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共產黨以往的強硬立場，加上它在內戰時期剪除左翼同道的歷史記錄，甚至還加上佛朗哥時期的宣傳，使它在民眾印象中是一個極端形象。老一代人印象中的共產黨，還是歷史記憶中的暴力革命黨。新一代民眾，首先關心的是生活安寧，而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所以它總是讓民眾感到靠不住。西班牙共產黨早就意識到要進行目標和形象的轉變。可是，歷史給他們的時間太短了。

此刻，最大的反對黨西班牙共產黨尚無合法地位，不能公開活動。蘇亞雷茲認為，一個組織良好的大黨處於非法狀態，對國家制度很是危險。擔任首相后，蘇亞雷茲通過中間人和流亡巴黎的卡利約秘密接觸，也就是談判。在這方面，蘇亞雷茲非常出色，他善於傾聽、理解對方，善於作出承諾，也善於在無法履行承諾的時候修改承諾，讓談判繼續下去。他的信息很明確，為了西班牙，你修正黨的政策，我設法讓你合法。

巴塞羅那的朋友曾帶我們去了附近的一個濱海小城西格斯（Sitges）。記得那天早上，我們在巴塞羅那市區遊覽，主人說要帶我們去當地的飯店吃午飯。在我的習慣中，十二點半吃午飯已算是晚的，可是這次將近兩點還沒有動靜。我餓得開始抓著什麼都吃。在我們認為午飯肯定已經取消的時候，主人把我們帶到巴塞羅那郊區的一個小鎮，在那裡我們美美地吃了一頓。這是我們第一次照西班牙吃法，在烤得微焦噴香的麵包上用切開的蒜頭擦一下，再澆上橄欖油，夾著西紅柿片一起吃。這也是我們第一次領教西班牙人奇怪的作息時間。西班牙人的晚飯時間常常在晚上十點、十一點。記得住在塞維利亞的小旅館里，我們準備睡覺的時候，下面廚房裡的鍋碗瓢勺就叮叮噹噹地準時響起來。

和地區問題相比，蘇亞雷茲處理的在野黨問題，可能都算是很平和的了。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終於成為西班牙國內政治最大的困難。它們靠海，加泰羅尼亞靠地中海，巴斯克靠大西洋。又由於它們自然資源豐富，在最近一百多年，它們經濟最發達，是西班牙稅收的主要來源。外來思潮，也總是先在巴塞羅那登陸，巴塞羅那成為近代政治活動最活躍的地方，曾經是工會政黨最多，新花樣也最多的地方。馬德里的中央政府自然對它抱疑慮和警惕，歷來如此。

想起加泰羅尼亞，又彷彿看到我們站在暮色中的巴塞羅那主教堂廣場上，教堂台階上樂手們舉起喇叭，樂聲響起來，廣場上男女老少們，幾十個人、上百人，圍成一圈一圈，手拉手跳起加泰羅尼亞的傳統舞蹈薩爾達那（Sardana）。大家一起踩著簡單的舞步。音樂的旋律悠揚平和，舞姿簡單整齊，樂者舞者陶醉其中。突然，樂聲激越，舞者把拉著的雙手高高舉起，有節奏地起跳，似乎在用舞蹈呼喊著什麼。然後，重新歸於平和，周而復始，似乎無窮無盡。你能感受平等、歡樂、和平。就是這不知何時傳下來的民間傳統舞蹈，在佛朗哥時期被明令禁止。哪怕沒有進去一起跳薩爾達那，但你只要在旁邊站過、感受過，你都會深感佛朗哥扼殺民族文化之荒唐和不仁。

公投也悄悄地給政治家們上了一課：此後，民眾要用選票說話了。政治權力的來源，將要從根本上改變：從威權體制內權力從上到下的分配傳遞，變成民主體制內權力從民眾層面產生。

可是在巴塞羅那，你會感覺到不一樣。古時候，這裡是加泰羅尼亞王國，有實力和西邊的阿拉貢王國、卡斯蒂利亞王國分庭抗禮。這兒是另一個民族加泰羅尼亞族，用的是另一種語言卡塔蘭語。在這裏的人看來，加泰羅尼亞和卡斯蒂利亞對等，巴塞羅那當然就應該和馬德里平起平坐了。在這裏，你會感覺到當地人的民族驕傲。儘管對外來旅人非常不方便，但公共場所的標誌說明還是要用兩種語言，放在首位的一定是卡塔蘭語。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上，規定的官方語言是英語、法語和卡塔蘭語，而不是西班牙語。

