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法國和西班牙，都去過許多教堂，感受完全不同。法國的教堂是肅穆的，你會向上仰視，全身心地離開塵世。法國是哥特式教堂的發源地，一些早期的教堂，形制還不成熟，並不如此完美。西班牙的哥特式教堂，發展相對比較晚，反而直接接過了法國哥特式教堂的成熟形制。不論是巴塞羅那主教堂，還是一些很小的小教堂，反而在造型上十分完美。可是，如果看慣了法國教堂，有時候，西班牙教堂會讓你感覺裝飾過度，肅穆因此被沖淡。高迪的聖家族教堂，在任何地區或許都是奇怪的、過分的，只有在西班牙，它恰到好處。我總是隱約覺得，站在西班牙教堂里，向上的飛翔不是絕對的，塵世在拖住他們。

過了橋，再過一條有軌電車街道，就進了圍繞主教堂的老城區。進了老城區的小巷，才領悟現在雖是入夜，對西班牙人來說正當熱鬧時。小巷裡店家燈火通明，人潮洶湧，特別是小酒吧，溢出店堂，擠得小巷一節一節水泄不通，似乎人人都在喝，個個都在放聲說話，熱鬧非凡。對我們來說，夜深了，先要找旅館住下，當然，要便宜的小旅館。

1978年1月，起草委員會就完成初稿，它故意迴避了一些尖銳對立的問題，以待下一階段的黨派協商。然後，起草委員會開始逐條討論議員們提出的一千三百三十三項修正意見。

西班牙人愛喝酒，卻又非常自尊，喝醉酒耍酒瘋或者出洋相的事情，非常罕見。我們從早期的西班牙旅行記里讀到，外來旅人對此印象深刻，說高傲的西班牙人，喝酒是一種驕傲，控制自己喝得適可而止，也是一種驕傲。把好酒的西班牙人當酒鬼，實在是對他們莫大的誤解。

火車開進了畢爾巴鄂。下車后，站台盡頭迎面就是一幅巨大的彩色玻璃畫，佔了整個火車站大樓的一面，色彩絢朗而飽滿。彩色玻璃畫的感覺，是在別的畫里找不到的，它本身就在發光，每一塊色彩都是發亮的。畫上風景，卻很富民粹精神：天空、雲彩、山川、樹木、河流、橋樑，推著斗車的健壯礦工，牽著耕牛的憨厚農人；那湍急的河中，奮力划槳的水手，洋溢著勞動者的豪情；人，強壯而挺拔的巴斯克人，他們的家園，矮矮的民居，一座又一座高高的教堂，中間鑲嵌的那個大時鐘，像太陽一樣奪目。我們馬上注意到，就在這「太陽」下是一個精美紋徽，很意外地發現，那個王冠，那個盾形的紋飾、獅子、城堡，對稱的柱子繞著紅色的帶子，我們很熟悉。它，象徵著西班牙，那是西班牙王徽。

繼續北上。山，漸漸地更高了，到下午，卻好像是有一支水彩筆，沾著綠色，輕輕抹了一下大地，出現了一絲淡綠。不在於綠，而在於那份滋潤。這水綠潤色，越來越多，越來越深，漸漸地，鋪滿了車窗外的山坡田野。在西班牙那麼多天，我們第一次感受到空氣蘊涵了水分。傍晚時分，眼看暮色降臨，火車開始吭哧吭哧地在山裡爬了，車窗外已是一片濃重綠色。我們進入北方巴斯克地區了。這裏氣候濕潤，水草豐茂，樹密林深，和我們幾十天來看到的西班牙，完全不同。天黑下來，車窗外是稠密的燈光，那應該是城鎮。可是，不是一個城市，也不是幾個小鎮，那是一片連著一片，沒有盡頭的光亮接著光亮。巴斯克是富庶的，我們還沒到，就信了。

10月，他們宣布，已經就經濟、政治政策達成一致意見。10月21日，他們發表了長達四十頁的文件，各黨派的三十一個代表在文件上簽字，被稱為蒙克羅阿盟約。

宗教之外，當然還有屬於世俗世界的糾紛：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農業和土地改革問題，還有最為棘手的地區自治問題。

