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西班牙被排斥在世界之外，一度非常貧困，佛朗哥也聽憑百姓外出移民。從1959年到1963年，四年之間有將近四十五萬西班牙人移居國外，其中一半去了南美。四五百年前，是由西班牙的殖民者，在那裡建立起了拉丁文化和語言。現在，南美卻成了貧困的西班牙人的一條出路。之後，移民的人數仍然在劇增。在整個佛朗哥時代，有幾百萬西班牙人生活在國外，成為僑民。僅在1974年一年，他們帶回西班牙七億美元。大量的人口進出和交流，必然推動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進步，讓它呼吸外部世界的新鮮空氣。

直布羅陀島是一塊岩石，卻至關緊要。這個時候，上面每一寸土地都密集地壓滿了盟軍的戰備物資，整座山被挖空，裏面裝滿了軍備。在這塊岩石的機場上，停了上千架戰機，周圍有三百一十艘美國海軍的軍艦和二百四十艘英國軍艦，外加五萬士兵。這些「軍情」全在西班牙的眼皮底下。盟軍根本無法對自己進攻北非的軍事準備向西班牙保密，因為那裡需要勞工，有六千名西班牙人每天白天在直布羅陀幹活，掙盟軍的錢，晚上回到西班牙的家中。所以，不僅是佛朗哥的軍事中立，就是他的緘默，對同盟軍的北非戰場，都萬分重要。

照美國國務卿赫爾後來的說法：「沒有西班牙的中立，我們不可能攻入非洲。」

很多歷史學家認為佛朗哥喜歡墨索里尼，沒有人認為他喜歡希特勒。佛朗哥憑直覺就知道希特勒這是黃鼠狼在給雞拜年。德國人要想「幫」西班牙拿下直布羅陀，就得從最北端的法國進來。只有穿越整個西班牙，才可能到達最南端直布羅陀。這樣一來，德軍就佔領西班牙整個國家了。佛朗哥打的主意是，他說什麼也要把德國人擋在國境線外。

在巴塞羅那，我一直很喜歡世界博覽會的那一片叫做蒙特惠奇山（Montjuic）的地方。那是巴塞羅那市裡的一座山，在此曾經舉辦了1929年世界博覽會，可以居高臨下俯視巴塞羅那海港和藍得叫人暈眩的地中海。那裡唯一煞風景的是：為製造賣點，巴塞羅那人建造了一個虛假的西班牙「村莊」（Pole Espanyol），賣著很貴的門票，裏面是很拙劣的假貨。只要不進這個「假村莊」，蒙特惠奇絕對是一個很值得去的地方。

對於內戰後的西班牙流亡政府，這也是最好的一次機會，就是借「二戰」之後反法西斯的熱潮，先把佛朗哥掃在德意法西斯一堆，再尋求國際社會的幫助，把佛朗哥一起掃掉，然後流亡政府可以回去「坐正」。然而，在英美兩國看來，是不是掃掉佛朗哥，當時判斷的依據只能是「對世界和平威脅」的程度，而不是社會制度。如若論社會制度的話，當時的蘇聯更首當其衝。從「二戰」的經歷來看，英美認為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納粹德國以及法西斯義大利，顯然是有區別的。以這個「和平威脅」的標準來考察，英美判斷未來的所謂「和平威脅」與其說來自西班牙，還不如說是來自蘇聯。而西班牙恰是蘇聯的死對頭。

密斯·凡·德羅是高迪的同時代人。我常常會想到這個，那是因為他們之間的差別太大了。他們都是現代建築大師，可是高迪是傳統的柔性轉換，他的古典靈魂融化開來，重塑成扭轉舞動的張力，滲透在他的建築表達的每一個細胞中。高迪的所謂「現代」和傳統審美是一體的。他的建築給你的感覺是凝重的雕塑感。相比之下，密斯·凡·德羅的巴塞羅那展館，是現代與傳統的「拼合」，是冷靜、精密的美。就算是現代的「抽象」，他們「抽」得也絕不一樣。他們的差別，活脫就是他們各自的祖國——西班牙和德國的性格差別。

佛朗哥長得就很不像西班牙人。他五短身材，有點發福。以個性來說，佛朗哥生活規律、健康、煙酒不沾。他會拉提琴和畫畫，閑暇時間散步打獵捕魚。平時言談溫和，說話細聲細氣，只要不是在打仗，他每天一定是和妻子女兒同桌吃晚飯。佛朗哥出名的重家庭生活，宗教性很強。研究佛朗哥的歷史學家，都說佛朗哥身心平衡而且健康。

