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時候，或許人們想起了後來接任內格林擔任共和國財政部長的佩里艾多。1936年8月10日，他在廣播中譴責所謂「兜風」殺人是在犯罪。可是，他的講話沒有起到任何遏制共和派暴行的作用。在得知那次十四個知名人士被槍殺之後，佩里艾多曾經再次在廣播中發表講話，開口第一句就直刺要害，刺中了每一個人：

就在同時，1937年5月，由共和派控制的巴塞羅那大亂，左翼陣營中的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斯基派遭到共產國際的殘酷鎮壓。

1937年的5月底，共和派的軍隊有了一次目標是塞哥維亞的小規模進攻。塞哥維亞，就是那個有著羅馬輸水道的小城。今天想想真是很慶幸，幸虧他們沒有把這輸水道給打塌了。這一次，是法國和比利時人組成的國際縱隊第十四營參加了戰鬥。這次戰鬥就是海明威《喪鐘為誰而鳴》的故事原型。

可是，在當時的巴塞羅那，戰事的停止，並不意味著和平即刻降臨，隨即就有上千名共和派人士被槍殺。

就連總理內格林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員，也沒有能力阻擋這樣的殺戮，只能自己親自去監獄，尋找和搶救那些被濫抓進來、很可能馬上要被濫殺掉的知名囚犯，甚至親自把有些要救的人送進外國使館，通過他們找一條生路。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人認為，待在牢里還是比在家裡安全，外面更加無法無天。據記者說，百分之九十的冤死者，在死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是為了什麼。許多人死於非命，只因為他們是革命標準下的資產階級。馬德里被無辜槍殺的人中間，還有一對兄弟是哥倫布的後裔。

就在1938年，奧威爾寫出《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作為英國人，奧威爾至少對「民主」有自己的認識。因此，在離開西班牙之後，他寫道，「報紙上說這場戰爭是『為民主而戰』，這明擺著是騙局」，在如此「分崩離析」的一個國家面前，他對西班牙的前景不看好。在西班牙內戰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他就相信戰後這個國家可能「不得不」變成一個獨裁政府統治的國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大多數作家論思想傾向的話，都是左翼的。接近「二戰」時，有納粹這樣的極右翼放在那裡，而蘇俄能夠從鐵幕後面拋出來讓大家看到的，又都是五彩繽紛的宣傳綵球。那時，左翼思潮廣泛流傳。國際縱隊中作家很多，最著名的大概還是美國作家海明威，他寫了不少以西班牙內戰為題材的作品，除了《喪鐘為誰而鳴》、《第五縱隊》、《告別了，武器》，還有紀錄片解說詞《西班牙大地》。

馬德里又陷入一片內鬥混亂，3月6日，根據卡薩多的命令，開始逮捕共產黨人。共和國崩潰在即，最後一次內鬥尤為殘酷。3月7日，卡薩多軍團中的共產黨人巴塞羅少校包圍了馬德里。共和派自己人激戰四天之後，卡薩多獲勝，巴塞羅和他手下的軍官都被槍斃。

阿拉貢前線已僵持了很久，從內戰開始兩軍就在戰壕中對峙，誰也消滅不了誰。共和政府是依靠無政府主義和共產黨的志願民兵在維持戰線。喬治·奧威爾就曾是這條戰壕中的一個士兵。這條戰線逐漸變得重要起來，因為它就在巴塞羅那的西面。

卡薩多企圖和佛朗哥談判，要求給出二十五天寬限期，讓願意流亡的人離開。由於一個技術上的原因，談判失敗。3月25日，卡薩多宣布「共和派軍隊解散」。內戰中共和派一邊的頭面人物，包括「熱情之花」，包括後來接替她的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都順利離開西班牙。卡薩多和他身邊的人乘坐英國軍艦，逃亡英國。「熱情之花」流亡蘇聯和東歐國家，她一直是那裡受歡迎的名人。她後來回到西班牙，活到1989年去世。卡利約一直活到2005年。那些追隨他們的人，那些士兵們，大多數來不及離開。等待著他們的，是佛朗哥的行刑隊。

奧威爾不知道的是，共和派陣營內部，其實正在因為派性進行著你死我活的鬥爭。有點不幸的是，奧威爾和他的新婚妻子當時急著要來支援西班牙，恰巧沒有通過共產國際的通道，而是經過了轉折的關係，被介紹到西班牙的一個左翼政黨組織「統一工人黨」，來了也就進了他們的軍隊。而這個黨，在西班牙的共和派內鬥中，正是被清洗的對象。直到奧威爾差點死在他以為是「自己人」進行的大清洗之後，才知道同志之間原來可以有如此可怕的差別。

戰爭開始之後，在幾個大城市，尤其在馬德里和巴塞羅那，對共和派中的激進左翼來說，是盼望已久的一次複製十月革命的機會來到了。在內戰剛剛開始的幾個月里，馬德里政府只有十分有限的權力，大部分權力都在各群眾組織手中。在馬德里，所有的外國企業最早被沒收。城市鄉村都在集體化，財產證明被燒掉。百萬美元的銀行財產，黃金、珠寶、現金等等，在革命中被沒收，再也沒有歸還。被查抄的私人財產也一去不還。為了免得中產階級被群眾組織屠殺，政府一度發出大量護照，讓他們逃命去。