在塞維利亞，我們把以後各程的火車票一次全部買妥。買票的時候語言不通，就在紙上寫明：日程、地點。地圖上，畢爾巴鄂有並列兩個地名，先是Bilbo，再是Bilbao。我們寫了Bilbo。售票員是個面善、耐心的中年人，看著地名開始搖頭：沒這個地方。我們只好乾脆掏出那張巨大的西班牙全國地圖指給他看，於是他寫下來：Bilbao。我們笑起來，這又是巴斯克語和西班牙語之爭了。

我們已經有經驗了，老城是小旅館雲集的地方。而且，在西班牙找旅館，要找「H」這個字母的標牌，那是旅館（Hotel）的意思。在美國，公路上的「H」是表示附近有醫院（Hospital），完全不一樣。可是，我們轉了幾條街，一個「H」也沒看到，憑經驗覺得這絕不可能。老城區不可能沒有小旅館。只好想辦法問了。好在，總能碰上懂英語的人。伸手一指，這就是。這是一個招牌，上面一個「P」。在美國，這街道上的「P」表示停車場（Parking），偏偏在畢爾巴鄂，這「P」是寄宿舍（Pension）。寄宿舍，那就是我們要找的小旅館啊。這才發現，「P」，到處都是。

於是，1977年後，人民聯盟中的一些激進分子，走了一條相反道路，表現得更為激進。在公眾集會上，帶領追隨他們的民眾，呼喊「佛朗哥，佛朗哥！」其結果是，1979年大選他們幾乎被選民們拋棄。

1979年大選，沒有意料之外的情況。原來的四大黨派，三個選票微升。明顯失落的，是右翼的人民聯盟，選票從1977年的百分之八下降到百分之六點一，議會席位從十六席下降到九席。民眾仍然傾向於溫和的中間黨派，既要開明改革，又要保障民生和穩定。最醒目的對比，是共產黨選票的微升和右翼的人民聯盟選票的下降。

已經是夜晚了，在車站大廳里，先花幾個歐元買了一幅大地圖。車站裡有旅行信息中心，問了那裡的女士，她給我們在地圖上畫出古根海姆博物館，指出老城的方向。

它開創了新的政治運作形式，就是坐下來，談到能達成共識為止，這就是「求同政治」。這種方式在西班牙歷史上從未有過，此後卻屢屢發揮作用，特別是在一年後的制憲過程中。西班牙的政治不再是鬥爭的，而是競爭的合作的共同參与的政治。遊戲規則建立起來了，參与者明白犯規才是犯規者的自殺。

西班牙人的熱情可以是洋溢而泛濫的，宗教和世俗纏繞在一起。西班牙人熱愛聖母，她是他們心目中神聖純潔的女人，她的位置是西班牙最理想的塵世和神界的過渡，象徵著西班牙的宗教精神。他們對聖母的讚美和崇拜，也是半神半人的。一年中不論什麼時候，總有一些地方、一些街道，在抬著他們的聖母遊行，他們竭盡所能給她裝飾，綉著金邊、綴著銀線、戴著各種各樣美麗的花朵。她是他們的神，也是他們的母親、妻子、女兒。西班牙人為聖母驕傲而謙卑，謙卑地感受驕傲。

這時，來了一個剛二十歲出頭的漂亮女孩，感謝上帝，是美國人。馬上為我們翻譯開了，一口流利的美國英語，加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這才明白，老太太的意思是，今天能住，明天以後的房間都訂滿了。原來，明天是西班牙國慶節。我們問女孩她說的是不是巴斯克語，「不是，是西班牙語。」她告訴我們，這裏的人一般都說巴斯克語，可是像小旅館這樣的「對外機構」，都能說西班牙語。而英語一般都不行。記得在巴塞羅那，小旅館都懂法語，可是英語也不通行。

蘇亞雷茲這一手，獨具西班牙文化特色。

假如看看比鄰的法國，論宗教歷史一樣悠久。可是，法國是啟蒙運動的發源地，對教會的消解是啟蒙的一個重要內容。法國大革命來得早，雖然有過回潮，可是回潮是暫時的，法國五次共和，一路接上了現代化，宗教是在一路後退。西班牙完全不同，革命的衝擊非常短暫，佛朗哥追求的就是「傳統的西班牙」。千年來，西班牙的宗教傳統幾乎沒有中斷過。而西班牙人，幾乎天生就充滿宗教熱情。這種對天主教的熱情，從西班牙通過移民燃燒到南美，再從南美進入本是新教天下的美國，連我們都能感受到。