那是1928年，巴塞羅那世界博覽會之前的一年，密斯·凡·德羅提出了他著名的有關現代建築的「少就是多」的理論。整個建築物的風格帶著經過提煉的簡潔，石材本身雖然是傳統的，可是和傳統石牆的厚重不同，所有的牆都給你「片兒」的感覺。原先，要讓石頭的古典用法和「現代材料」玻璃來一個「感情銜接」，銜接得好是難度相當高的事情。現在，密斯·凡·德羅對石料的處理，就使得石頭「現代化」了，和大面積玻璃就在感覺上能夠呵成一氣。這種處理在今天當然已經一點不稀奇，可是今天的建築師們，都是在抄襲現代建築大師，而密斯·凡·德羅卻是開拓者。

西班牙幾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回到國際社會。1953年，西班牙開始獲得美國和法國的援助，1955年返回聯合國和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古老的西班牙，開始了返回歐洲的艱難跋涉。

但倒退之後的西班牙卻不是自我封閉的。它似乎在尋求一個重新起步的契機。

很難想象，在我們去過的所有美麗的西班牙城市，戰後都籠罩在無節制的報復中。一個歷史學家寫道，在1939年7月，馬德里每天被槍斃的人在二百人至二百五十人之間，巴塞羅那是一百五十人，就連塞維利亞，這個從內戰開始就從沒有被共和派佔領過的城市，每天都有八十人被槍斃。直到1940年，佛朗哥的監獄里還有二十七萬政治犯。左翼中有一位非常溫和的社會黨領導人，七十歲的朱利安·貝斯特羅教授，被判了三十年徒刑。

佛朗哥藉助右邊的德意，打跑了左邊的一方，他卻又沒有跟著右翼走，而是站定在那個十字路九-九-藏-書口。或許，他覺得西班牙沒有往前走的基礎，他或許是更留戀西班牙走到十字路口之前的狀態。所以，佛朗哥的決定，是後退。今天看來，法國當時把西班牙掃入希特勒一堆的判斷，顯然是錯的，而英美的判斷更接近事實，佛朗哥西班牙是在退到封建的過去，穩定下來，再重新以非常緩慢而謹慎的步子，重新往前走。不論是先前的「快速進步」，或者在十字路口的廝殺，還是佛朗哥後退的這個動作，都犧牲了無數個人，西班牙人。

希特勒說，德意可以援助西班牙。佛朗哥表示萬分的感動和感激，卻開出了一個天價，說必須有這麼這麼些糧食，這麼這麼些物資和錢，西班牙才可能恢復元氣。這個天價數字氣得希特勒無話可說，他自己正在大戰中，根本沒有這麼多糧食和物資給西班牙。據說希特勒曾經直接威脅說，那麼德軍自己進來，只要西班牙政府默許，讓一條路就可以。佛朗哥則回答說，你實在太不了解西班牙人，他們最見不得外國入侵，假如你就這麼進來，西班牙人肯定會堅決打你出去，到時候就連我也攔他們不住。據說他倒過來威脅希特勒說，「游擊戰」這個詞就是我們西班牙人發明的，西班牙人打游擊還從來就沒有輸過。

1936年，西班牙在內戰中失去了它全部的黃金。三十年後，它成為世界黃金的第二大買主。

假如沒有水，假如沒有枝葉的自然和色彩，假如沒有那尊有著古典美的雕塑，假如把她換一個現代抽象雕塑，哪怕是現代雕塑大師的傑作，就是說，假如把密斯·凡·德羅這個設計的古典靈魂抽走，味道馬上大變。那個靈魂和他的現代變革天衣無縫的結合，才是密斯·凡·德羅這個作品如此不朽的原因。

很自然，對佛朗哥持最嚴厲態度的是法國。雖然1939年流亡法國的五十萬西班牙人，在幾個星期之後，就回去了一半，留下的也有一部分去了其他國家。可是在法國，仍然有著西班牙最龐大的流亡隊伍。不僅如此，法國還有著西班牙的三個流亡政府：西班牙流亡政府、要求獨立的巴斯克地區自治政府以及加泰羅尼亞地區的自治政府。所以差不多可以說，有一個和佛朗哥有深仇大恨的小西班牙，滯留在法國。他們在法國政府內形成很強的遊說力量。再說，很多西班牙流亡者曾經參加戴高樂將軍領導的抵抗運動，成為法國英雄。雖然這個法國境內的小西班牙社會仍然在進行激烈的內部派別鬥爭，但是他們對佛朗哥政權的仇恨是一致的。法國堅決要求戰後盟國一致行動，切斷對西班牙的一切政治經濟聯繫，置佛朗哥的西班牙于死地。