從戰爭角度來看，佛朗哥一方是純軍事行動，而共和派一方，卻是政治鬥爭在支配軍事。自始至終，共和派一方沒有停止內部的政治鬥爭。

奧威爾發現，西班牙的內戰性質，和他以前想象的不同。首先佛朗哥雖然得到德意的支持，可是「佛朗哥並不能和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相提並論」，他的訴求並不是要推行法西斯主義，而是要恢復傳統的西班牙，他只是「一個落伍的人」。另一方面的發現，令奧威爾感到更為驚訝，就是，「並不是我們在英國想象的那樣」，共和派是以「民主」在抵禦佛朗哥和西班牙的現狀。那是一個「明確的革命風暴」，「土地被農民佔有，很多工廠和大部分交通被工會控制，教堂被摧毀，牧師不是被趕走就是被殺死」。正因為如此，佛朗哥才會被另一方描https://read.99csw.com繪為「一位從一群殘忍的赤色分子手裡解救了他們的國家的愛國者」。他發現，在國際社會上，法西斯的新聞在造謠，而「反法西斯的新聞界也在有意隱瞞事實」，「也在全身心投入同樣一個辱罵中傷的污水池」。那些支持佛朗哥的志願軍人，被左翼的報紙形容成「殺人犯，白人奴隸販子，毒癮者和歐洲各國的垃圾」，甚至說，佛朗哥一方的「防禦工事是由活孩子的身體壘成」。當時已經從西班牙戰場下來的奧威爾嘲諷說，「這真是最笨拙的做工事的材料」。

奧威爾從前線回來，更為驚訝地發現，一旦革命退潮，西班牙人在迅速回到原來狀態。首先是，每個人又穿起了時髦的衣服，而民兵不再時髦。奧威爾說，「政治上清醒的人們，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場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兩敗俱傷的戰爭，而遠非同佛朗哥的戰爭」，「勞工聯合會和工人總聯合會之間，在互相暗殺」。奧威爾發現，「自己最後的希望，可能就是混在毫無意義的巷戰中，行進在寫滿標語的紅旗後面，然後被某一窗口陌生人手中的半自動步槍擊中」，他不得不回想自己來西班牙的初衷，「這可不是我理想中有意義的獻身」。

西班牙共產黨原來是個小黨，而戰爭需要蘇聯和第三國際的支持，西班牙共產黨由此壯大。原來在共和國當家的社會黨人，在這種局面下左右分裂。社會黨的左翼，以總理卡巴耶羅（Largo Caballero）為首，反對共產黨，也反對無政府主義，但出於戰爭壓力，被迫和共產黨合作，也籠絡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黨的右翼，就和當時共產國際的觀點接近，認為在戰爭期間，「不是革命的時候，而是要把戰爭打贏」。

臨時首都巴塞羅那的保衛戰，只是共和派軍隊自行潰敗的記錄。巴塞羅那保衛戰，與戰爭初期的馬德里保衛戰，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整個城市充斥著隨軍人一起撤退的難民，面對敵人，已經沒有反抗的鬥志。

奧威爾是逃亡者而不是旅行者，在一個寒冷的夜晚，他遊盪到教堂前。或許，奧威爾難以接受高迪把現代建築風格搬到教堂建築上，也可能是寒風中流浪街頭的奧威爾，實在心情不佳，他說，「這是我第一次看這個教堂——一座現代教堂，世界上最可怕的建築之一。它的四個尖頂作成鋸齒狀，很像霍克酒瓶。與巴塞羅那的大多數教堂不同，革命期間它沒被破壞——人們說是因它的『藝術價值』使它幸免於難。儘管無政府主義者在塔頂之間掛了一面紅黑相間的旗幟，我認為他們沒有利用機會將教堂炸掉，實屬失策。」

卡巴耶羅總理拒絕正式鎮壓統一工人黨，為此，在斯大林的壓力下辭職，被內格林博士所取代。內格林博士據說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生物學博士，家庭非常富有。從人品來說，口碑很好，也很開明。他沒有自己很強的意識形態傾向，但是他認為要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不惜一切來打贏這場戰爭，為此不得不利用共產黨來維護和蘇聯的良好關係，從而從蘇聯購買武器。在左翼中他是個右翼，宣布「尊重私有財產」，試圖抵禦「集體化」的浪潮。

這裏曾經是世界矚目的中心，來了各大國的許多志願者們、來了他們的軍人，有他們援助的飛機大炮在這裏轟鳴。突然，一切都消失了。大家扔下西班牙，還留下了滿目瘡痍、無數屍骨。沒有人確切知道，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內戰中，死了多少西班牙人。最流行的說法是，三年內戰死了一百萬人。比較嚴謹的歷史學家檢點證據，認為內戰至少死亡六十四萬人，不包括戰後遭佛朗哥政權報復而鎮壓的幾萬到十幾萬人。