5月22日，委員會在教育制度上陷入嚴重僵局。這天晚上，民主聯合會的四個代表、社會黨四個代表相約在馬德里何塞·路易斯飯店會面，在飯桌上討論分歧。兩大黨都算中間派，但前者偏右，後者偏左。這頓飯吃得通宵達旦，到第二天清晨達成了一系列妥協：所有涉及宗教問題的分歧，包括教會的獨立、教育、離婚、墮胎問題，都達成了妥協；對勞資關係，對拒絕參軍的良心反戰者，對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等，也達成了妥協。儘管另外兩黨沒有參加這次「何塞·路易斯之夜」，卻預先和他們通過氣，並且得到這兩個政黨的支持。他們承諾，不管結果如何，他們都認可兩大黨達成的妥協。

佛朗哥去世一年半之後的1977年，西班牙順利進行民主選舉。新的制度只是對自由、對自由選擇有更大的保障。並不是說，它能確保一個地區不再遭遇困難。它並不能一竿子立即解決所有問題。可是，越是長期在獨裁統治下的地區，他們的期望值越高read.99csw.com。制度轉型之後，社會對危機的心理承受能力會非常脆弱。

1978年12月6日，西班牙全民公投通過憲法。百分之六十八的選民參加了投票，其中只有百分之七點二的人投反對票。1978年12月27日，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簽署憲法。西班牙王國的君主立憲制度正式確立。

制憲過程，先是指定了各大黨的七個代表起草憲法。起草委員會被稱為「求同聯盟」，其中包括最大黨民主聯合會三人、社會黨一人、共產黨一人、右翼人民聯盟一人、加泰羅尼亞政黨一人。非常遺憾的是，他們沒能把巴斯克的政黨代表拉進來。

西班牙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全面轉變，確立了新的君主立憲制。這是蘇亞雷茲個人政治生涯中值得驕傲的成就，也是西班牙大眾和政治精英的共同意願。回想起來，能在短時期內完成轉變，也離不開佛朗哥時期就已經開始了的，西班牙對為趕上時代而做的長期準備。佛朗哥是一個獨裁者，可是西班牙在佛朗哥時代的前期和後期是不一樣的。在佛朗哥生前，西班牙已經是一個經濟發展、開放的國家。在變革進程開始的時候，體制內的佛朗哥舊部，不是頑抗變革，而是率先組黨。這一刻，你不能不想到，他們的領袖佛拉加在1966年就推出了取消預先檢查制度的新聞法。

裏面是長長的走廊，集中幾間公共小浴室和公用廁所。住房寬寬大大，有小陽台。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們忘了明天的住處還沒有著落，倒頭先睡了。

盟約的政治部分是一些有關立法的意見，目標是要把政治改革導入法治的軌道，最終實現新憲法。其中最重要的是修正了對公共秩序法的定義，定義為「在自由、和平、和諧地享受民權和尊重人權」基礎上的公共秩序。政治改革還包括警察的改造，將民衛隊置於內務部之下，而不是軍隊控制。

我們在西班牙旅行，漸漸適應了他們的作息時間。什麼都晚兩個鐘頭，正午不是中午十二點，而是下午兩點，午後他們要小睡休息三兩個鐘頭，然後再工作。城市裡最明顯，冬天的巴塞羅那，商店會在下午一起關門，告訴你下午四點再開。當別的地區夜市結束，城市要進入安睡時，西班牙夜間生活剛剛開始，酒吧咖啡館里燈火通明、人潮洶湧。

不過畢爾巴鄂的寄宿舍和小旅館還是大不相同。寄宿舍是以前的公寓大樓改建的。上海的蘇州河邊，以前也有很多這樣的公寓大樓，樓層高敞，長長的走廊，打蠟的硬木地板，陽台上是鐵花欄杆。畢爾巴鄂老城的公寓大樓，現在仍然是住家的公寓，只不過部分房間，有時候是一層兩層，改成了給旅行者住的寄宿舍。我們按電鈴，「敲」開一個有寄宿舍的大樓，一進門就是個「很奢侈」的大進廳空間，很氣派的老式雕塑，和我們習慣了的小旅館很不匹配。樓梯寬大到豪華的地步，上得三樓，進一大門，裏面別有洞天。見了寄宿舍的管理人員。一開口，完了，她的英語恰和我們的西班牙語一樣，完全不足以溝通。我只是隱隱約約明白，住宿有問題，因為老太太在搖頭。這可是巴斯克的半夜，我們還能去哪兒？