1929年，還是在西班牙內戰前的最後一個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的治下。要是對比以後發生的共和、內戰和佛朗哥獨裁統治，阿方索十三世治下的西班牙，絕不是最糟糕的狀況。用現在的詞語來說就是，那個時候西班牙的各項綜合指標，其實已經相當不錯。1929年的世博會，是西班牙一個很好的新起點。可惜的是，這一點不是一條道路的開端，而是一個十字路口的正中，這也很像抗戰前的中國。

我們看到，不論是極端左翼還是極端右翼的國家，他們對待自己內部和外部世界的態度，除了外部對它的排斥和封鎖之外，它們自己往往是自我封閉的。有些地區甚至封閉到了發生巨大自然災情，拒絕國際社會援助的地步。

可是，現在回看當年，顯然誰也沒有摸透佛朗哥的心思。佛朗哥是一個謎一樣的人。首先一條，不論是站在哪一方的西班牙人，都承認佛朗哥是一個最不「西班牙」的人。他冷靜、理性、堅定，一點不浪漫。所有的人又都承認，佛朗哥是一個天生的軍人。

據說，在希特勒向佛朗哥提出，德軍將「為西班牙」從英國人手裡拿下直布羅陀，佛朗哥表示，直布羅陀是西班牙人的百年之痛，但是，西班牙人是驕傲的，他們不會願意讓外國軍隊替他們去奪回領土。而他自己的國家和軍隊，還沒有從內戰的創傷中恢復，西班牙窮得叮噹響，所有的道路都在內戰中破壞了，火車頭都壞了，工廠里的機器都不能用了，人民在挨餓。現在還顧不上這個歷史宿怨。他們沒有這個能力參加戰爭，得讓他們養養精神。

1939年2月6日，西班牙共和政府總統流亡法國之後，內戰還未最後結束，佛朗哥就已經儼然是國家首腦了。2月13日，他簽署了《政治責任法》，宣稱所有馬德里共和政府的支持者，都是擁護「非法的」共和國，因而都是「有罪」的。他將法令追溯到五年前的1934年，並且規定「嚴重默從」都屬「重罪」，這麼一來，左翼政黨的前黨員就都岌岌可危了。雖然在戰爭結束的最後關頭，他在廣播中許諾「對所有未犯罪者將寬大處理」，佛朗哥本人還解釋說，只要沒有刑事罪行，僅在共和軍中服役或參加了左翼政黨，不算犯罪。可是，這個許諾顯然沒有兌現。

一直在幫助西班牙政治流亡者的路易斯·費希爾寫道：這些流亡者處於痛楚之中，他們相互間「人咬人，朋友攻擊朋友，政黨分裂為派系，派系又分裂為一些集團，集團中又產生更小的集團」。「人人都在推卸責任，人人都在進行瘋狂的攻擊，人人都認為西班牙未來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自然他們還要為如何生存而煩惱憂慮。事實上，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將對西班牙無所作為。這是流亡者的悲哀，他們是非常不幸被歷史無情拋棄的一代人。因為，接下來，佛朗哥要統治西班牙將近四十年。

可是，英法對德宣戰之後，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嚴守中立」。

從1939年到1945年，整整六年，佛朗哥軟硬兼施和希特勒周旋。德軍始終沒有進入西班牙一步。

德國打下法國之後，任何人都認為，佛朗哥會歡迎希特勒的軍隊進入西班牙。葡萄牙嚇得要死，從地理上來說，他們就躲在西班牙身後，他們想，如若德軍能夠進入西班牙，那麼只要幾個鐘頭，就會衝進葡萄牙了。這樣，歐洲版圖就差不多都在德意手裡了。更何況，同盟軍若失去直布羅陀，北非和中東無疑就是德國的。如此趨勢，幾乎無可避免。

人們閱讀密斯·凡·德羅設計的巴塞羅那世博會展館，總是在讀他「現代突破」的那一面，覺得那才是他的意義所在。可是，大家很少注意到，整個展館的靈魂，是古典的。最精彩的是那個後院，那裡有一尊標準古典的深色大理石的女人體雕塑，雖然她略有一點點現代的意味。她背著那堵挺拔的牆，站在角角方方的水池邊。水池裡只有幾寸的水，卻足以使得那個豐|滿體態的女人，把她舒展的身影，投在明鏡一般的水中。而投入這個動人畫面的，還不只是她，還有從她身後的牆外伸進來、搖曳著的大樹枝條。

那是歐洲大戰的前夕，1939年5月19日，就在我們眼前的馬德里大街上，佛朗哥二十萬軍隊舉行遊行，其中有穿褐衫的義大利師，還有希特勒的神鷹軍團。他們都是西班牙內戰中佛朗哥一方的外籍軍團。看著這樣的遊行，誰也不會懷疑，在未來的世界局勢中，西班牙將和義大利一樣，成為希特勒最堅定的盟友。