布魯奈特是馬德里西面的一個小鎮。1937年夏天，又有很多新的國際縱隊志願者來到西班牙，其中有很多美國人。這次戰役，共和派一方由五萬西班牙士兵，加上幾乎整個國際縱隊組成。

親身經歷過西班牙內戰的《紐約時報》記者馬修斯後來有一本回顧內戰的著作，叫《半個西班牙死了》。書名來自「九八」一代著名評論家拉臘（Mariano Jose de Larra）在第二共和前就為自己的國家寫下的墓志銘，而這墓志銘的撰寫者本人，自殺於1937年：

在左翼中，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斯基派的目標是馬上革命。共產黨的主張是「戰爭第一、革命第二」、「贏得戰爭之後再談革命」。可是在日後的爭鬥中，並不僅是政治觀點的分歧在起作用，還有對政治權力的爭奪。

我們是在離開西班牙的前一天，從畢爾巴鄂一路坐火車下來，在前往巴塞羅那的路途中，遇見埃波羅河的。在將近七十年前的1938年7月，這裡有過一場大戰。

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僅這一次左翼內戰，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傷。而這樣的左翼之間的「武裝衝突」，奧威爾說，「全國各地處處可見」。「監獄里人滿為患」，因為左翼內鬥巷戰中的俘虜，都被關入了監獄。國際縱隊的外國人因「政治經歷可疑」，被警察追捕。「當統一工人黨被鎮壓時，西班牙共產黨控制的秘密警察完全憑臆斷行事，他們認為所有的人都有罪，並逮捕了所有他們能抓到的與該黨有關的人，甚至包括傷員、醫院護士、會員的妻子，有時連兒童也不放過。」西班牙共產黨一直在呼籲「處死叛徒」，對監獄中囚犯的槍殺還在進行。

初到一個革命聖地，奧威爾覺得，「這一切無不令人奇怪和感動」。看上去，「資產階級要麼逃跑了，要麼被殺了，要麼自願站到了工人一邊。」

1937年7月24日半夜，共和派的軍隊突然出乎意料地渡過埃波羅河，發動進攻。這次軍事行動，不是如往常那樣由俄國和第三國際軍事顧問制訂的計劃，而是少數仍然忠於共和派的西班牙將軍自己做的主。所謂「埃波羅軍」，有七萬之眾，由西班牙的指揮官摩迪斯托（Juan Modesto）指揮。他是共產黨員，原本是個伐木工人，也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受過訓，還在摩洛哥的外籍兵團里當過兵。他有很高的軍事天賦。這次戰役，他有一個蘇聯軍事顧問，其餘指揮官都是西班牙的共產黨人。

1937年夏天，在馬德里西面的布魯奈特（Brunete），打了西班牙內戰中最血腥的戰役之一。在此之前，莫拉將軍因意外墜機死亡，佛朗哥從此成為叛軍無可置疑的最高首領。

但是，共和派內部的低落士氣、困惑，都轉化成對內格林的指責和背叛。平民已經沒有鬥志，軍人一片失敗情緒。軍事上，武器彈藥殆盡，已經沒有希望。似乎整個世界都背棄了這些最後的鬥士。共產黨人不打算投降。內格林卻仍然指望佛朗哥能夠接受他提出的投降條件：不對共和派軍民施行報復。他背著共產黨人的求降沒有成功，自己卻被共產黨人指責為動搖的投降派。

我們也曾站在那個廣場上。加泰羅尼亞廣場大小適中，是巴塞羅那很迷人的城市廣場之一。今天，那裡每天都有賣鴿食的小販，也就永遠有大群的和平鴿在那裡飛翔，我們也買了一包，開心地向天空拋撒，看著藍天白鴿的迴旋，那真是令人心醉的和平景象。

直到今天，我們還是常常聽到這樣的邏輯，就是假如我們受到殘酷對待，那麼我們的殘酷報復就是合理的。其實，你不是在證明自己行為的合理性，而是在證明對方行為的合理性。你把自己變得和邪惡一樣！你在高喊著：換一換吧，其實只是邪惡互換，而不是以善替惡。任何對抗，真正的提升，是有勇氣和能力讓自己變得和對手不一樣。否則，就依然是落在對手給你預設的陷阱里。

直到此時，以馬德里為核心的西班牙中心地區仍然在共和派手裡，他們還有將近三十萬的兵力。總理內格林和外交部長在法國穩穩神，又一起飛回了西班牙的瓦倫西亞，在那裡和共和派的將軍們，還有一些共產黨人的軍官會合，「熱情之花」也在那裡。

