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里達也在網上向歐洲推銷它的房地產，除了靠近巴塞羅那、有優質山泉之外，還可炫耀的，就是站在傑里達的山上，目光越過山下成片的葡萄園，在遠遠地靠近地平線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個著名山峰突然聳起。這山太有名，這是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

西班牙從事農林漁業的勞動力，從1930年的百分之四十六，到1970年降低一半。人口的城市化同時發生，居住在十萬人以上的城鎮人口，從1930年的百分之十四點八增長到1970年的百分之三十六點八。西班牙工業集中在加泰羅尼亞、巴斯克和馬德里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也意味著大規模的地區間移民。從1930年到1970年，有一百五十萬人離開安達盧西亞，一百一十萬人離開卡斯蒂利亞地區，馬德里和加泰羅尼亞地區都接受了一百五十萬移民。

第一個決定是：1969年7月22日，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為未來的西班牙國王。完善一個傳統的政治格局，是佛朗哥最早的政治諾言，假如說佛朗哥有什麼政治理想的話，這也可以算是。

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東西。一個宗教組織、一種思想、一個政黨、一種制度、一種社會形態等等，它都會在漫長的歷史中發生、發展和變化。可能，它的糟粕被時光的流水沖走，金沙留下來；可能，它沒有站得住腳的內涵，以致完全被時間銷蝕，蹤影不見；也可能，它在順應著變化，也在錘鍊和改變自己，浴火重生。

我們來到教堂門口廣場上的時候，教堂里已經坐滿，廣場上還有很多人，人流還在往裡走，漸漸地站滿了走道。我們避開人流上了山，站到了峽谷對面，纜車沿峽谷上升。這時候，鐘聲響了。鐘聲衝撞著巨石峭壁，來回震蕩，久久地在山谷里迴響。一陣寂靜之後，在心裏，分明聽到聖歌在山谷里清純地升起來。

這次西班牙旅行，我們在巴塞羅那停留的時間最長。先後去了三次。

佛朗哥宣布了未來的國王，並沒有解決未來權力的歸屬。所謂虛位君主，國王是主權象徵，而管理國家事務的政治，是由國會和官僚系統來運作的，日常大權不在國王手裡。

佛朗哥選中了唐·胡安的兒子，三十歲的胡安·卡洛斯。胡安·卡洛斯在1938年出生於義大利，1948年他父親請求佛朗哥，讓他在西班牙接受教育，獲得准許。胡安·卡洛斯是在佛朗哥的嚴密看管下，完成了一個歐洲國王應該接受的全部西方教育，甚至包括在陸海空三軍中的服役。這種由一個行伍出身的獨裁者來一手操縱王冠落在誰頭上的做法，聽起來似乎名不正言不順，在歐洲歷史上卻是家常便飯。西班牙活像在演出一個老歐洲的故事。

蒙特塞拉特在西班牙天主教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是西班牙教會的中流砥柱，而巴塞羅那所在的加泰羅尼亞，在第二共和和內戰時期，是共和派的基地，反天主教的暴力特別猛烈。在我們經過的路旁石壁上，發現了一塊簡單的銘牌，悼念1936年至1939年內戰中的遇難者們。隨手拾起一朵花，綴在銘牌旁。

西班牙在緩慢地變革，三十年過去，從西班牙的改變可以看出，佛朗哥本人一定也在改變。可是，有一點我想是很肯定的，就是經過如此血腥內戰取得權力的佛朗哥，他對「大變化」是非常謹慎，甚至可以說是害怕的。在他的晚年，他會更傾向於把現行的基本狀態撐到自己生命的終點。可是，世界大勢還是在推動著小小的西班牙。