事實上，這也是他們唯一的一次會晤。

新的一代代人在誕生，這是歷史給出的機會，而古老的西班牙，如何對待這樣的機會呢？

人們總以為，他們能夠完全掙脫自己的歷史，他們試圖徹底甩掉人類千年的傳統精神、道德、審美、口味，其實他們能夠做到的卻是有限的，總有一個延續著遙遙遠古的靈魂在那裡幽幽閃光。你可以拒絕那個靈魂，結果很可能是你的失落將永遠得不到填充。這個展館在巴塞羅那世博會結束之後，保留了半年，之後就拆除了。直到1983年，才在原址按照原樣修復。

除此之外，西班牙在「二戰」期間成為難民的通道，對難民的種族國籍不加區別。佛朗哥下令，凡祖先是在光復運動后被驅逐出西班牙的猶太人，所謂塞法迪人（Sephardim），都可以進入西班牙，西班牙國境向他們開放。我們無從得知，是什麼讓佛朗哥顧念西班牙人四百年前的舊情。隨後，他又對手下人說，所有猶太人都是塞法丁人。法國猶太人只要逃過比利牛斯山，就能進入西班牙、就安全了。根據戰後猶太人組織的確認，有文件證明的就有將近六萬猶太人因此獲救。1944年初，還有大量法國人通過西班牙進入北非，成為抵抗運動的「自由戰士」，佛朗哥為此受到德國的嚴厲警告。美國有一個民間組織，在羅斯福總統夫人支持下，戰爭初期派人進入歐洲，搶救遭受迫害而可能喪生的科學家、藝術家等精英，他們的出逃，也是通過法西邊境的西班牙官方關卡，進入西班牙。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外國資金的幫助下，西班牙開始經濟起飛。對報刊的檢查開始放鬆，批評言論多起來，社會活泛起來。可是佛朗哥的獨裁政治制度，雖然也在放鬆和轉變，卻仍然是它回到歐洲的最後一個障礙。歐洲人說，內戰後的西班牙開始成熟了。它不需要左右兩邊來對他們指手畫腳，也不需要別人來教訓它；它不完美，卻有往前走的清晰目標：回到歐洲，回歸這個世界。

到底有多少人在戰後的報復性鎮壓中喪生，至今沒有定論。有些歷史書里估計戰後被佛朗哥政權槍決或關押而死的人高達二十萬。這一數字可能高估，但是數量達到近十萬或十余萬是有證據的。更多的左翼民眾在社會生活中遭受種種迫害。這幾乎是一種民族命運。其實根據共和派在內戰期間的行為和思路，很難說，假如是共和派取得勝利，流的血就會更少。差別只是另換一批人流血罷了。這就是西班牙的悲劇。

我常常會想，巴塞羅那世界博覽會是在1929年開的，那是西班牙內戰的七年之前，佛朗哥政權開始的十年之前。世博會開起來時的西班牙大都市，已經非常領先了。有時候我會覺得，那種感覺不陌生，有點熟悉，像……對了，像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也同樣的——在這樣的城市周圍，有著貧困的農村，有著混亂中的政治。

1940年6月27日，德軍已經聚集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蓄勢待發。10月23日，在法西邊境叫做昂代（Hendaye）的地方，在希特勒的火車專列上，佛朗哥和希特勒有過一次歷史性的會面。會談的內容當然是西班牙在世界大戰中的作用，具體談到直布羅陀是必然的事情。佛朗哥竭盡他的狡猾，和希特勒周旋。他說了大量好聽的空話，卻沒有應下一件具體的承諾。他表示感激德意，說為德意出力是理所當然義不容辭，只要希特勒一聲令下，他佛朗哥願意赴湯蹈火。只是，唯一的小問題是，現在條件還不具備。西班牙剛剛從內戰中熬過來，還不具備再打一場戰爭的能力。

這裏顯然有負數的一面，就是我們對歷史的經驗教訓，都沒有切膚的感受，我們甚至可能接受虛假的歷史圖像。可是，我終於也意識到，這裏也有正數的一面，那就是，歷史給出一個機會，使得新一代的人有機會走出歷史宿怨帶來的仇恨，用更有建設性的、面對未來的眼光，來看待今天的世界。