2月27日，法國議會以323票比261票，承認佛朗哥政府；同月，英國也承認佛朗哥政權。歐洲的大多數國家，都已經承認佛朗哥，和原西班牙共和政府斷絕了外交關係。

很自然，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左翼士兵和奧威爾一樣，變得無心戀戰。至於一些國際縱隊的外國人，就更覺得自己來這裡是冒失了。誰知，共和政府在這個時候有了新政策：志願前來的民兵，包括國際縱隊隊員，都算是「國家正規軍的士兵」，沒有退伍證要離開這裏回家就算「逃兵」。結果越來越多的國際縱隊隊員和西班牙民兵，又作為「逃兵」被抓進監獄。

他被公認為最重要的作品，是1945年出版的《動物莊園》和1949年出版的《一九八四》。

1938年4月15日，佛朗哥軍隊佔領地中海海邊的漁村維那羅斯（Vinaroz），把共和派佔領區一分為二。一部分是以馬德里為核心的中心地區，另一部分是以巴塞羅那為首的東部地區。

奧威爾還發現，在共和派控制地區，新聞檢查不是針對佛朗哥派，而是針對自己人的異端。奧威爾落入的這一派的報紙「頭版都被審查成了空白頁」。剛剛過去的內鬥，馬上被描繪為是「完全由統一工人黨發動的法西斯『第五縱隊』的叛亂」。

在西班牙內戰的共和派一方，有如此之多的矛盾衝突和自相殘殺，其中有以蘇聯主導的第三國際和西班牙共和政府之間的問題，有西班牙共和派各派系自己的問題，也有革命和戰爭並舉的問題。前者影響了內戰中此方軍事裝備這樣的「硬體」，後者影響了兵員、士氣這樣的「軟體」。而佛朗哥一方，不論它的訴求是什麼，從「技術」上來說，不論內外，都相對簡單，可以說是一心一意在打仗。戰爭的走向，已經很清楚了。

剛剛來到巴塞羅那的時候，奧威爾就被共和派五花八門的政黨名稱弄得昏頭昏腦。這些政黨一般都有工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這樣的字眼，差別只是排列組合不同。當時他們各有自己要懲罰的「階級敵人」名單，也各有自己的「清洗委員會」。在戰爭剛剛開始一個多月的1936年8月，傳來佛朗哥的摩爾兵14日在巴達霍斯屠殺戰俘的消息，於是共和派的各個城市開始報復行為，屠殺監獄里的囚犯。在馬德里盛行「Paseos」，那是恐怖的8月創造的一個特定詞，它的意思是「兜風」，就是各群眾組織隨意從監獄里拉出一些囚犯，押上卡車去「兜風」，待到回來的時候，已經是空車了。這些囚犯被槍殺之後拋屍街頭。

佛朗哥在1938年12月底開始進攻。共和國軍投入後備兵力，卻沒有還手之力。最後一個堅持要打下去的總理內格林，也終於絕望了。他試圖和佛朗哥談判，佛朗哥不依不饒，堅持只能接受無條件投降，而且表示一定會報復懲罰共和派。佛朗哥一方經常槍殺俘虜。儘管在西班牙參戰的英國人，是像奧威爾這樣的志願者，和英國政府沒有關係，可是出於人道原因，英國陸軍元帥還是出面和佛朗哥談判，曾經成功地以一百名義大利戰俘換回了一百名英國戰俘。可是，他能夠救出的只是一小部分。這位英國陸軍元帥在1938年11月寫道：佛朗哥「比紅軍更糟糕，我無法阻止他屠殺那些不幸的戰俘」。

特魯爾是山區，零下十八度，刮著大風，共和國軍凍傷的人比作戰傷亡的還要多。佛朗哥動用了十一個師，經過一番苦戰，在1938年2月21日重新奪回特魯爾。這時，共和國軍只得動用國際縱隊來防守。可是，從1937年年中開始，雖然手裡攥著西班牙的黃金儲備，蘇聯還是減少甚至中斷了對共和國軍的援助，相反，德意對佛朗哥的支援卻增加了。在這個戰場上，國際縱隊雖表現英勇，卻敵不過對方的優勢裝備。林肯營幾乎再次全軍覆沒。

很有意思的是，奧威爾也在想，自己為什麼覺得「它很難形容」，為什麼他沒有語言能力來描繪這樣一種氣氛。他認為這和自己來自英國有關。「一個根本原因是，這種氣氛在英國從來不曾有過。在英國，政治上的褊狹不很盛行；政治迫害也不嚴重；如果我是一個煤礦工人，我不會向老闆掩飾自己共產黨人的身份。」英倫三島在歐洲是個異數，歐洲「大陸式政治活動中的『好黨員』」概念，在英國並不多見。英國「對持有不同意見者進行『肅清』和『開除』的觀念也不流行」。而這一切，在巴塞羅那是「再自然九-九-藏-書不過了」。來自英國的奧威爾說，「我有這樣一個根深蒂固的英式信念：除非你犯了法，否則『他們』無權逮捕你。在政治性的集體迫害中，有這種想法卻是極其危險的」。奧威爾最後只能這樣描述他的感受：「本地氣氛太可怕，活像一座精神病院。」

