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智利獨裁者皮諾切克，幾乎沒有什麼國際要人出席佛朗哥的葬禮。幾天後，西班牙舉行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典禮，英國女王的丈夫愛丁堡大公、美國副總統、聯邦德國的總統，都前往出席。所有的人都清楚，現代歐洲君主制是虛位君主，他只是國家的一個象徵。具體操作應在國會和首相手裡。西班牙也一樣。可是在這個時刻，佛朗哥死去，他的原班人馬絲毫不動，只有國王是一個新人。國際社會顯然是寄希望于新國王能夠推進西班牙轉折。在加冕典禮上，紅衣主教在彌撒上呼籲，要求胡安·卡洛斯一世成為「所有西班牙人的國王」。

同時，巴斯克激進分子的行為，也在刺|激佛朗哥們抱定唯有自己正確、一步也不能往後退的宗旨。新一輪的惡性循環開始了。四天後，10月1日，佛朗哥親自在東方廣場向民眾發表講話，堅稱絕不改變。同一天，四個警察被一個新的恐怖活動組織槍殺。暴力活動，引發了右翼群眾的反彈，出現了右翼群眾的恐怖暴力活動。這種往群眾層面蔓延的對抗，讓人聯想起四十年前第二共和初期的狀況，非常令人擔心。

在保守派眼裡，共產黨是敵人，是一直沒有停止顛覆政府的犯罪組織。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1960年以前是著名的女鼓動家「熱情之花」，1960年以後是卡利約，他們都是內戰期間的著名人物，是佛朗哥政權的死敵，也是右派眼睛里十惡不赦的罪犯。西班牙民眾同樣對共產黨抱有疑慮，特別是對現任總書記卡利約。卡利約在內戰期間負責馬德里的共產黨秘密保安工作，右派至今認為，他必須對在一個小村莊（Paracuellos del Jarama）屠殺模範監獄幾千名囚犯的事件負責。

拜會將軍們兩天之後，內閣討論政治改革法。內閣里的四個軍人閣員沒有反對。幾天後，內閣起草工會組織改革法案時，一位將軍卻表示強烈反對，他說，內戰就是當年的工會組織胡作非為才打起來的，工會這一步不能放。蘇亞雷茲認為，工會這一步非走不可。沒有自由的工會組織，大眾就沒有參与政治的途徑。僵持不下，蘇亞雷茲以首相身份要求這位將軍辭職。他周圍的人擔心，這一舉動會引起軍隊反彈，導致政治改革法翻車。蘇亞雷茲卻根據自己對軍隊的了解，相信條件允許他在這一刻顯示強硬。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佛拉加。佛拉加是體制內願意改革的老人，比岡薩雷斯整整大了二十歲。佛拉加和岡薩雷斯也有過接觸，他一點兒不把這個社會黨領袖看在眼裡。他對岡薩雷斯直言不諱：「你要記住，我代表著權力，而你什麼也不是。」他還說，社會黨的合法化，要花八年時間，而共產黨則永遠也休想。

這就是殉難谷，它紀念的是內戰雙方的死難者。

蘇亞雷茲對電視媒體的熟悉，幫了他的大忙。他在電視講話里宣布，承認主權在民，承諾將舉行政治改革的全民公投，一年以後，也就是1977年夏天舉行大選。同時，他宣布了有限大赦，這一措施和姿態得到社會的廣泛歡迎。唯一不滿的是巴斯克地區。

當時，未來新國王還是個無權無勢的年輕人，人們把他當作佛朗哥的傀儡，公開嘲笑他。蘇亞雷茲卻很盡心地利用電視幫助未來國王建立形象。我想，年輕是他們悄悄成為朋友的一個原因。1969年，蘇亞雷茲三十六歲，未來新國王才三十一歲。舊體制講究論資排輩，老一輩不把他們放在眼裡。特殊境遇下，他們很容易產生共鳴，建立屬於年輕人的友誼。