「九八」一代的著名哲學教授奧爾特加·加塞特曾經說過，西班牙以前送了一大批年輕人去德國完成高等教育，實在是失策。因為這些人「海歸」，恰在二十世紀初，成為「九八」一代中的一支。結果，西班牙要麼是read.99csw.com通過法國，接受蘇聯一路的影響，要麼是德國式的思維方式，講究理性和秩序。西班牙獨獨缺乏英美式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兼有的、穩健發展的議會民主。

1942年11月，盟軍發起北非戰役。盟軍能否順利登陸北非，英屬直布羅陀成為一個關鍵。直布羅陀幾乎就靠著西班牙。它曾是北非的阿拉伯人侵略西班牙的跳板，現在盟軍要利用它來進攻北非的德軍。羅斯福首先通過信使親自向佛朗哥保證，盟軍絕對不會侵犯西班牙。可是，盟軍能不能成功，很大程度上仍然在於佛朗哥能不能堅守中立。

在「二戰」之後，西班牙被聯合國的決議圍困，可是它幾乎一天也沒有自我封閉過。西班牙天生是一個旅遊勝地。1931年，它一年的外國遊客是二十萬，到了戰後的1951年，外國遊客不僅沒有減少，還翻了一番，一年五十萬，並且在飛速增加。在1964年，一年的外國遊客是一千五百萬，相當於大半個西班牙的人口，1978年的外國遊客是三千九百萬，相當於整個西班牙的總人口。可以用近年旅遊熱中的中國，來對比出當年西班牙的這種開放的程度。到2000年，來中國的外國遊客，才首次達到一千萬，而中國的人口是十三億。如此之多的國際遊客和西班牙人密切接觸，對西班牙人必然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全方位的影響。

凱旋門都是在紀念戰爭或是戰役的勝利。一千座凱旋門，怕不是什麼好兆頭，因為勝利都是要靠打才能得到的。可以想見，西班牙是怎麼走過來的。不過我們在馬德里逛街的時間很少，看到的凱旋門也就不多，而且幾次都是匆匆在車中急急駛過，沒有機會細細打量。

回看那個時候的西班牙，我在想到我們自己。在歷史學家眼中，一個國家的幾十年是一個很短的瞬間，我們是「二戰」和中國內戰之後出生的一代人。論年頭，我們距離那些戰爭非常近，可是我們出生在戰後，當然絲毫沒有戰爭的記憶。我們的前輩在講述和傳承這樣的記憶，然而終無法改變我們是戰後新一代，我們和他們的歷史恩怨終有隔閡的事實。

佛朗哥在「二戰」期間的中立，不僅使得西班牙免於戰火，也使盟國得益，等於間接協助了盟軍。於是，戰後盟國在對待佛朗哥的問題上，就顯得躊躇和意見分歧。實際上，這也使得歷史學家對佛朗哥的評價開始複雜起來。

1941年，佛朗哥對德意實在是應付不過去了，他給了德國四萬七千名所謂「志願兵」，他們用德國裝備、由德國人指揮，參加進攻蘇聯，有幾千人陣亡。1944年，佛朗哥撤回了這些「志願兵」，應付希特勒的說法是，只要願意留下的，我讓他們留下。這是佛朗哥在整個「二戰」期間，對德國最算得上實在的一次回報。既然是「志願兵」，那麼，就像「國際縱隊」一樣，「志願兵」參戰，並不等於他們的祖國作為國家參戰。西班牙還是中立國。就在1944年，丘吉爾在英國國會上說，「毫無疑問，假如西班牙在這危急關頭向德國獻媚或屈從於壓力，我們的負擔要重得多。最要緊的是讓西班牙維持中立」。

半山腰，隱著現代建築四大師之一——密斯·凡·德羅設計的著名展館，山上則有美麗的米羅美術館。

這次會見只有那麼四五個人，具體講了什麼，只是在場寥寥數人的轉述，或許並不可靠。可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會談不歡而散，希特勒的目標並沒有達到。西班牙仍然維持中立，拒絕對英宣戰，也拒絕以國家名義參戰。佛朗哥事後說，希特勒同他見面問候的時候，還是語氣「親切」，告別的時候，卻聲調「冰冷」。而希特勒事後說，他發現佛朗哥根本不打算商談任何事情，他「寧可拔掉幾隻牙齒，也不願意再和佛朗哥見面」。

可是回頭看去，這四十年實在是一段漫長的歲月。幾乎在佛朗哥1975年年底去世的瞬間，人們就知道了，西班牙將要迅速變革。於是，我們仍然想知道，在佛朗哥統治時期，究竟為這樣的變革，做了一些什麼準備。將近半個世紀西班牙人是怎麼走過來的。他們後來的政治改革相對順利，恐怕不能說和前面的路程毫無關係。