西班牙制憲進入第二階段，從5月開始，議會憲政事務委員會的三十六個成員開始公開討論。這是需要極大耐心的一場討論。總的來說，中間派佔上風，雖然好幾次到了分裂邊緣。激進觀點漸漸被邊緣化，特別是右派人民聯盟和巴斯克民族主義政黨，他們逐步成為少數，他們不肯退讓的主要原因是教會與教育的關係，以及區域自治問題。

長久以來，佛朗哥的國家不是政教分離的。所有的學校，包括公立學校，都多多少少帶有教會學校的性質。宗教戒律和法律沒有完全分開。違背宗教戒律，在西班牙可能就同時是違法。宗教文化滲入這塊土地，佛朗哥上台的時候採取的對宗教的態度和強制政策，甚至是他順應民心的地方。只是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使西班牙的宗教離開政治，無論如何也是時候了。可是到了操作層面，有民眾的宗教文化感情問題，也有細節操作的困難。天主教會和國家的關係如何重新劃定；政教分離，要分離到什麼程度；天主教會和教育的關係；天主教會原有的戒律，如離婚、墮胎等，法律是否仍然支持，對西班牙人，都是大問題。

蒙克羅阿盟約的經濟部分，是緊縮和節制的計劃。國家更多干預經濟，控制工資水平；提高退休金30%，將失業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資水平，用遞增的所得稅代替間接稅，開徵新的公司稅和財產稅。社會保險和政府開支將受議會嚴格監督。他們還同意，為七十萬學生增加新教室，最終目標是免費教育。他們還一致同意把地區性的語言和文化引入學校課程。盟約還包括改造貧民窟，控制城市土地投機，補貼住房。其農業改革計劃，是把租地者轉read.99csw.com變成土地所有者，最終結束佃農。

這次經濟困難，來自1962年到1975年經濟高速增長后的發展不平衡。通貨膨脹，原材料價格上漲，失業率上升，而政府還沒有應對的經驗。它的端倪在早幾年就開始了。從1973年到1977年，西班牙通貨膨脹率一直在百分之十五居高不下，失業率增加了兩倍半。失業人口中，只有一半能得到福利救濟。於是，民生困難、罷工增加，西班牙成為歐洲國家中罷工率最高的國家。

西班牙的立憲非常困難。因為這曾是一個以天主教為國教的國家，別的地方可能是冷靜的政治議題，這裡是牽涉信仰、是很傷感情的事情。

此時此刻，人們會想起，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在一次呼籲支持憲法的群眾集會上的話：「今日西班牙之民主，儘管還醜陋，卻要比那埋葬了的過去，好一千倍！」

首相蘇亞雷茲對議會說：「憲法，作為民族和諧的表達，必須通過一致認同而達成。」

我有時候想，激烈爭執后妥協的憲法，比沒有爭執的憲法要靠得住。一個社會不可能沒有矛盾和衝突。要是不浮上表面，不是被一強勢壓死，就是大家不把憲法當真。西班牙人在制憲過程中爭個面紅耳赤，這表明以後他們是打算認真實施的。

就在半途，我們經過古城布爾戈斯（Burgos）。遠遠地，可以看到安葬著中世紀西班牙戰神熙德的教堂。可惜，我們沒有時間下去。

這時，求同聯盟的七君子開始產生分歧，主要是地區自治、教育和教會問題。這些分歧一時無法求同，越討論分歧越大。1978年3月7日，社會黨憤怒撤回代表。加泰羅尼亞代表向自己的黨報告說，委員會意見紛紛，唯一還有一致認識的是，我們最終必須完成這項工作。剩下的六人苦苦糾纏，最後出來一個修改稿。4月10日簽字，社會黨代表也回來簽了字，總算沒有分裂。

這當然和兩黨的形象調整有關。1977年選舉后，共產黨在卡利約領導之下，明確地表示支持民主進程，和以往的形象漸行漸遠。這是1979年共產黨在大選中成績顯著的原因。但是，內部責難和分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八十年代，西班牙共產黨分裂為幾個黨，在全國範圍內分量下降。