首相蘇亞雷茲帶領的民主聯合會，獲得百分之三十四的最多選票，將負責組織一個獲得民眾授權的民主政府。

到了會面那天，國王後來說，他一見面就對作為長者的共產黨領袖充滿敬意。他很自然地稱卡利約為「唐·聖地亞哥」（Don Santiago）。這是很正規的尊稱，相當於「先生」。大概從沒人這樣稱呼卡利約同志，他也就自然地稱國王「陛下」了。後來，國王對他的傳記作家說，在西班牙民主進程中，共產黨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貢獻，今日西班牙的強大，西班牙人民的福祉，離不開卡利約的努力。西班牙人民還欠著對他功績的承認。

1976年12月15日，公投政治改革法。可當時，讓共產黨合法化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共產黨提出發動總罷工抗議。有意思的是，社會黨年輕的總書記岡薩雷斯也表示，沒有共產党參與，這樣的公投是不公平的。社會黨內部也有人提出，應該和共產黨一起號召抵制這次公投。

經過八個小時馬拉松式的談話，蘇亞雷茲和卡利約達成協議。蘇亞雷茲提出的條件是，共產黨將宣布承認西班牙君主，採納王室的紅黃紅旗幟，遵從民主契約。他們兩人年齡相差很大，政治觀點完全不同。一個是體制內官僚、西班牙首相，另一個是流亡幾十年的反對黨領袖、老資格革命家。他們之間是如此不同，他們過去沒有個人交往，以後也由於舞台不同而沒有很多接觸，卻形成了一種互相之間的敬重。這種個人關係，在民主進程遭遇困難的時候，發揮了重要作用。

全民公投賦予政治改革法以合法性，也向政治精英們顯示民心和時代潮流。如若不想被時https://read.99csw.com代拋棄，就要加入共同的「遊戲」，不要自外於民主進程。這是體制內保守派，體制外的極端反對派，都應該了解的。

1977年7月，塔拉德拉斯來到馬德里，和首相展開談判。首相答應，加泰羅尼亞重新獲得1932年第二共和時期立法通過的自治地位，而塔拉德拉斯承諾，加泰羅尼亞將忠實于西班牙王國，承認統一的西班牙，尊重西班牙軍隊。在談判中，這位老人仍然沒有忘記，軍事儀仗隊榮譽迎接的條件。這次蘇亞雷茲懂了，這不只是一個加泰羅尼亞老人的驕傲，這是一種「象徵」，要向各方發出一個信息：加泰羅尼亞人，自治了。

國王隨後接見塔拉德拉斯，果然引起軍人抗議。對他們來說，塔拉德拉斯和他的流亡政府，根本就是叛亂分子，容許他悄悄回來，已經是對他客氣。現在國王竟待之如上賓，還要檢閱加泰羅尼亞軍事儀仗隊，豈不是反了？結果，由國王出面說服軍方，以保證塔拉德拉斯返回巴塞羅那時，有軍事儀仗隊的迎接。

新西班牙人不再念念不忘一流殖民大國、海上霸王的古代「強國夢」，他們不再關心歷史賦予古西班牙的驕傲和榮耀。「九八」一代的摸索和爭論，「尋根派」和「歐化派」的抗衡，到新一代人這裏，逐漸融合，漸漸清晰起來。他們是現代西班牙人。他們能夠把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和文化的獨立，區分開來。君主立憲制的恢復，國王的存在，宗教的保存，文學藝術的蓬勃發展，使得大眾對傳統失落的擔憂得到消解。不再擔心會丟失「西班牙靈魂」，他們永遠是獨特的西班牙人。同時，西班牙要健康地富國強民，要在政治制度上成為一個現代先進的民主國家。這就是西班牙的方向和目標。在這個意義上，「回到歐洲」的必然性，獲得了大眾認同。

西班牙民主改革開始的1977年，加泰羅尼亞問題安然過關。加泰羅尼亞整體進入西班牙民主改革，在統一的西班牙王國獲得穩固地位。民主政治處理民族區域的思路，是大棒和胡蘿蔔以外的另外一種東西，那就是和民主相聯繫的國家統一和民族自治。