最令人想不通的是，照一些歷史學家的說法，西班牙是讓所有去過那裡的蘇聯人倒霉的地方。不知究竟出於什麼原因，那些代表蘇聯去援助西班牙內戰的人，大多在回國之後以各種理由被斯大林逮捕、監禁和槍斃。他們中的很多人，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是共和派一方的英雄。

內戰之後，很少有人知道佛朗哥究竟在想些什麼。可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少失算。

那麼，內戰是在同一個國家、同一民族中發生的戰爭，在戰爭結束之後，勝利者似乎當念同胞之情，給失敗者以體恤。同種同族，似乎也應該更容易取得和解。可是在歷史上，一些國家內戰之後對已經放下武器、解甲歸田的前敵方士兵的處理，甚至對敵方之政黨成員乃至平民的處理，往往會比對外戰爭的敵方戰俘更殘酷。

佛朗哥的指望顯然是落空了。1946年，在主要是法國的堅持下，聯合國的所有機構把西班牙排斥在外。於是照歷史學家們的說法，佛朗哥很有耐心地開始戰後新一輪的跋涉。

西班牙內戰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即，不論是哪一個陣營的人都不會料到，佛朗哥心裏在堅持的一條，是無論如何要把西班牙保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外。對西班牙來說，這確實格外困難——內戰期間德意對佛朗哥鼎力相助，理所當然要求回報。可是，當德意對西班牙提出聯盟的要求，卻意外地遭到佛朗哥的婉拒。內戰結束剛剛三個月，義大利外交部長墨索里尼的女婿就訪問西班牙，佛朗哥卻拒絕西班牙和義大利結盟。之後，佛朗哥也派出親信去德國，提出西班牙將保持「善意中立」的立場，令希特勒火得要命。

密斯·凡·德羅設計九九藏書的展館小小的，假如不是小心翼翼去找，沒準走過都會漏掉。我們去的時候，看到收門票的人都沒有地方待，捧著個權充票箱和銀箱的小盒子，就露天坐在一把摺疊椅上。這個展館連起碼的附屬管理建築都不能有，是有道理的。這個展館必須「乾淨」，不能有一點點節外生枝的東西。外面那灰綠色的大理石牆板，充滿了雜質造成的空洞，雖是磨光的石料，仍然不是通常追求出來的「完美」，而是略帶粗糙，毛毛拉拉的，那是建築師和藝術家們所喜歡的「質感」。

「二戰」之後的世界局勢馬上轉入「冷戰」時期，世界在重新組合。佛朗哥原本希望，通過「二戰」中西班牙的中立和後期對盟軍的傾向，或許他能夠藉此機會被戰後國際社會接受，這樣對西班牙的經濟發展會有好處。對佛朗哥來說，好像這也不算是什麼奢望。相比內戰剛剛結束的1939年，他至少並沒有變得「更壞」，應該說，還變得好一些了。在1939年，大部分國家不是都和佛朗哥的西班牙維持外交關係了嗎？

它哪裡是在買黃金，西班牙，是在買回它的自信。

那古典風格的博覽會主要展館建在山上，現在是加泰羅尼亞美術館。它相當於巴黎的大宮小宮，可是因為有山，有山下的廣場，就很不一樣，氣勢上就佔了先。站在山上博物館前的平台上往下看，眼角捎上平台上那兩個作為近景的雕塑和平台欄杆，視野框入山下巴塞羅那的城區，那真是非常舒暢的感覺。

1943年之後，佛朗哥越來越明顯地偏向盟國。他甚至給英國首相丘吉爾寫信，建議由他出面斡旋，以結束戰爭。今天有的歷史學家指責佛朗哥是「滑頭」，看風使舵，想參加「勝利者俱樂部」。據佛朗哥身邊的人說，佛朗哥認為，假如盟軍贏了，由於他在西班牙實行的制度，他料想戰後盟國不會善待西班牙；可是，假如希特勒贏了的話，那西班牙就更完了。德軍要是進入西班牙，就永遠也不肯出去了。他可不想看到西班牙變成德國人的奴隸。

我常常在琢磨西班牙的這一段，它到底是怎麼回事。

除了一些西班牙共產黨人流亡蘇聯，大多數逃亡者都來到了法國。隨著最初的報復減弱，幾個星期後，就有一半的法國流亡者回到西班牙。

雖然有這樣的條款，在戰爭中，這些人道條款很難得到嚴格遵守和執行。而在戰爭之後，執行狀況應該說要好得多。在國家與國家的戰爭之後，戰俘釋放緩慢、戰俘營衣食和醫療不足，繼續造成戰俘死亡的情況，還是在發生。可是，在戰爭完全徹底結束之後，還在大量槍殺敵國戰俘的事情，已經很少發生。戰勝國在戰敗國的土地上，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無緣無故大肆槍殺平民，已變得罕見。