今日蒙特塞拉特，早已不是右翼意識形態的象徵。在佛朗哥死的前幾年，蒙特塞拉特甚至成為要求改革的左翼政治團體的據點。聽上去，這種變化有些不可思議，實際上，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據學者研究，在公民文化、識字率和經濟發展水平上，內戰前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西班牙相當於1840年的英國、1860年的法國，它明顯落後于西歐國家的發展水平。但是，到了七十年代的佛朗哥統治後期，這種落後已經大大縮小。西班牙已經工業化，人均產值達到可以和西歐國家相比的水平，而這種飛躍在相當短的時間里發生。1964年到1973年十年間，西班牙經濟年增長百分之七點三，人均產值從1960年的不到三百美元變成1977年的三千二百六十美元。當時，義大利是三千五百三十美元，葡萄牙只有一千八百四十美元，愛爾蘭是三千零六十美元。

我們從美國過去，目的地就是巴塞羅那。這次去巴塞羅那，旅遊旺季剛剛結束，有點擔心臨時找旅館不容易。未見過面的朋友說，可以為我們訂旅館。問要求，我們說，最好便宜些。沒想到，一句話給認真的人出了大難題。怎麼便宜才算夠便宜？結果，朋友冒著烈日，為我們在巴塞羅那四處尋找「最便宜的旅館」。一開始，為我們hｔtpｓ://ｒｅａd.９9ｃｓｗ.cｏｍ訂了全球連線的青年旅舍，位置也很好。

反對黨不允許存在，並不等於不存在。從內戰結束到五十年代，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在國外，卻不斷派人回來，發展組織，實行游擊戰。這種方式被事實證明不可能成功。一批批潛入的共產黨員都被逮捕監禁，中央到後來已經不再派人回去自投羅網。事實上，十月革命的方式已經不現實了。

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佛朗哥已經如此統治西班牙三十年。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在經濟上有了本質的變化，政治上仍然是和世界相對脫節，它的制度顯然落後於它的經濟發展。1968年是西方世界的多事之秋，左翼思潮再次風起雲湧，法國巴黎甚至出現了街壘，但卻沒西班牙什麼事，西班牙看上去很太平。可是在這個時候，西班牙顯然仍然是危險的。因為它的制度落後，就必然面臨變革，也就再次面臨難題：如何既推動演進，又不重蹈覆轍再走極端。1969年，佛朗哥做了兩個重大決定。

相比那些住戶，這一家人還是幸運的。早來了幾年，他們已經買下了自己在老城區的住宅，有了謀生的資本。家成為新來者的旅館，小小的廚房是飯店。樓梯腳下的小過道的邊上，一台小小的彩電，放著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而那些流水般的老住戶們，晝出夜伏打工才是最艱難吃苦的一群。這樣的移民生態，在紐約再多不過，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大家不以為然。而對於空間相對狹小的歐洲，移民問題的背後，就是工作機會的爭奪，是移民經營母國廉價商品帶來的衝擊。後來，見到了為我們訂旅館的朋友，他們是這裏的老前輩，早已經從艱辛中走出來，鳥槍換炮了。從他的描述，以及後來偶遇規模大得驚人的華人倉庫區，才隱隱捉摸到了今天西班牙人感受生機受威脅，急得要燒中國貨倉泄憤的緣由。

這次，朋友告訴我們訂了青年旅舍，我們很高興。可是，朋友只怕我們還在嫌貴，就退了預訂的房間，又花了大力氣，為我們在老城區找了一家華人的地下旅社。這次，大概真的是便宜到家了，比青年旅舍還便宜了一多半。花一天青年旅舍的錢，在這裏可以住三天。但我們在巴塞羅那錯失的青年旅舍的經驗，終於後來在塞維利亞補上了。青年旅舍現在有統間，也有雙人單間，可以在網上預訂，也可以電話預訂。它遍布世界，實在是很方便窮旅人。有關青年旅舍，還有一個朋友的經驗是，她遇到過陌生男女同住的大統間。一開始真是嚇了一跳。