經過種種曲折，奧威爾最終帶著他的妻子「逃出西班牙」。可是，他的許多朋友，包括一些國際縱隊的志願者，「有些戰死了，有些殘廢了，有些進了監獄」。奧威爾說，他希望那些進監獄的人，「大部分能安然無恙」。他不知道他們後來怎麼樣。他只知道，在他離開之前，一些朋友已經死在裏面了。

蘇聯開始打自己的算盤。

1937年冬到1938年春，儘管共和政府已經從瓦倫西亞轉移到了巴塞羅那，佛朗哥還是要把馬德里拿下來，他想把中部全部掌握在自己手裡。這樣，就可以專門對付東北部的共和國軍。馬德里仍然具有象徵意義。

內戰打到這個時候，一方面，國際形勢處於一種很危險的狀態，一般國家的政府，都不願意因為插手西班牙內戰而引發世界大戰。同時，內戰雙方的極端面目，也使得各國都不太願意介入並且很堅決地幫助某一方。這個時候，很多人都能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當時共和政府的總理內格林，就希望西班牙內戰能拖到大戰爆發。這樣，世界就被迫劃分為兩方。西班牙共和政府就可以成為世界大戰的一方，也就能獲得國際社會的大力支援了。

這次戰役共和派的失敗，很難說和他們同時拉開內鬥的戰線沒有關係。蘇聯本身也在進行大清洗，而曾經參与西班牙內戰的蘇聯人，回國后被清洗的很多。例如，駐馬德里的蘇聯大使，僅僅因為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安排了一次人道的俘虜交換，被召回國內后，成為蘇聯內部肅反的犧牲品。蘇聯在1937年的內部大清洗中，在集中營就槍殺了七萬二千九百五十個自己人。西班牙的清洗只是蘇聯大清洗的延伸，就連罪名都常常是一樣的。

佛朗哥準備在1937年12月18日再次攻打瓜達拉哈拉。誰知，12月15日，共和國軍先發制人，在東面的特魯爾（Teruel）對佛朗哥軍隊發起進攻，把他們堵在那兒。這次，共和國軍投入四萬兵力，全部是西班牙人，沒有國際縱隊參戰，但是蘇聯派出了軍事顧問。

不知道曾經被西班牙共產黨追殺的奧威爾，如果在英國看到這樣的講話該是什麼感想。

當真正的1984來臨時，很多人對奧威爾的「先知先覺」感到不可思議，人們驚嘆他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已經看穿了由政權參与、把人性向善的努力變做一種社會改造，隱藏著非常危險的轉折點；對私領域的抑制，對大公無私的理想頌揚，很可能造成「公領域」對「私領域」的大規模侵犯，而對競爭本能的遏制，也可能隨之扼殺人的創造力。人是有可能被改造的，可是其後果，很可能是被改造成了「行屍走肉」。在理想主義的口號下，表面上的至善很可能走向歧途。

對統一工人黨鎮壓的高潮是在1937年6月16日，統一工人黨的書記、原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的司法部長安德雷斯·寧被逮捕。以後，他在遭到殘酷刑訊之後死去。歷史學家們一直在探討，本人是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的總理內格林，究竟在那個時候，是不是知道他的手下在發生什麼事情？有些人說，他只能選擇「不去看到」。因為，他沒有別的選擇，他要依靠共產黨打這場戰爭。不管怎麼解釋，事實是內格林執政時期是一個恐怖時期。而且，是對內、對自己人的恐怖。

奧威爾和海明威不同的是他陰差陽錯的經歷，他不僅在前線挨凍受餓，還恰恰落在了一個特殊的群體里，他們被西班牙共產黨和共和政府宣布為隱藏在內部的階級敵人，是海明威筆下要清剿的「第五縱隊」。奧威爾發現，西班牙共產黨「斷然宣稱統一工人黨正在分裂政府，不是失誤而是有意謀划」。他們被當作「是一群偽裝的法西斯分子，受雇於佛朗哥和希特勒，在以偽革命的政策來支持法西斯」，「是『托洛茨基分子』的組織和『佛朗哥的第五縱隊』」。環顧四周，奧威爾發現，所謂「第五縱隊」，僅僅這一部分，就「包括成千上萬的工人階級，其中有八千至一萬在前線戰壕里挨凍的士兵，還有成百上千來到西班牙和法西斯作戰的外國人。這些人犧牲了自己的國籍和生計，卻被認為是受雇於敵人的叛徒」。當然，奧威爾自己也被算在裡面。

此刻，國際縱隊宣布撤離西班牙。有人說是斯大林下的令，有人說是總理內格林的決定。不管怎麼說，只有這兩個人能夠下這個命令。1938年初秋，國際縱隊剩餘的人員陸續離開西班牙。西班牙共產黨著名的女革命家「熱情之花」發表了催人淚下的講話。她說：「你們可以驕傲地離開了，你們就是歷史，你們就是傳奇，你們是民主團結的英雄榜樣。我們不會忘記你們。當和平的橄欖樹重發萌芽，當西班牙共和國的勝利花朵開放的時候，請你們回來！請你們再回到我們這邊，在這裏，你們沒有國家的人可以找到國家，失去朋友的人可以找到朋友，你們，所有的人，西班牙人民從今天起，會懷著對你們的愛和感激之情高呼：『國際縱隊的英雄們萬歲！』」