在野反對派的反應，就是試圖促進「民主突變」。反對黨仍在地下，卻組織了越來越廣泛的示威和罷工。1973年，西班牙發生罷工九百三十一起，1974年二千二百九十起，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是三千一百五十六起，而1976年，竟高達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一起罷工。因罷工而導致的人工損失，一年擴大了十倍。從1975年的一千四百萬個工時，到1976年的一億五千萬個工時。佛朗哥死後半年，反對黨不可能在這樣的時機靜觀待變，他們當然打算和舊政權攤牌。儘管幾乎所有西班牙人都希望和平的漸進改革，但是又有高達百分之八十的人相信，舊執政者的傲慢和固執，使得任何改革都變得不可能。再次回到佛朗哥西班牙的老路上，這是大家都不願意看到的。

它本身是一個「佛朗哥工程」。它的設想、選址、設計等一系列準備工作，可以說，從內戰剛剛結束時就開始了。直到1958年完工，它整整進行了二十年。人們不由會首先想到，內戰結束時期的西班牙窘迫狀況。那是西班牙政治落後、經濟凋敝、民生維艱的時代，人們會奇怪要建造一個紀念教堂的設想。可是，其實這樣的念頭並不那麼奇怪，這正是歐洲的凱旋門傳統。就算許多沒有這樣傳統的國家，在一場內戰勝利之後，也會在勝利的一刻，立即起念要建一個紀念碑。

可是，政治中的佛朗哥又認為他必須用強權來穩固他的勝利。回到九九藏書現實中，他的統治仍然有冷酷無情的一面，他要讓自己相信，這樣的統治，也是為了「上帝和西班牙」。內戰後的西班牙錯綜複雜。願念和現實在強烈衝突。這種衝突也悲劇性地發生在這個殉難谷的建造之中。這個工程使用囚犯為勞力，其中不乏大量的政治囚犯。他們是內戰之後的殉難者。這就是真實的、矛盾重重的歷史，繩結扣著繩結，纏繞在這個殉難谷。直到佛朗哥自己也入葬此地，西班牙的這個繩結，仍然沒有解開。

佛朗哥死於1975年11月20日。那一年，巴斯克地區的衝突已經到了雙方都難以忍受的地步。巴斯克的極端組織「埃塔」是在1968年成立的，當年就開了殺戒，此後越演越烈。而在政府一方，癥結就在從內戰後佛朗哥獨裁政府一開始就建立專制思維，沒有本質的轉變。對佛朗哥來說，對獨立運動的極端分子，不僅沒有司法公正的必要，而且可以在這個「危險地區」肆意鎮壓和擴大報復的範圍。結果，衝突愈演愈烈。

因此，蘇亞雷茲和共產黨領袖卡利約，對未來西班牙的開明改革，看法變得一致。可是，舊體制內的保守派仍然不願意接受共產黨。蘇亞雷茲必須謹慎從事，當他得知西班牙駐法大使擅自在巴黎會見卡利約時就解除了大使的職務。這令共產黨失望，卻讓保守派放心。

新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當然知道，在這個特殊時刻，自己有怎樣的分量。戴上王冠這一刻，他還不到四十歲。在原來的統治集團里，他沒有深厚脈絡，極端君主派甚至認為他沒有加冕資格，他的父親唐·胡安還活著，王位本應屬於他的父親。同時，處於地下狀態的左派政治力量，則喊出了口號：「不要專制國王！不要佛朗哥的國王！」呼籲全面大赦，釋放政治犯。左派社會黨人在大城市發動了要求大赦的民眾集會。左右對立，新國王頭上的王冠，能不能戴住，還是個問題。

