人團結一致，號召大家服從的時候，就變成法西斯主義了。信仰可能是宗教性的，也可以不是宗教性的，但信仰一定是遙遠的。而團結、戰鬥、服從，這樣的字眼卻是響噹噹的。

共和國的意思是：君主走了，國家是在憲法之下各方通過議會立法，一個行政首腦以及司法機構來管理這個國家。當一個君主在那裡的時候，由於歐洲的傳統，君主總有強化起來的可能，讓人不放心。動蕩的年代，不要說君主，任何在位者只要是社會處在失控狀態下，都自然會有「強化權力」的念頭暗暗升起。因此，民眾常常看不到，共和其實並不保險。弄得不好，政府首腦和君主就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右翼政府宣布軍管，再次調來了已經升任將軍而駐防在摩洛哥的佛朗哥，他當時正在西班牙度假。佛朗哥和他要鎮壓的對手，完全是同樣的思路，那就是，對方是「敵人」，對「敵人」不能手軟。

1931年的新國會第一次會議是7月14日舉行的，很巧，那正是法國革命攻下巴士底獄的日子。新憲法包括給婦女選舉權、政教分離、廢除貴族封號。共和國政府著手廣泛的社會改革，開始土地測量，準備土地改革。

在南方的安達盧西亞，不論是塞維利亞，還是科爾多瓦，看著一個個教堂門口的公告，幾乎天天晚上輪著在遊行。我們晚上回來，天黑了，街上卻總是一片無頭無尾的燭火的隊九-九-藏-書伍，管樂在牽動人心。管樂隊里，一定有幾個十來歲的少年。人們抬著裝飾得美輪美奐的聖母塑像。每人手裡一枝白色的蠟燭，粗粗長長的，卷著紙卷擋住流下的燭油。父親把孩子高高地舉過頭頂，讓孩子伸出的小手能觸摸到聖母的基座。每個人眼裡都在閃著異樣的光芒。有時候，一個晚上有好幾處遊行。

西班牙政府持續呼籲停止暴力，蘇聯和第三國際也開始以領導身份，指示西班牙共產黨持溫和態度。可是整個社會如此脆弱，經不起一點風吹草動。

在巴塞羅那和馬德里，政府鎮壓成功。可是在阿斯圖利阿斯（Asturias），社會主義者奪取了首府和主要港口，宣告成立共產主義政府，有著很激|情的宣言：「同志們，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新社會。我們將為創造這個新社會，付出血淚和悲哀的代價……有理想的戰士們，高舉起你們的槍來！……社會革命萬歲！」兵工廠二十四小時開工，徵兵委員會在號召所有十八歲到四十歲的男子當紅軍。在這個政府執政期間，有五十多座教堂被燒毀。

歐洲正是激進思潮風雲激蕩的年代，西班牙處在世界大震蕩的旋渦之中，兩個距離西班牙遙遠的國家，蘇聯和納粹德國都在關注西班牙。

與此同時，右派更生怕自己會被「合法地」收拾掉。他們看到，極左政府把右派斬盡殺絕的例子，在蘇聯活生生地上演過。不巧的是，蘇聯正是西班牙左翼政府的國際靠山，右翼豈肯坐以待斃。

今天的西班牙，人們對天主教熱情不減。

共和的民主制是否能維持，還要看國家的局面。比較理想的狀態，是絕大多數民眾認同一個基本的理念。他們對達到這個理念的具體方式可以有分歧。民主制就是通過選舉，讓試行不同方式的群體有機會實踐。要是試試不行的話，賴在權力上也不行，民眾有權選你下來，再換別的辦法試試。理論上很通順，可就怕遇到西班牙當時的局面，民眾沒有一個大家認同的基本理念。不是奔向共同目標的路徑不同，而是目標本身不同，理念對立。

失控的局面果然發生。

就在這個緊張關頭，一個突發事件徹底扭轉了形勢。一名左翼的下級軍官被右翼分子暗殺，激起左翼的報復，導致作為右翼領袖的議員卡爾沃·索特羅（Jose Calvo Sotelo）被殺。

在這樣的局面下，右翼民眾紛紛成立長槍黨的群眾組織，開始以暴力對抗史稱西班牙「紅色恐怖」的襲擊。這種右翼群眾運動也同樣失控。左翼政府上台僅僅四個月，據記載「有一百六十一座教堂被燒毀，死亡二百六十九人，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受傷，二百一十三人被謀殺，總罷工一百一十三起，部分罷工二百二十八起，扔炸彈一百四十六起」。街頭衝突暗殺不斷。