奧威爾以為，各個黨派只是名字的叫法不同，大家都是「社會主義」，都是革命的。當時奧威爾非常振奮，他覺得雖然戰時的生活條件艱苦，可是，「人們對革命、對未來充滿信心，而且還有一種突然進入平等、自由時代的感覺」。他住進了「列寧營」。

1939年3月27日上午11點，佛朗哥佔領馬德里。4月1日，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內戰結束了。

可是，國際形勢突然變得對共和派十分不利。「慕尼黑協定」以後，英法以為綏靖政策有效，可以維持和平，更希望把西班牙衝突局限在國內戰爭，而避免變成歐洲範圍的衝突。斯大林更是把同德意的和約放在自己利益的天平上，甚至在和納粹德國協商，今後如何一起瓜分波蘭。也就是說，西班牙內戰雙方的國際支持者，在背後悄悄地拉手。蘇聯開始減少和中止了對西班牙共和派的軍援，法國則關閉了邊境，使軍火更難運進西班牙。

埃波羅河戰役也是內戰中最血腥的戰役之一。這也是國際縱隊參加的最後一次戰役。他們打得英勇頑強，也付出了最高的代價，參戰七千人，傷亡四分之三。

奧威爾所到的巴塞羅那，情況和馬德里非常近似。

我不由想起西班牙「九八」一代著名學者、馬德里大學哲學教授奧爾特加·加塞特，他在1922年出版的《無脊樑的西班牙》中，有這樣一句話：

在這些拿起槍來、走上西班牙戰場的作家們中間，有一個作家有點特別。他曾經是英國著名的左翼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很多年之後，他和海明威一樣，作品走出了自己的國家。他就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奧威爾偶然參加的這一派，被政府宣布為「非法組織」。「猜疑的氣氛在各色人群中形成，絕大部分人不敢多管閑事。人們都染上了間諜瘋狂症，悄悄嘀咕著其他每個人都是共產黨或托派分子或無政府主義者或諸如此類的間諜。肥胖的俄國特務把所有的外國避難者都整了個遍，還說這都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

1938年3月，在巴塞羅那附近的阿拉貢，又開始了一場戰役。

在查抄奧威爾住的旅館時，他剛好不在，他的每一片紙片都被抄走。他的妻子被當作誘餌沒有被抓。奧威爾只能一邊流落在巴塞羅那街頭四處躲藏，一邊開始通過英國領館尋求幫助離開西班牙。他也和我們一樣，曾經在夜晚，站在高迪的聖家族教堂面前。這個教堂至今還在建造中，奧威爾看著它的時候，是在我們看到它的七十年前，當然就更是半成品了。

當時抓人沒有司法手續，所以所謂囚犯，大多是群眾組織隨意抓來、未經審判的政治嫌疑犯。馬德里是首都，在內戰前的議會裡有不同派別，首都的政治人物里自然也有不同派別的人存在。這是所謂民主共和制的本意。在這段時間里，右翼政治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地被關被殺。8月23日，有十四個知名人士，在馬德里模範監獄被神秘槍殺，其中包括長槍黨創始人的一個弟弟、1933年的一個西班牙內務部長、一名將軍，還有前馬德里警察局長。

在這最後一刻，共和派有了最後一次內鬥。1939年2月底，求降失敗后，總理內格林要求大家抵抗到底，遭到軍官們的反對。這時候，只有共產黨人還願意打下去。內格林想把所有指揮權都交給共產黨人，但是晚了。中心地區軍隊總指揮卡薩多上校（Segismundo Casado）站出來，公開反對內格林和共產黨人。米亞哈將軍、一些社會黨人以及遭到共產黨鎮壓的無政府主義者，都站在卡薩多一邊。3月4日，他們組成一個臨時政府，宣布推翻內格林。內格林再次飛離西班牙，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

1938年12月31日，佛朗哥勝利在握。他在一次書面採訪中宣稱，共和派是「罪犯」，對他們不存在「赦免和解的可能」，那些「輕罪犯」將坐牢或進勞動營，其他人將被流放或處死。

1939年1月26日，巴塞羅那不戰而降。幾十萬共和國軍和難民開始了向法國的大逃亡。這是西班牙內戰史上共和派一方充滿痛苦和屈辱的一幕。佛朗哥軍隊進入巴塞羅那，在拉布拉斯大街起點的加泰羅尼亞廣場舉行感恩彌撒，因為巴塞羅那的教堂都已經毀壞了。

共和派一邊人心渙散，失敗主義情緒開始蔓延。國防部長早就是一個失敗主義者，總理內格林不得不命令他辭職。總統阿薩尼亞也傾向於放棄抵抗。只有內格林還認為應該堅持抵抗到底。斯大林似乎也想從西班牙內戰中抽身，他要西班牙共和政府中的共產黨人辭職。但是，在內格林組織的新內閣里，物色了更多的共產黨人擔任重要職務。內格林本人並不親共，但是他沒有別的選擇，他只能依靠共產黨人來繼續這場戰爭。