蘇亞雷茲啟動改革最難解的一個死結終於解開：他有了將軍們的承諾。事實上，改革進程一開始，共產黨就取得合法地位，開始參与競選。所以，一些保守派至今認為，是蘇亞雷茲欺騙了這些年邁的將軍，耍了計謀。蘇亞雷茲始終不承認欺騙。多年後，已經下野的蘇亞雷茲接受訪談，堅稱自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欺騙「西班牙的軍人」。他堅持說自己是誠實的。是共產黨改變了綱領才合法化的。他確實要求共產黨先改變自己，承諾遵守遊戲規則，不再企圖推翻政府，這是參与到民主遊戲里來的「准入條件」。

然而，同樣是豎立一個內戰紀念碑，尤其是如此規模的一個永久性紀念建築。它以怎樣的立意豎起來，對站在一個新起點的整個西班牙民族，對在1939年之後出生的下一代，又會產生截然不同的影響。這個紀念建築，它可以紀念和謳歌自己一方的英雄，它可以頌揚自己一方的勝利，如此一來，敵我之分就定位清楚了。而內戰也就不是一場悲劇，它是終於戰勝了敵人的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世界上有多少內戰紀念碑，是在這樣的立意之下，設計建立起來的。

可是，西班牙內戰紀念碑是一個教堂，門楣上唯一的雕塑，是西班牙母親悲慟萬分地俯身懷抱一個西班牙的兒子。在這個教堂建成的時候，雖然它最重要的位置，是安放了右翼英雄、長槍黨創始人何塞·安東尼奧。可是，同時隆重安葬的那四萬個棺木，安息的不僅僅是佛朗哥一方的「人民英雄」，而是西班牙內戰雙方的殉難者。設計的立意，是強調內戰的悲劇本質，是在表達，雙方都是犧牲者。

從大門進去，因為是山中隧道，照明就全靠燈光。燈光設計得幽暗，使它更有教堂的氣氛。兩側的雕塑風格古典，造型細節卻也足夠現代，這種分寸掌握得極好。隧道兩壁，有些地方裝飾著大幅掛毯，卻由於光線不足，有些朦朧。有些地方有意裸|露著原始的花崗岩山石，和精工細作的部分產生強烈的對比，顯出力度。那些精美掛毯後面，安放著四萬殉難者遺骸。教堂深入山崖整整二百六十一米，因此被稱為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蘇亞雷茲是在佛朗哥體制內，從「運動」之青年組織開始一步步上來的。他小心翼翼地結識各路權勢，一點點地開闢自己在「運動」內的晉陞道路。1968年，三十多歲的蘇亞雷茲，擔任了塞哥維亞省長；1969年，由布蘭哥推薦，任官方的西班牙電視台台長。他非常知道利用電視為政治人物化妝。

老將軍們對這個回答表示滿意，認為蘇亞雷茲敵我分明、立場堅定。於是，他們支持了他的政治改革方案。

於是，這一死刑案件引起國際社會極大關切。在外界壓力下，1975年9月26日，佛朗哥親自主持了一個內閣會議，討論是不是要推遲執行死刑。同時，歐洲議會發表決議，呼籲西班牙政府寬恕這十一個人。第二天，兩名懷孕婦女和四個男子免除了死刑，但是另外五個人的死刑，仍然在國際社會的一片抗議聲中被執行。教皇的嚴厲譴rｅad•99csｗ.coｍ責使得西班牙和梵蒂岡的關係又一次落入谷底。十幾個國家撤回了他們派駐西班牙的大使，墨西哥提議把西班牙逐出聯合國，歐洲委員會提出要中止和西班牙的貿易來往。

盡頭大廳，最高的地方有四十一米，這是教堂的高潮，頂上是色彩素雅的圓形天穹畫。最後的聖壇，視覺焦點處理的感覺非常好。走到這裏，我看到我的朋友幾乎是不由自主地，就在這個耶穌受難像前坐下，進入默默哀悼的氛圍中。這個漫漫隧道，如同西班牙內戰的漫漫黑夜。多少死亡、多少傷痛、多少悲哀、多少絕望，最後人們在悲憫中，燃起靈魂被救贖的希望。