蘇亞雷茲認為，應付經濟困難必須和政治改革結合，要讓所有的政黨派別，都積极參与應付經濟困難，而不要使一部分人成為經濟困難的單純受害者，從而遊離于政治改革。他的策略是「政治求同」。

西班牙人愛喝酒，這個盛產葡萄的國家，也盛產價廉物美的葡萄酒。西班牙人還健談，他們一旦感覺你是一個可以談的朋友，話匣子打開，那就推心置腹，滔滔不絕，甚至忘記面前的旅人其實聽不懂他們的語言。酒吧咖啡館或者小飯館的桌子，往往從屋裡綿延到屋外，人們坐著站著，一杯在手，滿面紅潤，兩眼放光，面對面地大聲說著話。這鏡頭幾乎是一幅完美的圖畫，卻可以出現在西班牙的午餐時間，更不要說晚餐了。這和美國文化很不一樣，美國人的午餐時間屬「工作之中」，極少看得見公開喝酒。西班牙人不一樣，他們喝酒聊天，比比畫畫的樣子，你在旁邊看著都挺高興。和巴黎露天咖啡座的優雅相比較，就更是另外一回事。

1977年第一次大選后，就在西班牙國家範圍內形成左右對稱的兩大黨兩小黨競爭的局面，大黨一左一右處於中間地位，形象更溫和，小黨一左一右處於兩端，形象更激烈和極端。這種溫和和極端，既是政黨本身黨綱訴求的結果、是自身的選擇，也是歷史的遺產，是民眾的歷史記憶。

這次，蘇亞雷茲要防止經濟困難造成政治分裂，他乾脆把所有黨派都請到家裡來談。

1977年第一次大選成功，恰逢西班牙經濟困難。雖然經濟危機和政治上轉型並沒有直接聯繫，但是非常自然地，給了反對政治改革的人口實。這是西班牙民主改革很危險的時候。如果因此形成政治上的分歧尖銳化，就很容易把民眾往兩極拉，出現內戰前的政治兩極分化的狀況。一般來說，在野的反對派出於自身利益，會有這樣做的天然動機。可是，七十年代已經不是三十年代，西班牙的政治家，已經成熟了。

大選之後，西班牙歷史上遺留的很多矛盾還沒有觸動，這些矛盾恰恰隱含著各政黨之間的深刻分歧。按政治改革法，大選后民選議會要制定新憲法。這部新憲法要回答一些基本問題，如天主教會和國家的關係、王室的地位、教育和教會的關係，以及地區自治的程度問題、土地問題、經濟和社會福利問題，等等。歷史上，第二共和國就是在這些問題上無法妥協，造成了內戰流血。

西班牙制憲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它們跨越了許多認識的、利益的溝坎。當年，就是這些邁不過去的溝坎，釀出內戰。今天，西班牙在證明，歷史記憶也可以起到正面作用，他們在吸取教九*九*藏*書訓。制憲期間，西班牙左右各黨派都在以歷史記憶為鑒，促使和解。西班牙共產黨的領袖們，在制憲過程中一再發表文章和演講，回顧並一再坦率承認第二共和時代自身和其他政黨所犯的錯誤，回顧內戰對西班牙帶來的破壞和災難，回顧因內戰而推出的獨裁對社會發展造成的停滯、障礙。正是歷史，促使西班牙政治家，無論有多大的分歧，終於沒有放棄努力，得到了一部憲法。

經過一百四十八個小時的議會辯論，總計一千三百四十二次演講，議會憲政事務委員會終於在6月20日完成了修改稿。

西班牙憲法於1978年12月28日生效。同一天，首相蘇亞雷茲發表電視講話。他在電視上宣布，他已經請求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下令解散議會，啟動新的選舉。這具有象徵意義，這是在制憲以後，按照新憲法規定實行的第一次選舉，具有更確定的合法性。通過這次選舉，蘇亞雷茲本人從1976年國王個人任命的首相，到1977年第一次大選當選的首相，再變成制憲以後按照憲法規定當選的首相。這一變化將象徵著西班牙從君主制轉變成君主立憲制。

為此，工人必須接受到1978年工資上漲百分之二十二的上限，這意味著工資水平停滯，不再加工資，但是也不下降，因為政府的目標是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二。