1936年底，當奧威爾來到巴塞羅那的時候，他驚訝地發現，「局勢讓人震驚，勢不可當」。他發現自己第一次生活在一個工人階級掌權的城市。「每棟大大小小的樓房，都被工人佔領了，掛滿了紅旗或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兩色旗。每面牆上都畫滿了斧頭和鐮刀，寫上了革命名稱的第一個大寫字母；幾乎每個教堂都被毀掉了，裏面的聖像被燒。各處教堂都在被一群群工人有組織地拆毀。每個商店和餐館都掛出已經集體化的牌子，連擦皮鞋的都集體化了，擦皮鞋的箱子都漆成紅黑兩色。」在當時留下的照片里，我們還可以看到餐館都轉變成了集體食堂。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應該男女平等，可是又覺得男女分開在不同的食堂吃飯才像樣子。奧威爾走在街上「喇叭里整天高唱革命歌曲」。服裝和稱呼都改變了，以前白領們戴的領帶和帽子都消失了。「每個人都穿著粗糙的勞動服、藍色工裝褲或不同的民兵服」。傳統的問候語也消失了，「同志」成了唯一的稱呼。

促使奧威爾轉變的，正是他滿腔熱情投入的西班牙內戰經歷。在1938年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這本書里，他就提到了「極權主義」這個詞。

即便如此，奧威爾仍然回到了「反法西斯前線」的戰壕里。結果，他被一顆子彈打穿了脖子。大夫說，假如再巧一點，子彈差個几絲幾毫，擦上頸動脈，也就成全了他的「獻身」願望了。作為傷兵，奧威爾又回到巴塞羅那。那時候，他只覺得，「空氣中充滿了一種特別邪惡的氣氛——懷疑、恐懼、無常和隱恨」。「大街上密探警察隨處可見」，監獄里擠得滿滿的。奧威爾說，「這種噩夢般的氣氛很難用語言形容。」

1938年3月9日，佛朗哥在阿拉貢前線發起猛烈攻擊。在德國飛機大炮的掩護下，佛朗哥動用了二十六個師，其中包括五萬義大利士兵和三萬摩爾兵。防線在第一天就被多次撕開，共和派一方不得不撤退。國際縱隊的第五旅留到最後，幾乎全軍覆沒。新組建的林肯營，組建時已經沒有足夠的美國志願者，吸收了四分之三的西班牙人，這次全營被打散，一百二十五個美國志願者和西班牙士兵泅過埃波羅河逃生。被打散的美國人、英國人和加拿大人，重新編入新的第十五營，這時這個國際縱隊建制的營read.99csw.com，已經主要是西班牙人了，組建后新的營很快再次投入戰鬥。而這一回佛朗哥一方的成功，和德國空軍的制空優勢分不開。

此時，格爾尼卡的大轟炸剛剛過去。

奧威爾離開西班牙之後，共和一方的內鬥帶來的恐怖愈為加深了。左翼中的共產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黨人、托洛茨基派、統一工人黨和種種不同派別，展開殊死鬥爭。秘密警察在當時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早在戰爭初期，俄國人就搬來了自己的秘密警察系統。這個時候，西班牙共和派地區有不同的警察組織，一個歷史學家數了數，說是至少有九個。當時的西班牙共產黨成立軍事調查局，這一機構很快成為最有實權的一個，刑訊和「兜風」盛行。受害者有所謂階級敵人，也有被視為「異己」的自己人。

其實，從1938年春天開始，除了這次埃波羅河戰役以外，佛朗哥一方開始大規模戰略進攻，而共和派只有防守能力了。此時，佛朗哥手裡大約還有三十萬軍隊，從人數上說，比共和派一方的軍隊還少一點兒，但在軍事裝備和武器上的優勢明顯增強。交到蘇聯人手上的西班牙國庫的黃金，雖然遠沒有用完，可是，共和派一方沒有拿到他們需要的裝備。

還來不及多想，內鬥的巷戰已經開始了。共產黨和共和派軍官之間，爆發了內部衝突。四天巷戰中有一千多人被殺。奧威爾回憶說，「在我一生中，再也沒有比那幾天的殘酷巷戰更令人難過、大失所望或令人心煩的事情了。」面對殘酷現實，他已經不由自主地好幾次要把內鬥的對方叫做「法西斯」。

共和國軍投入了幾乎所有飛機、大炮和坦克，差不多全部損失。一開始，由著名的西班牙戰鬥英雄指揮第十一師。雖然在第一天——7月6日，攻佔了布魯奈特，但是隨後共和國軍一方的指揮失誤、混亂、拖延和魯莽，貽誤了戰機。佛朗哥在7月18日發起反攻，25日重新佔領布魯奈特。參戰的美國八百名志願者中陣亡了五百人，此後兩個美國營只能合併成一個，其他國家的縱隊成員也遭受重大損失。蘇聯派來的蓋爾將軍大失臉面，被召回莫斯科，他此後在蘇聯國內的大清洗中失蹤。這次戰役中，共和國軍的西班牙人有兩萬五千人陣亡，佛朗哥一方大約一萬名士兵陣亡。