按說，應該是死去的國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兒子唐·胡安繼位。可是，現在回想起來，佛朗哥不讓唐·胡安登基還是很有道理的。一般來說，人們認為佛朗哥不讓唐·胡安繼位的原因，是他在國外接受了太多的現代思潮，太新潮，不符合佛朗哥口味。可是，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唐·胡安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有著太強烈的自己的政治抱負或者說政治野心。很可能，對於佛朗哥來說，他只是不想招一個主意特大的麻煩製造者進來。可是，歪打正著的結果是，歐洲現代的君主制，都是虛位君主，而唐·胡安長久憋在那裡研究政治，身邊一大群西班牙流亡政治家，正摩拳擦掌伺機以待，等著跟國王進來實現思想抱負。在這樣的情況下，唐·胡安很難安於現代君主制所要求的「虛位」。

布蘭科主事期間，體制內的改革呼聲一點點地產生了。改革派官員首先希望改善西班牙的對外形象，讓它變得能夠進入歐洲經濟共同體。1970年，西班牙的一百三十一個溫和反對派，大多是社會主義者、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趁著西德外交部長的來訪，發表了一份要求改革的公開信，指出西班牙和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差距，呼籲人權和基本政治權利。

可是，這次意外的便宜住宿，卻使我們對這樣衝突的基礎有了一點感性的了解。

另一個改革派政黨是西班牙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社會黨。它是西班牙名副其實最老的政黨，1879年成立。它曾是西班牙最大的政黨，是內戰時期總理內格林的黨。它的工會1933年有一千四百萬會員。內戰之後，佛朗哥統治的前十年，社會黨很快消失了。社會黨比較「君子」，試圖保持公開，不走地下鬥爭的道路。可是，公平遊戲必須有雙方共同認同的規則。內戰剛剛結束的佛朗哥，根本不容許政治上的公平競爭，單方面的光明正大反而是自投羅網，很容易被鎮壓。最後逼得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移往國外流亡，也脫離了西班牙現實。從五十年代開始，西班牙最大的地下政黨就是共產黨。社會黨就被取代了。

這個落腳點，進去的時候，感覺是個家。夫婦二人，帶著個男孩兒。只是小小的進廳里就有兩層的架子床。剛去的時候，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他們在包餃子，大號的鍋，滿滿一鍋餡。雖說知道這家是山東人，愛吃餃子，可對著大鍋還是很納悶。他們招呼說，你們這幾天就在我們家吃餃子吧。我九*九*藏*書們怕麻煩他們，還是天天在外面喝冰茶啃漢堡包。到了要洗澡要睡覺的時候，才發現小小的空間里，間隔或者不間隔的，擠了不知多少人，直到離開，我們都沒有弄明白裏面的住客究竟有多少。只見大鍋永遠在滾著開水，開水裡始終在滾著餃子，一屜一屜地下去，一盤一盤地上來。窄小的廚房的桌子邊，不論是不是開飯的時間，永遠有人在吃餃子，也有從門外進來，端著走的。周末的夜晚，樓下的牌局通宵達旦。

不論佛朗哥是如何落後，他是從傳統思維出發，他基本上是順應傳統的經濟體系，因此在經濟上，始終是開放的。如果說，一開始西班牙經濟不能對外開放，那也是因為國際社會的排斥，而不是西班牙的自我封閉。非常有意思的是，佛朗哥並不因為「二戰」之後，國際社會把他划入法西斯、對他關上大門，他就心生嫉恨，和世界作對。他只是耐心等待，抓住一切機會回到國際主流社會之中。仔細想想，論佛朗哥的觀念，他只是西方民主社會之前的封建等級和秩序觀念。他和西方主流在文化基礎上，有著太多的共同的理解，只是他不認為西班牙已經能夠「如此先進」。當時的西班牙和西方民主國家之間，是「落後」和「先進」的關係，卻從來不是「對立」的關係。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就是西方民主國家的過去，而它們則是西班牙的未來。所以，它們之間很快走近，是一點不奇怪的事情。

蒙特塞拉特是天主教的一個聖地，有著聞名世界的修道院和教堂。

從內戰後期開始，西班牙就在佛朗哥掌控之下。佛朗哥宣稱的起事目標，是要恢復「舊西班牙」。他要恢複原君主體制，但是在平定局勢以後，他並沒有把權力交給被第二共和廢黜的阿方索十三世。兩年後的1941年，阿方索十三世去世。這時，佛朗哥也沒有把權力交給阿方索十三世的兒子唐·胡安，而是留在了自己手裡。