結社組黨自由一放開，如雨後春筍，西班牙一下子冒出很多政黨，約有三百多個。很多政黨只有幾個人，被稱為出租汽車黨，意思是一輛計程車就可以全拉走。隨大選逼近，很小的黨競選無望，自然消亡。真正為選民們所注意的，是可能勝選的大黨，也就是四雄並立的左翼卡利約的共產黨，右翼佛拉加的人民聯盟，中間偏左的岡薩雷斯的社會黨，中間偏右的首相蘇亞雷茲加盟的民主聯合會。

從政黨組織看，最好的是共產黨。共產黨歷來重視黨的建設，組織紀律性強，令行禁止，指哪打哪，有戰鬥力。其次是社會黨。社會黨歷史悠久，其黨綱很容易為人了解和接受，有來自社會黨國際的支援。右翼的人民聯盟也有一定優勢，佛拉加是個老資格政治家，在舊體制內有很深的組織脈絡。最含糊的是民主聯合會（UCD），這是個小黨競選聯合體，它的綱領、形象都非常模糊。蘇亞雷茲是在自己一時沒黨的情況下加盟的。這個黨，活像蘇亞雷茲的一個競選機構。

社會黨提出歐化還有一個有利條件，它是「社會黨國際」正式承認支持的政黨，很多西班牙工人在歐洲工作過，他們因而加入社會黨。1977年，社會黨獲得百分之二十八點九的選票，在議會三百五十席中佔一百一十八席，為幾年後岡薩雷斯取代蘇亞雷茲，社會黨成為第一大黨執政西班牙，打下了基礎。

蘇亞雷茲的民主改革進程命懸一線，成敗就看他能不能處理好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問題。

1977年選舉前，民意調查中，社會黨的岡薩雷斯，民主聯合會的蘇亞雷茲，都是年輕人，都溫和中立，成為民眾最信任的人。他們年輕，無歷史上的恩怨糾葛，在民眾眼中是一個優點。他們的風格刻意謙和低調，被民眾認為是溫和理性，而不是煽動蠱惑、權勢逼人。這是新時代的象徵。

這一結果，對所有人都意味深長。它讓大家看到民眾要求改革的一致性。公投結果證明，西班牙人民在經歷了內戰、經歷了佛朗哥長達四十年的統治之後，痛定思痛，終於醒悟。他們再也不要內戰，再不願意在威權統治下，落後于歐洲，落後於世界潮流。

佛拉加領導的人民聯盟，集合了原體制內的老班子。他十分自信，把人民聯盟定位為一個中間的民主政黨，是相當於美國共和黨的保守政黨。他認為，佛朗哥統治四十年，說明西班牙人民還是擁護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民需要保守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佛拉加不笨，他是一個非常堅韌的政治人物，有廣泛的見識和國際視野。他定位「保守」並不錯，以後的西班牙歷史證明，「保守派」政黨在西班牙有相當廣闊的舞台，廣泛的群眾基礎。人民聯盟的問題是，他們把「保守」表現得和左翼針鋒相對。他們在集會上，一些人會情不自禁地齊聲呼喊著「佛朗哥」。這一來，民眾就把他們歸為佛朗哥政權剩餘，把他們看作是極右翼了。

卡利約知道，轉入合法化參与競選，需要從革命黨轉變為法律和秩序的黨，從革命戰士組成的黨，轉變成動員大眾的黨。他們要盡量洗去塗抹在它身上的搗亂者形象。此後集會，西班牙共產黨不再打出紅旗，而是打西班牙國旗，而這國旗是佛朗哥採納的，曾是敵方的象徵。共產黨還努力爭取天主教支持，同時在競選期間不再發動罷工。

我們還記得，在第二次南下安達盧西亞之前，我們在巴塞羅那黃昏西斜的陽光下，坐在蒙特惠奇山下熱鬧廣場的台階上，坐了很久很久，怎麼也沒有看夠。我們在看這裏的人，看他們的表情，看他們生活中的一瞬。九_九_藏_書

隨著公投日的接近，社會黨內部溫和派佔了上風，那就是，不管有多少人提出抵制，公投將會照常進行，並且將得到大眾認可。公投即使有缺點，還是具有合法性。如果社會黨公開抵制，等於把自己排除在外，讓自己邊緣化。這是不明智的。

更重要的，不論在朝在野，西班牙的老政治家們看到，現在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已經是新一代西班牙人。他們眼睛里的世界，已經和上一代不同。新一代的夢想和當年「九八」一代不再相同。