1936年5月10日，新總統阿薩尼亞和新上任的總理奎羅都呼籲停止暴力，暴力卻在全國持續。右翼開始呼籲軍隊出來重建秩序，「拯救西班牙」。這是西班牙人習慣的古老傳統，就是在政府失效的時候，軍隊「有義務」出來「救國家于危亡」。

在巴塞羅那附近，仍然有幾個規模很大的修道院。我們去了其中的蒙塞拉。山形奇特，如聖徒雲集。到了修道院才知道，這裏的人們是把山峰看作聖徒化身，山峰一個一個，都有名有姓。

1936年2月的選舉，左翼人民陣線和右翼民族陣線幾乎旗鼓相當，很多地區只相差百分之一或二。最終左翼人民陣線險勝，組成政府。從選舉版圖上看選舉，驚心動魄。沿海的外圍一圈，都是左翼的勢力範圍，中間整一塊是右翼版圖。而左翼馬德里，像個釘子一樣，死死釘在右翼的版圖正中。

所謂的共和，是代議民主制，應該是街頭的問題通過議會協商，立法解決。那必須是一個法治社會，沒有嚴格法治，西班牙的「共和」就徒有虛名。

談論西班牙的書，在後面必定要附一張長長的表格。那就是西班牙的各路英雄——那些政黨們的縮寫名稱索引表。不是專門研究的專家根本記不住ｒead.９9ｃsw.coｍ，實在太多了。可是要是歸歸類，好像也沒有那麼複雜，總的來說就是左翼和右翼。右翼有君主派，還有要求專制君王的「卡洛斯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左翼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

左派陣營里，很多社會黨人向左移，變成共產黨人。共產國際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左翼西班牙人。還有更為極端的左翼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也有他們的「國際組織」，工會聲勢浩大，極端左翼吸引了一半的西班牙人。

激進的主義們，都是以「底層利益」、「權力歸民眾」為號召，而且不管前面是什麼，總是先承諾能馬上兌現，因此很有煽動力。而溫和保守主義、溫和自由主義，無法承諾立即從樹上給民眾摘下果子來，民眾當然不愛聽。

1934年2月，馬德里的左翼政黨聯合起來，實行總罷工。無政府主義在薩拉戈薩扔炸彈，導致政府抓人，抓人又導致罷工。政府開始收繳武器，在馬德里的工會領袖那裡就搜出三十八萬發子彈。社會主義領導人號召全國城鄉準備武器。已經自治的地區，主張分離的極端分子還不滿足他們的自治權力，在9月10日放火把巴塞羅那的法院給燒了。

相對來說，馬德里右翼的文官政府，當然比佛朗哥將軍要溫和得多。可是，這和他們所處的位置不同也有關。在加泰羅尼亞的暴動被鎮壓之後，馬德里政府赦免了領頭軍人們的死刑。作為文官政府，當然要竭力避免給對立一方過強的刺|激，期待和解的可能。可是佛朗哥對此極為憤怒，對他來說，他是第一線的軍人，每次平息叛亂都造成他手下的弟兄傷亡。佛朗哥認為，叛亂者不殺掉，放出去馬上又要出亂子，那不是拿他手下軍人的生命開玩笑嗎？佛朗哥自己是個戰場上浴血廝殺出來的人，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照他的說法，只是「死神沒認出他來」。只要進入某種氛圍，佛朗哥鐵石心腸。他是主張用鐵腕維持秩序的人。

三天以後的1936年7月17日，莫拉將軍（Emilio Mola）和佛朗哥將軍為首的軍人，做了一個宣言（Pronuncia -miento），這是西班牙傳統中的軍人宣布接手政權的方式。

那是一個動蕩的西班牙共和國。

義大利著名的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就是來自一個激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工團主義的變異。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之前，連共產國際都沒有覺得它是一個威脅。西班牙和義大利是兩個氣質相近的國家，面對四分五裂的西班牙，西班牙極右翼對墨索里尼整頓義大利的魄力、魅力和能力，一向有好感。

聞名世界的西班牙內戰，打響了。

更多的地方在發生暴亂。中間派消失了，西班牙人不是左派就是右派。

西班牙很早就「共和」過。那還是1873年。西班牙「第一共和」並沒有引起什麼太大震動，國王早就無足輕重，共不共和，只是一個形式。就像今天回顧法國歷史，人們印象中，總覺得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之後，就算已經解決「共和」問題了，其實後面起起伏伏，今天的法國已是「第五共和國」，大革命之後還有過四次「共和」，當然間以種種其他形式的「非共和」政府。可是，哪怕是所謂王朝復辟，也沒有人太當真，因為法國大革命之前路易王朝的盛期威風，再也不曾有過，也不會再有。絕對專制不再，「君主」被「立憲」死死盯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