1956年，在流亡中的西班牙共產黨中央全會上，通過了「民族和解政策」，決定「用和平的手段」，而不是地下武裝鬥爭，來取代佛朗哥政權。聲明民族和解是強調內戰在精神上的終結，勝敗雙方分裂的終結。共產黨領導人認識到，所有的人，戰爭雙方，在內戰中其實都失敗了。他們宣布放棄要報復的願望，努力在西班牙抹去戰爭威脅。

看著西班牙從內戰之後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之變化，很是感慨。一個古老民族步履艱難，走到這一步真是不容易。世界是在變化的，認識是在變化的，人也都是在變化的。我們多麼容易看到自己的變化，而不能相信他人的變化。

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為起點，教廷開始改革，走向開明，表達了教會方面對貧窮人口的關切，開始能夠接受年輕一代神職人員參与社會活動。這和天主教悲憫、關懷貧困的精神是吻合的。梵蒂岡教廷從外部影響著西班牙教會，促使西班牙教會重精神追求而不是重世俗權力的支持。

一個過於長久的獨裁政府，假如不積極尋求轉變，那麼對立的極端派、地下活動、革命，等等，遲遲早早會重新冒出來。1971年，教會方面對一萬五千名神父（佔西班牙神父的百分之八十五）進行問卷調查，得到最大支持的政治傾向是「社會主義」，而「工人運動」占第三位。可見，佛朗哥已經不能像四十年代那樣，能夠得到天主教會的無條件支持。

去蒙特塞拉特修道院有火車，火車連接纜車，可以一直到修道院的大門口。我們是坐著朋友開的車去的。沿途路況很好，卻是一路盤繞上山。我們在離蒙特塞拉特很遠很遠的地方，就開始隨著蜿蜒的山路，從不同的角度觀賞這座奇特的山，一路向它走近。每一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離，感覺都不相同。這山峰是一大塊一大塊的巨石直立著，就像一群巨人站在那裡。那是西班牙人心中的聖徒們。遠遠看去，聖徒們是站在高高的山的頂端，只是一個山尖，而那種由遠而近的推進，使視角越來越大，我們開始仰望聖徒們。最後，當我們站在聖徒峰腳下的修道院前，再仰望巨大聳立著的聖徒山，才知道修士們為什麼如此謙卑。聖徒峰前，雲霧繚繞，似乎伸手可以觸摸藍天。轉身看山下，大平原上，星星點點，是變得微型的房子。山谷里有一條河，九曲十八彎，不知從何而來，往何而去，水流不大，卻氣勢磅礴。

1953年，佛朗哥終於等到和美國恢復外交關係，從而使自己長久期待的經濟向外開放，得以實現。在經濟上和歐洲、和世界開始融為一體。經過五六十年代的發展，西班牙工業和旅游業都發達起來，社會自然隨之發生變化。大量無地農村人口來到城市，城市擴大。工業和城市的發展，必然產生了一個技術官僚階層。這個階層希望加速改革，希望西班牙在政治上也向歐洲靠攏，而佛朗哥不得不容納這些技術官僚。

回來在報上還讀到，西班牙早已經成為歐洲人買度假屋的熱點。比利牛斯山，這一次是真正地消失了。它的消失不僅是現代交通便捷的結果，還因為現代西班牙，保留著自己的文化特色，可是論其餘的一切，旅行條件、制度、觀念九九藏書，和歐洲已經沒有差別。我們旅行途中遇到的德國退休夫婦二人，看上去還是中年人，他們對我們說，西班牙是他們感覺仍然是「舒服的歐洲」的最南端。他們也考慮在這裏買度假屋。在西班牙，已經有成片成片的歐洲富裕移民住宅區，反倒把西班牙人攔在外面了。