社會黨和共產黨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共產黨當初是從社會黨中分離出來的。兩黨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大的一致性，內戰時期他們是最一致的戰友。他們的分歧，凡涉及國內，大多是政策和策略上的差別。在國際上，社會黨隸屬於社會黨國際，從那裡得到包括財務的各種支持；西班牙共產黨原隸屬於第三共產國際，受蘇聯影響，到七十年代才完全獨立。這次岡薩雷斯的「打抱不平」卻和過去的黨派淵源沒有關係。他的看法實際上和蘇亞雷茲一致：民主改革進程把共產黨排斥在外，不僅不公平，對改革本身也非常不利。

無獨有偶，當國王和共產黨領袖卡利約會見的時候，也出現一個小插曲，就是稱呼問題。國王手下的人，預先和卡利約溝通細節，說西班牙國王的傳統是，對屬下的貴族，用對比較親近的人的稱呼：tu，就是「你」，而不是比較正式的稱呼。誰知卡利約回答說，我年齡比國王大得多，如果國王稱呼我tu，那我也稱呼國王tu。王室接見，對國王如此失禮，是國王的手下人想都不敢想的，也不知如何稟報國王為好。

1976年12月16日，佛朗哥死後整整一年，西班牙人民對政治改革法實行全民公投。百分之七十八的選民參加了公投，其中高達百分之九十四點二的人贊同政治改革法。蘇亞雷茲的評論簡潔而到位，他說，「這是常識獲勝」。

後來，蘇亞雷茲發現，加泰羅尼亞民眾明顯偏向左翼，偏向社會黨和共產黨。而民族主義加左翼，會突破右翼軍人的容忍極限，會立即導致危險，會使得右翼軍人武力干預加泰羅尼亞事務。他意識到自己對塔拉德拉斯的判斷失誤。

同時，西班牙政治舞台上，各路人馬也開始把眼光放在選舉上，他們開始組黨。

1977年6月15日，這是歷史上西班牙人備感驕傲的日子，他們成功地舉行了民主選舉。選舉在佛朗哥政權的制度框架內舉行，選舉的成功，宣布了佛朗哥獨裁政權的終結。選舉結束后，西班牙政治舞台上出現的是一種樂觀的合作氣氛，左翼卡利約、右翼佛拉加這兩位老人，中間的岡薩雷斯和蘇亞雷茲這兩位年輕人，都稱讚西班牙民眾在選舉中的表現。這和第二共和時期的對立狀態，已經完全不同。佛拉加、蘇亞雷茲、岡薩雷斯和卡利約的溫和表現，是這種良性循環的關鍵因素。反對派，特別是共產黨，作出了極大的讓步和犧牲。對卡利約來說，做到這一點，非常非常不容易。

就在那頓難忘的午飯之後，我們去了西格斯，見識了巴塞羅那附近的海灘。西格斯有九個美麗的濱海沙灘。高高的山崖上一個十七世紀的大教堂（Sant Bartomeui Santa Tecla）更是一下就給西格斯提了神。令人流連忘返的，是教堂後面的老城，窄窄的石頭小街，連片的民居，孩子們在那裡嬉戲。整個街區都是用老石頭壘出來，每一個門，每一個窗，每一個轉角，都是美的。我們巧遇一群西班牙少年鼓手，多半還是女孩兒。他們穿著明朗的色彩，一色斜挎著兩端鑲紅邊的湛藍色洋鼓，行走在青石黃石淺咖啡色木門的古舊街道，把古老的西班牙點綴得生機勃勃。他們打著鼓點，奏響流行音樂，他們是今天西班牙的主人。看到這一幕，也會想到老一代人的局限在哪裡：他們常常以自己為中心，以自己的經歷、經驗為中心，他們不容易看到時過境遷，哪怕是內戰之後出生的嬰兒，在新一代西班牙孩子眼中，都已經是太老了。

對旅人們來說，馬德里和巴塞羅那兩個城市難分高下。可是，只要稍一留心就會發現，它們的氣氛很不一樣。馬德里有帝王氣勢，它是站在一個高地上，俯瞰四周，那四周緩緩展開的就是這統一王國的根基：五百年前伊莎貝拉女王和費爾南多國王聯姻結成的大王國——卡斯蒂利亞、拉曼卻和阿拉貢。這大王國，一直翻越峻峭山脈，覆蓋了安達盧西亞，延伸到最南邊的直布羅陀。卡斯蒂利亞的統治權力，經過光復運動而伸展，成就了西班牙的統一王國。卡斯蒂利亞的語言，就是今日西班牙語。