這次的十一個死刑，基本上是所謂軍事法庭判出來的。這十一個人里，有兩個是懷孕婦女。既然沒有獨立司法，當然是政府操縱一切，被告沒有應有的權利，法庭嚴重存在根據政府需要殺雞儆猴的傾向。這樣的審判和判決，在現代國際社會看來，簡直是草菅人命。而在西班牙政府一方，又認為只要是「符合國家利益」，當然是政府說了算；對這樣的犯罪分子還要談什麼被告權利，所謂審判本來就是一個形式。

內戰記憶使得保守派，特別是軍隊將領，警告蘇亞雷茲，絕不能允許共產黨同樣合法化。可是在佛朗哥去世之前，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就有了讓共產黨也參与民主改革的想法。怎麼能做到這一點，又不引起軍內右翼反彈，是對蘇亞雷茲最大的考驗。

蘇亞雷茲的內閣成員，更多來自經濟開明派，他們希望西班牙的政治經濟制度，能夠同歐洲先進的制度接軌。蘇亞雷茲告訴他們，他將在舊體制內展開改革，策略的核心是「速度」。就是在反對聲音出現之前，及時地推出改革方案，每一步都要走得比守舊派快，造成既成事實，再用事實證明，天沒有塌下來。讓頑固派永遠在應付新的變化，接受已經被大眾認可的事實。

其根本原因，就是西班牙的司法制度在它的政治制度的影響下，和現代司法嚴重脫節，實在無法取信於民，也無法取信於國際社會，西班牙的司法還是封建社會的衙門。

1976年6月，八個月過去了，國王漸漸有了自己的定力。首相納瓦羅行走在按佛朗哥方針辦的路上，也感覺難以為繼，他提出了辭職。國王開始尋求納瓦羅的繼任者。

在論資排輩這一點上，西班牙共產黨和原來的佛朗哥政權又是非常相像。在講究鬥爭資歷、組織嚴密的共產黨內，只要內戰一代還沒有老去，黨的領導就必然還是內戰一代人。而共產黨領導人如「熱情之花」和卡利約，讓人一看就想起內戰和衝突。其實，西班牙共產黨早在佛朗哥死前很多年就開始反思了。

佛朗哥是一個右翼政權，所以，蘇亞雷茲面對的體制外反對派統統是左翼，主要是社會黨（PSOE）和共產黨（PCE）。他們被佛朗哥政權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長達四十年。

西班牙雖說只有一個「運動」，但其中也有派系。實力最強的是原來長槍黨的一撥。除了軍隊、警察和民衛隊，還有十萬長槍黨人是可以攜帶槍支的。他們對佛朗哥主義忠心耿耿。國家權力的所有制度性工具，都在右翼手裡，首相是佛朗哥一手挑選的納瓦羅。而新國王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注意和反彈。

1975年，蘇亞雷茲被任命為「運動」副秘書長，受命起草一個報告，分析未來軍隊的態度。他的結論是，軍隊能夠接受溫和的漸進改革。這給未來新國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體制內的人，但具備新的意識、新的思維，而不是舊官僚。他年輕時在大學里學的是法律，是一個出色的法學家。

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新國王了解蘇亞雷茲的個性。作為一個年輕人，國王更相信只有年輕一代才可能輕裝上陣，開出一番新氣象。

1976年夏天，新國王要決定誰來當首相。他明白，舊體制還沒有改變，這個首相要帶領西班牙走向民主改革，必須既能被舊體制接受，也懂得如何在各方遊刃有餘。同時，他還必須有能力和體制外反對派溝通。第一個條件，佛拉加可以；第二個條件，就只有蘇亞雷茲了。因為蘇亞雷茲年輕，在反對派眼睛里，他的手上沒有血跡。