但是，這還不是議會能接受的憲法。

這才發現畢爾巴鄂和上海的差別——河水環繞的老城之外，是晴朗的、有霧氣的、深綠濕潤的群山。

這次考驗，圍繞蘇亞雷茲而發生。起因就是在整個民主化過程中，始終顯得「彆扭」的巴斯克地區。

自由的空間大了。可是自由和秩序往往是互為代價的。政治改革是一個解禁過程，會帶來極大的社會變化。尤其在剛剛開始的時候，社會的調節，根本跟不上變化的速度，人們無法適應。在這個宗教根深蒂固的國家，「突然間」，歷史學家評論說，西班牙人「把重獲自由當作一種發泄」，不僅色情刊物泛濫，而且社會治安直落谷底，刑事案直線上升，警察束手無策。計程車不敢搭載單身客，怕給「幹掉」。在瓦倫西亞和巴斯克地區，則恐怖活動日益猖獗。

出車站不遠，就是畢爾巴鄂河。這兒的街道、大樓、路口和這條河這座橋，在夜間像極了上海蘇州河上的四川路橋，一瞬間似乎感覺是站在四川路橋下的郵電大樓前，只是這裏的高樓更多一些，燈光更亮一些。

第二共和時期最後走向內戰，就和經濟危機有關。當時的西班牙經濟危機，是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一部分，內戰中斷了西班牙的共和制度。這次，幾乎和蘇亞雷茲開啟政治改革同時，西班牙遭遇又一次經濟危機。經濟困難出現在這個時候，怎樣處理，成為對西班牙政治改革的考驗。

蘇亞雷茲「政治求同」的一個具體做法，就是「談」。不談怎麼能求同，求同必須談。蘇亞雷茲擅長的談，不是政治家們的正式會談，而是一個西班牙人和另一個西班牙人的面談。這種談，不能在會議室里，通常是在飯店裡、酒吧里。在場的不是秘書工作人員，而是飯店侍者。桌子上不一定有文件筆記，卻一定要有香檳葡萄酒。還有，這樣的談沒有時間的限制，喝著酒，可以無窮無盡地談下去。西班牙人，本來個個都是夜貓子。最後，把政敵談成朋友，把分歧談成合作。

1978年10月31日，憲法文本終於以壓倒多數通過。在最後投票中，五個右翼人民聯盟的代表和三個巴斯克代表投了反對票，十二個巴斯克代表缺席棄權。

蒙克羅阿盟約讓我們對西班牙人刮目相看。當時，距離佛朗哥去世還不到兩年，距離大選之後不過四個月，落選的各黨，還在吞咽失敗的苦果，其中有佛朗哥時期的權勢人物佛拉加，有最大的兩個在野黨，他們完全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給蘇亞雷茲一個「好看」，而且名正言順，在野黨代表民眾抗議，為民請命，天經地義。我們看到過多少新生的民主實驗中，在野黨能煽動就煽動，能開打就開打，哪裡肯做這樣的配合。西班牙民主改革最困難的時候，失業率幾乎接近美國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水平，西班牙卻忍了過來。由於蒙克羅阿盟約，西班牙政治改革在經濟極為困難的七十年代順利展開。西班牙人能如此走下來，實在令人驚訝。

真正的考驗，是在制度轉型以後。就像必鬚生一次大病一樣，活過來，改革才像獲得免疫力之後的嬰兒，算是能夠長大了。在1979年大選以後的一年多時間里，這一切都如期發生了。

告別科爾多瓦，坐上北上的火車。一路上又是安達盧西亞和拉曼卻的壯闊景色。還經過了無htｔｐｓ://ｒｅad•９9ｃｓｗ.ｃoｍ數的橄欖樹林，那是我們已經熟悉了的乾旱，幹得連草都不生，銀灰色的橄欖樹下，就是裸|露的土地。也有稀稀拉拉的松樹，可是，就算綠，也是干乎乎的綠。中午時分到馬德里，我們必須在馬德里換車站，轉上去巴斯克的火車。好在兩個車站之間有地鐵相通，不用出站，時間也不緊。