佛朗哥在內戰以後，把西班牙右翼的政治思潮全部歸併起來，起了一個名字，叫「民族運動」（Movimiento Nacional）。包括了天主教神職人員、保王派、軍人、長槍黨人、技術官僚等等。原來的右翼黨派也是多頭多種，假如維持內戰剛剛結束的局面，難保以後不相互開打。於是，佛朗哥利用自己的威望，強迫他們都歸入「運動」，成為一個大家族。這個大雜燴不能說是一個政黨，因為它太雜了一點，並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綱領，這一點佛朗哥並不在乎，他自己就不是一個講究政治綱領的人，誰也說不清佛朗哥到底是什麼樣的政治思想。可是「運動」又是西班牙唯一合法的「政黨」。在佛朗哥時期，「運動」之外，任何政黨都是非法的。

體制內出現的改革派人物，有一個很出名的官員，叫佛拉加（Manuel Fraga）。佛拉加擔任西班牙的新聞和旅遊部長。新聞和旅遊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旅游業是西班牙的重頭戲，它依賴於西班牙的對外形象，而新聞出版業是對外的主要窗口。

要體驗羅馬時代老城牆下，小巷晨昏時候朦朧的氣氛，確實住在老城區是最合適的。老城區的背後小巷中，還有許多西班牙人合法經營的小旅館，比較規範。我們以前曾經住過一個，價格合理，簡樸，安靜，旅行者的基本要求，都可以滿足了。

八十歲的佛朗哥默許了這些改革。

很久以前，我們的朋友盧兒就向我們介紹了青年旅舍。那是大學生旅行者的天堂。聽她的說法，那是一個大間，按照床位收費，所以就特別便宜。可盧兒又說，假如兩個人的話，就未必合算，因為兩個單人床的價錢加起來，可以找到小旅館的單間了。所以，一直以為青年旅舍只有單人床的大統間，我們就一直沒有去嘗試。

佛朗哥像所有現代獨裁者一樣，他維護穩定統治的方式，主要是不讓任何異己有組織起來的機會，絕對禁止反對黨的存在。可是，佛朗哥不認為自己是高高在上、和西班牙大眾對立的。相反，他認為他才真正代表了西班牙大眾。為此，「運動」這種大眾化的組織旗號，它的民粹特徵，對於佛朗哥來說很重要。其實，原來的長槍黨和佛朗哥並不是一路，長槍黨用「農民主權」來吸引民眾。佛朗哥卻用「運動」來吸納長槍黨，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運動」系統以外，一切有政治訴求的組織形式都萎縮甚至消滅了。工會只是「運動」之下單一的垂直工會。婦女組織、青年組織，都是如此。

社會不可能停滯不前。佛朗哥政權的建立使西班牙又站到一個新起點，仍然面臨如何前行的問題。維持了一段內戰後的「團結」景象以後，隨著時代演進，對西班牙社會應該如何相應進步，佛朗哥手下的大陣營也出現了明顯的分歧，形成不同派別。他們有些是守舊的，最守舊的是軍中將領；另外一些是傾向於改良的，比如技術官僚和天主教教會。佛朗哥的統治卻必須依靠所有這些派別，他的辦法就是在幾派之間平衡，不讓任何一派坐大。表面上，他在各派之上。隨著年歲增長，具體事務更多地讓下面的人管理。西班牙開始走向後佛朗哥時代。

教會的政治反對派開始參与「非法活動」。根據法律，警察不能隨便進教堂搜查捕人，一些教會人士就利用教堂來進行政治活動。1978年，一位共產黨領導人在採訪中說，地下活動時，大部分會議是在教堂開的，得到教士的同意。有些神父的佈道，有著左翼的政治傾向。在加泰羅尼亞，主要民族主義政黨PDC，就是在這裏——在我們訪問過的聖地蒙特塞拉特的修道院里，舉行秘密成立大會，這在以前是根本無法想象的。這表明了西班牙教會的一次轉變，也說明了西班牙教會仍然在深深地捲入政治，它還是沒有走到和政治分離的根本轉折點。