社會黨是西班牙左派歷史最悠久的黨，卻在佛朗哥政權的鎮壓下銷聲匿跡幾十年。七十年代重新浮出水面時幾乎是全新一代，是個新政黨了。1974年，擔任總書記的岡薩雷斯（Felipe Gonzalez），年僅三十二歲。當時，他們聲稱自己的意識形態不變，可是它重新出現的形象，給大眾的感覺是溫和的。他們一派現代風格，岡薩雷斯在公開場合出現時以隨意出名，經常敞著襯衣領子。民眾感覺他開放和寬容，經驗不足。可是，經驗不足在轉型期是政治家的一個優勢：表明此人和歷史恩怨沒有瓜葛，有新一代的新起點。

read.99csw.com這個十字架是一個特殊教堂的尖頂，整座山峰就是教堂。在教堂前，大山向陽的一側，一個有著層層疊疊台階的巨大廣場，鋪設著大塊的花崗岩，一直延伸到懸崖之邊，在那裡，有一條細細的欄杆圍繞。走到廣場前緣，可以俯瞰山谷，遙望起伏的群山。從眼前鬱鬱蔥蔥的松樹林，向前展望，可以直到綿綿無盡頭的青黛群山。回過身來，是環形的教堂立面，它極其簡樸，兩側是嵌入長方門框連續拱門的柱廊。正中的拱門並不很大，可是有一個厚厚實實的石塊築就的門樓。它仍然是簡樸的，門楣上方，是正立面唯一的巨型雕塑——那是一個悲哀的母親，抱著她死去的兒子。

佛朗哥死後的最初日子里，西班牙表現出對佛朗哥主義的繼承和持續。首相納瓦羅在1976年2月11日，也就是所謂「2·12精神」兩周年時講話：「我將把佛朗哥事業繼續下去。只要我還在，只要我的政治生命不停止，我就是佛朗哥事業的執行者。」在他的辦公室里，掛著一幅巨大的佛朗哥像，而只有一幅很小的國王像。

據說，正是這次公開演講，使佛朗哥受了涼。三個星期後，10月21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領袖佛朗哥心臟病突發，健康狀況迅速惡化。這一消息實際上卻讓所有人都暗暗鬆了一口氣。在以後一個月的時間里，西班牙政府持續向外界公布佛朗哥的健康狀況。人們在等待。在此期間，馬德里股市指數明顯上升。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領袖佛朗哥逝世。巴斯克和加泰羅尼亞地區，香檳酒立即銷售一空。

佛朗哥去世不到一年，在他留下的政權體制內，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正式啟動了。

1975年，政府中的右翼強硬派在巴斯克大肆鎮壓，人心惶惶。而極端分子的恐怖謀殺案也急劇上升。秋天，西班牙政府通過了一個反恐怖法，根據這個法律，陸續判決了十一個巴斯克人死刑，等待處決。他們的罪名是涉案謀殺，也就是涉案參与恐怖活動。我們查了這個時期的各種資料，發現無論是當時或事後，論及這個案子時，幾乎沒有人關心這十一個人的謀殺罪案情，而是一致譴責這樣的判決。

年輕或許是一個關鍵。蘇亞雷茲是體制內最理解不改革沒有出路的人。他也沒有歷史負擔，能夠以平常心看待政治反對派，看到他們抗議聲音中的合理之處，能夠以平等態度待之。他心裏明白，西班牙的未來取決於制度改革，取決於民主轉型。否則，西班牙就不會重歸歐洲，不可能全面達到歐洲先進國家的水平。社會的公平、開明和自由得不到改善，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負擔也難以擺脫。

他相信，保守派也能接受溫和改革。這一點，蘇亞雷茲和國王有著共識和默契。能夠堅信這一點，是構想計劃和啟動改革的關鍵。可是，舊體制保守派對溫和改革能接受到什麼程度，並非取決於抽象理論，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改革運作的過程。也就是說，取決於首相蘇亞雷茲具體怎麼做。