選舉結果，人民聯盟得到百分之八的選票，比左翼共產黨還要少。事實證明，西班牙民眾並不留戀佛朗哥統治時期。西班牙保守派必須為自己開創出新形象，民眾才會認同。他們在隨後幾年迅速轉變，而繼續留在政治舞台上卻要在二十年以後，那時西班牙民眾才讓保守派重新執政。

事實證明，當區域民族主義活動的訴求是分裂的時候，就是中央政府處理最為困難的地方。今天，巴斯克也獲得了自治地位，也有了他們的自治政府。可是，應該說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巴斯克地區「埃塔」組織的恐怖暴力活動，一直延續到今天。

九*九*藏*書可是，西班牙共產黨在1977年4月才合法化。它只有兩個月的時間準備，轉變來得太晚，不足以在大選前改變民眾看法。在1977年的第一次選舉中，共產黨只得到百分之九點二的民眾選票，在議會三百五十席中取得二十席。1977年選舉后，共產黨馬上看清，選舉失敗是本身的形象和選民的傾向不合。機關報（Mundo Obrero）的社論題目就是《為什麼他們不選我們》。

我有時候會奇怪，是不是民族性格對一個國家的命運走向，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時候，你會覺得西班牙人有點狡黠，可是卻絕不猥瑣，他們永遠不是那種被視之為智慧的世故。他們驕傲，卻不是唯我獨尊的傲慢。這種精神驕傲不是要別人對他絕對臣服，他的驕傲恰恰就體現在自己的服從。那是在國王面前軍人的驕傲，那是在女人面前堂·吉訶德式騎士的驕傲，還有，在真理面前紳士的驕傲。

西格斯小城，沿著潔白的沙灘一路展開。面海一線，是三五層高的綿延不斷的民居，隔著街道，就是潔白的沙灘、藍色的地中海了。來西班牙之前，我還查閱過各種藝術節和具有地區特色的活動，活動一般都在旅遊旺季舉行，我們是淡季來的，所有的活動，大多過去了。也許是上帝要給我們一個驚喜，就在海邊，緊挨著沙灘，在舉行一場露天音樂會。這樣的感受，也許一生只有一次。

社會黨強調了「現代化」和西班牙「歐洲化」，它的競選口號是：「歐洲的鑰匙就在你手裡，選社會黨吧！」

那種輕鬆隨意，那種大大咧咧，那種自信，是我們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六十年代的西班牙遊記中所找不到的。西班牙人仍然是驕傲和獨特的，可是今天已經沒有人再會把歐洲的界線劃在法西邊境的比利牛斯山了。

旅人們到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當是首選，這是西班牙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中心，歷史積淀深厚，周邊一圈都是歷史古城。可是，很多旅人到西班牙的第一站，選的不是馬德里而是巴塞羅那。巴塞羅那也是古城，它的優勢是更接近歐洲。從法國過來，翻過比利牛斯山就是它了。而且它靠海，從這裏南下，一路是地中海的藍色海水和潔白的沙灘。

自身的轉型是非常痛苦的，在西班牙共產黨內引起了兩代人的觀念衝突。老一代有內戰記憶，受過佛朗哥鎮壓迫害，很難把自己從「和舊政權勢不兩立」的情結中脫出來。無論是感情上還是意識形態上，他們難以跨越過去。對他們來說，共產黨是一個鬥爭的黨。放棄鬥爭，無異於背叛，他們多少年受迫害，流血犧牲奮鬥的目標，就付之東流了。而觀念不同的新一代，沒有歷史負擔，他們迫切要求轉型。年輕一代同時還要求黨內民主。

誤解使蘇亞雷茲錯失寶貴時間。他沒有看出，塔拉德拉斯閣下一點不糊塗。他知道現在西班牙需要他做什麼，也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老人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在最後幫蘇亞雷茲一個忙，幫西班牙一個忙。塔拉德拉斯看到，在民族和地區問題中，「象徵性」非常重要。流亡政府和塔拉德拉斯，沒有什麼實權，對於加泰羅尼亞人民來說，卻是一個重要象徵。「象徵性」就是地區的團結和統一，這對西班牙政府是最寶貴的。