回來後讀到報道說，西班牙城市居民擁有郊外第二居所的十分普遍。怪不得那時看到山間公路兩旁，星散著這樣的度假屋。根據收入狀況的不同，規模和豪華程度也不同，可是景緻是一樣的，站在陽台上極目遠眺，可以俯瞰皚皚群山。剛到那天，晚霞下的山影，一直伸展到遙遠的天邊，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

有意思的是，佛朗哥和共產黨都在變化。

佛拉加在1966年主持通過了新聞法，這個立法結束了出版物的預先檢查制度。儘管新聞出版仍然受到約束和懲罰，但是這個立法使得很多報紙在七十年代可以發表對佛朗哥政權的批評文章。新聞法也促進了區域文字的出版物，尤其是在加泰羅尼亞地區。佛拉加作為舊體制內高官，對佛朗哥始終忠心耿耿，但是他很早就知道改革是一個必然，並且一有機會就準備付諸實踐。他是改革派中的右翼。後來，佛拉加擔任西班牙內務部長，這是一個管鎮壓的職位。他有過一些讓左翼改革派非常憤怒的措施，被左派稱為法西斯分子。他是一個體制內的改革派，這樣的人必定是複雜的。

待到要離開了，才漸漸明白，這就是中國新移民們的聚集處。除了我們這樣罕見的臨時旅客，都是相對常住的新九_九_藏_書移民，一般對身份問題都閉口不談。那個餐桌就是小小的移民飯店，到走的時候才知道，我們其實不必去吃又貴又難吃的快餐，可以在大嫂這裏買正宗的山東餃子吃。這對夫婦的熱情和吃苦勤勞，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可是我更注意的，是那個十幾歲的孩子，很面善，他是父母來到這裏辛勞的理由。以後，他和他的後代，就要加入新一代的西班牙人了。

現在很多西班牙人有這樣的別墅，歐洲人也蜂擁前來西班牙買房。這樣的山坡上，原來攀緣困難，並不合適蓋房，可是最近幾十年世道太平，技術進步，交通也發達了，就成了蓋房住人的好地方。沿路有水管，居民們合作在山下打井，把水泵上山。房頂安裝太陽能電池板，燒罐裝液化氣。這遠離塵世的山中小屋，真是人間仙境。

1930年，西班牙文盲率在百分之二十六到百分之三十一之間，到1970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能夠閱讀。1975年，西班牙每七人有一輛汽車，百分之八十五的家庭有電視機。但與此同時，社會也存在貧富差距和不公，基尼係數1964年為0.378，1967年為0.446，1976年為0.487。少數人暴富，百分之一點二三的人佔有全國百分之二十二點三九的收入，百分之十最富的人比英國同樣地位的百分之十的人富一倍。

「熱情之花」指出，「現在的佛朗哥主義，已經和十年前不同」。他們看到，新一代西班牙人已經成長起來，他們不再關心老一代人內戰時期的政治理念分裂，而更關心「皇家馬德里足球隊」在歐洲杯比賽中奪冠。

歷經兩千年漫漫生存的天主教，剛剛在教皇保羅二世去世的時候，讓全世界人看到了它在現代社會奇迹般的魅力。兩千年，這個世界發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宗教信仰仍然能夠在如此眾多的現代人心中安然存在。認定這是信徒們愚蠢的人，很難說自己就是聰明的。

就這樣，在佛朗哥後期的西班牙，有改革願望的人們形成了右翼在體制內、左翼在體制外。這種現象不是偶然的。改革派兩翼之間的對話和協調，需要時間。唯有時間，能夠讓雙方都認識到，體制內和體制外改革意願的合作，是必經之路。達成這種共識，還需要客觀條件。

流亡中的共產黨領導人卡利約說，要和所有人一起，包括中產階級、教會，甚至武裝部隊，來實現民族和解，結成同盟，反對佛朗哥的獨裁統治。西班牙共產黨在聲明中，讚揚「中間階層」，特別是「非壟斷的資產階級」，他們願意和內戰時期的宿敵西班牙天主教會和解。此後，共產黨和天主教會的異見者結合，彌補了以往的鴻溝。共產黨是改革派中的左翼，可是，他們只能處於流亡或地下狀態。