蘇亞雷茲和舊制度根本的分界點是，他當上首相推動改革的這一刻，就清楚知道，民主轉型會葬送掉他賴以成長起來的舊體制，他個人會失去今天的權力。但是，他還是要做。

1976年9月8日，蘇亞雷茲拜見了軍內最有勢力的保守派將領，通報計劃政黨合法化的改革計劃。他指出，方案是國王支持的，請將軍們給予「愛國的支持」。對於這些老將軍來說，年輕首相的拜會，是「自己的孩子」來請求他們這些老人同意。他們對這個方案不怎麼樂意，卻也知道改革不可避免。西班牙軍人傳統在這個時候起了關鍵作用：國王支持，對於老派軍人來說分量極重。他們提出的唯一疑慮是：你打算也使共產黨合法化嗎？

可是，正因為蘇亞雷茲生長在舊體制內，他也明白，只要一改革，就會驚動保守派。這些老人根子深、勢力大，絕非等閑之輩。一旦他們感到不能接受，仍然有力量把他趕下去，一切就前功盡棄了。國王的支持並不能保證首相高枕無憂。了解蘇亞雷茲改革意願的人，很多都估計他的執政不會久長。大家認為，他的面前似乎只有兩條路：在那瓦羅的老路上走，改一點，卻不改變佛朗哥主義的根本；或者，就要和保守派攤牌。

當蘇亞雷茲啟動改革方案時，共產黨還是非法的地下政黨，總書記卡利約在法國流亡。照說，他是最不願意和佛朗哥政權妥協的。可是，他開始認識到，不是別人，正是共產黨人自己，在內戰中犯下錯誤，一意孤行地推行極左思潮，造成了西班牙的苦難。卡利約通過羅馬尼亞的外交途徑，在佛朗哥死前就向未來的國王胡安·卡洛斯表明，如果西班牙走向民主改革，西班牙共產黨願意參与這個過程，他們不再實行「發動革命奪取政權」的黨綱。

這個建築作品本身，表達著許許多多難以剝離的複雜成分。

可以說，這些建築設計師和藝術家們，非常出色地用他們的藝術手法，表現了這個紀念建築的立意。可以想象，如此重大的一個給內戰「定調子」的作品，哪怕最初是建築師們提出的設想，也ｈｔｔｐｓ://reａｄ.９9cｓw•com必須經過佛朗哥的同意。而這樣的內戰紀念理念，能夠在1939年的西班牙被確立下來，使我們不能不看到這個民族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在起作用。原罪的概念、人需要被救贖的概念深植在西班牙人的心中。一種天生的悲劇感，從來沒有離開他們。這是他們在槍聲剛剛停息的戰場望出去，那遙遠地平線上升起來的民族和解、重新出發的一線希望。

蘇亞雷茲開始廣泛接觸體制外的政治力量。他和社會黨的岡薩雷斯多次會談，雙方都留下很好印象。在意識形態之外，政治人物互相之間的好惡，經常來自為人處世的態度風格。當他們開始接觸時，岡薩雷斯已經大幅度地修正了傳統社會黨綱領。放棄了完全摧毀舊體制的革命意識。會談中，岡薩雷斯認為，在現有政權框架下，只要能達成自由選舉的國會，就是一種民主突破了。他為首相的謙卑、虛懷若谷的風度所折服。兩位年輕政治家的開明和共識，決定了社會黨在民主改革過程中的合作姿態。儘管他們在政治上始終一個偏右一個偏左，卻長久保持了友誼。這種不同政治派別領袖間的個人友誼，是西班牙民主轉型的一個特點。

對佛朗哥政權來說，他們也肯定覺得很氣憤。在佛朗哥們眼中，國際社會的干預本來就是干涉內政。現在你們施加壓力，我已經讓步了，國際社會還不依不饒，難道要我把恐怖分子全部放掉，巴斯克分離成功你們才甘心，這不是存心要亡我西班牙嗎？他們只是不能理解，這等政府操縱司法，說殺就殺說放就放的狀態，在其他國家眼中，簡直是中世紀司法。這才是分歧所在。這是現代社會和中世紀體制的分歧。