這是蘇亞雷茲在改革進程中期的關鍵時刻，依靠在野黨和反對派來對付經濟困難。執政方作出一些承諾，其條件是民眾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忍受經濟困難，在野黨不惡意利用經濟困難和民眾的失望來給執政一方製造麻煩，而是幫助政府說服群眾忍讓。事實上，這次盟約的執行，在短期內有利於政府調整而不利於民眾。民眾是生活艱辛的實際承受者。特別是共產黨這樣的左翼政黨，沒有從盟約中得到什麼，卻放棄了他們本來可以利用這種形勢擴大影響力的機會，實際上是反對黨作出了很大犧牲。卡利約堅持這樣做，不僅是他的思路轉變，還表現了一個誠實政治家的底線：歸根結底，你是要什麼？如果是為了民眾的長遠利益，那麼，當你確信協助政府渡過難關，符合民眾的長遠利益，那麼妥協與合作，就是一個誠實的政治家的自然選擇。

這樣的私下面談，有段時間經常借馬德里一家叫做「何塞·路易斯」的飯店進行。所以，這種政治溝通方式有個浪漫的名字，叫做「何塞·路易斯之夜」。他們甚至總結出經驗，「何塞·路易斯之夜」，必須在飯店酒館這種公開場所，必須隨心所欲，沒有議程，沒有規定議題，沒有非要達成的結果。還有，人不能太多，否則氣氛出不來。

右翼的人民聯盟，經歷剛好相反。他們聚集著一批佛朗哥時代的官員。「運動」解散后，原來「運動」舊部也加入進來。他們在佛朗哥死後失勢，國王和首相顯然都不喜歡他們。此刻，反而是右派們感覺自己受壓制，感覺西班牙社會把佛朗哥看成一種「原罪」。他們認為，民主化的結果在完全否定佛朗哥時代，民眾義無反顧地拋棄佛朗哥是不公平的。1977年大選后，他們以為，這都是左派「宣傳」的結果。他們想扳回來。

「何塞·路易斯之夜」是西班牙文化中產生的獨特的政治溝通方式，蘇亞雷茲首創，在西班牙政治改革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這和西班牙文化中的那點天真和驕傲有關。在酒杯前坐下之前，他們就有那點天真和那份驕傲的。酒只是催生了天真的袒露和驕傲的燃燒。葡萄酒只是撕下了政治給人套上的假面具，心中原本有一份拉丁真情。假如工於算計，以計謀為高明的政治動物，喝之前就會撂下那句話：喝酒之後的承諾是不算數的。

新制度的特點，是唯有自己才能判自己的政治死刑。只要你有能力反映民意，做民眾的嚮導，早晚有一天民眾還會追隨你的。從這次慘敗開始，右翼開始學著適應遊戲規則。他們仍然有上台唱戲的機會。

一早起來，老太太比比畫畫，說是可以住下去了。我們高高興興交錢，背起出門的背包。

7月份，「求同聯盟」七君子已經工作了整整一年。議會對最後修改稿進行了審查、表決。只有兩票反對，十四票棄權的主要是右翼人民聯盟的代表。憲法文本給送到參議院，參議院通過時做出修改。議會再將這些修改結合到原先文本中。

雖然時間緊迫，可是在心裏，我們一直在為去巴斯克的行程準備理由。它在北方，很遠。可是，正因為遠，沒有去就很不甘心，覺得這是西班牙非常重要的一塊土地，應該踏踏實實在上面走過，才比較放心。再者，後現代建築思潮之後，我們最想看一眼的聞名世界的未來主義建築古根海姆博物館，就在巴斯克的畢爾巴鄂（Bilbao）。還有，就是「埃塔」和巴斯克獨立運動，聲名在外，我們實在好奇。

1977年9月，首相蘇亞雷茲邀請各大政黨的九位領袖，包括社會黨的岡薩雷斯，共產黨的卡利約，右翼人民聯盟的佛拉加，以及加泰羅尼亞政黨（PDC）和巴斯克地區政黨（PNV）的領導人，住進首相官邸蒙克羅阿宮，討論國家經濟問題。這些人覆蓋了西班牙從左到右以及自治區域的整個政治層面。

河邊小廣場之上，高揚著一面紅底、白色十字架、綠色斜交叉條紋組成的米字旗。這是巴斯克民族主義的創始人阿拉那（Sabino Arana）親手設計的巴斯克的旗幟，那還是1894年的事情了。

制憲又是非常關鍵的一步。