1969年宣布王儲的同時，西班牙試圖通過一個「結社法」。佛朗哥也希望能夠顯示西班牙有政治結社自由。可是法案一提出，就給改得面目全非。政治結社仍然限制重重：必須至少有二萬五千個成員，而且不管大小，都要得到「運動」的全國委員會批准，還都不能參与競選。根據這個結社法案，西班牙大眾的結社，仍然是在「運動」的框架之內。西班牙搞這個法案，說明它想在世界面前顯得漂亮點，它知道自由是「方向」。同時，它對政黨的恐懼一如既往。

轉到那個不留心去記住、下次就要找不到的小街，頓時感覺很歉疚，相信找到這個地方，真是花費了朋友很多精力。那是巴塞羅那主教堂附近的哥特區，拉布拉斯大道邊上，是老城的小巷。對旅遊者來說，位置極好。你因此可以在老城區逗留得很晚，回住處很方便。

這次去巴塞羅那老城區，一個幾乎是震驚的發現，就是那裡滿是油漆噴上去的塗鴉，爬滿整個人能夠得著高度的牆面。不僅是我們住的後街，就連巴塞羅那主教堂的石牆都未能倖免。那幾百年的古建築，就這麼被不肖子孫在糟蹋。

然而，佛朗哥並沒有自己登基稱王的企圖。他的稱號是「Caudillo」，是「領袖」或者「統帥」的意思。如何接回西班牙王室，完整他的傳統政治格局，始終是佛朗哥的一件心事。

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一開始和世界是有一定隔閡的。我們喜歡讀各個時期不同的人在西班牙的生活紀實。記得我讀過一個「二戰」期間在西班牙居住者的回憶，他說，他很驚訝地發現，每天報紙來了，周圍的西班牙人關心的不是戰報，而是彩票的消息。在「二戰」之後，佛朗哥沒有根本改造社會的念頭，他的一切做法：對經濟、對民族強大的關注，對權力穩定的關心，都可以在傳統社會裡找到。佛朗哥是一個軍事統帥出身的人，佛朗哥的最忠實追隨者是軍隊將領們。西班牙軍隊龐大，卻裝備陳舊。佛朗哥也從來沒有希特勒般的野心。至於保衛國家，他知道，在「二戰」后的世界格局下，並不需要他領兵保衛西班牙，他只要鎮住西班牙內部就可以了。

據說，公元九世紀，在這山頂的岩洞里，發現了一個黑色聖母雕像，這裏就開始成為虔誠信徒們的朝拜地。那個時代，沒有公路、鐵路和纜車，朝聖者得吃很多苦，才到得了此地。幾百年後，這裏蓋起了一個修道院，修道院聞名於世的聖物就是「黑聖母像」。再以後，這裡有了主教堂。每天中午時分，鐘樓的鐘聲敲響，這是在召喚朝聖者和遊客們，主教堂每天為公眾舉ｒeaｄ•９９ｃｓｗ.cｏm行的彌撒要開始了。蒙特塞拉特的男童童聲唱詩班的水平聞名世界，慕名而來的旅遊者大多不肯放棄聆聽童聲聖樂的機會。

一開始，西班牙就是矛盾的。它基本上是經濟私有制，可是佛朗哥出於權力控制需要，規定工人無權罷工，工資由政府勞動部來規定，同時僱主也無權解僱工人。然而，西班牙開放的制度，使它的勞資關係面對國際競爭。從1960年到1973年，有一百五十萬西班牙工人前往西歐國家找工作。於是，西班牙工人從六十年代開始就和資本家展開集體談判，這也為工會組織的出現鋪平了道路。

早在1948年，西班牙共產黨就號召建立各派別統一戰線，採取非暴力戰略，如滲透到官方工會的體制內部，來達到自己的目標。斯大林死後，特別是赫魯曉夫上台以後，西班牙共產黨迅速「非斯大林化」，從1954年開始，允許那些因為「路線錯誤」而被開除的黨員重新入黨。