可是，當時不顧民生負擔，執意做成如此巨大的規模，恐怕又是佛朗哥的封建君主派頭在作祟。只要他想做，沒有人能夠阻止他。

新首相的人選，並不是國王一個人能做主的。舊體制尚在，能夠進入這一高位的人，只能是原體制內的人。人選之一是佛拉加。佛拉加是佛朗哥舊部中被保守派視為最可靠的人，卻又是很早就有改革意願的人。他見多識廣，有國際頭腦，1966年一手促成新聞法，改善了西班牙形象。1973年，他從內務部長職位上被任命為駐美大使。佛朗哥死後他立即回國，就是等著被任命為新首相。

1976年7月，蘇亞雷茲被國王任命為新首相。

以馬德里為中心，周邊有幾個小城市是值得一看的，包括西班牙老都城托雷多，有著古羅馬輸水道的塞哥維亞，還有埋葬了西班牙歷代國王和王室成員的艾斯科里亞——那個綜合了王宮、教堂和修道院的城堡群。西班牙內戰剛剛開始的時候，共和政府槍斃的長槍黨創始人何塞·安東尼奧，也曾經有很長時間被寄葬在這裏。去過艾斯科里亞以後，旅人們一般都會順道去造訪殉難谷（Valle de los Caidos）。

三十九年前的同一天，1936年11月20日，長槍黨創始人何塞·安東尼奧被共和國處決。他們在相隔整整三十九年的同一天死去。佛朗哥也被安葬在殉難谷的教堂。如今，他們在教堂的大廳兩端相對長眠。他們所代表的一個西班牙時代，終於走過去了。

這一衝突相當緊張，但是蘇亞雷茲贏了。

蘇亞雷茲很靈活，一向重視和軍內首領搞好關係。那是典型的西班牙方式：一是利用職權，滿足他們想上電視的虛榮心；二是逢年過節，年輕的電視台台長總不忘給將軍的妻子們送上鮮花。

共產黨又是一個有國際聯繫的政黨，內戰時期接受來自蘇聯和第三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內戰後領導人流亡國外期間，率先提出「民族和解」是自身更新的開始。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西班牙共產黨發表聲明表示譴責，等於和蘇聯決裂。他們開始依靠自身，面對西班牙的大眾，清理自己背負的歷史負擔，面向未來。它終於從天上落下來，重新腳踏實地。

西班牙又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可是，巨大的張力和衝突仍在，一點不輕鬆。

言行分寸往往決定效果。而把握分寸恰是蘇亞雷茲長期在體制內訓練出來的本能。他知道什麼事情現在可以做，什麼還不能。他取下了首相辦公室里前任掛的巨幅佛朗哥像，引起一位老將軍的狂怒，蘇亞雷茲卻絲毫不為所動。在大赦問題上，他當著國王的面和軍中將領發生爭執，堅決表示他作為首相，絕不容忍無理要求。但是一轉身，他在背後對將軍們妥協，將一些「埃塔」成員在大赦后秘密驅逐出境。

而蘇亞雷茲利用新的政治結社法律，比較順利地使得社會黨合法化，走上地面，參与政治活動。保守派也認可了社會黨。佛拉加大概做夢也沒想到，不過幾年時間，社會黨就會在大選中獲勝，岡薩九_九_藏_書雷斯將出任首相。

西班牙共產黨是自從內戰結束就一直沒有中斷組織活動的唯一政黨。儘管它處於地下狀態，受到鎮壓，但它有嚴密的組織、明確的綱領，有一批具有獻身精神的黨員，它的活動小組甚至覆蓋了角角落落的整個西班牙。佛朗哥死後，西班牙共產黨迅速擴大，1975年將近兩萬，1976年則增加到十萬。