幸運的是，西班牙國王在開始改革的時候，心裏非常清楚，他說，「我屬於內戰結束或稍後出生的一代人。這一代已經佔西班牙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他們並不生活在他們不了解的過去，而是生活在他們希望的未來。我對青年寄予厚望」。

亂子已經出了。西班牙共產黨內部從來不缺極端分子，黨內很快分裂出一個小團體，他們相信暴力鬥爭。就在公投前夕，在巴斯克地區，他們綁架了一個政府高層官員。在公投以後，他們又綁架了另一個軍事司法官員。他們的做法激怒了極端右翼分子。就在同一天，極端右翼分子在馬德里殺了五個人，其中四個是共產黨的勞工律師。內戰前左右兩派相互廝殺的景象，竟然再現了。

體制內的老班底里，最有影響的是佛拉加。他曾是佛朗哥的人，位居要職。他相信，西班牙民眾是傾向右翼的。他開始把原佛朗哥政權的舊人拉起來，組織一個右翼政黨人民聯盟（AP）。他們原來就有權，掌握著政治活動的資源，這是改革剛啟動后第一個冒出來的新黨，其速度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他們開始組黨，對民主改革進程是個好消息，說明佛朗哥的舊部開始認同改革。這個右翼政黨的成立，大為削弱了來自右翼的反改革力量。

1977年，終於要大選了。大選定於年中6月15日舉行。

在1977年第一次選舉中獲得成功的，是中間偏左的社會黨和中間偏右的民主聯合會。

國會以大比數通過政治改革法，而國會議員們九九藏書還都是佛朗哥政權下的人。通過這一法案，是國會的「自我改革」。他們是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卻自願地為改革鋪下道路。事實證明，從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和平轉變的啟動者，只可能是體制內的人們。他們有意願，改革才能良性啟動。這些國會議員投下贊成票的時候，一定也有人會像蘇亞雷茲一樣想到，開始民主選舉，自己就可能要退出政治舞台了。在這個時候，仍然投出贊成票，那是一種精神上的驕傲。

這一來，首相蘇亞雷茲變得有些尷尬，本來可以和首相一起組黨的人，讓佛拉加給組進了人民聯盟。可是，蘇亞雷茲或許比佛拉加更了解西班牙民眾。他認為，自己未來的政治定位不要有左右偏向，最好是居中。現在，右翼有人民聯盟，左翼有在野的社會黨、共產黨，他應該在中間找個位置。作為首相，他又不便馬上自己組黨。直到大選前，一大幫小黨聯合起來，組成民主聯合會（UCD），成為最大的中間偏右政黨，推選還沒有著落的蘇亞雷茲做他們的領頭人。

西班牙共產黨轉型，不僅對它本身，而且對於西班牙的改革進程是否平穩，也至關重要，這是西班牙在佛朗哥之後改革成功的重要一關。

這一要求的含義，蘇亞雷茲不幸沒看出來。年輕政治家覺得，這是老糊塗了，都什麼時候了，還窮講究。更何況，蘇亞雷茲處理這類事的風格是，悄悄做，不張揚。他認為，老頭兒太過分，這會激怒軍內保守派，一個非法流亡政府的人，要這樣神氣活現的排場，等於打舊體制耳光，八字還沒一撇就這樣招搖，豈不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沒有馬上回應。

從表面上看，馬德里在民主進程中處理巴斯克問題時，始終無法走出大赦的關口。巴斯克地區民族獨立運動，在佛朗哥統治時期是恐怖活動和嚴酷鎮壓的循環。獨立運動製造了很多暴力事件，也就有很多人作為「刑事罪犯」關在監獄里。一旦蘇亞雷茲提出談判，巴斯克馬上提出先大赦，先放了我們的人。西班牙政府也曾多次大赦，但是這些人不但人命血債在身，輕易釋放無異於降低司法威信；而且他們還是最激進的一夥，信奉暴力，他們一出獄很可能重新拿起武器。大赦過後，仍然暴力事件不斷。對新的暴力事件，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嚴查嚴懲，於是就有新的人被抓進來。