可是，埃波羅河戰役完全重複了前幾個戰役的命運。共和派一方先進攻，形成相持，再由佛朗哥軍隊反攻，迫使共和派退回原地。渡過埃波羅河的大胆軍事行動一開始的成功，鼓舞了共和派的士氣，可是，佛朗哥一方總是可以迅速地替換新的部隊和裝備，發起新的進攻；而共和派軍隊缺乏增援和裝備補充，使得勝利難以為繼。

說這句話的時候，西班牙內戰剛剛開始。後來，人們一次次想起這句話。一開始，人們或許會直觀地理解他是預言了戰爭結局。可是今天，這句話的意義，在從更深的地方走出來。1936年8月14日，佛朗哥的摩爾兵在巴達霍斯屠殺戰俘，人神共憤，全世界為此譴責他們是法西斯主義。共和派是在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打著「反法西斯」的旗號進行這場戰爭。假如共和派一樣濫殺無辜，持有一樣的行為邏輯，它腳下正義的立足點就消失了。一開始，它就已經從根基上垮了。

事實證明，奧威爾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可是，這種「精神病院」的氣氛，讓奧威爾吃不消了。他想念英國的「正常」，歸心似箭。他可以忍受一切艱難和死亡的威脅，是因為一種理想的激勵，當精神支撐消失，一切都變得無意義。他坦白說，自己要離開，「主要出自一種自私的動機。我急切盼望離開這裏：遠離這個可怕的、充滿政治懷疑和憎恨氣氛的地方，遠離這個街道上滿是全副武裝士兵的地方，遠離空襲警報、戰壕、機槍……遠離所有和西班牙有關的一切。」

1939年，西班牙。

儘管在埃波羅河戰役後期，佛朗哥依靠空中優勢發動反攻，還是用了四個月的時間才重新奪回幾天里失去的土地。此時兩軍都已筋疲力盡。但是「慕尼黑協定」使得形勢急轉直下。共和國軍失去了武器裝備的補充來源。西班牙國庫在共和政府手裡，佛朗哥手裡沒有錢，此時他為了得到德意的繼續軍援，答應將來德國從西班牙取得重要的軍用物資礦產，用這個承諾換得德意繼續軍援，從而發起最後的進攻。

巴塞羅那所在的加泰羅尼亞地區，和巴斯克地區一樣，一直有很強的自治訴求。共和派的中央政府很難掌控他們。在奧威爾看來，這次內鬥為共和政府「奪取加泰羅尼亞的全部控制權提供了一個盼望已久的借口」。在內格林總理的決定下，西班牙政府又從瓦倫西亞轉移到了巴塞羅那。巴塞羅那成了內戰期間的「臨時首都」，戰場重點也就在往東北方向移。共和政府進來之後，巴塞羅那就開始大清洗。

假如佛朗哥不是那麼偏執地一定要把西班牙的一切左派都清洗掉，假如佛朗哥能夠答應不報復，也許，戰爭在一年前就可以結束了。共和派在一年前就敗局已定。但是，面對佛朗哥的報復威脅，共和派也無路可走。打是死，降也是死，都是死路一條的話，也只能抵抗到最後一刻。

奧威爾的一個國際縱隊的朋友，在回英國的路上被抓進監獄，只是因為他帶了兩個卸去了彈藥、導火索之後的徒有虛名的「手榴彈」和彈片之類的「戰鬥紀念品」，想回家炫耀炫耀，結果被抓進共和派的監獄，在探監的時候，奧威爾發現，那裡「根本沒有人身受保護的權利」。

就在1937年6月15日，緊張的氣氛變為了實際的大逮捕和大鎮壓。旅館都變成了監獄。第二天，統一工人黨被宣布為非法組織，警察甚至把醫院里的傷兵都抓走了，他們可都是像奧威爾一樣，剛剛從「反法西斯的前線」被抬著回來的。前線士兵的妻子、親友也都照抓不誤，「政治犯人數很快攀升上千」。奧威爾的朋友，夫婦都被抓走，男的馬上消失了，女的在監獄里五個月後，經過絕食才被告之她丈夫已經死了。她被釋放后馬上又被抓走。警察「隨時可以抓重要職位的軍官，無須任何人的同意。六月底，二十九軍的師長約斯·羅拉威在前線附近被來自巴塞羅那的警察抓走」。奧威爾認為，這是完全不顧「對戰爭產生的後果」。

2月6日，共和政府總統流亡法國，並且呼籲共和國軍隊投降。2月9日，佛朗哥軍隊控制全部加泰羅尼亞地區。同一天，總理內格林也流亡法國。

可是內格林一上台，就發出逮捕統一工人黨的命令。於是這個黨遭到共和政府的血腥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