殉難谷在瓜達拉馬山脈的群山之中，在艾斯科里亞以北，大致相距十三公里。這兒的地貌十分特別。我們從艾斯科里亞驅車去殉難谷，一路上，古鎮、村落、田野、牧場，我們已經見慣了西班牙乾旱貧瘠的山區，在這裏卻迎得一片清涼。這裡是山區，卻風光秀麗。接近殉難谷，山坡上滿是莽莽蒼蒼的松樹林，山溝里溪水淙淙。我清楚記得，在接近殉難谷的時候，車裡就有人不由自主驚訝地指點說：「看啊！」真的，非常奇特的景觀，周圍是覆蓋著密密松林的群山，深色，輪廓柔和，從兩邊向中間湧來；而中間，如同是在群山簇擁之下，異峰突起。它不僅比周圍的山林高，而且，唯有它，在接近山巔的時候，嶙峋的巨石開始漸漸地從綠色的植被中升起。植被褪去，只有在石縫裡，還零星長著一些生命力特彆強的低矮松樹；最後，是巨石，在陽光下泛著白光；就在群山自然推出的絕頂之上，是一個圍繞著雕飾的、高達一百五十米的花崗岩十字架。

一個虛位君主，必須表現出恪守本分。可是，他又站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口。他似乎負有特殊的歷史使命。國王也在實踐中學習。為了鞏固自己和軍方的關係，新國王曾在沒有知會首相的情況下，會見了幾位軍界人士，立即引起首相納瓦羅的憤怒，宣稱辭職。新國王只能屈尊請求首相收回辭呈。

蘇亞雷茲的過人之處卻在於，他不那麼悲觀。他相信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

因此，在佛朗哥的最後歲月，所有的人都看到，西班牙的政治制度嚴重滯后，已經到了徹底轉變的關鍵轉折點。可是，只要佛朗哥還在，就是轉不過去。

國王在謹慎等待，耐心地讓國會醞釀新首相名單。名單從一份長長的單子，漸漸縮為只有短短的幾個人，請國王從中選擇。名單末尾，是一個大家都認為是陪襯的年輕人蘇亞雷茲（Adolfo Suarez）。

蘇亞雷茲的回答是：根據共產黨現在的綱領，給以合法地位是不可能的。

四十齣頭的蘇亞雷茲出任首相，體制內的保守派們沒有感覺威脅。蘇亞雷茲畢竟年輕，沒有一呼百應的人氣，也沒有一言九鼎的勢力；再則，把蘇亞雷茲從小考察到大，他怎麼也算是「自己的孩子」，是佛朗哥體系中的正統接班人。他這輩子就是在體制內生活過來的，是佛朗哥意識形態的看門人。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人不可靠，就找不到可靠的人了。

幸運的是，新國王的父親，流亡在葡萄牙的唐·胡安公開宣布，不反對兒子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西班牙國王。這等於宣布，他本人放棄古老的王位繼承傳統下應得的王位。這樣，來自君主派一方的壓力，隨之消失。

那是佛朗哥時期建築師的作品。我想，在內戰硝煙尚未散盡、在世界大戰的炮火仍在歐洲轟響的時候，這些建築師是把自己對內戰的理解、對戰爭的厭惡、對和平的企盼、對民族和解的嚮往、對上帝眷顧西班牙民族的期待，都放入了他們的設計之中。

蘇亞雷茲主導的西班牙民主轉型，從一開始就是溫和、居中的。第一步，是把政治反對派們帶入舊體制的框架內，一起來展開民主改革的運作。而舊體制能不能容忍他這樣做，能不能容得了這些「舊日敵人」。這就看蘇亞雷茲具體怎麼開展了。

這個教堂正立面的設計極為克制。白色石質的環形入口之上，越過一段自然山石的山體，就是白色的十字架在呼應。建築師是把山體作為教堂立面的主體，給設計進去了。整體可以說是一個建築，也更像是一個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