蘇亞雷茲看到，儘管塔拉德拉斯是在流亡中接替了被槍殺的貢巴尼斯，並非民選政府，但他始終被加泰羅尼亞人看作是領袖。而且，他刻意讓自己的定位超越黨派，成為精神領袖。這對於西班牙政府很重要。中央政府處理地區分離問題時，最難辦的就是地區在政治和精神上是分裂的，因此找不到單一代表打交道。塔拉德拉斯的存在，給了蘇亞雷茲一個機會。

而巴斯克問題真正棘手之處，在於他們的分離活動在政治上是不統一的。巴斯克的內部訴求其實很不相同，有不同程度的自治，也有分離和獨立，分寸相差極大。有溫和派，還有層出不窮的極端激進派。這些極端分子，人少能量大。在佛朗哥統治時期，巴斯克地區也有一個流亡政府，但是這個流亡政府卻不是超越黨派的，也就沒有塔拉德拉斯那樣的巴斯克人一致認同的象徵性領袖。

在西班牙國內政治中，地區問題拔了頭籌。

可是，一旦民主政治進入競選和選舉過程，政治家們馬上看到，西班牙政治舞台的遊戲規則變了。以往講究手中的制度性權力，講究政黨有多大，對抗時有多少戰鬥力。一旦選舉，一下子變得簡單：你能吸引多少選票，你能不能讓民眾認同。你自己強大不算數，民眾看得上你才算數。

流亡的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有個主席，高齡七十七歲，叫約瑟夫·塔拉德拉斯（Josep Tarradellas）。他在法國一直過著極其清貧的生活，長年住在最廉價的小旅館里，下雨天屋裡要用水桶接漏雨。可是多年來，他照樣以加泰羅尼亞的名義，和西方政要打交道，不卑不亢。

代之而起的，是右翼人民聯盟、左翼共產黨、中間偏右民主聯合會和中間偏左的社會黨，四大政黨在迎接即將到來的1977年第一次大選。

西班牙共產黨的前輩「熱情之花」，流亡三十八年沒有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流亡者當然思念西班牙，三十八年中，每年聚會，總要為「明年，在馬德里見」而乾杯。可是，回想內戰期間「熱情之花」們的激進狀態，西班牙政府竭力把這些人和西班牙隔開，一直拒絕她的護照申請。隨年歲增長，她也漸漸絕望。西班牙共產黨合法后，5月12日，使館通知她，新護照已經備妥。第二天，「熱情之花」搭機回國。卡利約說服共產黨，讓年邁的她代表共產党參與第一次大選，最後當選為西班牙國會議員。7月13日，新國會第一次會議，首相蘇亞雷茲滿面笑容，親自在門口迎接八十一歲的「熱情之花」。按照習慣，由最年長的議員擔任議長主持會議。從1939年撤離馬德里，過去了三十八年，「熱情之花」回到西班牙議會，重新主持議會會議。八十一歲的她，依然口齒清楚，中氣十足。可是，她很快發現，新議會的議政立法工作，一個八十一歲老人的體力精力根本不能勝任。老人當選，只剩下歷史象徵意義。相比之下，民眾更認同社會黨在岡薩雷斯帶領下的全新年輕面孔。

公投之後，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展開他的大胆計劃，https://read.99csw.com爭取合法化，進入民主遊戲。他想逼一下政府，讓共產黨的公開成為既成事實。卡利約早已從法國回到馬德里，卻一直留在「地下」。此刻，他舉行公開集會向政府挑戰。蘇亞雷茲非常尷尬和惱火，他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命令警察抓卡利約。可是抓了又怎麼辦？如果起訴，就將傷害已經展開的改革策略，即「政治求同」。蘇亞雷茲只能公開地抓，隨後悄悄放人。這麼一逼，蘇亞雷茲看到，他的時間有限，合法化必須儘快做，否則早晚要出亂子。

1977年2月27日，首相蘇亞雷茲和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會面。這種面對面的個人交談，是蘇亞雷茲的長項，在西班牙當代政治史上很有名氣。在他政治生命巔峰期的幾年裡，談話的成功率極高。他謙卑、誠懇、坦率、自尊，再加上驕傲、克制、勇氣，這些西班牙人最推崇的表現能夠化敵為友、逢凶化吉。