佛朗哥宣布內戰結束，開始統治西班牙之後不過五個月時間，德國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就開始了。

佛朗哥從1936年起兵后，在北部城市布爾哥斯（Burgos）宣布成立西班牙政府，整整統治了這個國家四十年。看西班牙歷史書，總是看到歷史學家們對佛朗哥的評論中要提到「複雜」二字，又常常是不願意再多說什麼。所謂複雜，其實就是如佛朗哥的西班牙在「二戰」中的狀況等等，不宜簡單地全盤否定。而人們不想深究的道理也很簡單，就是不論是德意幫佛朗哥打內戰、不論是內戰後對共和派軍民的報復屠殺，還是佛朗哥在西班牙維持的長期專制統治，都使得沒有一個愛惜自己聲譽的人，願意為佛朗哥說什麼好話，實在不值得為了佛朗哥壞了自己的名聲。

密斯·凡·德羅在整個重裝飾的古典世界里，突然板出一張冷峻而且英俊的面孔，「酷」得不得了，一下子傾倒多少人。結果，順著現代建築材料的開發，人們發現，做現代建築原來不僅省時省力，還可以「酷」一把，何樂而不為。接下來無數平庸的建築師一個個東施效顰，現代建築也就成了今天我們看到的樣子。

勝利之後建一座凱旋門，那是歐洲的傳統。可是在1939年的西班牙，佛朗哥勝利之後，要做的遠不是一個建凱旋門的工程。

我又想起奧威爾的判斷，佛朗哥只是一個「落伍的人」。他沒有自己激進的社會改造的理想，他要回到一個秩序井然的舊西班牙。因此，他幾乎像是一個獨裁的國王，只要不觸及他的統治，他並不想以全新的理論，改造民間社會本身。那是一個自然發展中的、民間結構沒有被破壞的社會。那是西班牙走向未來的基礎。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戰時槍殺俘虜的情況，其實很普遍，攻下城池之後對平民的報復性屠殺搶劫，也很普遍。戰爭釋放了人性惡，戰場上殺紅了眼、因軍中同袍的死亡滋生報復心理，都是原因。殺俘虜甚至還有技術上的原因：軍隊急著轉移，大批俘虜帶不走，放了就可能是放虎歸山，建立俘虜營又需要財力精力。所以，殺俘虜曾經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固然戰爭本身就是殘酷的，可是從近代開始，終於開始有了國際間關於戰爭的人道規範，如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有類似紅十字會的機構開始監督。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進步。

不僅要求聯盟，希特勒還急著要進西班牙。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直布羅陀。它就是柏柏人入侵西班牙的第一塊踏腳石，也是三百多年前的1704年，西班牙在和英國人衝突中失去的那座小島。也許是歷史的命定，遠離英倫三島、孤獨的直布羅陀，竟成了英國插在地處歐非咽喉地位的一顆釘子。兩百年來，西班牙人對「釘在自己心上」的這顆釘子，一直耿耿於懷，也九九藏書不是沒有試過去奪回來。可是，嘗試總是失敗。此後，西班牙丟失了海軍，丟失了國力，淪落到自相殘殺的地步，當然也就顧不上什麼直布羅陀島了。現在，希特勒就向佛朗哥提出建議：我幫你去奪回直布羅陀。

作為一個軍人，佛朗哥深具魅力。他勇敢、身先士卒，打仗經常騎著一匹白馬，沖在最前頭。在我看來，他似乎是一個對軍人素質追求過了頭的人，一旦離開家的環境，進入他的「職業軍人狀態」，就是一個冷靜到了能夠不動聲色地冷酷到家的人。照他心愛的獨生女兒的說法，他是一個能夠看著你的眼睛，照樣下令槍斃你的人。佛朗哥沒有政治理論，他只有自己的邏輯，強調秩序，要求社會有傳統的等級制度。據說他堅信這符合西班牙的利益。

我想，如果把人的歷史比作一條從野蠻蒙昧中緩緩前行的道路，那麼西班牙大概是這樣的，它從封建君主制慢慢往前走的半路中，出現了一個十字路口。路口的左右有了兩個選擇。左邊是蘇聯的榜樣，右邊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的榜樣，當西班牙走到這個路口，左右兩邊開始勸說爭取它，爭取西班牙走向它們的一邊。正當西班牙還在猶豫的當口，兩邊已經撕扯起來，並且兩邊都衝進路口，打了起來。其實它還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在這條道路的前端，有著民主法治制度的榜樣。可是讓西班牙當時做出這個選擇嗎？門也沒有，它還沒有發展到這個火候，歷史進步的道路是一步步走來，拖是拖不過來的。一個沒長大的小孩兒，怎麼可能拖進成人的行列中。假如西班牙已經走到有自己內心定力的這一步，也不會被左右兩翼一扯，就一撕兩半、回頭跟自己人打得你死我活了。