這地方叫傑里達（Gelida）。傑里達是一個小鎮，離巴塞羅那有半個多小時的車程。居民四千，位於半山腰。周圍是起伏平緩的山間坡地，覆蓋著一望無際的葡萄園，整整齊齊。這種齊整列成的無邊際的起伏綿延，很動人。傑里達的名氣是它的水。小鎮近旁有泉水從地下湧出，據說水質好到來人都要帶幾瓶水走的地步。

那是真正的老巴塞羅那。可是，有了這次的經驗，才知道那一片已經變成窮人聚集的地方。其實，這和所有的大都市是一樣的。紐約、巴黎也有大片如此的老城區。那都是舊房，至少有上幾百年的歷史了。這些房子要修的話，耗費巨大，而且舊的結構在那裡，改造也相當困難。中國大城市的一些老城區也是這樣，老城改造常常是在牆上寫個大大的「拆」字，成片老城區就消失無蹤了。非常慶幸的是，巴塞羅那和巴黎的老城區，都留了下來。可是這樣的老城區，也容易淪為貧民窟和犯罪的滋生地，紐約就是這樣。

這短短兩三天的住宿經歷很特殊，讓我們看到了現代西班牙背後的一個側面。

人生和世界，都如一個棋局，死棋還是活棋，有時候就在自己手裡。

還在西班牙內戰時期，右翼濫殺俘虜的行為，就受到過一些教會的譴責。從政治層面來看，右翼勝利對教會的生存是有利的，但是對他們來說，殘酷行為違背了神的旨意。善的宗教精神沉澱下來，推動教會改革，是他們生存下來的理由。因此，當西班牙社會逐步向著開明、更符合人性的方向發展的時候，一個同樣在感悟上帝、在反省中進步的教會，站在支持社會進步的一面，本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他們理應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專制者的附庸。

不久，我們隨如約前來會合的朋友，住到了她在巴塞羅那的朋友家。主人熱情邀我們一起住到他家在山上的別墅去，我們就離開了老城。這一走，就出了巴塞羅那市區。一開始我們以為，只有大富豪才會有山間別墅，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光景。車子出城，又沿山裡的林中公路走上八公里才到。小屋造在山坡上，十分簡樸，卻佔了好地勢。

非常值得尋思的是，這樣的衝突，同樣發生在三百多年前的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十七世紀，菲律賓的古城馬尼拉就多次發生西班牙人和當地人一起排華，甚至屠殺華人的事件。全球化早就開始了，一開始就有華人的參与。在塞維利亞的檔案館里，至今留有十七世紀末中國商船進入塞維利亞港口的記錄。例如在1686年，就有二十七艘中國大商船入港。今天在寫著這些的時候，電視中中國香港的世界貿易高峰會會場之外，韓國農民正在暴烈衝擊會場。他們的口號是反對現代發達國家，而背後其實是各國的勞工階級在爭奪飯碗，是工人對工人，農民對農民的戰爭。政府在這個時候出來談判，其實只是相當於工會農會頭頭的身份。

所以，佛朗哥的第二個決定是：把大權交給了他自己選定的一個接班人布蘭科（Carrero Blanco），自己退居二線，只偶爾在危機時刻出來掌舵。這樣，從1969年開始，新人在台上，畢竟和佛朗哥自己在台上不一樣了。

就在我們離開美國前往西班牙的那天，西班牙發生了大規模燒毀華人鞋商倉庫的事件。在西班牙給中國的家裡打電話，母親在中國看了新聞，竟然在擔心我們在西班牙的安全。其實，要不是母親對我們說，我們一點都不知道。在這裏旅行很少看到新聞，更少看到非西班牙語的新聞。而在西班牙行走，一點兒也感受不到這種暗暗在涌動的衝突。

七十年代，佛朗哥政權開始走向寬鬆，社會黨重新出現。社會黨雖是左翼，是內戰主角，可是正因為老一代都被鎮壓，新一代反而以新政黨形象出現。和共產黨相比，較少和舊體制勢不兩立的歷史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