西班牙的新制度為所有的人，特別是選舉中的失敗者，保留著希望。這次失敗了，還有下次。只要你調整，面向選民，那麼以後還有機會。關鍵是要參与，是要有公平心。

這種內在矛盾，預言著此後西班牙共產黨的內部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就在西班牙共產黨慶祝合法化的時候，在馬德里「運動」總部大樓前，工人們把一個巨大的紅色「牛軛和箭」的標誌拆了下來。這是長槍黨的標誌。1933年成立的長槍黨，演變成「運動」的主體意識形態，在西班牙人民肩上壓了四十年，現在悄悄消失。佛朗哥死後，只用了一年多一點點的時間，「運動」分散變化，消解了。

內戰前的左翼共和政府給了這兩個地區自治權，可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它們對自治程度並不滿意。內戰中，它們都站在共和派一邊。佛朗哥統治時期，強調「一個西班牙」。他傾向於不給一絲一毫的自治空間。用現在的時髦話來說，就是「零容忍」。軍事強人的政策比較簡單，就是徹底鎮壓區域自治的呼聲。民族文化遭到鎮壓，學校不允許教授民族語言，媒體不允許使用民族文字。佛朗哥的思路就是：連摩爾人都能在光復后歸順，成為西班牙王國的順民，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人為什麼就不能變成徹頭徹尾的西班牙人？

隨後，蘇亞雷茲把政治改革法案提交全民公投。這有非同尋常的意義。政治改革，雖是上層引導，卻是制度性變革，它將遇到的困難和危機無法預料。如果沒有全民的認可和參与，在困難關頭，就可能缺乏民眾支持，改革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也會出現疑問。未來可能遇到經濟困難，遇到民眾生活水平下降，遇到決策層失誤，遇到社會危機，哪怕是遇到天災，人們都會懷疑，這是不是改革的結果？為什麼要改革？

社會黨的例子證明，民眾看一個黨，往往不只看黨綱黨章，而是看它的領導人和黨員，以人推及黨。民眾不重視意識形態理論，但是，看「人」的習慣，人人都有。這是民眾在多黨競爭環境下的正常反應。

西班牙民主改革進程，因為有了蘇亞雷茲，變得特別有意思。

蘇亞雷茲很早就委託自己最信得過的人秘密前往法國，求見塔拉德拉斯「閣下」，傳遞信息，請閣下在民主改革中予以合作，把加泰羅尼亞人民團結起來，參与西班牙民主。使者回來報告，塔拉德拉斯態度相當不錯。報告里有一個細節：七十七歲的塔拉德拉斯閣下提出，如若回巴塞羅那，歡迎儀式一定要由他檢閱傳統加泰羅尼亞地區武裝衛隊。

右翼極端分子等著共產黨針鋒相對的行動，他們知道共產黨也有不願示弱的傳統。這一次，卡利約領導下的共產黨卻沒有被挑起來，相反他發表呼籲，要求所有人保持理智和冷靜。在受害者的葬禮上，共產黨組織了一個聲勢極其浩大的沉默致哀，它所表現出的力量和紀律性，讓蘇亞雷茲深感震動。共產黨在此刻表現的克制，反而一下打消了民眾原來對西班牙共產黨的成見，消除了對共產黨合法化的顧慮。當時的內務部長米亞（Rodolfo Martin Milla）後來回憶自己在收音機里聽葬禮實況轉播的情況時說：「我知道，共產黨在那天贏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

在佛朗哥統治時期，加泰羅尼亞民族自治的聲音從來沒有消失。自內戰後期共和政府撤出巴塞羅那，大批加泰羅尼亞難民進入法國，佛朗哥槍決了原自治政府的主席貢巴尼斯（Luis Companys）。流亡者隨後在法國成立了加泰羅尼亞流亡政府。這個政府儘管什麼也沒有，卻始終存在。當蘇亞雷茲啟動民主改革時，在舊體制內，大概只有國王和他兩個人，看到了這個流亡政府的地位。對蘇亞雷茲，什麼人在加泰羅尼亞有威望，他就應該和他打交道。蘇亞雷茲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把加泰羅尼亞帶進民主遊戲里來。

大選之前，蘇亞雷茲必須越過的最後障礙，讓共產黨合法化。1976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極端左右兩派都出現了零星流血事件，軍內保守派非常憤怒，認為蘇亞雷茲表現軟弱，處理不當。他們公開提出要首相和內閣辭職。這時，蘇亞雷茲感到，必須趕在自己和體制內保守派關係惡化前，抓緊共產黨的合法化，使他們參与大選。

可是，在處理巴斯克問題上，蘇亞雷茲沒有獲得同樣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