不管怎麼說，當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西班牙原本就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的一個弱國。也不論佛朗哥本人動機如何，佛朗哥確實在利用他以前和德意的良好關係，軟磨硬泡，艱難地拖過整整六年，使得西班牙免於成為世界大戰的戰場。今天沒有人能否認，對於西班牙，這是當時能夠期待的最佳結果。

佛朗哥出生在一個海軍世家，四代人服役於西班牙海軍。佛朗哥的父親是個海軍軍官，佛朗哥自己也從小立志當海軍。可是，在他成長的年代，西班牙在美西戰爭后海上霸主的地位已經徹底失去。1907年，他去報名海軍學院，那時西班牙已經沒剩下幾艘老舊軍艦，也要不了那麼多海軍軍官了。那年的海軍學院考試被取消，佛朗哥只好報考托雷多的陸軍士官學校。他在日後的自畫像中，還是讓自己在畫像中「穿上」一身海軍軍裝，可見遺憾一直留在他心裏。

雖然佛朗哥宣稱，他要使得他統治的西班牙，其制度「來源於西班牙歷史、我們的傳統、我們的心靈」。可是，他毫不諱言，他要效仿德意的模式，尤其是義大利的工聯主義。義大利人在風格上和散漫的西班牙人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義大利曾經呈現一副落後國家的樣子，火車都永遠不準點。墨索里尼上台，強調紀律與整頓，曾經以「讓火車準點的人」風靡歐洲，迷住多少人，也讓佛朗哥仰慕不已。

西班牙開放旅遊的條件是一回事，西班牙選擇是否開放是另一回事。關鍵是佛朗哥必須有一個決策，讓不讓他們外國人隨意進來。國門開放可以給貧窮的西班牙帶來生機，也可能對佛朗哥的制度帶來衝擊。佛朗哥還是選擇了開放。

歷史恰好把佛朗哥放在一個奇特的位置。他什麼都不用做，只要默認德國通過西班牙，整個「二戰」的局面就可能有很大不同。而且，人們很難責怪他，佛朗哥完全可以說，西班牙剛剛打完內戰，這弱不禁風的國家和軍隊，如何可能抵擋得了德軍。事實也是這樣，佛朗哥想把希特勒擋在外面，並不容易。希特勒要是煩了，可以不要佛朗哥的准許，乾脆揮師南下，入侵西班牙。

內戰之後對自己同胞的血腥清算，是在許多國家發生過的事情。這常常是國際監督的死角。好像這是人家在自己家裡實行家法，你憑什麼上去多嘴，有什麼權力去管。更何況，還可以國門一關，裏面槍聲也罷、哀號也罷，根本傳不出去。

在歷史大動蕩面前，個人非常弱小和可憐。

佛朗哥用自己的中立和沉默，幫了盟軍北非戰役一個大忙。盟軍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記住了這一點。十年後的1953年，當了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力主國際社會接納西班牙，美國在西班牙設立了軍事基地，西班牙以此為契機走上了向歐美開放的道路。

還是上次去法國之前，我們的朋友卡琳送了一本DK旅行系列的《法國》給我們，從此和它有了緣分。唯一的缺點是紙張太好，像磚頭一樣壓背包。可我們還是很喜歡這套指南，這次去之前，買了同一系列的《西班牙》。在馬德里的那幾天，有空除了翻翻歷史書，就是翻它了。書的質量很高，可是書里的信息量太大，就擔心可能有錯，以前看那本《法國》，就發現過兩處錯誤。所以，這次看到書上說馬德里大大小小有上千座凱旋門的時候，我趕緊向那位住在馬德里的朋友求證。他說，是有那麼多。

遊客們怎麼會不來，當德國和北歐開始夜長晝短、北風呼嘯、風雪瀰漫的時候，安達盧西亞的陽光還熾烈得不遮陽不行。再說，它有著歐洲人喜歡的地中海風光和迷人的阿拉伯北非風情。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沒有過開放地區和不開放地區的說法。我們的朋友山德是個藝術家，是個左翼猶太人，卻愛死了西班牙。他就是這些早期外國旅遊者中的一個。他在佛朗哥時代多次到過西班牙，而且一住就是半年，交了很多朋友。他講述的西班牙，給了我們當年西班牙的很生動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